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后，法肯豪森反对中国政府迁都西部重庆。他认为西部远离海洋及所有的交通要道，国民政府无法发挥作用。另外，日军一旦掌控了中国最富饶、人口最多的地区，战争会无限期地延长。他建议国民党军队撤到南京南部，利用长江以南的武汉、南昌的资源，以侧翼保护南京。但是，他只是一名顾问团团长，只能提出建议，决策权并不在他手里。
1938年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史称“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围歼了日军两万余人，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中国官兵抗击日寇的信心。初战告捷后，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出：“要命令部队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乘胜追击！否则，日军很快就会将八到十个师团的部队调到徐州前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
法肯豪森却发现，中国军队并没有按照他提出的建议进攻，没有乘胜追击，他气得暴跳如雷，狠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大喊“岂有此理！”
九
台儿庄的会战，引起了日本军界的极大关注。
日军发现，中国军队不仅使用德国的武器装备，而且有德国军事顾问团参与指挥。日本政府立刻致电德国政府，要求立刻解散德国驻华顾问团，顾问团成员全部撤回德国，终止对华武器贸易！
早在1936年11月，德、意、日三国就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及《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纳粹德国当然不允许他所培养的将军，跑到中国来出谋划策，帮助中国去打日本了。
德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电话，向法肯豪森提出：“德国政府不支持你帮助中国抗日。”
法肯豪森却说：“我早已退休，并非在职军人，我帮助中国人是我的自由和责任。”
1938年6月21日，法肯豪森收到一封德国外交部发来的措辞严厉的电报，电文严令全体来华顾问：“尽速离华，违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之处分！”
这天晚上，法肯豪森将军一夜未眠。
他不愿离去，他希望自己能完成德国军事顾问团所担负的使命和责任，他希望与中国军队一起抗战，直到中国胜利那天。
可是，德国政府向中国下达了最后通牒，中国政府收到德国外交部发来的威胁性电报：“中德外交关系之是否继续维持或由我方予以断绝，须视关于顾问问题之以后发展而定。”
蒋介石只好同意德国军事顾问团回国了。
1938年7月，就在中日交战最激烈的时刻，法肯豪森将军所领导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不得不离开中国，启程回国。
1938年7月4日，德国军事顾问团临行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在武汉为顾问团全体成员，举行盛大的送别晚宴。蒋夫人宋美龄及军政要员一百多人，参加了宴会。
在宴会上，双方的惜别之情，溢于言表。
蒋介石发表讲话，高度赞扬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期间的贡献，向顾问团全体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全力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参与了“淞沪大战”、“徐州战役”等战役，对中国军队，无论从战略筹划、作战计划、国防工业建设，还是部队的培训、整编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贡献。顾问团亲手训练的国军87、88师，则成为中国军队的样板……在此，他向以法肯豪森将军为首的德国顾问团，表示诚挚的感谢！
但是，在觥筹交错当中，一丝不易觉察的忧虑，却悄然浮上中国官员的脸庞。他们担心，顾问团的离去，不仅使军队失去了军事高参，而且，法肯豪森将军参与了中国最高机密的全部筹划及战略布置，日本与德国是同盟国，如果顾问团成员向日本泄露机密，那将给中国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
然而，中国官员们的忧虑，很快在法肯豪森及顾问团成员的坚定誓言中，化作一阵阵感动与敬意。
法肯豪森起身，面色严肃，向全体人员敬以军礼，郑重地讲道：“我以德国顾问团团长的名义，以德国将军的名义，向蒋委员长，向各位长官发誓：我们顾问团全体成员，要为中国保守一切军事机密，绝不向日本泄露任何有关中国的信息……”
宴会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随后，顾问团全体成员纷纷起立发誓，绝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任何机密。
在法肯豪森将军身上，除了他本身具有正义感之外，还体现出日耳曼人做事认真、恪尽职守的优秀品质。他觉得，既然受聘于中国，就要忠于中国的工作，绝不能出卖中国的利益！他在中德军火贸易当中，也是尽量考虑中方的利益，促成公平交易。他说：“我在为中国服务，唯有介绍适合中国需要的物品，才算称职。”为此，他曾多次受到德国外交部的秘密警告。
1938年7月5日上午，在汉口的长江码头，法肯豪森将军及其顾问团成员，与蒋介石派来的贺耀组、何应钦、俞飞鹏等一百多名军政要员告别，登上了开往广州的舰艇。
在送行的人群中，与法肯豪森将军最后告别的，是一位名叫钱卓伦的将军。四年来，钱卓伦将军负责与法肯豪森的联络工作，与法肯豪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法肯豪森说：“卓伦将军，今后德国那边有什么事情，请尽管直言，我一定尽力。”
钱卓伦说：“谢谢！您在中国这边有什么事，也请直言，我一定尽力而为。”
两人相约，要保持通信联系。
这本是两位将军分别时，所说的一番客套话，没想到，在后来的日子里，却成了拯救他人性命的重要阶梯。
7月15日午夜，法肯豪森将军及其顾问团全体成员，从香港乘客轮离开了中国，8月10日抵达威尼斯。
十
1938年8月下旬，法肯豪森将军携同妻子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德国柏林。
这时的法肯豪森，戎马一生，已经厌倦了四处奔波的生活，本想回故乡颐养天年，安度晚年了。
但是，个人的命运常常由不得自己，它常常与国家、与世界的命运密不可分。尤其一位将军的命运，就更加难以自我掌控了。
此时的德国，正被希特勒统治着，就像日本被军国主义统治一样。整个德意志被希特勒带入一种疯狂状态，一场世界大战正在希特勒张牙舞爪的指挥下，拉开了序幕——
1938年3月14日，德国吞并了奥地利；1939年3月，又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不知下一个要吞并的国家，又是哪个？
前面说过，法肯豪森对希特勒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看到1938年11月9日，德国爆发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事件，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之后，法肯豪森跟几位要好的将军，私下里议论：“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是上帝所不容许的罪恶，是德国人的耻辱！”
他们担心，不知希特勒会把德意志带向何处？
但是，希特勒却很赏识法肯豪森的军事才能。再说，这时的纳粹德国正是最需要人才的时候。
1939年5月25日，退休九年，已过花甲之年的法肯豪森，却接到了一纸命令，命令他重新披甲上阵，重返军队，仍是上将军衔。
1939年8月25日，法肯豪森被任命为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军事地区代理总指挥官兼德累斯顿第四军区总指挥官。
1940年5月28日，纳粹德军占领了三个独立国家——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
1940年5月17日，法肯豪森接到新的命令，任命他为纳粹德国派驻荷兰的军政总督。5月18日，法肯豪森驱车前往荷兰海牙。5月26日，却又接到新的指令，任命他为比利时及法国北部的军政“总督”，命令他立刻奔赴布鲁塞尔。代替他去荷兰赴任的，是一个叫英夸特的强硬纳粹分子，二战结束后，这名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被纽伦堡国际法庭送上了绞刑架。
1940年5月30日，法肯豪森离开海牙，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十一
现在，我们该回到1943年3月12日，那个充满恐怖的早晨了。
当时，艾尔伯蒙村里的人，全都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跑来，对大家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
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女士，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1999年12月，我曾专程赴布鲁塞尔采访她，受到她及她大儿子全家、以及侄子钱宪人夫妇的热情接待，使我的采访获得了巨大成功。
如今，老人已经过世。
但回忆起来，老人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86岁的老人，一套红色纱质套裙，化着淡妆，脸上洋溢着亲切而慈祥的微笑，流露出一种大家闺秀的高雅气质。
就在老人两室一厅、挂着钱卓伦将军条幅、摆着几张混血儿照片的房间里，我开始了长达20多天抢救性的采访，从而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当时，老人年事已高，好多事情都淡忘了。我一点点地启发她，引导她，陪她聊天，陪她散步，慢慢地唤醒她沉睡多年的记忆，有的记忆却永远也唤不醒了，只好随着她生命的逝去，永远地逝去了。
在20多天的采访中，老人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
有一次，老人带我去她当医生的大儿子家，路上，天空忽然飘起了少见的鹅毛大雪，漫天大雪，飘落我俩一身。我怕老人累着，就让她趴在我肩头休息一会，我俩相拥着站在鹅毛大雪之中，开心地哈哈大笑。那一刻，真像母亲趴在我肩头一样，令我终生难忘。
还有一次，我帮她化妆。她嫌我给她画的眉毛不好看，擦了重画。画完，我俩相拥着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就这样，伴随着老人时断时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记忆，一位中国留学生波澜壮阔的人生，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我面前徐徐地展现开来——
1913年3月12日，钱秀玲出生在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
父亲是恩泽四方的乡长，家有良田千亩，是远近闻名的开明绅士。钱家为人善良，全村的孩子都分文不出地到钱家的学堂里读书，钱家深得乡亲们的爱戴。
我曾去宜兴采访过，那里是紫砂之都，地灵人杰，自古就崇尚文化，盛行读书之风。小小的宜兴，曾出过10名状元、10名宰相、20多名院士、7000多名教授、两位大学（清华和北大）校长、两位“教育部部长”（大陆和台湾）。蒋南翔、周培源、徐悲鸿、吴冠中、潘汉年等许多名人都出自宜兴。
钱秀玲出生在这样一个文化底蕴丰厚、家风淳朴的环境里，这对她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钱氏家族人才济济，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八位博士。
钱卓伦将军，曾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军事参谋、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国民党国防参谋总长办公厅主任、江宁区要塞司令部中将司令等职。钱卓伦的长子钱宪章，曾任国民党驻上海师管区少将参谋长。不过，据说钱卓伦将军随国民党去台湾不久，家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在一次参加朋友的婚宴上，突然闯进来几个国民党宪兵，当场带走了钱卓伦的另一个儿子钱宪明及其妻子。不久，这对在台湾中央日报社当记者的年轻夫妇，以中共派去的间谍为名，双双被国民党宪兵杀害。钱卓伦将军从此告退政坛，回家颐养天年。
钱秀玲兄姊三个，她是最小的幺妹，从小聪明过人，四岁就晃着小脑袋读《百家姓》，五岁背《木兰诗》，六岁跟哥哥到镇里读小学，11岁考上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附中，没等念完中学，又跳到上海大同大学读预科，专攻化学。
1929年春，钱秀玲听说在大同大学读冶矿专业的哥哥钱卓儒，要去比利时留学，就跑回家去央求父亲，她要跟哥哥一起去留学。父亲不同意，她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吃不喝，以绝食相挟。
当时，比利时政府以招揽中国留学生的方式，来退赔中国支付的庚子赔款。
1929年11月3日，钱秀玲以绝食抗争来的权利，随同哥哥等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兴高采烈地登上了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客轮，开始了她一生的欧洲之旅。
她在留学生里，年龄最小，16岁，活泼可爱，经常在甲板上跑来跑去，深得乘客们的喜爱。同船的宋庆龄把她叫到头等舱里，给她巧克力，问她会不会唱歌。
她说会，开口就唱起了当时流行的《运动歌》：“世界风潮涌，获得山河动！亚东病夫供人嘲弄，苦痛！苦痛！尤其我女界，几千年来叮叮摇摇尤苦痛！运动！运动！愿我女界齐奋勇！运动！运动！亚东病夫休梦梦！休梦梦！快醒忪！快醒忪……”
宋庆龄问她，去比利时留学，准备学什么专业。
钱秀玲脱口说道：“化学。”
宋庆龄问她为什么要学化学。当时，女孩子很少有学化学的。
钱秀玲说：“我最敬佩居里夫人，我想当一名中国的居里夫人。”
宋庆龄笑着，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名化学家，像居里夫人那样，为人类做出贡献。
然而，她的“居里夫人”之梦，却被战争给打碎了。
钱秀玲在150名中国留学生中，年龄最小，却是最聪明、学习成绩最好的。一年预科之后，她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1933年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三年后，年仅22岁的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在鲁汶大学，她以东方女性娇小美丽、聪慧过人、爱唱爱跳爱打球的独特魅力，赢得了许多外国学子的青睐。
不过，在她三岁时，父亲却给她订下一门娃娃亲。未婚夫就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父亲让他们选个良辰吉日尽早完婚。可是，钱秀玲第一次见到未婚夫就不喜欢，便毅然解除了这桩没有爱情的包办婚约。为此，父亲对她大为恼火，“未婚夫”一家与钱家反目成仇，闹腾了好多年。
钱秀玲冲破父母之命的封建枷锁，大胆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
医学系的两个白俄罗斯青年，同时爱上了她。他们每天都跑来给她送鲜花。其中一个叫米歇尔的青年对她说：“您必须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做出选择！”
于是，钱秀玲选择了一个叫白兰芝的白俄罗斯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