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华
我们在都市里生活，现在已经难得呼吸到新鲜的空气，难得看到澄明的天空。在很多城市里，到处充满着尘埃，汽车废气扑面而来，高大密集的建筑物遮蔽了阳光和蓝天，仅见的天空布满了光化学烟雾，田野和草坪被一块块蚕食，孩子们对蜻蜓、蝴蝶、鸟儿已经十分陌生。即使在农村，很多地方树木被砍伐，河流被污染，野生动物被猎杀。这很像英国诗人济慈（Keats）在一首诗中所写的：“枯萎了湖上的蒲草，消匿了鸟儿的歌声”。
1995年底，我到澳大利亚做学术访问，并参观了堪培拉、悉尼、布里斯班等几个城市。来到澳洲，使人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在堪培拉，国立大学的安格教授开车带我在市区周游，而我看到的是大片的原野，茂密的树林，草坪上开满了鲜花，芬芳中传来鸟禽的欢乐鸣叫。天空碧蓝如洗，白云如雪。安格教授对我说：“城市在哪里？城市消失了。”我感到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预言。当我们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时候，当很多地方森林在消失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却在堪培拉消失，它走的是一条“逆城市化”的道路。正如日内瓦被称为“欧洲的花园”一样，堪培拉则是“澳洲的花园”。我想，在花园里生活的人们，是幸福的。在悉尼游人如织的海港，海边上没有一只易拉罐，没有一个泡沫饭盒，甚至很难看到一张丢弃的纸片。港口边熙熙攘攘的餐厅里，野鸽泰然地和游客共餐。在布里斯班，友人告诉我，这座140万人口的城市有一千多个公园，当我徜徉在布里斯班河岸的丛林中，看着盛开的鲜花和清澈的河水，感到真正回到了自然的怀抱。想起儿时在乡村的田野上追逐彩蝶，在草地上爬滚嬉戏，摘一把黄色的菜花，去村边拣拾梧桐和楝树的果实，真是惬意。至今仍难以忘怀那树林和草垛，清晨的鸡鸣，以及原野的风。
工业化摧毁了人类的田园梦。20世纪是理性主义胜利进军的世纪，是人类自豪地征服自然的世纪。对于20世纪的大多数人来说，自然是人类随时可以开掘和挥霍的资源，是为人类服务的仆役。人们认为，人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是自然的最高权力者。
但是，人是什么？人是自然之子。自然是人的母亲。自然界的物种不可胜数，人类只是其中的一种。虽然，人是自然界最近期的、最高阶段的成果，是有智慧、有理性、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但是，人类丝毫不能因此拥有特别的权利，人类没有破坏环境、竭尽资源以满足自身物欲的权利。没有人，世界将是不完整的；但是，没有猩猩和熊猫，苍鹰和蚂蚁，橡树和三叶草，荒野和河流，艳阳和明月，世界也是不完整的。自然界的一切都有自己生存的权利，人不是自然界的立法者，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互相依存，不可分离。与一个繁荣的、充满生命活力的自然界和睦相处，是人类的最后归宿。
令人遗憾的是，人类的巨大开拓性力量使自然界日益萎缩和衰败，人类自身的行为造成了生态失衡、环境危机，分散的、个别的、盲目的行为造成了一个整体的恶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类只是在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系统，而遭到自然的无情惩罚，并危及自身生存的时候，才懂得自然界的不可侵犯，才开始反省自己的“征服”行为。人们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自食苦果？人类为“征服”自然付出了多少代价？当我们获得了丰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时，我们的生存质量为何日益恶化？还有，人们为攫取自然资源、生产消费产品而不惜破坏环境，不惜损害后代人的利益，这种行为难道是道德的吗？
这种迟来的反省，实际上也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长期以来呼喊和斗争的结果。我们应该永远铭记那些呼唤环境意识、为保护生态而毕生努力的勇敢斗士。
我曾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因此对美国的生态思想家有了一些了解。1999年夏天，我到美国马萨诸塞州位于瓦尔登湖边的丛林中寻找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足迹。我和几位朋友从哈佛大学出发，沿2号公路往西驱车约30分钟，就到了一片湖光秀丽、景色迷人的林地。梭罗，这位哈佛的毕业生，是一位自然和荒野的赞美者，是美国早期的自然博物学者和环境思想家。他于1845年离开自己的家乡康科德镇，在2英里之外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盖了一间小木屋，独自一人度过了两年多时间。他在这里种玉米、土豆和豆角，在丛林中观察植物和鸟类，在碧绿的湖水中荡舟沉思。就是在这间林中小屋里，梭罗写了200多万字的日记，并写下了美国环境思想史上的经典——《瓦尔登湖》（Walden）一书。梭罗毕其一生，都在寻找“真正自然中的家”，他把荒野和森林作为“精神上的营养”，并把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梭罗的田野浪漫主义和他的生态思想，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环境思想家。在梭罗的木屋里，我看着那简朴的小床、油灯、木柴、陶罐，静静地遐思当年主人的生活情景，不禁油然而生强烈的回归自然之情。在这座小木屋旁，有一尊梭罗的塑像，严肃中饱含着思索，幽深的目光似乎在探索自然的奥秘。屋边的瓦尔登湖，虽然比19世纪时小了很多，但依然是一池碧水，清澈洁净，倒映着湛蓝的天，湖的周围环绕着青翠的树林。我们在湖中舒畅地游泳，看见鱼儿悠然地从身边擦过。投身于自然之中，你才能真正理解梭罗的胸怀，才能真正品味到伟人思想的深邃。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发展，“美国梦想”的逐步实现使自然遭受到巨大的劫难。森林消失，牧场荒芜，尘暴肆虐，河流污染，生态不断出现危机。因此，在梭罗之后，美国出现一代又一代的生态思想家，他们为保护自然环境而奋力呐喊。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被称为“荒野之子”，他是美国国家公园和森林保护区的创建者，他发起创办的旨在保护山区森林景观的塞拉俱乐部，会员曾达到15万人。缪尔为保护加利福尼亚州的约塞米特森林公园与论敌们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是享誉世界的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他写的一本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沙乡的沉思》，被认为是“关于人和土地的生态及其伦理观”的不朽作品。在这本书中，利奥波德不仅描述了大自然的无穷魅力，而且从哲学的意义上，提出了“土地道德”的概念，把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与人的道德联系在一起。威廉·福格特（William Vogt），同样也是一位著名的环境思想家，他的《生存之路》向人类提出警示：我们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类文明将遭到毁灭。福格特指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再也不能实行“榨取经济”了。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1917—）美国当代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他在著名的《封闭的循环》一书中，对现代技术所造成的环境危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指出，技术的缺陷导致了空气中的光化学烟雾、湖水中的有机废物、整个地球的核灾难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他警告：这些将驱使我们走向自我毁灭。
在美国人写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著作中，最令我震撼的是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写的《寂静的春天》。卡逊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是在马萨诸塞州度过的，而我正好是在该州读了她的那部伟大的著作。当我呼吸着马萨诸塞州清新、洁净的空气，徜徉在遍布于各个社区的花园、草坪中，看见松鼠在人行道上安详地嚼食松子，而肥硕的野鸽与路人并行，这时我就想起蕾切尔·卡逊，这位为保护环境做出杰出贡献的女科学家。1958年，卡逊收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信，这是她的一位朋友奥尔加·哈金丝写来的。哈金丝在信中说，由于飞机喷洒杀虫剂消灭蚊虫，致使她饲养在后院的野鸟都死了，而且她生活的小镇已变得毫无生气。卡逊此时正在考虑写一本有关人类与生态的书，这封信促使她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关于杀虫剂危害环境的研究中。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她阅读了几千篇美国官方和民间关于杀虫剂危害环境的报告和文章，向有关领域的权威科学家核实情况，积累了大量翔实的调查结果和数据资料，写出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于1962年出版。在书中，作者从考察杀虫剂DDT等化学药剂对自然界的毒害（她称这些杀虫剂为“杀生剂”）开始，深入调查了这些危害涉及的各个方面，这些残存在土壤、江河、海洋里的化学毒物，已普遍地侵入到鱼类、鸟类、爬行类以及家畜和野生动物的躯体内，并潜存下来，而人类的骨髓里，也吸进了此类药物，使人的生理过程产生致命的恶变。书中写道：“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不仅如此，人类的生命也深受其害，据卡逊调查，在美国、日本、印度、叙利亚等国，农民、儿童因农药中毒死亡的案例十分惊人。卡逊严厉地谴责商人们“不惜代价去赚钱”，即不惜付出毁灭自然界的代价，付出毁灭地球和人类的代价。她还谴责美国的一些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恶劣滥用毒药的纵容态度。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书中关于化学药剂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对人类生存的致命危害的论述，不仅表达了卡逊作为科学家对自然界的生态忧虑，而且渗透着她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卡逊对环境日益恶化进行了彻底的揭示，对人类破坏大自然的行径予以了无情抨击，表现出一位正直科学家的无畏勇气。《寂静的春天》宣布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时代的终结。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的公共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几乎所有人的观念中，自然界是人类理所当然的仆役，它只有给人类无偿提供资源和服务的义务。人类向大自然开战，以征服自然作为表征人类自身力量的确证，因而引以为自豪。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要设立“环保局”这样的机构，未曾想到要回馈自然。因此，当《寂静的春天》出版时，它遭到了激烈的攻击，包括对卡逊的人身攻击。不仅那些生产DDT和其他杀虫剂的大批商人对卡逊进行围剿，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商人和美国化工公司一边。甚至一些政府官员和科学家也反对她。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给这本书的新版本所写的前言中说，《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但事情急转直下，196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这本书中的结论，调查结果证明卡逊的论据和警告是正确的。国会立即召开听证会，促使了全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曾获诺贝尔奖的DDT和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从生产和使用的名单中被清除。1970年，美国环境保护署成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卡逊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因此戈尔副总统说，《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这两本珍贵的书都改变了美国的社会。戈尔认为《寂静的春天》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我们可以说，蕾切尔·卡逊关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思想，照亮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联合国于1972年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两个文件：《只有一个地球》《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也是在这一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震动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84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成立，并于1987年会议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经典性地界说了“可持续发展”概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这次会议发表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纵观人类实践的这一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初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确实具有非凡的气魄和伟大的历史远见。
人类在不断地认识自然，也在不断地认识自己。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人类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人类的进步，不仅是生存意识的进步，而且是价值观念、权利观念、道德观念的进步。美国环境伦理学家H.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曾以科罗拉多瓦赫原野公园的新旧指示牌为例说明这种进步。以往的指示牌上写着：“请留下鲜花供人欣赏。”后来新的指示牌改为：“请让鲜花开放。”前者表现出人作为自然界的主人的傲慢态度，后者则表现出人对自然界的谦恭态度和平等意识，以及维护自然界生机盎然的责任感。因此，这里不仅仅是个生态环境的问题，它更是个伦理境界的问题。在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确立一种新的文明观。环境、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这些用语固然与经济指标、资源存量、环境政策等密切相连，但这类问题的核心却在于人类的文明观念。
生态伦理学、大地伦理学、环境哲学、生态哲学，这些都已成为当代国际学术界的“显学”。我们谈可持续发展，只有进入到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深入人心的阶段，才有了可靠的社会基础。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不少人认为可持续发展主要是或仅仅是经济领域或技术领域里的问题。记得1996年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联席会在广州召开，作为东道主之一，我建议会议主题定为“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文明观”，当时即有不同意见：一是认为“我们这个地区连发展都谈不上，何来可持续发展”；二是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领域的事，哲学界有无必要讨论”。后来会议围绕这一主题讨论得十分热烈，代表们就作为一种当代文明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发表了深刻的见解，这就证明它应该纳入哲学家的视野。在这次会议之前，广州市有关部门主持编写本市的《21世纪议程》，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官方文本。起初提纲分为17大类，未有专章论述观念问题。当时我提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观念问题，即文明观问题，建议增写一章。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这方面的内容作为第18章现在已正式载入《广州21世纪议程》。这一章当然写得很简短。我们几位执笔者以及几位同仁感到有必要用更多的篇幅来阐述一种新文明观，来展示未来世界的美好图景。我们认为，未来的时代，是绿色的时代，是自然界真正复活的时代。摒弃人类利己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与一个繁荣的、充满生命活力的自然界和睦相处，是人类最高的境界和最美好的归宿。
在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渴望沐浴绿野的风。我希望：在我们的国土上，在整个地球上，让鲜花永远自由地开放。
（原载《风口中的乡愁》，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