在穆克吉小说系列中，《嘉丝敏》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其中的女主人公嘉丝敏是对此前的塔拉、蒂姆泊、玛雅和巴特尔夫人等移民女性形象的超越。故事的开头，占星士预言身为印度教徒的嘉丝敏将成为寡妇和流亡者。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不同的是，嘉丝敏最后幸存下来，因为，她和《妻子》里女主角蒂姆泊优柔寡断的性格截然不同。在异国生存的漫长道路上，嘉丝敏勇敢地反抗加在她头上的悲惨命运。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在生存过程中，我已经变成了简，一个战士，一个适应者。”她仿佛是印度移民中蔑视一切、挑战命运的当代普罗米修斯。生于1942年，比穆克吉小两岁的印裔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曾对自己在美国的身份意识这样总结道：“没有哪个妇女像我这样，讲孟加拉语却又不是孟加拉人。这是因为她们没有我的经历。我是与众不同的人。这完全是跨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也发现我自己多么具有双重文化属性。在这里，即使我一直穿西方的衣服，我仍然有一个外来居民（resident alien）会遭遇的文化困境……我不在乎这点。我不在乎在东西方都没有家的感觉。”斯皮瓦克以自身经历叙述和暗示第三世界移民身背双重文化属性的生存战略，那就是战胜“外来居民”乡愁似的文化困境，迅速主动地融入异质文明的文化场域，在“没有家”的地方找到有家的感觉。仿佛受到斯皮瓦克文化生存战略的启示，穆克吉笔下的嘉丝敏已经变得坚强起来。在她那里，乡愁已经没有多少立足之地。她说：“我变了是因为我想变。将自己蜷缩在乡愁里，将心包裹在子弹打不穿的背心里，这是懦夫。”她的话仿佛是拉什迪移民观的变异和发挥：“什么是移民最好的东西？我认为是他们对前途的希望。”在美国这个新世界里，嘉丝敏勇敢地抛弃了第三世界移民的乡愁情绪，带着亡夫和自己的美好希望奔向未知的未来。随着她的名字每一次变换，她对生活的希望又增加了一份自信。且听嘉丝敏对自己来到美国后的曲折生涯的回顾和展望：“但乔蒂现在是一个萨提女神（殉夫女神），她在佛罗里达州一个用栅栏围起的汽车旅馆后面的一个火葬堆上焚烧了自己。嘉丝敏为未来、为亡夫心目中的‘维杰—妻子’公司而活。嘉瑟去看电影并为今天而活。”在嘉丝敏心中，非法移民的屈辱已经如同寡妇殉葬的悲惨历史一样被彻底埋葬。她已经通过非凡的毅力将自己的名字即文化身份“翻译”成脱胎换骨的嘉丝敏和嘉瑟。从这种意义上讲，穆克吉的这部小说是后殖民时代典型的跨文化“成长小说”或曰“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她接过了几百年前歌德等伟大作家传递过来的文学接力棒，在塑造后殖民时期处于“成长”和受“教育”阶段的第三世界移民形象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绩。这样来看，穆克吉此前的《妻子》、《中间人》等作品也属于“成长小说”的序列，只不过，那些前期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没有成长到嘉丝敏那么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地步。
和穆克吉在《中间人》里塑造的特里尼达移民嘉丝敏不同，《嘉丝敏》中的嘉丝敏来自穆克吉的故乡印度。但是，经过对比可以发现，她们同样是非法移民美国，同样有实现自己美国梦的强烈愿望，只不过，作为印度裔的嘉丝敏比特里尼达的嘉丝敏的形象性格更为复杂，最突出的一点是，印度后裔嘉丝敏从印度移民美国的全部道路都充满了反叛传统和女性复仇的气息。这反映了穆克吉已经将第三世界移民女性的命运放到另一个高度来进行思考。她分明已经看到，第三世界移民女性遭受到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几重压迫，这在后殖民时代奉行多元文化政策和“熔炉”思想的自由美国也不例外。她以嘉丝敏的独特形象探索第三世界女性融入第一世界的具体进程。
在穆克吉笔下，嘉丝敏在印度故乡时便因为摔跤在额头上留下一个伤疤。嘉丝敏把它称为“第三只眼”（third eye）：“我怎么向那些只看到些许暗淡而有皱纹的伤痕的男人们解释我的第三只眼？”嘉丝敏这里所谓的“第三只眼”具有很深的宗教文化内涵。湿婆（Siva）是印度教三大神之一。他的形象便为三眼五面四臂。第三只眼长在额心，其上或下有一弯新月。第三只眼可以射出神火。湿婆曾经用它烧掉引诱他的爱神和梵天大神五头中的一个，还烧掉三座妖魔的城市。因此，嘉丝敏的“第三只眼”暗示着她对加诸自身的种族、性别和阶级属性取坚决的湿婆式反击姿态，从而为更快地实现自己在异国的“文化定位”并求取可供自己生存的“第三度空间”创造条件。嘉丝敏第一次使用“第三只眼”的威力，是在被她称为“半边脸”的白人船长粗暴强奸后。作为印度寡妇，遭受强奸是奇耻大辱。嘉丝敏决定一死了之。但是，她对美国之梦的希望又阻止了她自杀的决心，她不能让自己的耻辱毁坏了神圣的使命。这可以视为嘉丝敏拒绝印度教传统安排给她这位寡妇的命运，也可以视为她代表第三世界移民开始反击白人强权话语的尝试，这是对被本质化的女性身份的一次自我解构和一次积极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世界流亡小说是政治性的。”于是，嘉丝敏不再向赐福祛灾的象头神（Ganpati）祈祷，决心挣脱死神阎摩(Yama)的拥抱，将自己变为令人敬畏的迦梨(Kali)女神。“我伸出舌头，割了一下……我的嘴里满是鲜血。我感觉到血流到了下巴上。”按照印度教宗教传统说法，迦利女神是湿婆大神的妻子。她皮肤黝黑，相貌恐怖，伸出的舌头流着鲜血。她的身体由蛇缠绕，胸前悬挂着被她杀死的恶魔的脑袋。“从所有方面来看，她代表一种暴怒而不仅仅是女神。”嘉丝敏现在不是普通的印度寡妇，而是代表属下阶层女性对白人男权的种族和性别霸权进行解构颠覆的当代迦利女神。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但更代表一种颠覆性的“暴怒”。刀在这里似乎可以视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嘉丝敏将刀暴怒而准确地插入白人强奸犯的身体，象征她借用迦利女神的破坏力量，并艺术性地挪用为男权中心主义服务的锐利武器，东西合璧且一箭双雕地摧毁了种族和性别的强权政治，重构了自己的第三世界移民身份。至此，嘉丝敏朝着更快更准确地“翻译”自己文化身份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嘉丝敏的抵抗策略和拉什迪笔下的一些移民如沙拉丁的抵抗策略非常近似。对沙拉丁而言，适应伦敦生活注定是坎坷不平的，仿佛是卡夫卡笔下那个变形人，身体状态每况愈下的沙拉丁在某一天头上长出了角。他尴尬地告诉朋友：“我真的说不出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时我害怕自己正在变成什么，变成别人一定会认为糟糕的东西。”到了后来，他的朋友和邻居都梦见他怪异吓人的模样。沙拉丁的恐怖变形可以视为一种对抗殖民话语和“逆写帝国”的特殊方式，畸形角是一种防护机制。印度著名后殖民理论家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认为，殖民主义导致自我与非自我的分裂。头上长角的沙拉丁变成异形人便是一种“精神崩溃即自我意识的丧失”。南迪将此视为“后殖民时代主体人的一种防卫机制”。对南迪来说，主体人或曰人的主体变成“他者”或与自己相异化，其目的是反抗那些暴力伤害和精神侮辱，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世界“变得梦幻一般”。防卫机制的启动也是一种文化身份的“翻译”程序。经过“翻译”，沙拉丁和嘉丝敏等移民变得坚强勇敢起来。嘉丝敏头上的“第三只眼”以及她幻想自己变成恐怖的迦利女神，实质上是针对种族歧视、性别侮辱启动的一种正当防卫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