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蒙
省作家协会组织我们赴辽宁和吉林两省进行文学交流，同时这也是一次笔会，因而沿途安排了采风活动。
沈阳故宫—大帅府—九一八纪念馆—伪满皇宫，我们恰好是按照历史的时序一路走过。
我忽然想到中国封建史的最后一个轮回，想到这次大轮回之后的历史变局。
一
“沈阳故宫”几个金字再次映入眼帘。
少年时代我就通过图片记住了这里的“郭体”书法，曾经将这里的建筑想象得十分宏伟壮观，可当我在上个世纪末年来到沈阳看它时，却颇有几分失望。因为，我已经多次参观过北京的故宫。
北京紫禁城的规模与气势是整个世界无与伦比的，它让我许多次思考过朱棣这个开创者的气魄。北京的故宫占地七十二万平方米，而沈阳故宫仅仅六万多平方米，不及十分之一。但是，沈阳故宫在总体建筑风格上，采取的还是汉族传统的宫殿结构，榫卯相接，飞檐斗拱，从个体上看，也显得高大巍峨。不难看出，他们建造的皇宫是对中原王朝的某种模仿，只是他们那时不具备建造一座与关内皇城相媲美帝宫的雄厚实力。
几经查考，也未弄清这里“小故宫”始建的具体日期。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进入沈阳，是1625年3月，即便从他们定都的这年算起，到他们入关的1644年，还不到二十年。说明那时满族政治集团对入主中原并没有多大胜算，至少他们没有预见到机会来得那么快。
愤怒的农民军将大明的崇祯皇帝逼到煤山的那株歪脖子老槐上自缢而死，朱明王朝主导了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轮回，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下一个轮回，本来是以发动暴民杀进北京的李自成为起点的，但由于起义领袖们众所周知的肤浅和失误，大顺皇帝在武英殿的龙椅上仅仅坐了一天，就仓皇撤离了北京。
清王朝是幸运的。历史舞台将限定给帝制的最后几个世纪的时光，全都给他们了，一天也没有克扣。两百六十七年，相当于前朝“大明”的长寿，这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已经是很体面的了。
然而，它又是不幸的。在它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日子，世界已经转向，最后将其逼上绝路的，正是滚滚而来的时代浪涛。
早在明王朝行将就木的年代，欧洲主张个性解放，以人权取代神权的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开始了几个世纪。就在清军欣喜若狂地杀过山海关的那年，西方有个叫英吉利的地方，正在酝酿资产阶级革命，四十多年之后，革命爆发，议会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诞生。任何史书写到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历程，都不能绕开这个转折点。
十七世纪中叶，无论是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一个起点。
——英吉利从那个起点出发，很快乘上了蒸汽机车，向着曈曈初日一路呼啸奔腾，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改变着欧洲，也改变着世界。
——东方古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也从那个起点出发，可他们依然乘坐着古老马车，驱赶着老牛木犁，艰难地重蹈着几千年不变的历史覆辙，前方却是更加昏蒙的晻晻天色。
不列颠群岛上的王国离中国很远很远，“天朝”上下都沉浸在几千年养成的农耕社会的自满自足之中，牧羊人和他们随时可能被屠宰的羊群都很悠闲，都不知道山外发生了什么，总是那样“贫苦并快乐着”。无论是金玉满堂的贵族，还是每天辛辛苦苦耕作在田野的农夫，都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这样的秩序就是他们心中的“天道”。
康熙是被国人引以为荣的圣主，经常手不释卷，据说他很爱西方传进来的天文、数学等知识。微积分、万有引力定律，这些重大科学建树都是西方人在清室入主中原的前夕完成的，不知这位圣明的皇帝读后，对他的天朝带来了哪一点益处。
玄烨之后，其孙弘历又表现不凡，爷孙俩在位一百多年，他们接力创造的“康乾盛世”，至今还让中国人自豪不已。其实，封建帝制中出现“明君”，只是帝位不可选择的铁律导致的一种偶然性现象。所谓两代圣君，并未给天朝带来什么生机，反而变本加厉地闭关自守，大兴文字狱，强化儒家伦理，使封建制度更加严酷，更加沉闷，更加老态龙钟。康乾二帝的深恩厚泽，也未给他们爱新觉罗的后世破解千古“难题”留下任何积极意义。假如玄烨和弘历活到清末，他们也不会具有顺应时代洪流的政治襟怀。
康乾盛世不过是整个封建制度落日的辉煌，不过是帝制临近死亡的“回光返照”。
说大清朝廷幸运，还因为历史给了这个僵死腐臭的政权以最大的宽容。在其后期，同样出现过揭竿而起的暴民运动，汹涌而迅疾，很快席卷大半个中国，并且建立了新的政权，但是，太平天国起义最终被扑灭。尽管清室早已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可历史没有让传统的反叛势力将其致命，已经重病缠身的清廷竟然挺过了它立国以来最为沉重的一次内乱打击。
在朝廷危亡之际，还有林则徐、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大批股肱之臣，板荡耿耿，勇作中流砥柱。尤其是曾国藩，不但率领自己的湘军平定叛乱，为清王朝立下不世之功，而且恪守儒家规范，自省内敛，在自我修养方面几乎达到了圣化境界，几十年后还被两个敌对阵营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引为人生楷模。可是，由于统治集团背离历史潮流，虽然这些贤臣为自己的封建主子尽忠，尽职，尽力，尽德，但他们终究未能挽回没落的王朝。
二
封建历史的每一次循环，几乎都是前一个轮回的重演，连许多历史细节都惊人的相似，甚至是分毫不差的“克隆”。虽然每一个王朝都希望帝祚永续，江山不再更易，但由于帝制的荒诞性，每个王朝从他们开张的那天起，就预兆着或早或晚要走向灭亡。
皇权大得无边无际，大得六亲不认，大得随心所欲，大得不顾人伦，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同时，巨大的诱惑也使皇位随时处在刀锋火口，父子兄弟也会“六亲不认”，皇城大内骨肉残杀的斧声烛影，无数次血溅宫帷，也成了封建轮回反复重演的“保留剧目”。
在晚清的一次皇位交替之际，靠近最高权位的一个皇妃夺取了这种极权。这个后宫女人年纪尚轻，不曾有过任何处理朝政的经历，也没有良好的妇德，但这并不是多坏的事情，史上不知有过多少个少年、童年、幼年，甚至襁褓里的孩童被送上极位，一个成年妇女来掌握皇权，总比“幼儿园的小朋友”要合情合理得多。慈禧能够垂帘听政，也是因为她生了小皇帝同治。可是，这个妇人自私而恋权，不但恶毒而娴熟地攫取了权力，也能够毫不含糊地防守权力，阴险，冷酷，出手果决。
女人的贪欲和虚荣心膨胀起来，往往比男人更奢侈，更疯狂。
几日之后，我们在长春参观伪满皇宫时，意外逢上在宫内巡展的“慈禧瓷器展”，极其考究与奢华。谁都明白，瓷器仅仅是生活必需的一个很小的侧面。
如果改变政体，过去供其奴役和宰割的几亿牛羊，就会变成公民，就会变成“人”！
——在颐和园排云殿的软榻上，这个贪恋权力到了不顾脸面的老女人辗转反侧，不知道这样持续了多少个难眠之夜，她始终吞不下那口恶气。
——强硬——欺骗——拖延，统治集团死到临头还抱着侥幸。
甲午惨败，举国痛悔，历史上曾经被明代皇帝“册封”的小小日本国也变得如此强大。几乎所有懂得思考的人都开始明白，积贫积弱的中国仅仅靠购买洋枪洋炮洋舰船，仅仅靠经济和科技领域里的“洋务运动”，解决不了问题。
然而，“当今圣母”扑灭了让国人荡气回肠的维新变革大业，依然抱定两个字：不改！
不肯与人民共存的清政府，在列强面前步步忍让，可以做出最为羞耻的妥协，但面对举国上下渴望政治改革的呼声，却心僵如铁，寸步不让。
他们宁愿一次次割地赔款，卖国乞和。大清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可以“割让”若干年，衣衫褴褛的亿万草民还可以砸锅卖铁，凑些银两向列强赔款。
管他山河怎么破，只要“国在”就行。
就这样，“我大清”在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极力拖延下，一次次错过了它起死回生的时机。
时代大潮波高浪急，清朝王室不可能绕过历史这道坎。宣统三年中秋节后的那个夜晚，武昌城内一群被激怒的新军士兵挺身而出，几阵枪炮就轻易地夺取了这座千年古城。
原来，皇帝制度早已像一只烂透的苹果，树干被轻轻摇晃就坠落下来，不肯变革的清王室最终未能逃脱历史的“万有引力定律”。
封建历史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轮回，也是这种体制最窝囊、最丑陋的一个轮回。
三
大帅府，那座青砖小楼组成的院落，仍然不难想象出当年它在奉天的尊贵和威严
一个又一个旅游团队聚集在各自导游的小旗下，听她们讲述着相同的故事，很像“三重唱”或“四重唱”，都在讲老军阀怎样没有文化，他娶了几房妻妾，哪座楼是怎么来的，哪间屋子里发生过什么故事，等等。游客对什么感兴趣，她们就讲什么。
张作霖是东北王，按军阀的山头划分，叫作奉系。军阀混战时期，还有众所周知的直系、皖系、晋系、桂系，还有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和草头王。也就是说，在那时中国的大地上，说不清有多少个大大小小的“帅府”。
辛亥起义胜利了，但它催生的政权却被军事强人异化了。
袁世凯能够在国人面前蛮横无理，因为他手中有枪。从他开始，以此类推，谁手里有枪谁就狠，谁就是爷。
一个省是这样，一个县是这样，甚至一个村也是这样。
全中国自上而下，无不按照这个“定律”运行。
没有挑选的余地，也没有协商的余地，更没有考核的余地。
小个子男人张作霖虽然只念过三年私塾，但为人机灵，早年在他老丈人家一个名叫赵家庙的村里成立“保险队”，依靠为乡亲护村守院起家，后来成为拥有几十万条枪支的“大帅”，把整个东北都划进了自家的院子，谁当省长市长都是他一句话。
慈禧之流逼迫自己的军队调转枪口炒了主子的“鱿鱼”，而袁世凯又使偌大中国变得枪炮林立。看看眼前这座作为文物单位被清扫得整洁干净的“大帅府”，就不难想象混乱中国是一副怎样的惨象。
九一八纪念馆是近几年新建起来的，馆前的巨碑以台历造型，时间定格在1931年9月18日。几年前，当我在影像中第一次看到它时，觉得它颇有创意。
“九一八”是十六世纪日本好战领袖丰田秀吉的忌日，但它作为中华民族蒙羞的历史标识，并非是铁定的日期。如果没有“九一八”，肯定会出现“十一八”或“十一一八”。这样一个日期，注定要出现在苦难中国的历史进程中。
纪念馆规模较大，展品以图片为主，也有部分实物，这些都在预想之中，只有细看才有收获。可是，由于我们要赶下午的飞机，我不敢停歇地走马观花，身上浸出微微汗水，结果还是全队最后一个上车的。
暖洋洋的阳光照进车窗，我枕着靠背思索着：我们参观的路线，是从帅府走来，这座纪念馆也是由“帅府”而来。
一个自乱的民族不遭外敌欺侮，那才令人费解。
还在清王朝风烛残年的年代，两个恶棍为了争夺辽东半岛而在中国大打出手，于是爆发了沙俄与日本在中国交战而清政府“中立”的奇怪战争。日俄战争胜在日本，此后日本以驻防之名，不断往东北增兵，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在东北驻有超过一个联队的兵力，名曰“关东军”，还经常借口演习，到一些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塞为他们日后的侵占做准备。如此规模的狼群长期养在你家中，并且横行无阻，想他们不伤人未免有几分天真。
事变发生后，东北三十多座城市在几日之内相继陷落。
外寇入侵，人们担忧的灾难降临得这么快！
这一年，距离清廷被颠覆的日子，整整二十年。
最后一个王朝从沈阳启程，中国最大的一场民族灾难也从这座城市肇始。这并非是历史的某种巧合。最后的历史轮回以其荒诞告终，它所造成的最坏恶果，也就从它轮回的起点开始。
这就是历史的因与果！
几十个世纪以来，历史每一次重新轮回，整个民族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浩劫之后是千孔百疮，户口剧减，一片凋零破败。每次几乎都是在废墟上重建，经过缓慢的喘息才得以艰难复苏。
革命失败之后的军阀混战，遭殃的是百姓。
外国侵略者乘势而入，最遭殃的还是百姓。
翻遍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照片，几乎找不出一丁点儿民族的生气，尤其是普通民众，全是灰袍垢脸，表情迷茫而呆滞，土屋黑炕的背景灰暗压抑，一看就是被搜刮过多少遍的民居。兵荒马乱的日子，鬼子的铁蹄又使多少个家庭拖儿带女地千里逃逸，连缀满补丁的破袜子都有人买走。
四
日本人急于炮制一个傀儡工具，不可能专为所谓的满洲帝国修建“执政府”，他们腾出原来管理吉林、黑龙江两省盐务的吉黑榷运局，作为溥仪的办公和生活用房。于是，盐务官署的三座洋楼成了皇宫的主楼。其中，那座哥特式建筑用作典礼和办公之所，即所谓的勤民楼，是一幢两层高的方形圈楼，楼下一层为拱券式门窗，颇具西洋韵味，而中间的方形天井，又使它显示出中式建筑色彩。
“勤民楼”正门上方，缀有“承光门”字样，字体小得几乎被人忽略。但是，凡有重要庆典或接待“外宾”的活动，溥仪都会在门下的台阶上与众人合影，因而，该门被民间讽为“卖国名门”。
跨进灰色的皇宫，我才感到，溥仪的这个“国”，原本是一场卖国闹剧。有他这个“国”，日军占领东北；没他这个“国”，日军还是占领。
拿他的“满洲帝国”当真的，也许只有溥仪自己和追随他卖国的几个遗老遗少。
1932年3月8日下午3时，溥仪被日本人用专列从一个名叫汤岗子的小站运送到长春。当小伙子看到车站前来欢迎他的人群中出现黄袍马褂时，几乎要落下泪来。
天下不计其数的没有做过皇帝的人，都梦寐以求地想做皇帝，做过皇帝的人当然更想做皇帝。
自从土肥原贤二在前一年十一月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秘密出现在天津静园的那天，一股帝王的欲念开始在他心中不断升腾，真是天赐时机于斯人！宣统年间，他曾经坐在煌煌紫禁城里正经八百的龙椅上，面对整个大清国做皇上，可那时候他实在懵懂，几乎连记忆都没留下。这一回，复辟祖宗的帝制大业就在眼前，他一定要认真地做这个皇帝，一定要努力地做这个皇帝。
在从渤海湾驶向辽东湾的海路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号的那间颇为舒适的船舱，也无法让他平静下来。他每天都在渴盼龙袍加身的时刻，还暗自埋怨笨重的海轮速度太慢。他特意捎带着光绪留下的一件龙袍，但后来日本人只准他在行祭天礼时穿戴，礼毕之后立即改穿“大元帅服”。
开始，他以为他真的是皇上。
渐渐地，溥仪似乎明白了什么叫卖身投靠，他所抱定的只剩下一种侥幸和苟且了。
五
当年的皇宫门岗重重，戒备森严，那深墙里露出的庄严楼宇，或可使人想象到这座“满洲第一院”的尊贵、豪奢与温馨，其实这里长年囚禁的只有相互猜忌、暗自愤怒与忍气吞声，只有迷茫、哀怨与醉生梦死。
当年远远望去，那昏黄的灯火不但没有给这座大院带来丝毫生机，反而让人感到几分恐怖。出入皇宫的人，都不曾流露过多少舒心的表情。
每个人都会感到，“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魔影无时无刻不在盯着自己的脊背。
李玉琴本来是个在校学生，在日本人的一手包办下入宫为妃，因为年幼单纯，颇得溥仪信赖。可他们对坐于那间空闲的密室时，口里高谈着对皇军尽忠的话语，而手指却匆忙地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字交流。没法儿，他们只能慢慢习惯这种交谈方式。
婉容因为和御侍私通而被溥仪置于冷宫，所谓冷宫仍然是其原来的居室，行为被严格限制。每日，她侧卧在那张旧式沙发上，靠手中的一杆烟枪打发时日，对面跪地的太监照例一丝不苟地侍候着她——在其卧室斜对面的“抽烟室”里，两具蜡像生动地再现了末代皇后的宫内生活。据说，婉容每天除了吸食大量的烟土，还要抽掉八十支卷烟。与其说她是在加速自己的死亡，不如说她内心里那点儿生命的星火早已化作了灰烬。
皇帝至高无上，是天底下最有权势的男性，皇后是世上最尊贵、最幸福的女人。然而，在这个荒诞的“国度”，在这个一切受制于外寇的所谓皇宫里，每一幕几乎都是与常识相颠倒的。真不知道，溥仪在伪满的帝王岁月与其后来的囚徒生涯，究竟有多少本质的区别。
皇帝、皇后尚且如此，生活在强盗鞭影之下的几千万庶民百姓的境况，更是可想而知。多少年后，一个乡间老太愤怒地控诉伪满政权助纣为虐的罪行，情绪激动，声声血泪，站在她面前的一个中年男子扑通跪下，说：“大娘，我就是您痛骂的那个康德呀。”据说，这一幕发生在“康德皇帝”溥仪被关押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日子。
可笑的“满洲帝国”，不过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侵略者扶持起来的区域性政权，并且属于非法性质。因此，历史不承认这个“国”，它也不是封建制度的延续。
张勋、袁世凯、溥仪等人贼心不死，企图让帝制在中国死灰复燃，并且都以自己的实力或借助外力付诸行动，但全都被碰得头破血流。
谁也别想明目张胆地再把皇帝请回中国来，因为历史的每一个拐点上都竖有醒目的标识：此路不通！中华民族宁愿在泥泞中艰难挣扎，也绝不容忍帝制。
那天午后，我在沈阳桃仙机场的上空，默默地向舱外的这座城市告别，想再看看故宫的琉璃屋顶和大帅府青灰的砖楼，还有九一八纪念馆的白色巨碑，可它们全都被掩进了苍茫大城的楼宇之中。
我想，只要我们民族走过的路径保持清晰就行了。
（原载《天津文学》201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