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席
我一向对马一浮不太佩服，据说他在杭州把《四库全书》全部读完了。这话我既不信以为真，也不信以为假。但他几次和鲁迅、周作人一起考试，名次皆在鲁迅、周作人之前，这倒是真的。但他的文章还是不如鲁迅锐利，不过，他讲过一句话，我很感兴趣（否则我也不会提到他）。他说：朱子有言，“仕宦夺人志者，甚也”。以今世观之，夺人志者何独仕宦。大学夺人志者不弱于仕宦。
这段话有一定道理，也多次引起我的思考。“夺人志者”有两种，一种是硬夺，一种是软夺。硬夺，凡有风骨的人皆不畏惧，也夺不了。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比如陈独秀，你叫他放弃自己的“民主”“科学”的主张，他宁肯坐大牢，甚至杀头，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梁漱溟在政协会上提出农民问题，被批判；后来又叫他批孔，他就说出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也宁死不批孔。这就叫风骨，真正的知识分子，必有风骨，志是夺不了的。
软夺，比如你想考大学美术专业学习中国画，大学规定必须考素描、色彩、人体写生，那么你就必须花精力学习素描、色彩等，你知道发展中国画的基础是诗文传统文化、书法和临摹传统笔墨，但你也不能学，因为精力、时间有限，你必须抓紧把一生最宝贵的时间用于学校规定的项目上，你必须放弃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大学夺人志者，甚矣。”
科举仕宦、大学夺人志者是软夺。青蛙在滚热的油锅里，反映极快，可以猛地跳出；但在温水里，它游得自在，水再热了，它就跳不出了，和水融为一体了。旧时读书人大多要通过科举考试而服务于国家，这个，士人们（读书人）都习惯了。读书、科举、做官，科举是关键，科举要考诗赋，你就必须习诗赋。要制义（又叫制艺，即八股文），你就得习制义。宋以后，科举都必须明于经术。宋王安石对闭门学作诗赋即可中举考进士做官特为不满，他说：“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指学习儒家仁义之道，掌握治国之术），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于是王安石便不以诗赋取士，以儒家的经典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他自己还作了《三经新义》，解释《诗》《书》《周礼》。于是应试的读书人又“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王安石很后悔，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
为了科举、仕宦，必须如此。这就是“仕宦夺人志者，甚也”。不是硬夺，而是软夺，硬夺是逼你就范；软夺，是让你自己自觉地就范。
明清的八股取士，很多人认为必须以儒家的几部经典和固定的形式考试会禁锢人的思想、摧残人才。于是便多次有人主张废除八股文。康熙二年曾宣布“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表、判”。但这样不能“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且不用经书为文，则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无法统一士人思想（即夺志），于是又恢复八股文。清朝执政大臣鄂尔泰就说过：“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可见科举尤其是八股取士，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的，孔孟、《大学》《中庸》都是提倡忠义、仁义，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科举、仕宦之夺人志者，是讲圣贤之道，以圣贤之道改造人心。所以，封建社会经科举而仕宦者，大多能廉洁奉公，官员想到的是国家和民众。比如黄山谷《题画菜图》云：“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他还手抄了《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是他们在读圣贤书准备科举时就固定在头脑中了。所以，仕宦之夺人之志者，有的是正确的、必须的。国家取士，必须有一个准则，要使无数士人统一到一个准则中。但关键是这个准则要正确，反之会坏事。
八股取士“实于政事无涉”，于是又设“博学宏词”，录取能文辞之才士，但清朝也只招了两次，便停止了。虽然文辞佳，但道德品质如何呢？是否能统一到圣贤之道中呢？其政治目的不明确也。
而今大学之夺人志者，也是个大问题。考大学、读大学必须有一个程式、有一个标准。你要上大学必须依据这个程式和标准。关键就在于制定标准的人的水平，标准定得好，国家就兴旺发达，人才辈出，人心忠厚；定得不好，国家就衰乱，人才不出，人心惟危。党内出现那么多腐败分子，就是缺少传统教育的结果。他们也许学一点外语和专业，但又不能用，于是钻营权术，以拍马逢迎至高位，以腐败至高位，必行腐败之事。
时至今日，凡人不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者，就会有很多麻烦，就业都困难。一般说来，都要考个大学。你考大学，就必须按考试的规定办。我前面文章说过，你学国画，必须懂诗文、精书法、会临摹。但大学国画专业不考这些，而是考素描、色彩，你就必须学素描、学色彩。这就叫夺人志。你明知学素描、色彩不是发展国画的基础，但你必须学，否则你考不上大学。你作为中国人，想学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但不行，考学、晋升、做官儿不需要传统文化，需要外语，那你必须学外语。
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什么缺失，国家也一再提倡，但大学、仕宦又无此项，所以无人学习。
马一浮是反对大学、仕宦夺人志者，我则赞成大学、仕宦适当地夺人志。夺人志如果夺得好，其实就是培养人志，把夺人志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这个“夺人志”即适当地规定，不能放任自由。但关键是怎样“夺人志”。“夺”之后，对人有利，对国有利才行。比如一个体弱致病者，你强迫他锻炼，结果他身体好了，而且他以锻炼身体为美事，甚至离不开锻炼，这样“夺”就对了。反之，如果一个人喜爱锻炼，你不准他锻炼，以致他身体变弱了，这样就“夺”错了。还有一种“夺”，比如他有体育天赋，你硬叫他学美术；他有文学天赋，而缺少音乐天赋，你却硬叫他学音乐，这也是“夺”错了。
中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各有自己的文化精华，有人学习了德国的交响乐，便大叫，德国太了不起，德国只有一个贝多芬就足以有理由统一全世界。有人读了几篇莎士比亚，便惊呼，英国太了不起，一个莎士比亚足以打倒全世界。我说：“托尔斯泰就看不起莎士比亚，认为他只是三流作家。”他马上反驳：“托尔斯泰太无知，根本不懂文学。”我说：“你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吗？”回答是：“我根本不会读那种下流的书。”我问：“你读过《红楼梦》吗？”他回答：“有了莎士比亚，还读什么《红楼梦》，中国的书不值得读。”我说：“你知道，世界各国都有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会吗？世界小说家公认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世界小说第一吗？”他的回答：“那些人都是走火入魔，他们无知，不理解莎士比亚。”这位朋友不读《红楼梦》，不读托尔斯泰，所以，他不知道其伟大，但他读了莎翁，便崇拜莎翁，也崇拜英国。
“五四”前后，国粹派和西化派交锋，国粹派强调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最优秀，坚决反对和拒绝外来文化。因为他们深谙自己文化之优秀，但他们不了解西方文化也有优秀的。西化派对自己的文化并不深知，我看他们当时连道家学说和道教都分不清，更晚一点的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都说自己当时学画迷恋西洋画的色彩，对中国画不屑一顾，可知，他们一辈子也不懂中国画的奥妙，更看不出中国画的伟大。当然这几个人在中国文化中是不值得一提的，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五四”时期跑到国外去的一群人，会讲几句洋话，其实外语只是一个工具，并不代表你有知识，但他们就要废除汉学，更要废除汉语，目的是要全盘废除中国文化，要废除读经，打倒孔家店等等。其中有些人晚年又开始重视读经、重视孔孟的儒家学说，对自己年轻时的反孔大为后悔。这一批人当时如果深谙孔孟之道的伟大，深谙传统文化的伟大，他们便不会那样反对中国文化。大体说来，研究什么文化便会热爱什么文化，所以，作为中国人，在受教育初期，一定要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而中国文化也确实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至少是优秀文化之一。让中国人自幼就知道自己的文化之优秀，他就不会妄自菲薄，更不会自卑。即使他以后研究外国文化，作为比较，一方面会丰富他的研究，另一方面他会知道，中外文化各有长处。反之，他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他就会自卑；他知道一点儿外国文化，他就会盲目地崇洋媚外，他就会看不起自己的祖国。有一位博士生了解一点印度文化，而且是别人介绍的印度文化，就大讲，印度文化太了不起，中国根本不行，差得太远。我问他读过《公孙龙子》《庄子》吗？他说，根本不能读，太差了。他没有读就说太差。其实他谈的那一点印度文化，在《公孙龙子》《庄子》里讲得比他更透彻、更深刻，因为他未读过，所以他不知道。
再谈谈人的道德品质教育或政治教育。我经常讲，学生学习道德品质和政治课的比例要增加到90%以上，增加的前提是取消政治课和道德品质课的形式，减少或取消的是形式，增加的是内容。语文课、历史课、地理课、体育课、美术课，每一课都必须同时是道德品质和政治的内容。这就要看课文选编者的水平素质如何了。
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绝对要“阐发圣贤之微旨”，“观其心术”，“牢笼志士，驱策英才”，每一课都绝对是人品的教育、政治的教育，同时也学到知识。私塾的第一课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课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然后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还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都是文化课，同时又都是教育人心和为人为国之道。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终身受用。但他们绝对不设政治课和道德品质课的形式。而实际上每一课又都是道德品质和政治。我们的课本选编者根本想不到这一点，他们头脑简单，智力低下，甚至连封建社会私塾先生的智力万分之一也不如。私塾教育，入学开始就以经学章句教育小孩，长大了，自然知道“亲民”“修身”的道理。我们的新式教育，第一课是“人、手”，第二课是“中、刀”。然后是“牛、羊”“水、火”。我读小学时，是“开学了，我们上学去”，试问这对人心、世事有何补益，又能学到什么知识？
“大学夺人志者不弱于仕宦”，这话还可以讨论，但他看出大学的作用还是对的，不仅大学，小学、中学更重要。“科教兴国”，“科”字是多余，发达国家都是“教育兴国”，我们教育搞好了，培养出十万个百万个邓稼先、钱学森、束星北、华罗庚等等，科学自然就发达了。你讲科学重要，但教育不出科学家，或教育出来了，跑到国外去，研究新的武器反过来打中国，又奈其何？
你要发展美术，你重视美术，你教育不出美术人才，又怎么发展？你的教育正确，培养出十万个齐白石，十万个黄宾虹，十万个毕加索，那美术自然发展了。（不必说十万，每四年培养出一个齐白石也就不得了）
国家要强大，人的素质要提高，很简单，教科书编好、教师选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有人说，北洋军阀时期、民国时期，培养出那么多大师和大科学家，而现在一个也培养不出来。很简单，那时候教师是什么水平，现在教师又是什么水平！那时候大师级的人才基本上都在大学任教，社会上只要出现一个人才，马上就被吸收到大学里来。我看了很多资料，很多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毕业，甚至又到国外留了学，回来也只在小学、中学任教，等他出了可观的成果，足以显示他的才力，才被大学选去。现在本来就没有什么人才，矮子里选将军，或许有一点稍好的人才，而上上下下为了破坏教育，成立无数研究院、科研所、画院等，把大学里一流人才差不多全部调走。教育可知也，国家之兴可知也。悲夫。
（原载《中国书画报》2016年7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