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颖
一
我的办公室始终摆放了一本书，《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说始终，似乎也不尽然，其实这本书在家和办公室之间来来回回过无数次，最后定居在了办公室，成为我编辑工作的压舱物。我喜欢钟叔河先生的文字，大概是从这本书起。此书1986年暑假购于长沙，起因跟陈旭麓先生有些关系。记得一次去拜访陈先生，他刚刚从湖南参加完一个近代史的研讨会回来，知道我是湖南人，便说这次去长沙，见到钟叔河先生，读了他写郭嵩焘的文章，非常佩服。他说曾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写过郭嵩焘，但“姜还是老的辣”。此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走向世界丛书》是当代出版史，乃至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该丛书新世纪重版时，我得到过钟先生馈赠精装全套，颇感珍贵。他说，“我编《走向世界丛书》，是有这么一点理念的”，“中国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受屈不受屈，受的待遇公正不公正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要不要走向世界、能不能走向世界的问题”。钟先生是从牢房出来，通过“走向世界”走向了中国读者。钱钟书先生就是读了他编的这套书，想跟他晤面，并进而建议将所写序文结集单行，表示愿意为之作序。多年后，杨绛先生在给钟先生的信中说：“他（钱钟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跟钟先生的缘分始自1987年。那年我硕士研究生临近毕业时，冒冒失失地给钟先生写过一封信，希望到他主政的岳麓书社去工作。可这时，他正闹着要调离湖南去四川。他回信说，不想在湖南搞下去了，“刘正同志和孙南生同志在谈话中表示不能放我走，至少是在目前，但我却没有同意。你是否可以先暂时在长沙找一个接收单位（非教育系统的），等到下半年或明年再看情况呢？”这原因我后来看先生的文字知道大概，出版曾国藩周作人，很多人反对，告状说他偏爱汉奸，不出革命回忆录，这种背景下，社里举行了民主选举，一人一票选总编辑，他落选了。
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后，我去岳麓书社拜访。临走时，钟先生送了一本他编的《知堂序跋》。记得他将书递到我手上时说，周作人的文章值得读读。我想，他是希望我这个出版新人好好读读周作人吧，如果想把文章做通的话。他有一篇文章回忆儿时阅读对他的影响：“后来觉得，还是周作人的文章经得看，每次都有新的感觉。他的文章看起来是平淡的，却有着更深的意思；去解读这个更深的意思，就给了我的好奇心广阔的空间。我后来有一点写作能力，就是从看这些文章得来的。”对我来说，送这本集子还传递了一些信息，他当时的工作重点：实施刊印保存周作人文字的努力。前一年，刚刚选编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署名“周作人著”的公开出版发行的新书《知堂书话》，短短的序言集中说明了为什么要出版它：是上乘的书评书话。同时又辩称，自己对其人其学问文章知道得太少，没资格评价。只是知道：“第一，周作人‘已死’；第二，‘他读的书多’。”他在着手编订重印“周作人自编文集”。钟先生在很多地方都谈过他编周作人的事，在《我编周作人的文章》一篇中，对编订周作人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交代。文中引鲁迅、巴金、胡适左中右三个代表人物的评价来佐证其文章之好，说明自己为什么“倾倒于周作人的文章之美”和深刻的文化批判，也间接地表达了对那些“以人取文”的“反文化”的态度的批评。他反复强调编辑出版的“目的是存文，至于因文而论人，或不论文而论人，则超过了我的能力，也不是我的本心。所以我自己不写周作人，也不参加关于周作人的讨论，一心一意就编书”。埋头做，不争论，可看作钟先生的出版策略，显示了他的智慧。
多年后，我南下花城出版社不久，先生在一封回信中又说到周作人：“《随笔》近年倾向似颇‘左’，比如骂周作人，我看就没什么意思，一则他‘已死’，二则比他还该骂的人事还多，三则即使确有该骂的理由，其文章也还是可以欣赏的，比如说培根、马基维里……中国人吃不宽容的苦已经够多了，何其自己也不能学得宽容一点乎。”这是私房话，这里引来，无非想为先生偏爱周作人提供一个鲜活的例子。
有个故事很能说明钟先生的急智和性格特点，说明曾国藩周作人在他手上出版并非偶然：一次逛旧书店，发现一个人正从架上抽出一本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是他早就知道而一直不得一见的奇书，可人家先拿到，怎么办？他急中生智，转身直奔柜台，拍桌子道：你们真的不像话，我仔伢子趁我不在家，把我的书拿出来卖，你们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收下了。你们看啰，那本《查泰莱》就是其中一本，我要赎回来。否则……这事他在《买旧书》一文中有详述。
二
199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停业整顿期间，我被借调到湖南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当时处里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制定八五规划，钟先生经常受邀参加专题研讨会，于是跟先生的联系多了起来。会场上，他手里总是握支笔，捏着个小本子，不时会在上面写些什么，但显然又不像在做笔记。一次，我正好坐他边上，大概他看出了我的好奇，告诉我：开会很浪费时间，所以会上常常会开开小差，思考一些问题。他有个习惯，随时将忽然冒出来的零散的想法记下来，上厕所也不例外，为以后写文章准备一些材料。对他来说，珍惜时间，抓紧读书思考，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记得一次在他家，聊到家务事，他说，时间花在家务上可惜，所以在家里极困难，月收入只有二三十元的时候，也拿出近一半的钱请了一位阿姨在家帮佣。这才有了李普夫妇到访，自己竟然不会开火，只好请他们自己动手的一幕。
他的家就在出版局隔壁的家属楼，大概在这个时候，我“登堂入室”了。印象深的首先就是书架上陈列的木工刨，似乎跟出版家、学者的书房形成高反差，同时也觉亲切，小时候父亲为我考虑的出路之一是学门手艺——做木匠。《我家的摆设》中，他主要谈的就是这细木工刨。钟先生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以这篇文章最后一小段最言简意赅，又意味深长：
“我从小喜欢制作，如果允许我自由择业，也许会当一名细木工，当可胜任愉快，不至于像学写文章这样吃力。但身不由己，先是被父母拘管在桌前读《四书》《毛诗》，一九四九年误考新闻干部训练班，又未蒙训练即奉命到报社报到，想进北大学历史考古亦不可能。一九五七年后，作为知识分子，是被投闲置散了，但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忙于做工，身体和精神上反而觉得充实了不少，尤其在能够在屋里放一条砍凳的时候。一九七九年平反改正归队了，坐办公桌又忙了起来，业余时间也无复操刀使锯的自由。如今已经离休，照理说应该有时间做自己爱做的事了，可是八楼上连钉一口钉子都怕妨碍邻居，只好仍旧以编编写写打发时光，真真苦矣。”
苦中有乐才是这句话的全解，否则，先生文字生涯不会这么出彩，我也不会有被先生领入书房，从架上取下图书，兴致勃勃地翻给我看他在书上做的眉批的那一幕。不记得那是哪一年，大概是请先生为《汉英四书》写序吧，他取出的书大概跟王韬参译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工程有关。眉批多是几个字的内容提要，或疑问或指误。这在先生是读书的小习惯，对我来说却是受益终身的读书技巧。从小听父亲反复说的“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时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动笔墨，对帮助记忆，理解原文，方便以后查检都有莫大的好处。最近去拜访先生，想请他翻出他读过的书来看看，寻找当年那深刻印象的实物证据。可是，行色匆匆，没能如愿。先生编过一册薄薄的《曾国藩教子书》，每篇前用几个字概括题旨，大概就是这一习惯在编辑工作中的应用。钟先生说，他喜欢给编的书做提要，最少一个字，最多八个字。这种提要、边注和夹注（最早见初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单行本）可以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这种方式，以后有不少人学样，似乎得其形居多，原因当然是学养学识和文字功夫的差异了。
接触多了，对《走向世界丛书》辉煌背后的故事也了解得更多了。虽然当年李一氓先生就高度评价说：这是他“近年来所见到的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但正如很多图书一样，编辑出版过程都会一波三折，对编辑是一个考验。按当时出版社的惯例，每个编辑一年只有四个选题。而钟先生认为，丛书若是“一本本出冒（没）得用，必须集中出。最好是一年把一百多种出完。我一个人的能力最多出十多种，但实际上又是做不到，那时候要分选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钟先生曾提出自己三年的书号集中起来，一次出十二本。后来因为岳麓书社拆分出去，反倒使一个月出一本的想法得到实施。一关过了，又有难题。出版社的老传统是从来不允许编辑搭车发表自己的东西的。先生给每本书写的前言按此不允许刊登。可这些旧籍新刊，若无合适的前言说明引导，对广大读者而言，不易进入，阅读效果会大大打折扣。钟先生在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研究郭嵩焘长达四万余字的文章，意在证明他的研究能力和水平，并不是随意在自编图书上夹带私货。于是有所突破，前言用假名刊出。等到丛书形成了气候，有很好的反应后，这才用上了本名。
20世纪80年代初，在出版界焕发新生，地方出版社走向全国的改革大势下，钟先生以他对出版的理解，在技术规程和出版理念上大胆寻求突破，机智灵活地应对，这尝试和突破正是湖南出版80年代出版改革的重要细节，也是引领出版风向的重要因素。这种突破使怀揣理想主义的一代中老年新编辑能逐步实现或部分实现自己的梦想。
钟先生多次谈及，他最想出版的三套书是《走向世界丛书》《现代中国人看世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这是他的出版理想。他说：“我只编辑出版自己喜欢的图书。”又以个人的喜好，力推周作人、曾国藩的文集。三套丛书，他只完成了半套，即《走向世界丛书》前36种；《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交给别人出过几种，与他的初衷颇有距离，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虽反复推荐，最终都没有落地。谈及此，颇有些伤感。
三
作为一个出版家，钟先生对图书的装帧制作形式也是颇为讲究的。这一点从《小西门集》的出版流转几个省市可见一斑。此集在先生心目中的地位很高，他说自己的书，最看重三种：《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学其短》《小西门集》。该书先由山东画报社接受出版，南京的书籍装帧艺术家朱瀛椿仰慕先生，主动请缨设计，因设计制作拟用的材料特别，朱先生提出在南京印刷，以便监制，画报社难以办到，于是由朱先生出面联系，转到南京的出版社，此地两家出版社在书稿编审过程中，都提出要删节部分内容，钟先生不答应，书稿辗转到了上海、广州……最后还是在岳麓书社出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对装帧制作的讲究，对设计理念的认可，一度让先生妥协再妥协，但这种妥协的前提是不损害内容，否则宁弃形式而保存内容的完整性。
有感于此，我曾专门请教先生，请他谈谈书籍的制作和装帧。他说，“书的功能是给人阅读，不是摆看的，收藏上架也只是手段，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读。所以我出版书，最起码的要求是一定要摊得开，便于开卷展读或把读。现在很多书，一定要两只手才能翻看，还要用劲压住，手一松就自动合上。而两只手拿握读书，持续时间不可能超过20分钟。那这种书还有什么意义呢？现代生活节奏快，读者静下来在书桌前读书的可能性很小，多在床上、马桶上、车船地铁飞机上，书便于方便轻松地拿握显得尤其重要。当然典藏图书要讲究装帧质量，但那始终是第二位的，第一位还是方便地读，轻松地读，带来读书的愉悦，而不是带来苦恼，觉得费劲。否则就和书的本质相矛盾了。其次是装帧。书有适合的装帧，和内容相适合调和的形式，有美感很重要。装帧艺术很重要，但它始终是一种实用的美术，首先要满足实用，它必须与其设计对象的功能相符。德国是个出版大国，出版的图书有各种开本，但都是整张纸裁印。出版社是以大宗产品作为工作研究的对象。异形开本脱离了书的本意，是邪门歪道。太个性的趣味产品当然也可以尝试，偶尔为之，但那是特例或私人定制之类。”他以为，过分追求形式，忘却了书基本的功能是现在装帧设计的一个不健康的倾向。如精装的书做成毛边本，完全不懂毛边本的功能意义。对国内胶订的广泛应用和技术上的粗糙也颇有微词。
对装帧、制作品质的要求反映了钟先生作为一个出版家的专业精神和审美情趣。先生送我的书中，我特别喜欢他自制封面更换的《偶然集》，“偶然”手稿的底纹上印上行书“偶然集”三个字，特种纸淡淡灰蓝色与蓝字浑然一体，书卷味极浓。这本1980—1999二十年间文章的选抄，本来是列入“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先生以“怯于从军”，“怕跟不上队”为由头，将手中的百十本书重做，并在后勒口印出勘误表。给我的信中，先生说得直白：“我不喜欢湖南文艺出的那一本什么‘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已将我的一本在我自己心目中‘撤销’了。”这些表现出了先生的孤傲、趣味，乃至洁癖。
四
湖南人民出版社撤销，建湖南出版社后，我从出版局图书处回到了单位。开始做《汉英四书》，没想到第一版8000册很快销售完，接到了不少读者的反馈意见，准备修订重版。修订重版前，我以为在一定程度上，这套书跟钟先生的《走向世界丛书》的主旨有关联，理雅各的翻译，是中国经典走向世界过程的重要一环，于是请钟先生写序。面对一个沉浸于初步成功的喜悦和兴奋之中的编辑新人的请求，钟先生一口答应了下来。同时，钟先生也对我提出了要求，他说我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四书》的西传经过及对西方的影响，这一要求使我在编辑工作中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接下来的几年里，写了一系列的经典西行的文字。
可钟先生的文章迟迟没有动笔。也许他不认为由他写序是个好提议。终于，钟先生将文章给我了，文题是空着的，我想这是先生的善意和厚道，给我这初生牛犊留了余地。该文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时，用的题目为《理雅各译〈四书〉》。他写的是书话。他在这篇文章中说：“秦颖准备出版《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老实说，最初我有过一点担心。因为我不太明白它的读者究竟该主要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而且既是古典名著，也恐难找到合适的译者，如果要新译的话。”显然他对这样的出版思路，是有些想法的。文中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的同时，又非常明确给予了肯定。
先生对我的每一个努力和成果都很关注。“大家小集”出版后，我寄过几种给先生，待我去拜访时，他说，丛书名很好，但本子过大，已经不是小集，而整体编选水平也参差不齐。他又说：“选集最容易做，做好却不容易。选的标准是其一，好的导言是其二。选本必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喜欢的文章就是最靠得住的标准。按‘我’的口味选，总有同口味的人会喜欢，也只有如此，才能做点有个性的事。”收到我和邹崝华编辑出版的《昆虫记》全译本后，来信说：“《昆虫记》十册收到，此乃吾兄一大功德，但集体翻译不知译笔总体水平如何……但无论如何《昆虫记》在咱们这个东方大国总算有了全译本，虽可悲，亦可喜也……《塞耳彭自然史》记得给我寄一册，读后如译文差强人意，当为写一小文。《昆虫记》则篇幅太大，一下子难得读完。”两年后，我寄去《昆虫记》的修订本，先生来信道：“《昆虫记》能够这样出，虽然前后两种还来不及比较对照，就凭这一点，也就不让汪原放在‘亚东’印了程甲本又印程乙本的壮举了。”钟先生的夸赞颇有艺术，一般来讲，大的方面，只要有新意、特点，总是会加以肯定，而具体的东西却从来不会马虎，连版式也不会放过。“你出版的，书装帧都好，版式却稍嫌拥挤。”
先生也不时会给我一些出版指点。如多次提及《走向世界丛书》余下的几十种仍可出版，却碍于工程太大，而钟先生又不能参与具体的编校、撰写前言后记，以一家文艺出版社来承担近代典籍的重任，挑战和风险均非一般。又如《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是先生出版的心愿之一，希望我能做出来。可工程也是不小，搭班子，找翻译等等都非短期可成，而初到一地，自主权不大，加上急于出活的心态下，畏难退缩了。大概在2000年黄永玉先生到湖南开画展登门看他之后不久，我去拜访。先生对我在广州的工作很关心，聊天中说，最近黄永玉来访，谈到北欧一位画家古尔德森的《童年与故乡》马上要出版了，于是建议他作一本画传，文、画、诗结合。让我不妨主动联系，争取争取，并将黄先生的电话、通州万荷堂的地址抄给我。可这事我缺少知其不可而为的冲劲，终于没有行动。
我常常会跟先生讨教。记得到广州不久，曾起意组织一套教子书系列，想请钟先生出马，重点当然是他的《曾国藩教子书》。他回信道：“出教子书系列是个好想法，我这里左宗棠的有十三四万字也可以成一本。当然也不能都是儒家正统观念的，也有的以道家或禅理教儿孙乐天知命。顺其自然地也可选一二种。”但花城当时的付酬标准长期没有变化，有些偏低。我知道，书愈小，编选愈难。而当时版税还是个新事物，虽然责任共担，彼此放心，但多年按字数付酬的惯性还很强，何况是编选的读物，此事没成功。前面说到的《小西门集》是先生很看重的一本集子，当该集子在南京、上海走了一圈，总是阴差阳错，出现意外时，先生想到了我。我欣然领命，因当时我不在出版一线，虽是极力推动，但遇人事变动，时间上没能抓紧。这时岳麓书社上门索稿，先生实在是碍于情面，加上这书变故太多，将《小西门集》给了对方。待到这边落定，那边已经出版了。
始终没能为先生出版或是请先生主编策划过书，成了我的一大遗憾。近年，去看先生，多次提到这一遗憾，先生能理解，但我却不能原谅自己。希望将来，会有机会吧，我想！
（原载《南方周末》2015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