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春平
余喜藏书十余年，因喜而藏，因藏而缘，因缘而有心得，谓为书话。
从安思远题赠本说起
去年8月，全球著名亚洲文物收藏家安思远去世，我曾一度想写一篇他题赠《安思远藏善本碑帖选》给我的文章，以怀念这位收藏界的传奇人物，但不知从何写起，故迟迟未能动笔。今年5月，读报看到《安思远旧藏亮相广州春拍》，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以华艺国际这件明十七世纪黄花梨大四件（一对）为例，首先是顶级家具藏家黑洪禄1980年在香港购得，后来在1992年前后，在纽约转到了安思远手上……”至此，使我重起旧念。这是因为，我手中的安思远题赠之书正是与黑洪禄先生有关。
2008年春，我到香港出差，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现为研究院）的马建钊所长托我去看望他的老朋友黑洪禄。建钊是我儿时同学，他不喜收藏但知我喜，此托也是“醉翁之意”，他看我刚换到一个比较空闲的工作岗位，为了让我开开眼界，长长见识，故出此招。建钊向我介绍黑洪禄：“老黑家的古董多到看得眼花，但生活却十分简单，我们去他家，他就煮牛肉面条招待我们。”我知道，建钊和黑洪禄都是回族，用牛肉面招待正对习俗。
黑洪禄先生是一位十分和蔼、外表朴实的老头儿，看不出是一位大收藏家。记得我第一次去他家拜访时，从广州带去一盒茶叶，并在香港街头书报亭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8年1月），里面有我的一篇文章《道教雕版〈福地龙虎山冥途路引〉典藏记》。听我说喜欢收藏碑帖，黑洪禄便问我知不知道安思远这个人，还说就是他把《淳化阁帖》以450万美元卖给了上海博物馆。我回答说当然知道。黑洪禄告诉我，当年安思远买《淳化阁帖》，还是他介绍的。谈到兴起，黑洪禄随即允诺可以请安思远赠一本签名书给我。黑洪禄与安思远是老朋友，1979年，安思远第一次到中国来，是黑洪禄陪他到北京，后来又去了上海和西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黑洪禄把安思远引入中国的。
记得这次在黑洪禄家看了不少藏品，确实看到“眼花”，但具体看了什么已经大多记不起了，只记得有一尊大约五六厘米高的全金或铜鎏金观音像，十分精致，应该是北魏时期的。
大约半年后，我再次到香港出差，又去拜访黑洪禄。一见面，黑洪禄便拿出这本《安思远藏善本碑帖选》给我。我翻开书的扉页，只见安思远先生用英文题赠“TO MY FRIEND XUCHUNPING”，以及“安思远”的中文签名。《安思远藏善本碑帖选》，196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启功先生以《真宋本〈淳化阁帖〉的价值》作序。安思远是世界公认的最具权威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大家，能获得他的题赠本，令我十分高兴。同时，我更感谢黑洪禄，是他为我与远在万里之外又素不相识的安思远牵线搭桥。我想，归根到底，这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然。
《安思远藏善本碑帖选》，有《淳化阁帖》卷四、卷六、卷七、卷八。就是这四本《淳化阁帖》，2003年被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购得，曾轰动一时。此外，该书还有《宋拓十七帖》《宋拓黄庭经》《旧拓晋唐小楷》《宋拓怀仁集王圣教序》《宋拓怀素千字文》《唐小字麻姑仙坛》《水拓本瘗鹤铭》《明拓天发神谶碑》《明拓礼器碑》《曹全碑》（未断本）及《旧拓石鼓文》。且不说那四本稀世珍宝《淳化阁帖》，就是其他那些，也是今天碑帖收藏的珍罕之物。
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品中，碑帖拓本集古代书法篆刻、人文历史、造纸制墨工艺、捶拓工艺、装裱工艺等于一体，无疑最具民族特色。清末民国时期，碑帖善本的价格到达最高峰，但从民国末年到20世纪80年代，碑帖收藏逐渐陷入低谷，碑帖善本的价值在国内外都不被人们所认识。而恰恰从20世纪80年代起，安思远开始购藏中国碑帖善本。作为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这无疑需要极其超前的眼光。以这四本《淳化阁帖》为例，1994年和1995年，安思远先后在纽约佳士得中国书法专场拍卖会购得，总共只用了30万美元，但到2003年，他以450万美元卖给了上海博物馆。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碑帖善本的价值才开始慢慢又被人们重新认识。
（原载《藏书报》2015年9月14日）
《清华周刊》所载梁启超演说词考证
地点：清华学堂时间：1916年1月10日
2008年5月12日《藏书报》曾刊发拙文《刊载梁启超清华演说辞的〈清华周刊〉疑为梁任公文献之孤本》。8年过去了，经笔者进一步考证，《清华周刊》所载的《梁任公先生演说辞》虽不是孤本，但却有着重要的考证价值。
《梁启超演讲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一书共收录了梁启超先生的32篇演说词，其中有29篇注明了演讲的时间和地点，另有3篇只注明时间而未注明地点，分别是《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1917年3月）、《对报界之演说》（1917年3月）、《敬业与乐业》（1922年8月）。在该书的编辑说明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本丛书编校原则如下：一、原著出版于二十世纪初期，内容、结构及语言文字自有其时代印痕。此次编辑出版，原则上一仍其旧，一般不做改动，以存原貌。”由此可见，这三篇有演说时间而没有演说地点的演说词，并非编辑疏漏所致。
近日，重新翻阅民国6年（1917）出版的《清华周刊》第59期，内有《梁任公先生演说辞》，两相对照，方知《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正是梁启超先生的这篇演说词，只不过文字略有不同。《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中的小标题为“为人之要义”、“做事之要义”和“学问之要义”，而《清华周刊》所载《梁任公先生演说辞》中的小标题为“做人之要点”“做事之要点”和“做学问之要点”。两篇演说词的篇幅相当，文字大同小异，各有增减，但完全可以断定是梁启超先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所作的同一篇演说词。由此可知，梁启超先生的这篇《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演说地点正是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
另外，对《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的演说时间，似有探讨的必要。因为《梁启超演讲集》中标注的时间是1917年3月，而根据《清华周刊》上的记载推算，应该是1916年1月10日。以下是《清华周刊》所载的这篇演说词的第一自然段：
“忆昔民国三年十一月五日，先生曾莅校演说，命题曰君子，举周易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两语，为吾人为人之标准。嗣即馆校中，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复为吾人演讲欧战者，凡两次。又尝于吾校留音题词中有言曰：‘吾在城市，与混浊之社会相接，往往悲诧愤悒，心灰意尽。吾一诣兹校，则常觉一线光明横吾前，吾希望无涯涘也。’先生爱悦吾校之诚，盼望吾校之深且切，可以概见矣。今者先生手活共和，解甲归来，于元月十日重莅吾校。吾人不得睹先生丰采者，已两易寒暑矣。今复得相聚一堂，则欣慰愉快，何可言喻。是日午后四钟，先生演说，复谆谆以学生自修方法应注意之要点。告诫吾人，至理名言，足为吾人之圭臬，终身用之有不尽者。爰述大意如左，藉作吾清华同学之晨钟暮鼓，庶不负先生殷殷之厚爱也。”
这段话是《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中没有的，应该是《梁任公先生演说辞》的撰稿人程树仁加上的。读起来，这段文字更像是梁任公演说前的预告。不仅有具体时间：“元月十日”和“午后四钟”，而且还有演说内容：“复谆谆以学生自修方法应注意之要点”。
此外，根据这段文字还可以推算出梁启超先生这次演说的时间应该是1916年。“忆昔民国三年十一月五日，先生曾莅校演说……今者先生手活共和，解甲归来，于元月十日重莅吾校，吾人不得睹先生丰采者，已两易寒暑矣”。从民国3年（1914）11月5日，“两易寒暑”，则应为1916年。
《清华周刊》刊登这篇《梁任公先生演说辞》的时间，距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学堂演说的时间仅一年，因此其所记载的关于梁启超先生的演说时间应是准确的。
综上所述，梁启超先生《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的演说地点，可以确定在清华学堂，时间是1916年1月10日，而不是《梁启超演讲集》所注的1917年3月。
今年恰是梁启超先生作《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演说100周年。百年之后，重读梁任公的这篇演说词，深感并未过时。自修之三大要义，无论对今天的年轻人，还是对整个社会，依然大有裨益。
（原载《藏书报》2016年3月14日）
李镜池先生藏书零拾
前不久路经广州一旧书店，见旧书10元3本任挑，便选了6本。其中有2本值得一提：一本是《中国大事年表》（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初版），书的封面用钢笔书红字“李镜池”，书中天头多处有补录并夹有两张旧的摘录卡片，补录与卡片字体相符，应是李镜池所作。此外，该书还夹带一张“广东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阅卷委员”胸签，第00317号，盖有“广东省高等学校一九五六年招生工作委员会”印章。胸签同样应为李镜池旧物，至今刚好一个甲子；另一本是《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十月初版），书中同样有补录，而且，在该书的扉页，有李镜池用钢笔自书跋文两段，全文如下：
梁氏书备检点用颇便，前有小字本，曾略有订误及补遗，为友人借去，久不还，后亦忘借者姓名，遂告遗失，此后当不轻于借出，免致麻烦，书此志戒。
梁书还不完备，姜亮夫有附载传志篇目本，更较方便，但已不易得。
李镜池 一九五四年
这两本书所补录字体与李镜池自书跋文的字体相符，由此可以证明都是李镜池的旧藏。
今天的广州人，也许大多数不知李镜池是何许人，但只要读过有关《周易》方面书籍的人，便会知道，李镜池是广东现代易学大家。
李镜池（1902—1975），字圣东，广东开平金鸡镇横岗村人。其父李希殷是美国华侨，逝世于美国波士顿。李镜池早年就读于广州协和神学院，二十年代中期赴燕京大学，在国学研究所师从陈垣，亦从许地山、顾颉刚等先生学道教史、古史研究等课程。自1931年起，先后任教于广州协和神学院、燕京大学、岭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古代宗教研究等课程。1952年，李镜池在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五十年代末因染脊髓灰质炎退休。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李镜池便开始对《周易》的研究。1978年，在李镜池逝世三年后，中华书局出版李镜池研究《周易》的论文结集《周易探源》。书中最早的论文完成于1930年，最晚的写于1962年前后。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当代《周易》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著作。2016年1月，该书第5次再版。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李镜池晚年所著《周易通义》。该书是李镜池晚年研究《周易》的专著，系李镜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因病退休后至1966年完成。李镜池写作这部书稿颇为艰辛，此时，他已经因病行动不便，每天只能坐在床上研读和写作。1981年，也就是书稿完成后的第15年，他的学生曹础基教授完成老师遗愿，把书稿整理出版。
《周易通义》反映了李镜池一生探索和研究《周易》的成果，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该书就古经六十四卦的卦爻辞进行注释和解说，简明扼要，浅白易懂，既博取古今注释之优长，又有其独到的见解，如对《周易》是何人所写、何时所写，都有其独到的见解。1985年，该书被香港商务印书馆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2015年11月，中华书局第8次再版，发行量达十几万册。
这样一位易学大家，在他离世四十一年后，他的藏书竟然流落街头旧书店，不知何故？令人感叹。前不久，读到香港翻译家马海甸的一篇文章，回忆他与李镜池先生长达一年的借书还书的交往过程（《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28日）文中还提到有关李镜池的藏书。以下，是摘录马海甸文章原文：
记不清是1973还是1974年，同学的父亲余叔告诉我，华南师院中文系有一位姓李的教授，家里有一些书准备送人，问我可有兴趣。我那时正愁没书读，一听说有书，立时与余叔约好，第二天即到石牌……李住在师院西区的小平房里，房子虽然不大，但房间倒有好几个，他十来个书架近万册藏书就散置在各个房间里。房间湫隘，藏书有些发霉，显然已疏于管理。李教授其时已偏瘫，半卧在床，我们就到他的卧室聊了一会天。
他指着床边的书说：“这些书我准备留给女婿，你不能动，也不能借，其他书你可以借走，读完还我再借。我老了，家里的孩子都不是干我这行的，这些书我留着早晚也得散掉，让有缘人读读也好。”
从马海甸文章可知，李镜池先生的藏书有近万册，而且早在他离世前的几年，他就考虑如何处置这批书。“让有缘人读读也好”，这或许是李镜池认为对藏书处理的最好方法。我想，他的近万册藏书，应该就是这样处理的。只是今天不愿看到，他的藏书，以白菜价出现在旧书店。他的藏书，完全有理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雅之堂。
（原载《羊城晚报》2016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