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奎
1962年10月，我从南开大学毕业，进入东北文史研究所。文史所在长春建设街16号，房子是原伪满外交部所在。作为东北局事业单位的文史所，是第一书记宋任穷领了周总理有关“振兴东北文风”的指示，在1961年开办的，由宣传部主管，部长是吉林省委书记处原书记关山复。关部长对办文史所十分积极，首先将已办关系调京任“革博”领导的佟冬（吉林大学副书记、副校长）截下来，任这个“小国寡民”的研究所的所长、书记，然后是从吉大、师大找人，搭班子。在1961、1962两年从应届高校文科毕业生中招收了四十余名见习研究员（研究所待遇），在京沪等地聘请了多位老先生，讲授十三经、文字、音韵、乐律等课程。又派员赴京津采购图书（至1965年，已购进各种图书二十余万册）。关部长办文史所的动作引起北京的注意，1964年，周扬（中宣部副部长）调关入京，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之中国社科院）党委书记。文史所很快进入运作轨道，“文革”开始时，全所已近一百二十人，分文史哲六个研究室，开展研究工作。
我是入所的第二批人员之一，头年入所的同学已上了几门课，其中便有钟先生（我们称呼为钟老）讲授的《论语》。我们加进去，继续上《孟子》的课。一般是上午听大课，下午、晚上自修。
钟老（1888—1979）是南京人，名泰，号钟山，早年入江南格致书院，留学日本，学生物学。返国后，曾在两江师范教日语，并研究老庄。20世纪20年代初任杭州之江大学国学系教授。先后出版《中国哲学史》《国学概论》《荀子订补》等书。他精研先秦诸子，研经主宋学而兼治校勘、训诂。他曾和马一浮、熊十力等人先后共事。或称其为泰州学派传人之一。但我查了不少资料，无法证实此说，也就无法弄清他的治学师承关系。
钟老颜容清癯，头发灰白，颇重仪表。无烟酒嗜好，亦不饮茶。上课（在礼堂）时持一皮包入，西装革履，气象俨然，不似七十五六岁高龄老人。授课口到笔（粉笔）到，板书刚劲有力，讲课（经、子）、书写均不查书，课后我们据笔记查对原文，一无错误。同门私下议论，这是前清准备应试的基本功底。匡亚明、于思泊、金景芳、宋振庭等先生都曾前来听课。
1964年秋，文史所的大课告一段落，大部分同学下乡（梨树县）搞“四清”去了，我因为刚生了一场病，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和极少数留所同学，参加图书编目上架工作。当时新楼尚未完工，我和钟老都住在旧楼楼上，接触机会比较多，真正成了“入室弟子”。“有事弟子服其劳”，他除招我去帮点忙，闲聊，有时还在晚饭后拉我去陪他“散步”（实际是走路，速度很快）。一次“散步”时，他问我讲不讲养生之道？我说，不讲。他说，养生之道还是要讲的，要我牢记一首诗：“饥时吃饭困来眠，此是养生玄外玄，说与世人浑不解，却从身外觅神仙。”这首诗，好像是宋人的作品。钟老如此厚待我，事缘上完《孟子》课以后按规定写的作业。对这篇万余字、用毛笔抄写、竖行、半文不白的读书笔记，老先生颇有不满之处，在卷面上警示我，读书作文，须持理、辨理，不得厚诬古人。辞笔严厉。但据说在领导面前则对我颇有扬揄，且深期许。
钟老和他的家族，都是不止一次经历劫难的人。记得我第一次到他房间里去，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回答说，广东梅县，原嘉应州。他听后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教人摸不着边际的话：你们嘉应州干的好事。我问是何意思？他说，洪杨把南京人害惨了，死亡无算；说小事一件，我祖母是小脚，也被逼着去抬沙石搞建筑，苦不堪言。钟老肯定知道洪秀全的上代是从梅西石坑迁到花都去的，也知道曾国藩说过，“贼起于嘉应，灭于嘉应”。我对钟老说，我的嗣曾祖父李悦郎也参加了太平军，打到武汉，觉得干下去没有意思，便“拉倒”，潜逃到香港，去了芙蓉（马来亚）。
钟老在抗战期间随校迁湖南，1939年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此前，曾在湘乡曾宅“寄脚”。他对我讲了一些对曾家的见闻，说曾家有传统，随时准备待客，预备了许多干净的铺盖。还讲了湘西“赶尸”的事。他问我信不信，我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您老信吧？钟老说，天下之事，无奇不有，巫之术，不能尽解，信与不信，尽在各人。我听了，感觉他是相信的。
钟老的《庄子发微》一书，是研究了数十年的著作，至1965年才定稿，在上海雇了两位抄写工抄写成册，由文史所出资三千元，影印二百本，全书约四十万言。书中序言是钟老亲笔写的，在定稿本上，他指给我看，某句是有所指的。说这句话，大概是让后人知其本心。“文革”结束后，先生的家属将此书公开出版。我保存的是定稿影印本，没有看到铅印本。学界对此书评价极高，说他“将《庄子》内外杂三篇会通，相互佐证，着眼于本文，论世、知人、探微、显隐，追寻庄子哲学固有的内在的理论脉络，做出具体的分析”，认为该书还“揭示出为人们所忽视的庄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
钟老早年留学日本，有不少日本老师同学在三十年代活跃在日本政坛上。在抗战军兴后，他急于内迁，就是担心走迟了脱不了身。钟老对我说，你没有经历过，不知道“国破家何在”的滋味，我若留在沦陷区，不就像他吗！钟老说的“他”，是指住在隔壁的李泰棻。李也是文史所请来讲课的先生，原北大教授，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四十人之末位，名躁史界，但他曾任汪伪北平市教育局局长，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以说，在事关民族大义面前，钟老是十分清醒的。
钟老还告诉我另外一件事。1927年，李济深（任潮）主政广东，经朋友介绍，聘钟老至秘书处。可能是为使他熟悉地方并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李派他到博罗去当县长。他上任才三天，便有钟姓乡绅求见，送来一笔款子，为的是打官司求支持同宗的事。接着，钟姓的对手亦如法炮制。钟老以为书生从政，首宜爱惜羽毛，便决心走人，将款子交给秘书，让秘书退款，然后从秘书那里取了条子，再给李济深发电报，以寒家有急事处理请辞，从而告别广东，回上海去了。时间过去近三十年，李济深对钟老并未忘怀。1956年，李（时任民革中央主席）派陈铭枢（真如）到上海活动，任务之一是动员钟老参加民革，许以一些承诺。钟老对我说，此行让陈真如无功而返。他请陈转告李任潮：鄙人年事已高，家人约束只宜静养，所劝之事，敬谢不敏。他的一些知交，忘乎所以，次年纷纷中箭落马。朋友事后闲聊，莫不称“钟钟山洞烛先机，真不可及”。老人说起此事，颇有得意之色。
还是在1957年，他给华东师大中文系研究生上课。他从家里来到学校，在校园里浏览了一些大字报，发现其中有出格言论。进教室后，看到学生未到齐，便问为何有人未来上课？回答是，正在宿舍写大字报。停了一会，钟老对在座的同学说：中共整风请党外提意见，是希望帮它改正缺点错误，并没有别的意思，请诸君千万不要理会错了；既然人未到齐，此日的课便暂停，下课。钟老告诉我，这实际是最后一堂课，未听到“正言”的同学，不久便被“加冕”了。“彼亦人子也”，言之不胜惋惜。
钟老给我们讲《周易》时，指定参考书是康熙朝刻的《周易折中》本子。记得他在讲《系辞下》“子曰：知几其神乎”一节时，说知几实际就是今人所说的见微知著，看出苗头；神，就是变化、玄妙，不作神奇解。钟老阅世既深，懂得事物变化，确能见微知著，及时果断行事。1966年三四月间，社会上正狂热批三家村、翦伯赞这些人，寻常百姓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一日，早饭后，钟老叫我到他房间里去。进去后，他并未如以往示意我坐下，而是指示替他将墙上的条幅取下来。这条幅是康有为写的，横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取下后，他接去卷起来，我才发现他的书已装箱了。我问，您老不是说书要留在此处吗？怎么装箱，是否准备运走？钟老说，你还看不出形势吗？这些东西快没有用了，我还留在此地做什么？说着，他从写字台上捡起正在使用的半截墨递给我，说，这块墨给你留着，师生一场，做个纪念；我日间将回上海，你不必送。我有点茫然，默默地退了出来。不久，他便动身走了。他真是有预见，走得正是时候。不走的话，一切都难说了。在红卫兵大串联时，文史所的造反派曾去上海文史馆找他，要他回长春接受批判、消毒，因为他在课上课下放了很多毒，如说某人照相木木的，这是大智若愚，等等。他答应第二天在车站会齐，乘上海至三棵树的火车。但到时不见踪影，再去追查，钟家的人说，已乘火车走了。据说，人确实乘火车走了。“兵不厌诈”，是家人将他送到南京（或马鞍山）其他孩子的家里，避难去了。
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1969年1月，文史所彻底砸烂，我被发配去了吉林省五七干校，在龙井、左家、青沟子战天斗地，干了四年。其间，钟老给我老家（永久通讯处）写信，我收到转来的信立即回复，不知是否为洪乔所误，嗣后未能再通候。不过，他治学须严谨、生活宜有序、交友唯道义、夕惕可卫身的精神，刻印在我的心田，永志不忘。在国家动乱中，比较起来，老先生是幸运的，子孝孙贤，晚景堪晴，他看到了“四人帮”的覆灭和祖国的春天。
今秋赴杭州师大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这里是钟老多年执教之地；既与老同学相会，不由得回想起五十年前初识先生的情景。人世沧桑，岁月漫漶，侵寻老境，日暮途远。有感于师，写了这些回忆，以作一瓣心香，奉献给先生。
钟泰简介：
钟泰（1888—1979），江苏南京人，号钟山，别号待庵，曾更名育华。
早年肄业江南格致书院，继之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
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日文译教，至1911年凡六年。辛亥革命曾入皖督柏文蔚幕。而后历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师，南京法政专门学校（后改法政大学）日文教席，并开老庄讲座，又任共和杂志社社长。1924年转任杭州之江大学国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冬，杭州陷敌，避居建德西乡。1939年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1943年任贵阳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4年入蜀，与熊十力并任书院主讲兼协纂。抗日胜利后回上海。1948年任光华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入华东师范大学。后转入上海文史馆。1962年应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礼聘讲学。1968年返回上海文史馆。1973年辞职回南京。1979年病逝于家。
钟泰毕生致力于先儒哲理之学，尤精周秦诸子，下及宋明理学，治学主宋学而不鄙薄校勘、训诂。融会贯通，博采众长，成一家言。所著有《中国哲学史》《庄子发微》《春秋正言断词三传参》《顾诗笺校订》及《口斋论语诗》等。
《庄子发微》是他积数十年研究之力作，其特点是将《庄子》内外杂三篇会通，相互佐证，着眼于本文，论世、知人、探微、显隐，追寻庄子哲学固有的内在的理论脉络，做出具体分析，针对当时学术界盛行以庄子为客观唯心主义者之观点，提出不同见解，揭示出为人们所忽视的庄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
《中国哲学史》是其首刊的大著（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是其任教之江大学期间以三年精力撰就。由《中国哲学史》可见其为学风范，盖即金松岑序中所揭出之“纯于学”而“涵泳反复”：唯其“涵泳”，体会先哲之精微，故各家各流均抱同情之理解，能抉明其学说之所以然；唯其“涵泳”，梳理学术大旨及源流，莫不切中肯綮，且言必有据；唯其“涵泳”，能见人之所弊，书中驳正时贤如胡适谢无量，皆确然不可移。
（原载《羊城晚报》2015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