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我们翻开日本的近代史看看，几乎就是一部侵华史，大大小小的挑衅事件，一个接一个，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我们不妨把它简单梳理一下：
1874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出兵打台湾，侵占了中国附属国琉球，并将其改为冲绳；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中国惨败；
1895年，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同年，日军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参与国，而且是联军中官兵人数最多的国家；
1901年，中国政府被迫与入侵国家签订《辛丑条约》，日本从中分得赔款白银3479.31万两；
1915年1月，日本政府与中国袁世凯秘密签订丧失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
1926年3月，日本军舰炮轰天津大沽口中国军队，蓄谋挑起大沽口事件；
1927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上呈奏文，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声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1928年5月，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济南惨案”；
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三省；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
1933年，日军制造“热河事变”，攻占山海关和热河等地；
1935年，日军制造“华北事变”，策划华北五省独立……
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完成了“脱亚入欧”的资本主义转身，发展成一个拥有现代化工业的军事强国。其军国主义扩张理念，已经渗透到整个民族的骨髓，而且，把“武士道精神”作为军国主义的思想武器。1878年，日本发布了《军人训诫》，要求日本军人效忠天皇，宣扬为天皇而死，是军人的无上荣光。1882年，又颁发了《军人敕语》，要求军人以武士道的忠节、勇武、信义、礼仪为道德准则。武士道精神，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道德标准，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日本强化全民习武，崇尚武士道，提出“八纮一宇”，其宗旨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的，都是天皇的。
在日本，很早就形成了全民为扩张领土而战的观念。五六岁的男孩儿，大人教他杀鸡来训练胆量；学校里十几岁的学生、寺庙里的年轻和尚，都在习武。日本浪人所作的诗词，多是以进犯中国来激励斗志：“雄心空屈书窗里，枉拔宝刀试击撞。何时鞭起铁蹄马，踏破坚冰鸭绿江！”而且，日本人编出侵略扩张的歌谣，让孩童们天天唱，以鼓励民众入侵中国的决心。
日本为了达到入侵中国之目的，很早以前就开始以浪人、武馆、烟馆、妓院、餐馆等各种名义，向中国派遣大批间谍，进行数年、数十年的潜伏。潜伏下来的间谍，不是几千、几万，而且数以十万。这些间谍打入中国的各个地区、各个阶层，一方面以大烟和妓女来腐蚀中华民族的体质；一方面以金钱、美女、高官、拜把子等各种手段，来收买贿赂中国人的灵魂，为其侵略做好准备。
面对日本所做的一切，中国却很少有人清醒地意识到这点。
而且，就在日本张开蓄谋百年的血盆大口，一心要吞掉中国，灭绝中华民族之时，中国国民政府统帅蒋介石，不但不抗击日寇，反而调动大批军队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五次大“围剿”，蒋介石向他的剿匪部下将领们，接连发出措辞严厉的训令：
“抗日必先剿匪，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的处罚！
“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
“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要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
“奢言抗日者，杀无赦！”
蒋介石不顾中国东三省的沦陷，不去抗击日寇，反而于1934年9月调动近百万大军，向中国工农红军发起第五次大“围剿”，迫使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就在1935年，日军又以惯用的伎俩，挑起了诸多事端。
小的不算，大的就有好几宗。
1935年1月15日，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1935年5月初，日本又逼迫中国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1935年6月，中国政府再次屈服于日方的压力，与日本又签订了《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及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日本为吞并中国又迈进了一大步。
其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与中国“亲善”，并分别邀见蒋介石及汪精卫，向中国提出“亲善”的观点。
蒋介石和汪精卫居然联合发表训令：严禁反日、抗日活动！
而且，中日两国居然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晋升为大使级……
七
法肯豪森觉得，根据他对日本国家及民族性的了解，侵略扩张已成为日本帝国的核心主宰，日本的野心绝不止于中国的东三省，而是整个中国！
整个日本岛，都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可是，对于日本蓄谋已久的野心，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却没有清醒的认识，更无抗击日本的决心和意志。中国政府对日军的一再挑衅，不但不抵抗，反而一再妥协，接连签订丧失主权的《秦土协定》及《何梅协定》。
他认为，日本入侵中国绝非一般纠纷，而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是中华民族捍卫自己国家主权的战争，这场战争绝非是靠“亲善”和“共荣”所能解决的。为侵略而发动的战争，与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所进行的战争，二者有着天壤之别。
他觉得，作为一位国家元首，大敌当前，应该看清当前的战争形势，率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同抗敌！一国元首的态度，将决定全国人民的态度！元首的意志，将决定全国人民的意志！
多年的军旅生活，使他养成一种果敢、率直的性格。不过，他更多继承了母亲急躁、直爽，而又火暴的脾气，处事往往过于急躁。
当他得知中国政府与日本又签订了《秦土协定》，立刻打电话给蒋介石的秘书，要求面见蒋介石。
1935年7月31日下午，在南京总统府宽敞的会客厅里，蒋介石面带微笑，热情地接待了法肯豪森将军，亲切地问他：“将军在南京生活得怎样？南京的夏天很热，比德国柏林热得多，将军和夫人在这里生活得是否习惯？”
法肯豪森却说：“南京很好，我和夫人在这里生活得很习惯，只是当前贵国的形势不容乐观。请恕我直言……”
法肯豪森向蒋介石坦率地谈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并尖锐地提出，蒋总统对日军消极抵抗的态度，将对中国的形势大为不利。
他说：“这只能使日本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步步紧逼。如果领袖没有顽强的抵抗意志，这将会严重影响人民抗日的决心！”
他说：“‘华北事件’及‘张北事件’，就是日方用最后通牒之恫吓，导致中方一味退让的结果。如果日军看到中国真正的抵抗态度，那么，局势完全可能不一样！”
他告诫蒋介石：“若不倾其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括山东在内，必将脱离中国……”
他劝告蒋介石：“希望蒋主席丢掉幻想，对日军要实施坚决的抵抗！”
遗憾的是，德国将军这番真知灼见，这番苦口婆心的肺腑之言，并没有撼动中国国民政府最高统帅“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
法肯豪森从蒋介石微笑的表情上，读懂了这位中国统帅的内心，他了解东方人的性格，表情含蓄，内心却深藏不露。
但是，日耳曼人的性格却恰恰相反。
法肯豪森一连数日，伏案疾书，写出一篇很有价值的长篇报告——《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
1935年8月20日，法肯豪森派联络官将这份《建议》书，送到蒋介石面前，希望蒋介石在对待日军态度上能有所改变。
他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数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细。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一心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鄙意民气即是千百万抵抗，故不容轻视。若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空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
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建议》书很长，不必赘述。
法肯豪森提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数日本”。这是德国顾问团组团以来，提出此见解的第一人。
这份凝聚着法肯豪森将军军事才能、智慧及责任心的《建议》书，无论对中国所面临的战争危局形势，对中国军队的现状分析，还是对国民党政府应付当前危局的方略，都提出了宝贵建议。
遗憾的是，这份凝聚着法肯豪森将军智慧与心血的《建议》书，并没有撼动蒋介石那颗“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
蒋介石的全部心思，完全放在如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并没有放在打进国门、一心要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身上。
此刻，遭到国民党百万大军第五次“围剿”的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出发，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陕西，途经12个省，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最后到达陕北。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壮举，气坏了蒋介石，却受到法肯豪森将军的高度赞赏。他后来在《战外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只有熟悉长征地形及当时沟通方式的人，才能体会到红军长征的巨大成就和伟大之处。这群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和所有的装备、机械、器皿，越过高山峡谷，穿过惊涛骇浪，行进了数百万千米。熟悉地形的人都知道，这注定是一场胜利的抉择，没有人能够阻止！
法肯豪森将军从中国工农红军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孕育着中华民族的希望，担当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这种精神正是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所希望看到，但没有看到，却在中国工农红军身上看到了。所以，他很赞赏中国工农红军。他觉得一个民族有一种不可征服的精神，才有希望，才是不可战胜的。
八
接下来的中国，仍然按照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与日本“友好”“亲善”的训令发展着。
1936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竟然以“危害民国”之罪名，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逮捕入狱，造成骇人听闻的“七君子事件”……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兵谏之前，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的领袖张学良将军，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攻，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在告警，国家民族之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抗日，继续剿共绝无出路！”
蒋介石却勃然大怒，怒斥张学良是非不明，不肯“剿共”，轻言抗日，阻挠党国大计，实属年轻无知！
“苦谏”不成，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只好发出“捉蒋”命令，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抗日！
在张学良和杨虎城“西安事变”发往全国的通电稿上，这样写道：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有血性的国民党人，终于发出了震惊世界的愤怒吼声！
两位将军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结束了蒋五年不抵抗政策，国共两党开始联合抗日，结束了日寇在中国国土上为非作歹的日子！
过去国民政府一再的妥协，换来的绝非什么“亲善”和“东亚共荣”。一切“亲善”“共荣”的美好字眼，只不过是狼外婆为了掩盖其丑恶嘴脸，戴在脸上的假面具罢了，一旦摘掉面具，必将露出人类最残暴、最丑陋的狰狞！
法肯豪森将军早在1935年7月，曾向蒋介石阐释的国家危局，终于出现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站在中国一方，参与了激烈的“淞沪大战”等许多战役。
1937年12月5日，法肯豪森将军在一篇《简论形势》中这样写道：
大体上可以说，我们完全可以成功地、长时间地加以抵抗！目前，到处都出现了可以给敌人以重创的机会。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所有的军官、士兵以及全国人民都必须奋起，全力抵抗……
在对日作战中，蒋介石很尊重法肯豪森将军的意见，很多决策都采纳了法肯豪森所领导的顾问团的建议。不过，在激烈的交战中，法肯豪森与蒋介石的指挥思想也经常发生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