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能宪
今年四月，在北京大学英杰中心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恩师袁行霈教授和师母杨贺松教授在学生与鲜花的簇拥下，参加了为他举办的八十华诞祝寿会。祝寿会场面不大，人数不多，简朴而温馨，这是先生一贯低调的体现。大家围坐在一起，先生与教研室的同事和弟子们先后发言，回忆了他的八十年的诗意人生。
治学：诗艺的探求
先生治学的领域很广，根据为这次祝寿会专门整理的《袁行霈教授著述目录》所载，各类著作30余种，主要论文70余篇，涉及文学史、文明史、诗学、文言小说、目录学、考据学等诸多方面，而用力最勤、成就最卓著的还是中国古典诗学特别是诗歌艺术的研究。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是先生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问世以来，多次再版，畅销不衰，另有日文版、韩文版在国外发行，还有繁体字版在台湾地区、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等地发行。该书在学术界享有极好的声誉和口碑，其最大的特点是用诗一般的语言来阐述诗歌理论，分析诗歌意境，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与诗意的美感。例如，先生对李白与杜甫两位大诗人不同风格的分析，古人曾有“飘逸”与“沉郁”的定评（严羽《沧浪诗话》），那么何为飘逸？何为沉郁？则往往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大体印象，先生却有具体而精微的描述：“飘逸者，如春烟，如秋岚，如天外之鹏飞，如海上之浪翻，无拘无束，舒卷自如，才情豪迈，无迹可求。”“沉郁者，如深潭，如老松，如涧底之虎啸，如峡中之雷鸣，地负海涵，博大雄深，进退伸缩，皆合法度。”认为这两种风格“都属于美之上品，不可加以轩轾抑扬”。并从李杜各自的诗歌中找出一系列“个人的意象群”，用大鹏、凤凰、明月、飞瀑、惊雷、剑侠等证明李白的飘逸；而杜诗的沉郁则体现为病柏、枯楠、瘦马、病马等等。（参见《李杜诗歌的风格与意象》，载《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是先生几乎倾尽毕生精力的研究对象，一部《陶渊明集笺注》，一部《陶渊明研究》，耗费了先生二十多年的心血。先生治学强调一个“通”字，并力求做到“纵通”与“横通”，即强调纵的历史脉络与横的多种学科交互贯通，因而陶渊明就成了先生治学聚焦的一个“点”。先生说：“从目录、版本、校勘、笺注，到生平的考订、史实的考证，艺术的分析，可以说把我各方面的知识储备都用上了。我的努力已不限于性情的陶冶，而是把学术研究的各种努力都集中在这一个点上了。学术研究必须选择一个点，这个点最好能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好像使用激光一样，把所有的能量都释放在这一个点上，以求重点突破，带动一般。”因此，先生这两部著作是近些年来陶渊明研究的重大收获，被誉为集大成之作。另外还有一部《陶渊明影像》，通过“图像证史”，研究历代关于陶渊明的画像及其与文学史之关系，被学界称之为“艺术史与文学史交叉研究的典范”。这些年来，陶渊明成了先生“多年朝夕相处的朋友”，笺注陶集成了“我跟那位真率、朴实、潇洒、倔强而又不乏幽默感的诗人对话的渠道”。为了纪念先生与陶渊明的这一份情缘，先生七十寿辰时，我们特意在景德镇请陶瓷艺术家绘制了一个陶渊明画像的一米来高的笔筒送给先生，而今年八十华诞，大家得到的纪念品是一部影印的明万历年间周敬松刻本《陶靖节集》。
先生曾提出过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八字箴言：“博采、精鉴、深味、妙悟”，推而广之这实际上也是对治学的感悟与学问的境界。先生写有一篇学术随笔《学问的气象》，认为作诗讲究气象，做学问也讲究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自服，无用标榜而下自成蹊。”这分明是对学问诗一般的礼赞！
教学：诗境的课堂
先生在北大执教50余年，课讲得好是出了名的，他渊博的学识，儒雅的风度，从容的语调，优美的板书，给学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如今已是北大名师的葛晓音教授曾撰文，深情回忆当年听先生讲课的情景：“他的课着重在诗歌的意境和艺术表现，正是学生们最为渴求的内容。而他的讲课艺术也和他讲的内容一样，非常讲究。节奏的快慢疏密、声调的抑扬顿挫，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既要言不烦，善于用最关键的几句话将每首诗歌的好处点透；又深入细致，让听众跟着他清晰的讲解进入意境。那时上课用的资料主要靠教师抄黑板。袁老师的板书都是直行，字体端丽遒劲，写满一黑板后，可以当书法欣赏。有时要擦掉改写新的，同学们心里都暗暗可惜。”（《日月不息师表常尊》）女作家张蔓菱笔下的先生与课堂，完全沉浸在诗境之中：“当年，最令女生兴奋的是袁行霈老师的‘诗词鉴赏’课。大家比以往提前到达教室，甚至还注意了一下自己的衣着。袁老温文尔雅，一表人才，面容和声音都带着一种磁性，整个的人和诗词融合在一起。……他来了，就是诗与词进了教室，他开口，教室就容不下别的东西。他的话都有节奏和韵律，本身就像诗词一样迷人。就像乐曲一样，奏完了，下课的铃声响起了，大家于是从梦境中醒来，半天回不过神来。”（《北大回忆》，三联书店2014年版）
先生的课，不仅在中文系最为叫座，许多外系的同学也慕名而至。每次讲课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连走廊里、窗户外面都站满了人，有时实在挤不下了只得临时换大教室。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幸福地描述当时的情景：“教室里坐满了我的学生，一双双眼睛投出渴求知识的光，集中在我身上，使我兴奋、喜悦、感激。因为这些光束的撞击而产生的灵感纷至沓来，一向寡言的我，竟滔滔不绝地讲出一连串连我自己也觉得新鲜的话语。从学生的颔首微笑中，我听到他们心中的回响。这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交响乐队的指挥，在组织一片和谐的乐音……”（《我心中的北大》，见《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这样的课堂难道不是一首美妙的诗吗！遗憾的是我们考上先生的博士生之后，先生以带研究生为主，多是个别指导或小范围讲课，未能感受到当年给本科生讲课和开选修课的盛况。
我们跟先生读博士的时候，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周一次，每次一个下午的时间，参加者除了我们三个博士生，还有几位来自日本、美国、德国的留学生，先生戏称之为国际学术沙龙。先生曾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序文中写道：“斗室中六七人促膝而坐，逐条研讨，往复辩难，于一字一句一典故一名物亦不敢苟且。”是的，先生的课堂不仅在燕园，也延伸到了国际上。先生到世界各地讲学，以其学识和人格魅力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誉。1982—1983年，先生应邀赴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一年，他是首位受聘于东京大学的北大教授。时间刚刚过半，东大中文系主任就给北大发来公函，称赞先生“学识渊博，人格高尚”，并希望先生延长一年，先生遵照北大的规定按时回国。1992—1993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1997年，以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身份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并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讲学。特别是近年来，先生主持的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更是培养了许多在国际上传播中华文化的高端人才。
由于先生在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1989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1991年荣获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1993年荣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公众推选的十佳教师）；2006年荣获北京大学最高奖蔡元培奖。如今先生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长等多项社会职务，还仍然坚持指导学生。他非常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常说：“我的本职工作是教书。”并且说：“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创作：诗心的绽放
先生的诗文创作如同他的人格一样，散发着一种温厚、纯净、淡雅、明丽的气韵，诗心蕴藉，妙趣天成，令人百读不厌。先生曾编辑过自己的诗文短札《愈庐集》，诗、文各一卷，由线装书局出版，为“中国当代名家线装文集”之一种。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先生曾评论此书，认为“诗文短篇都是袁先生心灵感受的自由呈现，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思想的闪光，为学为人的个性品德，好像看到了陶渊明的作品一样……袁先生文章冲淡平和，乐观谦逊，诗意很浓”（《人贵谦，诗贵精》）。例如，《游天门山采石矶吊李白二首》：“双峰云海外，绝壁大江前。太白今何在，犹疑抱月眠。才高天亦妒，志大世难容。唯有峨眉月，相将万里从。”诗人笔下的李白是那样豪放与脱俗，一如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又如《得一新兄所赠水仙》：“清泉一盏沐春阳，远韵幽香引兴长。端的诗家堂下物，携来犹自带书香。”赞美水仙之远韵幽香，实则是赞美陈贻焮（字一新）教授的学识与赠送水仙的美意，同时又体现了两位诗人之间的深厚情意与雅趣。
先生的散文，甚至连一些阐发学理哲思的学术随笔，也都诗意盎然，趣味无穷。有一篇题为《江山之助》的文章，探讨大自然与诗人、画家的关系，文章的开头却是从未名湖散步写起的：“一天，趁着那雪下得正紧的时候，到燕园散步。只见未名湖一带迷迷茫茫，隐现些树木和楼阁，宛如梦境一般，不禁想起前人咏雪的诗句。唐太宗的‘无树独飘花’，暗含着柳树飘絮的比喻；杜甫的‘舟重竟无闻’，暗示着雪与雨的不同，都富有意趣。岑参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清新流畅，惊异中透露出对春天的期待，是咏雪的名句。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陶渊明这两句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诗人准确地把握并表现了雪后的视觉效果，那雪悄悄地来到眼前，满铺在大地上，给人一个惊喜。”你看，作者体察古人与眼前之雪景是多么细微而有诗味！接着写江山（大自然）可以提供丰富的创作素材，可以开阔诗人和画家的心胸，激发他们的灵感，培育他们的激情。最后，又别开生面，强调：“江山之助，又何限于文艺创作呢？江山也有助于启迪人的智慧，荡涤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帮助人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见《愈庐集》，线装书局2008年版）
先生又效法古人作《论诗绝句一百首》，自先秦至清代，涉及历代诗人（或诗集），每人一绝，凡一百首。并有自注，相互映发，最能体现先生的诗心与诗趣。这种以诗论诗的形式，正如先生在自序中所说：“其含蓄蕴藉之妙，比兴寄托之深，措辞炼句之精，涵泳玩味之趣，又非长篇大论所可比拟。”并有七绝一首题咏：“道法自然诗法何，池塘春草漾清波。灵光一现花如绣，恰是天成妙趣多。”（《论诗绝句一百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生活：诗意的栖居
做学问是清苦的，免不了枯燥与寂寞，先生却说“寂寞有时也是很美的”（《人文无用之大用——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李慧玲问》）。那是怎样的一种美呢？也许是人迹罕至的孤独之旅，也许是登上高峰的豁然开朗，也许是远离喧嚣的宁静，也许是看淡功利的淡定……总之，先生是耐得住寂寞并且能够享受寂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先生是苦行僧，相反，先生的生活充满了热情与乐趣。
先生与师母杨贺松教授是北大中文系的同学，毕业后都在北大任教，有一张他们当年的结婚照，见过的人无不称赞：绝对胜过那个年代的电影明星！如今两位老人都年过八旬，满头银发，身板挺直，衣着讲究，心态依然年轻。我们来到先生家中，先生和师母都要停下手中的工作，陪我们一起聊天，听我们讲社会上的各种新鲜事。有时候对一些社会现象，两位老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师母性情开朗，直言不讳；先生总是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先生曾写过一首《己未元日赠妻》的诗，其中有两句“廿载酸辛每共尝，底知嫉恶有刚肠”，确实是师母性格的写照。先生总说师母是家中的“领导”和“书记”，师母则说先生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她“培养”的结果。先生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博士，一个是大学的副教授，一个是中国社科院的副研究员，他们平时不与两位老人住在一起，只有节假日的时候，一家人才能聚在郊外的别业东方太阳城，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先生的散文多写日常生活情趣与感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先生对生活的热爱与乐趣。《茶趣》写先生是如何品茶的：“我于茶并无嗜好，有也可，无也可，白水自有其清淡的美。对壶啦、盏啦也不讲究。然而，我还是常常饮茶的……我总是在写作的间隙，离开那堆已使我疲倦的书籍和稿纸，另找一个清静的去处专心致志地冲一杯茶，慢慢品来。这时除了茶什么也不想，于是从茶中得到一种趣味。”《书斋乐事》写到先生的书斋：“我的书斋是兼作客厅的。来客多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话题常常围绕着学问。守着几柜书，随时可以翻翻查查，寻找一点佐证，增添几分情趣，‘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那种乐趣远非咖啡馆里的闲聊能比的。偶尔，有朋友到我的书斋来查找资料，我帮他一本一本地翻。翻开的书堆满了书桌、椅子，后来就索性摆在地上，终于使朋友满意而去，我再独自一本本合起上架。我这少得可怜的藏书居然解决了朋友的疑难，可见书没有白买，心里的高兴就甭提了。”还有《黄昏》也是写读书生活的：“黄昏仿佛是专为供人沉思的。书上的字迹渐渐模糊了，抬头向窗外望去，落日的余晖散射在天幕上，宛如罩上了薄纱。开灯还嫌早，索性掩卷闭目，在沉思中打发这白昼和黑夜交界的时分。”先生还写过《樱花》《山桃》《听雨》《读帖》等美文，都是日常生活的雪泥鸿爪。
先生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近年来，由于先生担任了诸多社会职务，请求题词题字的越来越多，先生尽可能推掉，实在无法推却，先生都要认真书写。先生虽不以书法见长，但实际上功力很深，富有书卷气。师母退休后，坚持练习书法，她临文徵明的《滕王阁序》几乎可以乱真。先生酷爱欧洲古典音乐，他在八十华诞祝寿会的致辞中，谈到他喜爱的巴赫与肖邦，如数家珍，令在场者惊异不已，一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的教授，对西方古典音乐竟然有如此深厚的修养！
今年9月，北京大学举行新生开学典礼，袁行霈先生面对近万名北大新生，作了“呼唤人文精神”的演讲。先生讲：“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试想，如果我们的医生心目中只有细菌和病毒，而没有病人；如果我们的建筑师心目中只有水泥和钢材，而没有居民；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心目中只有GDP，而忽略了民生；如果我们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心目中只有分子、原子、电子，而没有想到如何把自己的发明用来造福人类，那么，学术意义何在呢？国家的强盛与否，将来不仅要看经济实力、国防实力，也要看国民的精神世界丰富与和谐的程度，也就是活得充实不充实，愉快不愉快，自在不自在，和谐不和谐，美不美。”——作为先生的弟子，当天就在我的微信中上传了这则消息，并加了四个字的按语：“吾师如诗”。
（原载《中华文化画报》201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