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了东西南北，
流连过不少名山大川。
作为匆匆过客，
再好的风景都似一夜昙花。
没能濡染上浓郁感情色彩的风景，转眼便是云烟……
杭州30小时
说“再见”容易，但再见往往难上加难，甚至就是永别。
和国周说再见，是在1996年7月的某一天。他大学毕业去贵州大学工作，而我留在北京攻读硕士学位。与同宿舍其他几个同学都曾重逢，唯独和他不曾面晤，弹指十五年。
十五年间，我们只通过两次电话。获知他的零星消息：娶了美女，生了儿子；在贵州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做了大学教师；而今，在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多年来我时不时各处游走，却没能培育出“四海为家”的洒脱。他乡除非有新朋故交，方能随遇而安。尽管南京、上海都是心仪之地，但仔细想想两处都没有我特别想见的人，自然便与它们再度擦身而过。唯独杭州，令我的心若箭在弦，只因那里有我十五年不遇的同窗。
拨通电话，国周的声音热辣、急切。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十五年的疏离和距离，尽管所有有关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十五年前。这便是同窗之间的灵犀，神秘，微妙。
“我来火车站接你。你可能认不出我了？我好胖了呢。”他笑声爽朗。“可能需要约定接头标记？”
十五载，他乡，春寒，故交，重逢……每一个词汇都凝结着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和质感，约见的期待令我异常亢奋。当年的青葱少年已迫近不惑，外貌、体态上的改变是不可逆的，即或已“沧桑巨变”亦不足为奇。
动车风驰电掣，我已无心流连窗外吴越大地的俏丽。诗词华章满眼满心，跳荡、闪烁，可惜诗歌始终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中情人。只能心猿意马，只能忐忑惴惴，少时的激越死灰复燃。突然就理解了文艺作品中一个个阔别邂逅的经典场景—忘情的泪水，忘情的握手，忘情的拥抱，忘情的哭喊……
唯恐误点，国周提前一个半小时就到达杭州火车站。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我们搜寻到了似突然“摇身一变”的彼此。几年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早已潜入血脉，根本不用理会岁月潮汐的洗刷。
小雨依旧，天色依旧青灰，市声人潮依旧陌生，但杭州城却不复我想象的旖旎，不复“直把杭州作汴州”的风情万种。然而，我心安理得，似有安营扎寨的淡定。
杭州之于国周也是陌生的，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街市间漫步。城市大同小异，如同大自然身上长出的一块块疮斑，鲜有美感。无目的的脚步将我们迷失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迷失在与我们毫无干系的灯红酒绿中。突然发现，我们都是即兴交谈的高手，交流的内容应该是一篇不错的意识流作品。忘却了零落的小雨，忘却了灰暗的天色，忘却了旅途的疲乏，忘却了他乡的陌生与漂泊，忘却了即将起程的奔波与无奈，甚至忘却了口干舌燥……
打开15年的压缩包，解压绝非一蹴而就。缩略、删除、剪辑、拼贴、倒装、旁白、插叙、补叙、留白……我们几乎出于本能，动用了储备已久的文学叙事技法，铺陈各自十五年的沉浮悲欢，千里长堤似已崩溃，洪峰万马奔腾。说的少，做的少，想的多，这应是人到中年之常态。然，只需一个瞬间，我们便重返当年，重拾书生意气。可叹，我始终不会“挥斥方遒”。
很快邀约了另两位在杭州工作的大学女同学周慧敏、周妙芬相聚。慧敏驻颜有术，岁月竟将她雕琢成了真正的美女。慧敏的老公陈兄有儒商风范，觥箸之间，国周和他已交谈甚欢。某些人天生就能凝聚酒桌上的气场，很快，他们就成了此次聚会的焦点。他们畅谈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尽是不可多得的所谓内部消息，听得我这不怎么关注天下大事的人一愣一愣的。妙芬这位重点中学的教师，令我惊异地加入了他们的二人转，国家大事她亦了然于心。一次没有明确主题的聚会，若有这等通晓天下且口若悬河者参加，确实能令席间增色生辉。记忆中颇为内向、清高的国周，竟能与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的陈兄聊得相逢恨晚，这种变化形似滴水穿石。生活改变了我们，时间让我们异形，命运常常把我们镂刻得千疮百孔。
我应该属于比较顽固的那类人，曾经迷恋的现在仍旧喜欢，曾经厌倦的现在仍旧避而远之。在他们琳琅满目的谈资面前，我就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国周说“你活得很纯粹，这种状态相当不错。许多信息都是垃圾，接收多了只会增加负重”，这善意的恭维倒也令我恬然。不觉已至深夜，慧敏、妙芬的孩子们已有了睡意，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可是，妙芬同学却意犹未尽，连声说“还早还早，再聊一会儿”。看来，这样的畅谈的确魅力多多。
今夜，我和国周客居他乡，同属自由身。我们需要重温曾经同居一室时常夜谈的共同记忆。返回宾馆，我笑语“国周，今晚我们同居”。他爽朗答应，调侃“要是在国外，两个男人同住，一定会惹人侧目”。
我向来抗干扰能力超强，大学期间七个男生拥挤一室时常彻夜畅谈，我依然能够呼呼大睡。在他们打扑克制造出的喧嚣声中，我照样可以背诵考研英语单词。我的第一篇儿童小说，是在读研时宿舍同学围坐在一起观看周星星电影发出的狂笑声中写就的。因此，我并不忌惮今夜胖国周可能制造的呼噜。事实上哪有睡意？呼噜看来是找不到存身之所了。
熄了灯，我们在黑夜里辗转反侧说黑话。与己无关的话题自然就被丢弃在酒桌上了，回想当年的糗事便是开场白。
大一时我们住在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原辅仁大学），那是一个幽静而神秘的院子。后院曾是某亲王的后花园，园子里苍松翠柏林立，古藤垂垂，几棵枣树虬枝盘旋诠释岁月沧桑。大一那年暑假，我们几个家境不好的同学滞留校园。某一日，书读腻了，牌打烦了，无所事事。凌晨一点，待守夜人（那时还不时兴“保安”）已约会周公，我们在阿江的率领下飞檐走壁。拨开楼顶侧门，蹿上城墙，攀爬琉璃瓦，坐在飞檐上，观看景山和故宫的壮丽夜景。不知道附近的居民是否听见我们在屋顶上窃窃私语？或许他们又会杜撰出一个骇人听闻的鬼故事。刚入校时，便有师兄师姐给我们绘声绘色讲述这座园子里的种种灵异，听得我汗毛倒立。
那时候我对北京没有丝毫好感。这座城市大得令人恐惧令人厌烦，而且，我根本没有信心能成为这儿的一分子。知道无缘亲近，索性冷漠、拒绝，以保护羸弱的自尊。坐在高高的飞檐上，我却没有拉斯蒂涅欲征服巴黎的勃勃野心，充塞心胸的是无以复加的自卑和渺茫。未来在哪里，一头雾水，忧心忡忡。风露渐凉，我们返回宿舍，一个个饥肠漉漉。找遍宿舍的角角落落，竟然没有任何充饥之物。校园外的小店早已打烊，那时候的北京还没有二十四小时店。在饥饿的驱使下，大家决定去后院偷枣。我不够野性，只能留在宿舍看家，只待适时开门接应。紧张、兴奋，隐隐还有些担心。要是被逮着了，被开除学籍也是有可能的。半个小时后，贼们陆续返家，一个个精赤着上身，T恤衫里兜着沉甸甸的赃物。手、脸、胳膊、腿自然被划破了多处，说“遍体鳞伤”也不夸张。但贼们似乎都不在意，饕餮，朵颐，快意四溢。不久，国周的一只胳膊红肿，似被毒虫蜇咬。他满面通红，呼吸急促，开始写“遗书”。他的主要财产是囫囵买下的几箱子书，似乎大多留给了阿江。
我们宿舍有三个人的名字跟“国”有关，分别是国周、国文和国龙。撇开姓氏，很像三兄弟。我们戏称为“三国鼎立”。国周来自贵州，阿江来自云南，我和甲军来自四川，地理位置上同属大西南，方言也很接近，四川方言在我们宿舍可以取代普通话。当我们说方言时，常美其名曰“云贵川大对话”……
一别十五年，七兄弟各散四方，至今没有再聚首的机缘。
我们还聊初离校园住单身公寓常呼朋引伴吃吃喝喝的惬意，第一次领薪水的富足感，婚恋的苦涩与幸福，考研读博的辛苦与自豪，登上大学讲台的神圣感，受到学生喜爱的虚荣和遭受学生欺愚的无奈，各自学术生涯的苦乐年华，单调而平稳的生活轨道，理想破灭的悲辛，不老不死永不褪色的道德底线和精神操守，白首不改的真性情和矢志不渝的赤子情怀，处变不惊的中年心态和甘于平庸的旷达、通脱……兴之所至，频频坐起来。这样的通宵畅谈，于我来说是十五年一次。考虑到天亮后将去西湖游玩，我们只好强行中断了谈兴，囫囵睡去。
面对西湖，我已失语。微风，零星雨雪，稀疏游客……残荷，瘦水，寒鸭，冷树……四处是默片的意境。清冷，应该是这个季节西湖自然景观的贴切写照。
国周说，西湖的迷人之处在于其处处可见的人文景观。有这位古典文学博士陪伴，有这位才情和激情依旧葱茏的贵州汉子做导游，清冷的西湖便有了勃勃生气。我很庆幸，我选择了旅游淡季来拜谒这曾无数次装饰过我梦境的西湖。更为庆幸的是，在西湖钟灵毓秀的背景下，国周和我钩沉彼此十五载过往，分享各自的成功失败。这是何等奢侈，何等排场，何等荣耀，何等可求而不可遇！突然醒悟，我在嘉兴忍受的七个惊悚之夜，对乌镇的惊鸿一瞥，原来不过是为这曼妙的杭州之行所做的铺垫。
这他乡邂逅的三十个小时，注释了我们别后的十五载韶华。三十小时≈十五年，这不对等的等式诠释了几多关山横断、时空隔阻？即或与相约白头的那个人，也难觅如此激越、率性的三十个小时。不能再奢望还有这样的重逢，只能洒脱地道声“珍重”。
今夜，暴雨欲来，面对着北京七月氤氲、闷热的夜空，我将不再的那三十个小时小心翼翼存入我笨拙的文字里。一别又近半年，我一直在寻找写作的情绪，我以为我可以敲打出一篇振聋发聩的美文。该打上句号了，我不得不轻喟一声：语言终究是苍白的，我的笔力瘦骨嶙峋。然而，我的感受仍旧丰腴如盛唐仕女！罢！罢！！罢！！！
彩云南飞我北去
1
我小学同学的哥哥，战死在云南老山前线。云南给我的最初印象，自然相当惊悚。他参军那天，胸戴大红花，雄赳赳气昂昂。我拥挤在乡亲们欢送他的锣鼓声中，好奇地打量着接兵军官帽檐上的红五星。两年后，他变成了一块烫金的“光荣烈属”匾荣归故里。后来通过无线电波，我零星获知战士们蹲“猫儿洞”的艰苦，“自卫反击战”的惨烈……再后来看电视剧《凯旋在子夜》，自然会想起同学家堂屋门檐上的那块匾，始觉战争与死亡距离我其实并不遥远。
高中的自然地理课堂上，我惊觉遥远的云南竟与我的家乡四川比邻。庆幸的是它没有蛛网一样的铁路线，仅需记住不多的矿产资源，以及几条流出国境便更名的大江。云南省不是高考地理试卷的重要考点，我开始对云南有了些许好感。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它还有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彩云之南，亦不知茶马古道的诡谲，香格里拉的神奇，泸沽湖女儿国的神秘，丽江古城的繁华，更不知被曲谱化的《月光下的凤尾竹》……
大一的军事理论课堂上，某大校教官用地道的方言授课。许多同学仿若听天人说天书苦不堪言，我却倍感乡音温暖。他画考试重点时再三强调“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以为他来自四川，事实上他是云南人。及至上现代汉语课，才确知云南和四川属同一方言区。从方言上探究，两省可谓血浓于水。
我近距离接触的第一个云南人是阿江—大学时睡在我下铺的兄弟。他有东南亚人常见的黝黑皮肤，还有淡蓝色的眼珠，我们甚至怀疑他是混血。我和他可以用方言交流，只不过他的云南话清脆、绵软。一直很纳闷儿，这样的语调如何吵架？如何能调高调门呼朋引伴？我甚至笃定：云南人个个好脾气，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足球、篮球和排球皆拿手的阿江，人缘极佳。但是，他非常低调。同学四年，几乎不曾从他那里获得更多有关云南的一手信息。他竟然从未向大家提起，名扬四海的抚仙湖就在他家乡近旁。
云南之于我仍旧是中国地图上的西南边陲，一个僻远而陌生的地理符号，一个据说比较闭塞、落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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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云南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是在2001年8月。那时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已两年，就职于某著名电信公司，淹没在一堆IT精英中，做着打酱油的企业宣传工作。那一次“四飞八天游云南”，所有费用皆由业务往来甚密的某报社友情赞助。小芝麻粒儿的我能得到如此福利实属不易，可惜我不知珍惜，不懂得享受浮生半日闲。那时候我确实非常年轻，理想自然风姿绰约。虽收入颇丰，但职业与爱好风马牛不相及，且看不清未来在何方。“身在曹营心在汉”，愁绪千丝万缕纵横交织。
不谙随遇而安的我，一路上自然看不见彩云之南的好山好水，听不见边陲少数民族自然本色的歌音。机械地随旅行团赶路，不习惯与陌生的团友搭讪、闲聊，心里装不下任何新奇，更难以“一晌贪欢”。视导游小姐活跃气氛的荤笑话为恶俗，不屑于团友们毫无戒备的插科打诨，鄙夷争相购买玉石银饰和茶叶等的拜物癖团友……稍有空闲，那帮IT精英们便乐此不疲玩一种无聊透顶的“杀人游戏”。我冷眼旁观，拒人于千里之外。得到的回报当然不菲—大多数人距离我似有一个地球之遥。所幸有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团友相伴，他和我同届，亦残留着初入社会的青涩，浑身的书卷气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物以类聚，我俩自然臭味相投，成了被团友们心照不宣放逐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