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昌宝
传统文化中，关于君民关系的阐释由来已久。孟子有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唐代谏臣魏徵有所谓：“君为舟也，民犹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宋代理学家朱熹有所谓：“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是民为重也。”在此文化形态之下，无论是打江山之时还是坐江山之后，为了获取政权和维系自家专制统治，统治者常常标榜要借重于民，于是“民心可恃”一说不胫而走。
考察历史可知，“民心可恃”可谓大清君臣御外的优良传统。
例如，道光皇帝在给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徐广缙的上谕中曾谆谆教导道：“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弥。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徐广缙上任伊始即写信向林则徐请教“驱夷良策”，林则徐回复说：“民心可用。”
深得秘传的徐广缙也果然是不负众望，与广东巡抚叶名琛一道，顺从民意，拒不履行《江宁条约》（后来的历史叙事中习惯称为《南京条约》），拒不让外国人入广州城，而且大搞所谓的“人民战争”：“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计，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执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戟土匪，外警猾夷。”难怪道光皇帝览此奏折兴奋地朱批道：“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并赏赐徐广缙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叶名琛男爵，世袭花翎，而后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无名群众英雄：“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
及至英法两国与大清帝国因换约而起战事的1860年，咸丰皇帝先是在六百里加急密诏中称：“乡民乃此次战争成败之基石，务使城乡军民各色人等齐心作战，同仇敌忾，共抗外敌，收复失地，荡平夷匪。”后在僧格林沁狙击不成，英法联军开始进犯北京之时发布上谕：“天津百姓，素称义勇，务各敌忾同仇，明攻暗袭，以靖逆氛。朕非好武穷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至该夷所掳闽、广等处内地人民，皆朕赤子，如能自拔来归，或斩夷首来献，朕亦必予以厚赏。”
正因为存有视契约如儿戏的失信心理和不惜一战的赌徒心态，咸丰皇帝一面诏谕桂良“激发天良，力图补救”；一面密示两江总督何桂清以课税全免、开弛烟禁等为代价换得各国放弃进驻北京；一面命怡亲王载垣至前营传令“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
在张家湾、八里桥等最后防御决战打响时，情急之下的咸丰皇帝向社会颁发剿杀上谕：“……现已严饬统兵大臣，带领各路马步诸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领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无论原弁兵民人等，如有能斩黑夷首一级者，赏银五十两；有能斩白夷首一级者，赏银一百两……有能焚抢夷船一只者，赏银五千两，所得资材，全行充赏。”
一个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兵临城下之际，却幻想发动“人民战争”以抵御外敌，他竟然不曾想到，平日这些人做牛做马就是做不了主人，不但权利谈不上，甚至常常遭受各种盘剥，人身权、财产权、言论自由表达权和人的尊严等始终被凌虐，在帝国遭遇外患、爱新觉罗家族及其奴才总管们的既得利益遭受损失时，谁个会挺身而出？谁个会为了那些钱财舍生忘死呢？
更为可悲的，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遥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林则徐和广东巡抚曾颁布类似告示，鼓动和奖赏民众“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各皆准许开枪阻止，勒令退回，或即将其俘获”。史料集《鸦片战争》中载，当时的奖励价码如下：能擒义律者赏洋银10万元，能擒伯麦者赏洋银5万元，能擒火轮船一只者赏洋银2万元，能生擒“白夷”者赏洋银200元，能生擒“黑夷”者赏洋银50元。在之后的1900年，这样的事例再次上演。据《义和团档案史料》载：庚子事变中，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等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大清君臣这种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冒险行径，说来也真是可怜，他们大概不知道，这样的观念和举措，立时将大清帝国置于野蛮国家的境地。史学家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评说道：“这当然是野蛮而好杀的举动，同那些在一个自命为文明超出任何别的国家的政府里供职的官员们嘴里说的或笔下写的比起来，实在不相配合，而且这种野蛮行为也是受了激动的人民的情绪忠实的反响；但是这是一种不懂得近代战争惯例的人民，是一种还需要学习才会使用那些基本信号如休战旗之类的人民，是一种还是信守战争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杀死敌人的书本教条的人民；因此我们对于他们的态度必须加以谴责……对于他们，必须由他们的行动而不是由他们的那些夸张的公告去判断，并且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也必须从他们的实际的成就而不是由他们的文明的自命来评定。”
到了1900年，慈禧太后更是将先帝道光、咸丰的“民心论”发扬光大。她先是对拳民阻止德国筑路事件复谕说不可用兵，以免“致失国家团结民心本意”。在倾向主战派后，所提的理由是：“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之后又在上谕中说：“民心既固，兵气亦扬。”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载：1900年6月16、17日召开的各部大臣和王公议事会议上，慈禧太后针对总理衙门大臣袁昶认为义和团不过是造反者不可靠的观点驳斥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
不仅慈禧，这时期主战派们都开始重视起民心。例如贝勒载濂在奏折中就郑重其事地说：“窃查拳民能避火器，虽无确据，其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不扰良善，则系众口一词。惟漫无纪律，以致奸民乘势扰乱。傥饬统兵大员忠信素浮如董福祥者妥为招抚，练为前队，可以资敌忾而壮军声。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伏祈宸衷立断，以快人心。国家幸甚。”
对外主战派最狂热的代表端郡王载漪，曾公开扬言，义和团的拳民有神术，“夷兵所恃者火器，神拳复能制之，此天赞我也，必收用之”。（胡思敬：《驴背集》）并在总理衙门设立神坛，亲身实践，其掌管的虎神营大力吸纳义和团。他与军机大臣刚毅合奏：“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怂恿积愤已久的慈禧太后招抚义和团，并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会同刚毅、徐桐、崇绮、启秀、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以及刑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赵舒翘等二十余位主战爱国的王公大臣痛哭陈词，力主对外宣战。
最终，慈禧太后无视郑炳麟那样极有说服力的上奏：“我中华财赋，全视海关入款，若一失欢，则饷源立绌，此其不可失和者一。甲午一役，仅一倭国，尚不能与敌，若合数大国之师，协以谋我，众怒难犯，此其不可失和者二。义和团神术即足以敌洋人，然直隶有义和团，岂各海口、各直省均有义和团乎？此其不可失和者三。传教载在条约，义和团擅杀教民，焚烧教堂，本有不合，是彼之理直，我之理曲，此其不可失和者四。”（《义和团档案史料》）以“不过了”式的行径公然向十一国同时宣战。
在宣战诏书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无深情地写道：“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
要说慈禧太后对十一国宣战是失去全部理性，而仅凭一个受伤女人的歇斯底里置大清帝国安危于不顾，也是低估了这个驰骋于皇宫、游刃于皇权近四十年的女政客。或者说，病急乱投医的慈禧动怒向十一国宣战，固然有受骗的一面，但也不是赤膊上阵没有一点筹码。这筹码，就是慈禧太后在御前会议上所强调的“人心”。
对此，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评判道：“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而且，“仅以民心对外人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就是政治家的失败。”
作为一国的最高领导阶层，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六十余年间，那种天朝上国和老大帝国的思维，并没有因为1860年代的改革开放而有质变，依然看不清天下大势，仍然要继续抱残守缺、固步自封、顽固不化地逆世界潮流地拒绝与文明世界接轨，仅从这一愚蠢至极、不计后果的举动就已见出，大清帝国的气数已尽，确实无可挽回了。
顺便说，义和团事件中，万幸的是各国并没有认真对待宣战诏书，未将大清帝国视为交战的敌对国，而仅仅认为是一次政府和民间的排外行为。
这里就应该追问一下了：人心、民心何时开始这么重要了呢？那些平素高高在上、大肆搜刮民财、视民众生命为草芥的父母官儿，在无计可施时竟然不但会想到这些平日没有基本人权的“民”，而且还赋予其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法力量了。
话说回来，大清君臣看重人心、民心，固然有他们的道理，但是这种君臣、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是否应该不加条件限制地滥用？与肉身无法分离而又缺少现代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的人心、民心，如何去应对现代化军队和器械？
友邦国家又是如何评价大清帝国的这种所谓民心可恃呢？
英国驻津领事威妥玛1875年时曾对李鸿章抱怨说：“自咸丰十一年到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与英国威使晤谈节略》）这话放在25年后再听，依然不过时，而且愈发真切可感了。非洲事务专家、1896年新上任的英国驻清领事窦纳乐爵士曾扬言：“欧洲或任何文明国家的统治者都不会像这些人一样管理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1899年2月窦纳乐还说过：“治疗中国这个病夫只有一个办法，得用刀子，其他办法都不能奏效。”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中提到，赫尔德（Herder）、黑格尔等也早认为中国陷于“可耻的停滞中”，“是个进行了防腐处理的木乃伊，全身紧裹绸缎，上面绘着象形文字：它的体内循环就像是一只正在冬眠的睡鼠”。可以想见，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看到这样有损民族自尊心的意气话，都不会漠然置之，但真要是摆事实讲道理，至少在虐杀谈判代表和义和团这些问题上自知理亏、无言以对。
1875年9月19日，《纽约时报》曾刊载过《大清帝国军事资源透析》一文，其中这样写道：“如果清国人自鸣得意地沉醉于他们想象中的军力强盛的话，那么，与其说是似乎，不如说是显而易见，他们就将会越来越骄傲自大，越来越不把外国人放在眼中，进而也就不再理会是否还遵守他们已经签订的条约。这样的话，他们就只有再次遭受外国枪炮的教训。他们将会看到，新装备的这堆玩意儿在英国或法国军舰面前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而他们那些号称为‘勇士’的乌合之众的军人们，其争强好胜的本领只有在逃跑中才能获得证明。”
庚子事变中，英国驻清公使窦纳乐在使馆解围后的报告中写道：“所有在北京的欧洲人都没有料到中国政府如此笃信义和团的‘神力’，以为依靠它可以蔑视全世界……也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政府会发疯，做出任何有正常头脑的人所做不出的事情。”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曾描述过使馆被围后与赫德的第一次会面：“我俩互相端详对方的脸色，都为我们一辈子的工作毫无成就感到脸红。这位把中国海关收入从三百万两银子提高到三千万两的人成了中国人的屠杀对象。而我在华教了三十年的国际法，中国人到头来却对外国使节的生命视如草芥！”稍微具有平常心和人道情怀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字句，谁个能不为之反思呢？
忽然想起鲁迅先生《沙》这篇短文。其中写道：“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霉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繁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道光、咸丰皇帝以及慈禧太后等高高在上者自然无缘阅读鲁迅的文章，所以也就不会明晓殷海光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任何场合中，要人效死奋斗，必须让大家真正感觉有值得牺牲生命来保卫的东西——珍贵理想或历史文化。”也正是因为不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大清帝国的统治者无论怎样集中权力、励精图治，终究不能挽救大厦将倾、帝国崩盘的结局。
（原载《文史天地》201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