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丰
一九九三年夏季的一天，我在乡下老家的菜园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纸上的漂泊中，我呼唤并期望寻索一种新的地理。我提倡人的不灭，祖先永远活在土地上。认为文学实则是一种变相的考古学。我们不仅要善于从人使用过的器物中，从历史的遗迹与印痕中，从空间的迷局中给祖先和易失的人类按脉，还要善于从当代人的身上发掘我们的祖先，从而发掘人的存在的多样性，从而开启另一扇人的生存之门，进而拓展一种神性的文学新疆界，让比我们更古老的词语重新开口说话。
第一次在我的笔下提出了“地理”的概念，凭直觉认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认为“祖先永远活在土地上”，并且推论文学应该是“一种变相的考古学”。文学“地理”的提出，主要经由一九九〇年前后几个实验小说的托举和承重，具体形成“地理”这一概念是一九九三年。
现在看来，仍然是对的。这个认识后来在福柯和德里达的著作中得以认证。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正是研究时间中的“空间”、历史中的“档案”的。他认为空间为外化了的时间，时间不单纯是“绵延”的，也是沉淀的。“博物馆”看起来保存的是“物”，但其实是时间的“遗迹”，使用它们的人虽然不在，但使用的印痕、生命浸淫的汁渍和时间沉淀的“遗迹”还在。物就像一个“贮放人性的容器”（里尔克语）。时间虽然从死亡的零界、从握着“烟斗”（福柯）的手上断裂，但消失的时间会在“烟斗”上一层层“冷冻”下来，同时它也会在今人身上“沉淀”，这就需要我们去发现发掘。“烟斗”的所指具有意义，它的能指同样具有意义，或许更为本质。德里达的《文字学》也有进一步的表达，《文字学》是一部强调“写”“轨迹”“文本”的书。他认为世界万事万物皆是“时间—历史”的“轨迹”，这种“轨迹”不是直线的“绵延”，而是层层覆盖。现在“覆盖—删改”着过去，透示着未来。眼前的事物，大多为昨天的事物，事物在“延续”中“自身同一”，但今日的事物，已非昨日的事物，今非昔比，“同”中有“异”。这就是德里达的“延异”。
在我的实验小说《人在芈地》中，主人物“尹”三次遭遇一棵命定的楝树，其中有两次是爬树的。三次，表象地看似乎是三个时间片断爬向了一种沉淀的时间；但也可以这样看，三次爬向的不是一棵楝树，而是爬向（尹）自己，自己（在某一刻）就是家乡（芈地）的一棵苦楝。
尹离开猪舍，走了一程，看见一棵熟悉的苦楝。他的手有些发痒。他丢下简单的行李，脱下一件一件的衣，朝手上吐一口唾沫，就向树上爬，爬上树后一看方觉时令已值初夏。这时，他看见米粒般的、紫色的楝花。楝花出现，楝花的暗香也就出现了。尹站在树丫上，深吸一口气，小便的要求接着就来。在树上小便可能与抽水马桶小便大相异趣。它潇洒。尹刚刚撤了一半，树下的竹床上传来一个女孩梦乡中呻吟转为惊呼之声。芸正在楝树下竹床上午睡。芸已到随身携带卫生纸的年龄。芸正在开满紫花的楝树下暖暖地做着春梦……
尹费劲地在酸度越来越稠的空气中一步一步走。他的装订松散的哲学笔记一页一页地飘落。这些靠楝树皮制作的纸品飘逸着楝花时节的芬芳。一棵命中注定绕不开的楝树就出现在眼前。他除下简单的行李，爬上楝树。他爬树的动作像一只敏捷的老猴。爬到楝树的一半，他习惯性地回头望了望，他望见了年轻的自己，自己正走下堤坡。年轻气盛的他竟然没有发现这个爬树的老猴。他向上望了望，他看见了青云般高高在上的树冠。等尹爬上楝树的枝丫已是下午的一些时光。尹喘得厉害，叹息气力不如当年——这时他望见遥远的地方有一支吹吹打打的丧葬队伍走过。
尹跟着孩子走在归家的途中。这时，一片黄色的楝叶飘来，尹绕过一口池塘；二片黄楝叶飘来，尹跨过一根横木；越来越多的黄叶从一个方向飘来，境与物越来越熟。一棵预期的苦楝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凉床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苦楝的下面。此时已是深秋天气，苦楝已过了它的茂盛时期。苦楝上伶仃地挂着一些不落的楝果，楝叶的叶柄正在松脱，一匹匹灿黄的楝叶在瑟瑟的秋风下无声无息地飘落。芸此刻仍身着夏令时的服装躺在凉床上，一根裤带极不体面地拖到地下。芸衣着松散，仿佛刚刚梳洗过似的，才睡了过去的样子。可是芸的身上和四周已积满了历史的楝叶。纷飞的楝叶似乎向人们述说着一件暧昧的往事。
三次，一次与一次都不一样。小说中尹第一次（并非尹的人生第一次）爬树，动作是“丢下”（行李），第二次“除下”（行李）……渐变的。渐变的还有其他。楝树在这里，既可是另一情状的“人”，也可是另一种“泥土”。“人”也罢，“泥土”也罢，都是以空间形式显世或在世的。泥土可以理解成一种高举的“地理”，“芈地”通过这棵树升到了空中，“升”是时间页岩的另一种沉降。“尹”的诞生，“尹”的童年，“尹”走下北方那所大学的台阶，“尹”归故里（芈地）以至“尹”走入棺木等，都能在这棵树的深处望到。树的“深处”正是这一楝树所处的被日常所遮蔽的特殊区域。这一区域，与你所处的纯物理区间也许是一致的，部分是重叠的；但它的未可知的（大片大片的）“页岩”就“叠”在那里，冷冻在那里，你在树下望不到，或很难望到，根本无法契入。当“丢下……行李”或“除下……”，他（尹）就望到了这一隐在的区域，望到了“时令已值初夏”，望见了“年轻的自己”。他的小便洇醒了冷冻在一区间的“正在楝树下竹床上午睡”的芸。有时一匹黄叶打开一扇门，将你引入一棵树的“深处”，使你看见另一区域。飘落的树叶一匹一匹地向你诉说，你（尹）的亲人，那个疑似姐姐疑似情侣疑似母亲的身份不明的女人（芸），芸可以在树叶的飘打中像经霜的黄叶一日之内年老色衰，极不检点，“衣着松散”，“一根裤带……拖到地下”。
我的写作“考古学”的意义，是空间的，遗迹的（发掘），“人虽不在场，却完全存在于景物当中”（塞尚）。因此，我重视“物像”，重视罗伯·格里耶，重视他的重要代表作《嫉妒》。物体和词语中存在“一种非有机体的生命的力量”，“消亡的是有机物，不是生命”（德勒兹）。
我的小说撇开了传统小说的故事链条，特别强调了地理的因素，强调一种考古学意义的地层发掘。《第6种昏暗》《人在芈地》《白棺》《黑鸟为什么盘桓》《蛇的弥漫》等多篇实验小说都特别重视地理。譬如一九九〇写的《黑鸟为什么盘桓》就是一篇特别具有地理性的象征小说。虽然它尚够不上一个短篇的那种特有的精致，但它的价值不在这，而在于叛逆，在于它的延“异”（这正是我所要标举的最可贵的地方）。其实从中国文学传统“延”下的（东西）只能是很小的一部分，重点在“异”（陌生化），重在（血液的）刷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重生。
有一种写作不是承继的、顺从的，而是“反父性的，它自始至终是一场搏斗——既与他者，又与‘孤家’。这个他者，可以是历史幽暗渊薮中的所有‘他们’（父亲们，但不是天父）。在此，我们必须用力、用烈火，打倒并销毁‘父辈’的永生的金像，只有在残酷的销熔中，我们方得以再生（或重生）。同时，写作又是一种召唤（直指可能之物和未知事物）——对神意、对那些游荡的、无家可归的虚位‘在者’，使那些曾经‘在’的‘在者’重新临在，复位和安居”（见拙作《一个逐渐逼近天造的我的永梦》）。
人的这种“反父性”和叛逆与一个人的个性有关。当初严词否决一种大众化的惯性（故事化）写作，否定一种既定系统，一意孤行地确立地理地貌上的物像变化，这确实是很生理很个人化的反应，就像吃某种东西就过敏就呕吐一样，它不适应我的身体和我的胃。可能，我的体液中有一种特别异质的东西，它抵制，它不允许我这么做。人一旦有了这种异质便不易在惯性轨道中滑翔。它规避，它易燃也易爆。如果顺滑它就有可能要（精神）分裂，化为碎片，使不复存在。最主要的是我的身体需要陌生化，需要深潜沉，需要有异于淡水的咸海中的那种逆流；需要一种新的价值、新的路径和炳朗星空的照彻。所以我不看好那种线性的很平面化的写作。我所认可的小说和我所认为的世界不是这样的，所有事物都是共在的、平等的。人不是升起的孤礁，不能孤立的独存。人是由与人共生共荣的天地万物（包括日月星辰大气液态）构成的，万物构成自己也构成人。它们像上帝的恩宠和奥秘一样日夜围浸着我们并成为我们。一点一滴的悸动，一匹树叶在枝儿上的轻摇，一只青蛙在一座新坟上的叫喊，一颗黑桑葚“莆——”的滴落，一支猎枪的蛇影在水面蠕动……都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暗示着什么昭显着什么言说着什么。并非空穴来风。万物静默如谜，但万物也倾声如诉，只是不为人知而已。
所有写作最终在于指向并言说一种不可言说，指向并言说天地万物之深奥。指向并无限切近这种感性背后最本质的存在。指向并非沉默论者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之所谓“对不可言说的必须沉默”。
“如果存在某种不可说但对人类意义深远的真实，那么，人们怎么能言说这种真实呢？不可说的怎样变得可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由著名宗教哲学家H-奥特提出并在他那里解决：“在此重要的是不可说的必须作为不可说的说出。‘不可说性’、神秘没有被消除。”——那么，如何使“不可说的”作为“不可说的”说出，又保持了它们的“不可说性”与“神秘”呢？
H-奥特的答案是：象征。唯有象才使“不可说的”作为“不可说的”说出，又保持了它们的“不可说性”与“神秘”。
事实上，地理是象征的。因为地理中任何一种物象，都是有上帝参与的，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们每时每刻都在言说，通过一种未知的语言介入我们的生活。
那种认为世界万物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粗鄙的片面的，那是人的一种“盲”。认为小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写就是生产，写就是组装，无休无止。无休无止地写无休无止地看。这是制造庸众，也是对现象、对世界真相的和个性的扼杀，对物自体的粗暴干预。
任何一件事的发生都有迹象、有应和、有先兆、有暗示、有预警。不是孤立的。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都在一定的地理中核磁共振。不同的时空也可并置。《黑鸟为什么盘桓》写了一个小孩的惨死，他妈妈很伤痛（振动），他的弟弟很惊恐（振动），周边的事物与气象一起振动。孩子是如何死的？是砍树枝、偷吃桑葚，还是被一支猎枪捕杀？这是一个谜。作品没有明确的宣喻。但围绕这一事件构成的有许多动态、零碎的物象与地缘片断，它们像一个阴谋，一种忧伤的雾霾，像大雨临界的种种征候，围浸着言说着，但又含糊着。
H-奥特的象征，实际上就是强调了一种空间的、地理的要素。记忆的历史的时间的都是地理的，都会在大地上沉降或沉淀。地理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感性的东西，时间才是理性的。人对时间的记忆实际上是对一种地理的记忆，因为它们总是在一定的地理（或境遇）中发生的，然后在相似或相同的地理中遣悲怀、追忆、停顿或展望（向前推进）。地理诞生时间也迷失时间；诞生人类也迷失人类；诞生万物也迷失万物。
强调小说中的地理性，这是空间颠覆时间，感性颠覆理性。把时间还给上帝。这种颠覆性的地理写作直指一种无法把控的最高存在、直指上帝的理性。上帝的理性即人类永远也无法参透的神秘性。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地理小说，也是我的小说观。
（原载《创作评谭》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