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骑游青藏高原
从2005年5月到2008年10月——
他三上青藏高原，骑着自行车走完了四条进藏公路；
他写下了近百万字的行走笔记，拍摄了上万张精彩照片；
他创作出版《问道天路——骑游青藏高原六十二天》一书……
引子
雅安一城连古今
《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第9期首次推出200页加厚版，而该期的“主角”是四川。
在四川众多的城市中，作为个性化的四座城市（雅安、绵阳、西昌、攀枝花）中，雅安排在首位。“雅雨、雅鱼和雅女是雅安这座城市的精灵。这里既是茶马古道的北线起点，也是成都的后花园。今天的雅安，仍流淌着古老的历史与悠闲的生活。”茶马古道代表了雅安的历史，而“后花园”则是今日雅安最为形象的概括。
茶马道行吟
一个烟雨朦胧的早晨，名山县新店镇。
叩开厚重的大门，“茶马司”三个字顿时映入眼帘，院中一株千年老树，见证了茶马互市的千古历史。
雅安，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从雅安到康定，有两条路，一条从雅州（今雅安）到荥经，越大相岭到黎州（汉源），经泸定磨西到打箭炉（康定），这条路因早在秦汉就成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到天全，越二郎山，经泸定至康定，因系山间小路，故称为“小路”。由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分别称为“大路茶”和“小路茶”。背进去的是茶，牵出来的是马……正是千百年来不绝如缕的古道，催生了雅安的历史和文化。
走在茶马古道上，仿佛还留着飘荡在山谷间的缕缕茶香，仿佛正与那“嗒嗒”响着的马蹄擦肩而过……看着青石板路上的拐子窝，眼前顿时出现了这样的情景：背夹子上的茶包子重重叠叠，“背二哥”（背夫）手持拐子，脚穿偏耳子草鞋，一步一拐地跋涉在崇山峻岭中。
今天，当川藏、滇藏、青藏、新藏公路和飞机航线把内地和西藏紧紧相连时，“茶马古道上不再有那些清脆的马铃声响在蒙蒙的雅雨中”，延续了千百年的茶马古道已基本丧失了存在的意义，祖先的辉煌还给了辉煌的祖先。
然而蓦然回首，人们惊异地发现：如同茶文化是雅安的灵魂一样，茶马古道已深深地浸入到城市和人共同书写的记忆中。
浪漫后花园
今天的雅安，打造的就是成都的后花园——中国西部生态之城。
从成都到雅安，一条高速公路缩短了两地的时空距离。雅安从昔日茶马古道的起点一跃成为成都今日的后花园。漫步雨城，随着丝丝雅雨扑面而来的是散漫的生活气息，一种能沁入心肺的悠闲，让人顿生停下来歇歇脚的念头。抬腿出雨城，这里有世界茶文化圣山蒙顶山，有“天然氧吧”碧峰峡，有奔流不息的“天府第一汤”周公山温泉，10公里的车程，眨眼可至。
2005年9月15日，时任雅安市委书记侯雄飞向全市人民“散发”了一张雅安的城市名片：生态城市。
冰川时代“活化石”的大熊猫，也许目睹了雅安的亘古变迁，但它无言无语。大熊猫选择在雅安繁衍生息，自然有它生存的道理，因为这里是它们最后的天堂。青山碧水，入眼皆景，尽涤尘虑。如此美景，自然不单是人们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最佳去处，更是娇贵无比的大熊猫栖身的真正天堂。于是，我们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雅安百姓而言，先人的历史只能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精彩的生活却留给了当代和未来……雅安，当这个城市不再以一个繁忙的边地重镇形象彰显它的业绩时，生活便回到了平淡与安详之中；当无边的丝雨若有若无地飘散着，古老的街巷都亮起了一盏盏橘红的灯光，你既可触摸到由茶马古道写就的辉煌巨著，也能聆听到由“雅安三雅”（雅雨、雅鱼、雅女）变奏出的后花园交响。从遥远的古代到今天，从重镇到后花园，雅安，这个城市已经跃然于纸上……
（记者 高尧）
——摘自《雅安日报》2003年9月28日第八版
浪漫雅安
2003年9月28日下午，罗维孝来到位于雅安市中区的四川农业大学校门边的报亭。
这个报亭是他的朋友唐国强开的，唐国强原在雅安地区物资公司上班，公司改制后，他也就失业了。40多岁的人了，干什么都难，好在唐国强喜欢读书看报，在大学门口开个报亭，既可看不花钱的书报，还能多少赚点生活费，唐国强倒也乐此不疲。后来，雅安撤地设市了，唐国强的报亭依然如故，还顽强地站在那里。
罗维孝每个月都要到唐国强的报亭去好几趟，拉拉家常，再买几本杂志，算是照顾朋友的生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是罗维孝每月必买的杂志之一。
“罗老师，这期的《中国国家地理》特别好看，不但比平时的要厚得多，而且里面还有专门介绍雅安的文章。”罗维孝刚走到报亭，大嗓门的唐国强就招呼了起来。
这期杂志，是《中国国家地理》推出的第一期加厚本，是“四川专辑”，主题看上去有些勾魂，叫“上帝为什么造四川”。
“四川专辑”编得也特别精美，地理人文无所不包，“山、水、城、人”四首交响曲在书中回荡，盛赞四川旅游景观的差异之美。
由于这是杂志社出的第一本加厚本，内容说的是四川，2003年9月27日，杂志社便在成都会展中心举行了推介会，社长李栓科、执行主编单之蔷专程到成都主持推介会，《雅安日报》记者高尧也应邀参加了推介会。
2003年9月28日，该报刊发了相关报道《雅安一城连古今》。
罗维孝在《雅安日报》上看到介绍后，马上就往报亭赶，专门来买这期杂志，而且一买就是两本，说是读一本，还要珍藏一本。
介绍雅安的文章的题目是“茶马古道上的后花园”，是四川知名作家聂作平写的。内容不错，文字很美，罗维孝靠在报亭上就读了起来。
“我的家乡，有那么美吗？”
读罢，罗维孝问自己。
但他无法回答。也许是“不知雅安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城中”吧。
读罢，曾经埋藏罗维孝心底的火种再一次被点燃——
“我要到拉萨！我要沿着茶马古道，从‘后花园’骑车到拉萨！”
罗维孝对于青藏高原的向往，已经很久很久了。
这颗冰封多年的种子，今天终于发芽了。
十多年前，罗维孝曾推着自行车，登上了二郎山之巅。
二郎山不仅是四川盆地和川西北高原的分界线，而且还是汉族文化与藏羌彝民族文化的分界线，算是一座带有地理和民族文化色彩的地标山脉。再加上当年修建康藏公路时，“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四处传唱，名扬天下，二郎山又成了一座天下名山。
山这面是雅安，山那面是甘孜。
一山两世界，甘孜阳光，雅安细雨。
1987年7月，与雅安一山之隔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海螺沟发现了全球纬度最低的冰川。在冰川开发前，罗维孝和朋友杨康明相约去看冰川。他们各自骑着一辆笨重的“28”圈加重自行车，沿着蜿蜒崎岖的国道318公路（起点上海，终点拉萨）到了泸定县海螺沟。
与其说是骑车，不如说是推车。从雅安到泸定县虽然只有100多公里，但从市区海拔600多米陡升到近3000米的二郎山垭口，而且全是泥浆路，很难骑行，大多在推车，有时还要扛着自行车走。单是翻越二郎山垭口，他们就花了整整两天时间。
到了泸定县，就算是到了四川藏区的边缘，再往前走，就是“跑马溜溜的康定城”了。从海螺沟出来，望着隐没在崇山峻岭中的国道318公路，罗维孝曾萌发了骑自行车到西藏看看的念头。
然而他悄悄叹了一口气，他担心自己的身体吃不消，恐怕还没有骑到拉萨，自己就倒在进藏的路上了。
罗维孝的身体不好，白细胞低，只有正常人的一半，三天两头感冒，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后来，牙齿也莫名其妙地掉光了，只得安了满口的假牙。
白细胞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罗维孝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有一次看病，医生在不经意间问了问罗维孝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后，突然叹了一口气，然后告诉他：“老罗，你的身体可能受到过放射性物质的辐射，爱感冒和掉牙齿是有原因的，因为你的白细胞低，因而你的自身免疫力不强。白细胞低是不可逆转的，吃再多的药也很难提高。不过，你也别太灰心，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锻炼身体，提高身体抵抗力，也许有一定的作用。”
罗维孝一听，起初也很沮丧，后来也就坦然了，既然改变不了，就得学会适应。
自己的白细胞低，他的很多战友也都有同样的毛病。他们隐约知道是当基建工程兵留下的后遗症，因为他们当年是国防铀矿部队，而铀矿正是放射性物质，当年他们开采铀矿时，近乎“赤膊上阵”，没有任何一点防护设备。
死马只得当成活马医了。罗维孝听从了的医生的建议，从1992年夏天起，他开始天天下河游泳，数九寒天也依然坚持。
后来，罗维孝还约上一些老同志，成立了一支雅安老年市冬泳队。除了游泳外，他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在雅安周边城市、乡村游玩，疯得经常不落屋。
前半生，有养家的责任，也有对社会的责任，必须按部就班地生活、工作。直到儿子罗里大学毕业后，在成都找到了工作，罗维孝和老伴李兆先也退休了，也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给自己“挥霍”，游泳搏击江河，骑行纵情山野，便成了罗维孝的最爱。老伴李兆先也非常支持他，你想“疯”就“疯”，只要身体好起来，任由他折腾，给了他“放纵”的空间。
登山、打球、游泳、骑行等十多年坚持不懈的锻炼，罗维孝的体质和体能终于有了起色。尽管白细胞还是很低，但感冒的次数明显减少了，罗维孝总算有了一个看上去还算健康的身体。
选择何种方式进入西藏？
罗维孝曾有过很多设想，其中徒步或骑车，这是他考虑得最多的两种方式。
最后，罗维孝决定骑车进西藏，沿着昔日的茶马古道、今日的国道318公路到西藏。
从雅安到西藏，在古代是一条茶叶大道。
中国是茶的故乡，而雅安的蒙顶山，是有文字记载世界上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就有饮茶的习惯，创造了灿烂的中华茶文化。在我国众多的民族中，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比藏族更嗜爱茶。
茶对藏族人来说就如阳光、空气一样，是生活中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藏族谚语有“汉家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之说，足见茶在藏族日常生活中比粮食更为重要。一般情况下不论贫富，人们“每天至少饮茶五六次，每次人必十数碗”，可算得饮茶最多的民族。藏族对茶情有独钟，饮茶蔚然成风。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生活对这种习惯的共同需要。
藏族同胞饮茶习惯的形成正是这样。一方面藏族所居的地方高寒、缺氧、干燥，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菜。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分，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因此藏族对茶有必然的需求。另一方面藏区虽不产茶，但与其毗邻的四川却是盛产茶叶之乡，青藏高原与内地长期保持着紧密的经济交流互补关系。千百年来四川所产之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区，完全能满足藏族人民之需。而藏区的土特产品也随着茶叶输藏的贸易被传输到内地，弥补了内地所缺。于是一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在藏汉民族商贩、背夫、驮队、马帮的披荆斩棘努力下，在历代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被开辟出来。它像一条绿色的飘带，横亘于青藏高原与川、滇之间，蜿蜒曲折于世界屋脊之上。穿过崇山峻岭、峡江长河，越过皑皑雪原、茫茫草地，像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把内地与藏区相连接。
宋元时期官府就在今雅安的黎州（汉源）、碉门（天全）等地与吐蕃等族开展茶马贸易，但数量较少，所卖茶叶只能供应当地少数民族食用。迄至明朝，政府规定于四川、陕西两省分别接待杂甘思及西藏的入贡使团，而明朝使臣亦分别由四川、陕西入藏。由于明朝运往西北输入藏区的茶叶仅占全川产量的十分之一，即100万斤，支付在甘青藏区“差发马”所需茶叶，其余大部川茶（边茶），则由雅安输入藏区。而西藏等地藏区僧俗首领向明廷朝贡的主要目的，也是获取茶叶。因此，他们就纷纷从川藏茶道入贡。明代朝廷更明确规定鸟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和附近鸟思藏地方的藏区贡使均由四川茶路入贡。而明朝则在今雅安、天全设置茶马司，每年数百万斤茶叶（边茶）输往康区转至鸟思藏，从而使茶道从康区延伸至西藏。而鸟思藏贡使的往来，又促进了川藏道的畅通。于是由茶叶贸易开拓的川藏茶道同时成为官道，而取代了青藏道的地位。
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今康定）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这条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的茶道，既是明清时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茶马古道。
以前，从雅安到康定，几乎是背夫的天下，成群结队的背夫把雅安的茶叶背到康定后，再通过骡马驮运到西藏。以前就有一个说法：“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
除了背夫外，达官贵人进出康藏，走的也是这条路。
民国期间，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省会虽然在康定，但24军军部在雅安，刘文辉长期住在雅安，遥控指挥，偶尔到康定公干，不是坐轿子，就是甩火腿（走路）。
这里也曾修过公路，从雅安一直修到了康定，只是在通车典礼上连推带抬，弄进去一辆小车，就算通车了，修而不通，劳民伤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解放军18军进藏的步伐，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南北两线并进，1954年12月，分别起于雅安、西宁，止于拉萨的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双线通车。
国道318公路建成通车后，茶马古道虽然荒芜了，但雅安生产南路边茶依然是藏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罗维孝决定，骑行青藏高原，从川藏公路进去，从青藏公路出来。寻访茶马古道，宣传雅安茶文化，就是此次骑行的主题。
就在罗维孝筹备骑自行车进藏期间，2004年9月，第八届中国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首届蒙顶山国际茶文化旅游节在雅安举行，同期举行了茶马古道百年老照片展。
茶马古道的老照片出自法国人之手，拍摄于1904年，刚好100年。
1899年10月，42岁的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1857~1935，中文名方苏雅），经历千辛万苦，将12箩筐玻璃底片（当时的胶片）以及笨重复杂的摄影设备运到中国（途中还要用油纸蘸上牛血来包装，以防雨淋湿），他绝不会意识到，他的那些照片将成为百年后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而他对中国的感情也将随着他的照片，在时间的长河中流淌。
方苏雅时任法国驻昆明总领事。1904年，方苏雅在离开中国的最后一程，就是为了考察从四川到云南能否修一条铁路。他沿着川滇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由昆明经楚雄，进入大小凉山，行至泸定、康定，再行至川藏交界处，最后折转回到雅安。
崇山峻岭，沟壑纵横，海拔起伏较大。在方苏雅的眼里，要在这里修建起一条铁路，无疑是“天方夜谭”。
虽然方苏雅的考察结论是“这里无法修建铁路”，但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的风物，被他永远定格在了镜头中，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
大相岭、大渡河、古道、古桥、鸡毛小店、背夫、轿夫、马帮、茶包……无一不凝固在了方苏雅的胶片里，留给世人一段永远的记忆。
戴在头顶上的大草帽不仅遮阳挡雨，也使背夫们的身形奇特而高大，苦力们一天大约要走40公里，负重可能超过了100公斤……这些外表毫无生气的极度贫困的人能胜任这种工作，表现出如此的耐久力……
方苏雅不仅留下了难得的照片，在他的日记中，我们还看到了他笔下描写茶马古道的文字。
在百年茶马古道老照片展出期间，罗维孝多次前去观看，看着那些苍凉的老照片，他在感叹茶马古道上背夫艰辛命运的同时，也为拍摄者叫好。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更敬佩拍摄者方苏雅。
无论如何，那时法国的生活肯定强于中国，昆明城市的生活自然也比山村好得多，而方苏雅放弃舒适的生活，跋山涉水，走进了川滇藏交界的深山峡谷中，拍下了这些弥足珍贵的照片。
看着茶马古道百年老照片，更坚定了罗维孝骑游青藏高原的决心。
挺进拉萨
第八届中国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首届蒙顶山国际茶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后，雅安又开始筹办第三届四川省旅游发展大会。
骑游青藏高原，宣传雅安，宣传四川，罗维孝遇上了好时机。
罗维孝打算骑行青藏高原的消息传出后，有不少人报名参加，后来有人建议他们结队骑行。
在一年多的筹备时间里，他们多次进行适应性训练，二郎山就是他们的练兵场。
2005年5月22日上午9时，罗维孝、杨德钦、穆朝缜、郭绍奎、梁辉、何有忠、丁爱英7人在雅安市区康藏路解放军某运输团门口集中，他们打着“青藏高原骑游队”的旗帜，踏上骑行青藏高原的漫长旅程。
这支4男3女的骑游队，除雨城区第一中学的英语老师何有忠是在职的外，其余6人都是退休人员，他们的平均年龄54岁。
出门在外，意想不到的风险无处不在。
其实这条路是很凶险的，从古到今，丧生在这条路的人很多。雅安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兼副馆长张勇是罗维孝的外甥，听说舅舅罗维孝要骑自行车到西藏，他专门找了几本旧书给舅舅看。
别看这几本旧书毫不起眼，但对后世影响极大。《鞑靼西藏旅行记》和《中华帝国纪行》的作者是法国人古伯察，另一本《艽野尘梦》，是“湘西王”陈渠珍写的。
陈渠珍与熊希龄、沈从文并称“凤凰三杰”。陈渠珍原入湘军，后转入川军。宣统元年（1909）英军入侵西藏，陈渠珍上书《西征计划》，得上司赏识，被任命为督队官深入藏区。陈渠珍随川军入藏收复工布之后，率兵进攻波密。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西藏，援藏军随即哗变。无奈之下，陈渠珍决定弃职东归。他率领湖南同乡士兵及亲信共115人，打算取道青海返回中原。
陈渠珍在风雪中翻越唐古拉山脉，进入无人区后食粮殆尽，饥寒交迫中与恶狼争抢食物。茫茫雪原，漫漫黄沙，陈渠珍几欲倒地不起，险为恶狼所噬，在渺无人烟的荒原中，历经7个多月的艰苦历程后，才抵达青海湟源。
115人的队伍，仅7人生还。后来，陈渠珍根据这段经历，写下了《艽野尘梦》一书。
多少垂死的呻吟、枕藉的白骨，早已湮没在西陲的沙尘与风雪中。荒原求生，时时惊心，处处动魄，读者无不为之动容。书中还描写了藏族少女西原，是侠、是佛，是天下奇女子，朝夕相处的跌宕日子使得他和西原间情缘日渐升华。西原于陈渠珍，不仅有情，有恩，更有义！万里相随，竟一病而逝，令他痛彻肺腑。
陈渠珍执掌湘西大权不久，20岁的沈从文从川东被部队遣散回到保靖，被陈渠珍留在身边做书记。后来有人说“沈从文的脚步，一直牵着陈渠珍的影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渠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当时解放军正在筹划进藏事宜，贺龙、刘伯承还专门向陈询问有关西藏的事，还向他要了《艽野尘梦》书稿，印发给部队官兵，作为进藏指南。
《中国帝国纪行》的作者古伯察（M.Huc，1813~1860）为法国遣使会会士，1839年来华传教。1844年他与秦噶哔神甫以及一名出生在青海的土族云游喇嘛萨木丹净巴3人组成了一支旅行队伍，开始了从东北到青藏高原、横穿中华大地的旅行，经过热河、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历时18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846年到达了西藏首府拉萨。
在当时，进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跟随一个从内地朝贡归来的使团。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跨越冰河时，河面上的薄冰在人马的压力之下破裂，发出阵阵撼人心魄的声音。翻越巴颜喀拉山时，这支人马遇到了一连狂吹15天的暴风。他们只好裹起层层羊羔皮大衣和坎肩，又给骆驼裹上了“大块毛毡”。不抵寒冷的秦噶哗“双手与面部都被冰冻上了，嘴唇苍白无色，双眼几乎失神”。古伯察把他裹在一个被子里，像包袱一样紧紧捆在马背上。在翻越海拔6069米的唐古拉山时，花了将近3个星期：6天用于攀登，12天在高原上奔命，有40人和十几头牲畜成了“山鹰、秃鹫和乌鸦争抢的食物”。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巴颜喀拉山上被判了“死刑”的秦噶哗居然逐渐恢复了知觉，从鬼门关上捡回了一条性命。
清政府得知古伯察进藏后，指示驻藏大臣琦善：
此人远涉重洋，经历数省，学习各处文字、语言，意究何居？……该洋人是否实系该国所遣，及有无送银接济之事，并将匣内所贮洋信、洋书等件交通晓洋字之人逐件译明，庶可得其底细。
琦善奉令将其驱逐，派车押送出境。古伯察只得经西藏、四川、湖北、江西、广州，于1846年末到达澳门，从而完成了1844~1846年的环游中国之旅。
到了澳门后，古伯察完成了回忆录的整理，并命名为“鞑靼西藏旅行记”。后世诸多冒险家，如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普热瓦尔斯基、美国的柔克义和日本的后藤富男等，都是此书的忠实读者。不少人还旁征博引，对《鞑靼西藏旅行记》进行过注释和考证。有人甚至将这本小书装在马鞍口袋中，在旅程中时常翻阅。后来，他又写了《中华帝国行》，讲述从西藏到澳门的见闻。
古伯察在书中预言，中国的国门必将被打开。
罗维孝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他认真地看了这三本书，惊异地发现，《艽野尘梦》作者陈渠珍当年进藏的路线，大致就是今天的川藏公路，而他离开西藏的路线，也几乎与青藏公路一致。而《中华帝国行》作者古伯察的路线刚好相反，他是从青藏古道上进去，从川藏茶马古道中出来。
有意思的是，陈渠珍、古伯察都经过了“康藏门户”雅安。对雅安到西藏的遥远而又艰险的道路，在他们的书中，都用了大量的笔墨进行描述。
其实，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还有很多，民国奇女子刘曼卿只身进入西藏，走的也是这条路。前些年，罗维孝也读过她写的旅途日记《康藏轺征》。
1929年，汉藏纠纷，藏军进攻四川巴塘。国民政府刚刚勉强平定中原，加上担心英国人从中挑拨，遂决定派代表团赴藏与达赖沟通，但一时竟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这时候，一位传奇女子站了出来，向长官古应芬主动请缨，请求任使节赴藏完成这一重要使命。这位奇女子就是刘曼卿，才24岁，时任国民政府一等书记官。
国民政府批准了刘曼卿的请求，任命她为国民政府和解特使。她随即从南京出发，一路西进。
刘曼卿仅带了一个藏族随从，从尚无任何公路通往康藏的四川雅安开始了她险象环生、九死一生的西藏之行。
途中，刘曼卿历经艰险，多次几乎丧生，战暴风冰雪，抗缺氧高反，与随时可能伤害自己生命的敌对藏军周旋，与在拉萨企图加害她的英国间谍斗争，最后终于把国民政府的声音带给了十三世达赖和西藏朝野，为汉藏人民的友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后，刘曼卿又绕道印度，乘坐轮船返回。
“看来，我们今天要走的路线，就是当年古伯察、陈渠珍、刘曼卿等人走过的路。在过去，这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今天，我们既不能畏惧，更不能掉以轻心。”行前，罗维孝反复告诫大家。
为提高大家的风险防范意识，他们7人以及他们的亲属还共同在《雅安冬泳骑游队骑游青藏高原公约》上签字，“公约”上明确规定，责任和风险由本人及其家属共同承担。
在罗维孝的建议下，他们集体到保险公司购买了数额不等的“意外人身伤害保险”。
罗维孝被大家一致推举为队长。
川藏公路的地质气象情况复杂，常年因塌方、泥石流改道不断，是一条永远没有精确里程的国道，世人称“西部奇路”。而青藏公路因海拔更高，空气更稀薄，气候更恶劣多变，被称为“神仙行走的天路”。
骑游青藏高原，这说起来非常轻松，等到迈出了第一步，才知道艰辛、艰险、艰难的个中滋味。
上午9点出发，晚上8点，他们终于到达计划中的第一个住宿点——新沟，骑行将近11个小时。
这里是雅安市天全县两路口乡政府所在地，位于二郎山脚，也是“驴友”集中的骑行驿站。罗维孝一行住进驿站，墙壁甚至天花板上都是“驴友”写下的东西。
其中有一首“问坡何时休”的顺口溜，虽然只有寥寥几句，但形象、生动，让罗维孝先是忍俊不禁，后来捧腹大笑了起来。
问坡何时休
抬头是坡，
低头是路。
问坡何时休？
坡曰：
爬坡爬到死！
从雅安到新沟，只有短短的87公里，海拔高度也只是从雅安市区的641米跃升到新沟的1330米，只有700多米的落差。从严格意义说，这仅是骑行青藏高原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与动辄四五千米的高山相比，可以说小巫见大巫。
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把命丢在路上。
在罗维孝跑前跑后的拉扯下，这支骑游队伍从雅安到康定，总算有惊无险地到达了。
严峻的考验终于来了。
从康定到新都桥，虽然只有84公里，但要翻越海拔4298米的折多山，这是进入西藏的第一座超过4000米的高山，而且还有连续不断的33公里上坡路，从山脚到垭口，海拔高度陡升了1800多米，这对于他们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2005年5月27日6时15分，他们开始了登山之旅。
弯多坡陡，空气稀薄，每走一步，呼吸都十分困难。最恼火的是金灿灿的太阳不打一点闪闪，裸露在阳光下的皮肤火辣辣地灼痛。罗维孝和梁辉走在前头，他俩把他们甩下一段路后，又返回来帮三位女将推车上山，来来回回跑了几趟，全部人马终于到达了折多山垭口，已是下午3时许，花了整整9个小时的时间。
上山不易下山也困难。由于下山的路几乎是碎石土路，坑坑洼洼，很难掌握好自行车的平衡，快不得也慢不得。
傍晚6时许，罗维孝率先到达了新都桥兵站。
川藏某运输团团长刘正良跟罗维孝是“摄友”，他们骑行青藏高原一事，得到了刘正良的支持，沿途兵站协助解决他们的食宿。
罗维孝到达兵站一个多小时后，有人已经赶到，有人还在路上。眼看夜幕就要降临，兵站已准备好晚饭，然而还有穆朝缜、丁爱英两人未到。
就在罗维孝等人心急如焚时，手机的短信铃声突然间响了起来。
罗维孝一看，是穆朝缜发过来的：“我在下山途中碎石路上不慎跌跤，自行车被摔坏，现已无法骑行，请你们想法予以帮助！”
罗维孝立即请求兵站支援。
此时天色已晚，突然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还伴随着电闪雷鸣。
兵站闻讯后，二话没说，马上派了一辆车前去协助搜救。罗维孝让其他4人在兵站等候，他随车前去接迎。
大雨如注，汽车一头冲进夜幕中。
由于手机信号不畅通，无法联系上穆朝缜，直到罗维孝乘坐的搜救车到了分手处，也没有看到她们的身影。
“穆朝缜，你在哪里？”罗维孝不顾风雨雷电，打开车窗高声呼喊。
风声雨声，就是没有穆朝缜的回声。
眼看着汽车就要开到了山顶处，依然没有她俩的身影。好在手机有了微弱的信号，罗维孝打通了电话，才得知穆朝缜、丁爱英搭其他便车已到了兵站。
饥肠辘辘的罗维孝返回兵站时，已是晚上11点钟了，只见大伙在门口屋檐下等候着他。
看着浑身湿透的罗维孝，穆朝缜走过来对他说：“老罗，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个团队可以走得更远。既然大家选择了这条路，我们就得团结互助，克服困难往前走。”罗维孝等人安慰她说。
大家饿着肚子没有吃饭，等着罗维孝回来才一起吃。
罗维孝很感动，他赶紧换下湿透了的衣服，兵站炊事员也把饭菜加热了，大伙围在一起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雨过天晴，次日清晨一出门，遍地的绿草红花扑面而来，弥漫着花香、青草气息的空气十分清新。
新都桥有“摄影家的天堂”的美誉，而5月份正是最好的季节。
自行车摔坏了，自然无法继续往前骑行，穆朝缜便成了第一个回家的人。
穆朝缜泪洒新都桥，大家都很伤感。
“我在雅安等待你们凯旋。”穆朝缜挥泪与大家告别，依依不舍地回到了雅安。
罗维孝等人继续前行。
接下来要翻越高尔寺山、海子山、唐古拉山等多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还有“世界屋脊”上瞬息万变的恶劣气候，一路上随时都有可能遭遇暴风雪……
骑行青藏高原，不但挑战着人的体能，更是挑战着人的意志。山，一座一座地翻越；路，一段一段地骑行，所有的艰难困苦都被他们克服了过来。
2005年6月25日16时，当他们骑过了拉萨桥，拉萨市区就在眼前，隐约看到了布达拉宫广场，他们欢呼着，脚下生风，飞快地朝布达拉宫广场冲了过去。
当他们在布达拉宫广场展开队旗合影留念时，似乎成为人类坚韧不拔挑战大自然的胜利标志，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正在广场上游玩的中外游人争相要求和他们合影，还有藏族同胞拿来了哈达，献给他们。
在骑行到拉萨的途中，罗维孝多次看到了雅安茶叶（边茶）的身影，他们还一次次走进当地牧民的家中，藏族同胞用雅安茶叶打制的酥油茶招待他们。
梁辉、罗维孝、郭绍奎3人完成从雅安到拉萨的全程骑行，丁爱英、杨德钦、何有忠中途搭过一段汽车。
突遭藏獒袭击，路遇激流险阻，在暴风雪中与死亡搏击，挣扎求生，险遇塌方活埋，为探路一脚踏空差点掉下深渊……
这诸多真实而又惊险的情景，让他们回想起来都觉得后怕。
好在这一切，他们都挺了过来。
尽管如此，骑行川藏公路、青藏公路的计划只完成了一半。他们接下来还要骑行青藏线。
按照国际骑行惯例，创造纪录的骑行休整期不应超过3天。也就是说，向青藏公路的挑战必须在两天后开始……
20世纪80年代，几位国际自行车户外运动界名人曾经提出举办一个难度类似达喀尔汽车拉力赛的“世界超高海拔自行车越野赛”，几经考察，地点就放在了中国的青藏公路。
为保险起见，他们邀请了运动医学专家现场考察论证。考察结论让人退避三舍。专家的结论是，运动员会在超负荷运动的缺氧状况下，出现心肌梗死，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死亡运动路线”。
结果，名噪一时的“世界超高海拔自行车越野赛”无疾而终，从此，这项运动再无人提起。
青藏公路的路况看上去不错，全线几乎都是沥青路面。然而，这里四季高寒缺氧，盛夏常发生间歇性电闪雷鸣、狂风大雪和冰雹，给自行车户外骑行运动带来不少困难。经过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罗维孝等人身体情况已经不是太好。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谁也不愿意跟生命过不去。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进是退？
大家在尊重个人意见基础上商定，丁爱英、杨德钦两位女同志在拉萨将自行车托运回家，然后搭车到青海格尔木，再乘坐火车经成都回到雅安。郭绍奎、何有忠两位老同志从拉萨搭车越过唐古拉山、昆仑山口等高山的1000多公里高风险地段后，从青海的格尔木恢复骑行。冲击川藏、青藏两线的自行车骑行新纪录，由罗维孝、梁辉代表全队完成！
穿越青藏
2005年6月28日清晨，肩负使命的罗维孝、梁辉从拉萨市区出发。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逐渐稀薄起来，在正常人坐着不动都感到呼吸困难的地方，他们长距离骑行的艰难可想而知。
骑至羊八井，他们看到青藏铁路的建设工地，轨道已铺设到了这里。
施工负责人听说两位勇士依靠自行车骑行完川藏公路，正在征服青藏公路，佩服之至，执意邀请两位勇士参观刚刚铺好的铁轨，称梁辉、罗维孝是“青藏铁路的第一批游客”。
不过，羊八井兵站站长像景阳岗前的酒店老板敬告武松不要过岗一样，他告诉罗维孝、梁辉两人：“你们是无法翻过唐古拉山的！”
这位站长的理由很简单：骑行青藏公路的，要么有后援车跟随保障，要么装备十分高级，负重极轻。装备差、负重大，且无保障车辆伴随，因而很难穿越成功。
从拉萨到唐古拉山口600公里全是爬坡，从那曲到昆仑山口700多公里的地段，公路始终在4700米至5300米之间，长距离的骑行，心脏负荷大，是件要命的事。而翻越川藏公路上的高山，只是在山顶上做短暂停留后，就往山下走，心脏负荷要小得多。
从当雄到那曲，沿途雪山皑皑、草地茫茫，他们骑行了好几十公里，也没有看见一家商店。
长时间的缺氧和大运动量骑行，罗维孝和梁辉的体力渐渐不支，几乎连啃压缩饼干的劲都没有了。一阵大雨伴着七八级大风吹来，他们根本无法前进，只得倒卧在公路一侧，任凭高原冷雨浇淋，狂风抽打。
不过两人都很明白，如果在这里过夜，哪怕躲进帐篷中，即使夜间不突然下雪和出现冰雹，也没有狼群出现，仅下半夜的降温，也很有可能让他们患上感冒，从而出现令人生畏的高原肺水肿，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生命就会受到死神的威胁。
罗维孝粗略计算了一下，估计此处离那曲仅有20公里。于是，两人强打精神拼命骑行到了那曲。
那曲军分区首长在电视上早已认识了“天路双侠”，看到他们狼狈不堪地闯了进来，立即安排炊事员拿出最好的饭菜予以接待，并让他们住进了营房。两人好好休整了一天，体能得到了恢复，又继续前进。
翻越申格里贡山口时，罗维孝和梁辉碰上4位骑行装备十分精良的挪威人。
尽管彼此间语言不通，但同属“骑士”，并相遇在“世界屋脊”上，大家高喊着相互间谁也听不懂的话，并亲切地拥抱起来。最后，大家按“江湖规矩”各自支起相机合影留念后，握手告别。
他们刚翻过申格里贡山，风云突变，刚才晴好的天气一瞬间变脸，乌云密布，竟然飘起了鹅毛大雪。鹅毛大雪随着七八级的大风不断往眼睛里钻，寒风一吹，身上的积雪变成了冰块。好在他们两人从川藏线杀将过来，这种“六月飞雪”的阵势，他们并不陌生。
艰难骑至唐古拉山口前的安多已是21时。在海拔4700米的安多兵站门口问路时，穿着皮大衣的哨兵见暮色中的骑行者竟只穿着单衣单裤，雨衣上覆盖着冰雪，立即报告站长。站长立即让士兵们为他们安排食宿。
2005年7月3日16时，经过近4000公里的骑行，罗维孝、梁辉由南向北，终于登上了唐古拉山口。
雨雪过后的唐古拉山非常雄伟壮丽，不远处是即将竣工的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
两人留影后，见路况、天气均好，“老夫聊发少年狂”，任由自行车一路狂飙，在“世界屋脊”飞驰而下，痛快地尽享在天路上“飞翔”，仅半天时间，他们就“飞翔”了127公里。
那种腾空而起，似乎在“飞”的感觉，罗维孝、梁辉脑海里只有一个字，就是“爽”！
穿过柴达木盆地的戈壁滩，经都兰县，环绕美丽的青海湖骑行100多公里后，7月12日骑行到达西宁，他们又进入甘肃地界，取道甘南回到四川，经阿坝州的若尔盖、红原、理县、汶川，再经都江堰、成都回到雅安。
7月20日，罗维孝、梁辉终于骑行到距成都只有270公里的米亚罗（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境内）。由于这段路基本都是下坡路，胜利在望，他们气冲霄汉，决定再创一个新纪录，从理县到成都，一天骑行完成。
7月22日，两名老兵从成都出发，沿国道318公路轻松骑行了140公里，胜利回到出发地雅安。先期回来的其他同志和其他迎接人员一道，早已在雅安城郊的金鸡关隧道口等候他们。当他们的身影一出隧道口，雅安市摄影家协会的“摄友”们手中的长枪短炮对准他们就是一阵狂拍。
他们出发时有7名队员，最后只剩下了罗维孝和梁辉两人，他们坚持走完了计划中的所有旅程。
梁辉、罗维孝作为雅安骑行队的代表，靠着惊人的毅力，历时两个月，顽强拼搏，用自行车在青藏高原画出了一个万里圆弧，创造了若干项全国、亚洲，乃至世界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新纪录。
罗维孝等人从青藏高原回来后，很多省内外的“驴友”找到他们，向他们打听骑游青藏高原的相关事项。
拖着疲惫的身躯、圆梦后的喜悦，罗维孝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行前的激动，壮观的送行，艰辛的路程，队员之间感人的互助精神和依依不舍的分别场景，多次命悬一线游走在生死边缘的惊魂时刻，以及众多藏汉朋友无私帮助，沿线兵站的慷慨援助，时时撞击着罗维孝的心灵……
心灵叩访
从西藏回来，罗维孝开始向众人讲述途中的经历，字字句句感人，点点滴滴震撼。不少人说：“老罗，你该写本书了！就把你讲的写出来，就是一本好书！”
初次听到这话时，罗维孝苦笑了一下。
“我写书？”罗维孝怎么也没办法将自己和作家联系在一起。
读书，是他从小就喜欢的事，写书，是他自己想都没有想过的事。
再后来，劝说的人越来越多了，就像是一颗种在沙丘里的种子，本来不会发芽，但浇水的人多了，种子终于发芽了。
“我能写书吗？”
“我能写好书吗？”
罗维孝心中形成的一种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他最后横下一条心：“写就写，梦回拉萨，叩访天路，在心灵里再走一趟青藏高原！”
罗维孝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决定把骑行的经历写出来！至于能不能出书，写出来再说。
“后来我就想，我为什么不把我这次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呢？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川藏线、青藏线，去感受青藏高原那纯洁、苍茫、深沉而又气势磅礴的美，当然，还可以了解我们的雅安，了解我们雅安人的精神。”这个念头在罗维孝的脑海里萌发后，挥之不去，如影似随。
罗维孝决定再一次行走天路——用心灵叩访。于是，他拿起了创作的笔。
西藏，应该说是男人们心中最向往的世界。这种向往，如同一个女人向往法国巴黎的香水和时装，有着魔一样的诱惑力。
罗维孝一直是把西藏当作神往的“世外桃源”，他做梦都想，用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走进这个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地方。
行程中，罗维孝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到当地邮局加盖邮戳。回到家中，看着数不清的一枚枚邮戳，历历在目的一幕幕场景，如同定格的电影胶片，在罗维孝的脑海中不断回放。
用生命丈量极限，用两轮书写人生。
走在旷野，寻找一种孤独而又缥缈的感觉。
放飞自由心灵的空间，让我寻找并感知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空间与世界。
我不敢妄言说，我成功了；但，我敢说，我努力了！
这些意味深长的语言，这些狂放不羁的话语，很难想象出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罗维孝之手。户外骑游的生活、放飞梦想的高原，为他积淀了太多太深的感受，一下笔，这些词句奔涌而来。
疲惫一次次地袭来，当罗维孝瘫倒在地再也不想起来的时候，感觉到恶劣的自然气候快要将自己吞噬的时候，还有眼前突然出现闪着银色的雪峰时，他都会虔诚跪拜……默默地祈求母亲在天之灵的庇护。
每一次骑车出行之前，罗维孝向往的是人间绝妙的景致，但一出后发，他的唯一目标，就是活着回来。
“让我用文字还原当时的感触，真像重新翻越一次青藏高原。”罗维孝是个洒脱的人，但写文章却是他最痛苦的坚持。
罗维孝提笔将跨越21座雪山、14条江河、62天骑游青藏高原的经历，完整地记录下来，记录下行程的艰难与豪情、痛苦与欢乐，记录下青藏高原磅礴的气势、沿途不事雕琢的自然美和苍茫旷远的深沉美，记录下旅途中那撞击心灵的一个个瞬间。
“煎熬！”罗维孝足足用了两年时间，初稿成型后，内行的评价竟然只是“流水账”。他继续饱受煎熬，从第一稿到第六稿，原来的“流水账”不见了，不但有了骨架，还有血有肉。
文化水平不高的罗维孝，我手写我心，我心随我行，再一次“行走”在高原上，再一次“放飞”在天地间，他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终于写了一本20万字的日记体长篇纪实游记。
几经考虑，罗维孝把书名定为“问道天路——骑游青藏高原六十二天”，时间、地点、方式都交代了。
“写这本游记，与再次骑游、重新行走相比，其痛苦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年的时间，用纪实的手法，再现骑游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我不是作家，我只是用笔记录了一路的真情实感和沿途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罗维孝感叹不已。
书稿写出来了，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交给哪家出版社出版？从没有写过书的罗维孝一筹莫展。
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罗维孝将游记的部分章节上传到网上，并留下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
当天晚上，四川大学冬泳协会副会长陈学勤无意中看到了书稿，他一口气通读了网上所有的章节。
第二天一大早，陈学勤给罗维孝打电话：“这是一本真实、独特的游记，是用生命写就的心路历程。这本书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旅游向导，是骑游世界第三极的出行指南。”
陈学勤还建议罗维孝，如果有可能，在雅安组织成立“驴”行青藏高原培训基地。
看了书稿的一网友赞叹道：
这是一本独特的奇书。它的独特不仅因为写了“有着魔一样诱惑力”的土地，也不仅因为它叙述了奇人奇旅，而且因为它用最朴质平实的日常语言，原汁原味地再现了这一切，没有雕琢堆砌，没有花拳绣腿，质朴粗犷的语言和质朴粗犷的人、境、言行、心灵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我们被深深吸引着，同他们一起紧张、痛苦、焦虑、快乐……
马上有网友跟帖：
看了罗维孝的游记，更增加了我对拉萨的渴望！景色是一回事，拉萨是一回事，骑游是一回事……路途中的喜怒哀乐才是主题！
《华西都市报》特稿部编辑慧眼识珠，以“老顽童骑游青藏高原”为题，精选了部分章节，率先进行了连载，随后《西南航空》等杂志也向罗维孝约稿，随后图文并茂地刊发了此文。
原四川民族出版社社长罗勇也在网上看到了文稿，他拍案叫绝：“这是一本充满真情实感和心路历程的，具有唯一性、独特性，充分揭示人性美的好作品。”
他安排编辑主动上门，要走了罗维孝的完整书稿。
随后一个惊喜传到了罗维孝耳中：“我们给你出书，不但不用你掏一分钱，我们还要按高标准的版税，支付你的稿费。”
此前，有人知道罗维孝在写书，假装好心地找上门去，说是为他出书打点铺路，从他手中骗走了5000元。而现在，罗维孝曾有过的担心和疑虑早已吹到了爪哇国，《华西都市报》“特别报道”连载的上万元稿费早已拿到手上，四川民族出版社也破天荒地给他开出了10%版税的价码，那可是一流作家的稿费标准。
四川民族出版社高度重视《问道天路——骑游青藏高原的六十二天》的出版发行工作，罗勇亲自参与，精心策划，最有意思的是，编辑把他沿途盖的邮戳全部编印在了书上，用独特的邮戳见证罗维孝的骑游旅程。
当样书拿到手，罗维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跪拜在母亲的遗像前，他把样书郑重地放在母亲的遗像面前，他要将此书奉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
“妈，你的儿子没有给你丢脸。小时候，我没有读过几天书，不是你的错，那是时代的悲剧。今天，你的儿子出书了，不是儿子的自豪，而是母亲的骄傲。因为在你儿子的血脉中，流淌着你与命运抗争的基因和传统，我才会有今天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挑战命运、挑战自我的结果！希望妈妈的在天之灵永远庇护着我，妈妈，你安息吧！”
罗维孝的父亲早年去世，开小食店的母亲王淑荣独自撑起了一个家，把他们兄妹一一拉扯长大。在罗维孝的心中，母亲并没有远离儿女，而是躲在一个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在默默地关注着自己的儿女，祝福着自己的儿女。
如今罗维孝有出息了，成了“文化人”了，就像他上学时得到了一张奖状，马上飞跑回家报喜那样，他用样书给母亲报告，在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从此，这本祭奠过母亲的书，被罗维孝一直带在身上，保佑着自己骑行一路平安，成为自己的“护身符”，罗维孝走哪就把它带到哪，并在书上加盖了他骑行经过地方的邮戳。天长日久，在这本书上，除了原印在书上邮戳外，他又加盖了更多、更新的邮戳，成了“孤本”。
正如四川民族出版社事先预测的一样，《问道天路——骑游青藏高原的六十二天》一问世就火爆了起来。
2007年4月25日至5月1日，在重庆市举行的第十七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问道天路——骑游青藏高原六十二天》这本长达20多万字，配有105张精美图片和上百枚沿途邮戳的纪实游记，深受读者好评，被誉为“骑游世界第三极的出行宝典”。
随着博览会的展出，数百本刚出印刷厂还飘着油墨香的书就被读者抢购一空。来自全国各地的发行商，纷纷与出版社签约，商定发行事宜。参加图书交易博览会的外国友人，也向出版社咨询该书是否出版外文版。
“这本书非常真实、独特、实用。”4月25日，时任四川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少雄来到书市现场，看着正埋头签名售书的罗维孝，他对《问道天路——骑游青藏高原六十二天》称赞不已，随后与罗维孝亲切交谈，鼓励他再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2007年5月19日，四川民族出版社、雅安市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局、雅安市摄影家协会联合在雅安举行了“雅安人文化成果展示——罗维孝高原骑游摄影展暨《问道天路》新书发布会”活动。在会上罗维孝讲述了难忘的时刻——
2005年7月3日下午4点半钟，我和梁辉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登上了唐古拉山口——这里是“世界屋脊”的脊梁，是离云彩和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们能站在最高点上，验证了我们顽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是勇敢的人，是意志品质坚强的人。我做了一件我最想做的事，走了一段我最想走的路，看了一路我最想看的景，圆了一个我最想圆的梦，写了一本我最想写的书。
我相信古往今来在中国的历史上比徐霞客走得远、走得多的人有的是，为什么人们没有记住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来考证和传承。人们记住了徐霞客，是因为他留下了不朽的文字。
罗维孝的发言，语惊四座，掌声雷动。当他走下主席台，就有人开始喊他“罗霞客”。
骑行没有尽头，惊喜还在继续。
签名售书
2007年6月19日，罗维孝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四川民族出版社和北京新华书店发行总公司邀请他到北京参加签名售书活动。
“邀请我进京参加签名售书活动？”
罗维孝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有些怀疑要不是人家电话打错了，要不就是自己耳朵听错了。一个草根能进京参加签名售书活动？在罗维孝看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般的故事。
“你没有说错，我也没有听错吧？”罗维孝不放心，他再问了一遍。
“没有错，我们邀请的就是《问道天路——骑游青藏高原六十二天》的作者罗维孝！喂，你是不是罗维孝？”罗维孝的疑虑，倒是让对方怀疑接电话的人，是不是罗维孝。
罗维孝这才相信，天上真的是掉下了馅饼，而且还砸在了自己头上。
6月23日，罗维孝从雅安出发，开始了骑游北京的旅程。
7月6日下午，罗维孝骑着自行车抵达北京新华书店发行总公司。
“签名售书活动，我们每年都要举行很多次，邀请外地的作家也很多，他们不是坐火车就是赶飞机，像这样骑自行车进京签名售书的，你是第一人。”发行公司总经理看着风尘仆仆的罗维孝，惊讶不已。
既然骑着自行车进京的，发行公司在西单图书大厦布置的签名售书现场自然也就很拉风，除了悬挂着的巨大横幅标语外，“主角”之一的自行车，也摆放在了签名售书现场最显眼的地方。
满脸黢黑的罗维孝一出现在签名售书现场，就引起了轰动，很多读者一下就围了起来，不但要求罗维孝签名，还要求与他一起合影，现场气氛十分热闹。
那几天，《问道天路——骑游青藏高原六十二天》一书的签名售书活动先后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三大书城举行。
在北京签名售书期间，罗维孝还接受了《中国新闻出版报》《京华时报》的采访。
2007年7月12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刊发了对他的专访。
用心写天路
——访《问道天路》作者罗维孝
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川西高原因路途艰险，被人们誉为“天路”。然而正是这样的天路，被56岁的退休工人罗维孝和他的伙伴梁辉征服了。这两位年过半百的人，硬是靠骑人力自行车一次性地穿越了四川、西藏、青海、甘肃四省区的45个县市，历时62天走完了总行程5300公里的路程，并根据此行写就了游记《问道天路——骑游青藏高原六十二天》。
“由于现在骑游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把骑游的经历写成十几万字书的人，还是很少的。”这是罗维孝引以为豪的事情。
为了来北京签售，已经58岁的罗维孝重拾自行车，在酷热的天气里，开始了新的征途。每天早晨5点开始上路，晚上8点住宿，硬是从成都骑到了北京。7月8日上午，在北京图书大厦，带着西藏阳光留下的印记，皮肤黝黑、骑士打扮的罗维孝一露面，即引起不少读者的好奇。尽管读者多为他的打扮而观望，可他并不失望，淳朴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热情地邀请读者与他交流骑游的感受。
对于骑游的经历，罗维孝描述为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迎雷电、顶风沙、闯犬阵、涉急流，千辛万苦、九死一生。退休后，不享受生活。却去受苦图什么呢？面对此疑问，罗维孝早有准备，“为了做自己最想做的事，走自己最想走的路，看自己最想看的景，圆自己最想圆的梦。”
一口气说出几个“最想”，罗维孝似乎意犹未尽，竟旁若无人地大声地手指书中某一段落念给记者听：“我陶醉于草原的景色，静卧在松软的草地上，望着湛蓝的天空，飘浮的白云，看盘旋飞翔的雄鹰，听鸟的啼鸣，远山、草地、溪流、帐篷、牦牛、羊群，构成一幅自然和谐的美景。”
出发前七个人结伴骑游天路，最后仅剩两个人成功走完天路。对此罗维孝称是“幸运”。谈及书中描绘的西藏，罗维孝激动地说，那是男人们心目中最向往的世界，就好像女人向往法国巴黎的香水和时装一样。而行前的激动，壮观的送行，艰辛的路程，队员间感人的互助精神和不得已分别的场景，及难以用语言表述的青藏高原壮美的景色，多次命悬一线游走在生死边缘的惊魂动魄时刻，以及众多藏汉朋友慷慨无私的帮助，军民的鱼水深情——又无不是罗维孝决定再次挑战自己——写书的动力。
与骑游西藏天路相比，写书无疑是更为艰难的挑战。因家贫，罗维孝在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但是他没有采纳请别人代笔的建议，“别人是无法体会我内心的感受。我要自己用心写。”他说。
本着这样的念头，用62天走完的天路，罗维孝用一年多的时间来书写，六易其稿，才写出日记体游记《问道天路》。为了证明内容的真实性，罗维孝特意在每篇日记中都印上盖有当地邮局的邮戳。
“我的这本书还是很火的”，拿着一摞照片，罗维孝用流行词“火”来说明他的书在今年5月第十七届全国书市上签售的情景。“这两天，我在北京地安门新华书店签售了不少书呢！”
罗维孝很开心。看得出，他对自己这本书的销量充满信心。
下一步计划，罗维孝准备从北京骑游去河南，“如果可能的话，还要签售”。
炙热的天气，夏季的暴雨，与西藏天路恶劣的天气相比，对罗维孝来说，应该都是小菜一碟了，因为他坚信“只要坚持就能办到想办的事”。
祝他在骑行路上，一路走好！
（记者 章红雨）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7月12日第四版
签名售书活动结束后，罗维孝推着自行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但在天安门广场巡逻的武警把他拦住了，告诉他，自行车不得进入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是重要的活动场所，禁止一切车辆入内。
罗维孝掏出了《问道天路——骑游青藏高原六十二天》一书，他说自己是应邀到北京来参加签名售书活动的，自己从四川到北京也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很想在天安门广场留下一张自己和自行车相伴的照片。
罗维孝的要求，让武警战士为难了。但他并没有再阻拦，只是让罗维孝先站着别动，他去请示领导后再说。
武警战士和值班领导走过来了，值班领导查看了他相应的证明材料后，没有马上答复，只见他掏出对讲机请示了起来。
最终，罗维孝的请求，得到了管理部门的批准，准予他推着自行车进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带。
在游人的帮助下，罗维孝推着自行车行走在天安门广场的珍贵镜头，便永远地定格了下来。
这一难得的照片，成为罗维孝永久的纪念（后来有人看到这张照片，说是PS的，罗维孝只是笑笑，并没有解释什么）。
随后，罗维孝又来到天安门广场正阳门，他站在了“四方神”标志前。
“四方神”是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
世界上许多国家，如美国、法国、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等，都在首都的中心位置设立了“公路零公里”标志，象征一个国家或者城市干线公路的起点和城市的中心点，同时也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美国的“零公里”点设在美国国会大厦前，俄罗斯的标志设在红场，法国的标志设在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前。它们不但成为所在国家公路的标志和象征，同时也成为著名的人文景观。
过去我国公路里程少、发展水平低，一直没有考虑设立此类标志。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公路事业的飞速发展，设置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的建议逐步提上日程。
北京作为我国首都，在我国68条国道中，11条国道的起点在北京（其中从北京起至昆明、经过四川雅安等地的国道108公路的零公里就在这里），向全国辐射。在我国规划的7条射线、9条纵线、18条横线，总长8.5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网布局中，有7条从北京向外辐射，经过雅安的G5京昆高速公路（2007年3月，该路最后一段雅安至西昌已动工修建，后于2012年4月通车）的起点也在这里。
但国道和高速公路以前在北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志性起点。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后，不仅将为中国公路网络提供一个标志性的起点，还对展示中国的开放形象、弘扬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造型古朴庄重的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于2006年9月24日上午安放在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前，是在正阳门和毛主席纪念堂、国旗杆一线的中轴线上，范围是1.6立方米。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是用黄铜铸成，东西南北四个铜字，在铜字的内侧是朱雀、青龙、白虎、玄武中国古代四种神兽的图案，标志的中心则是一个车轮。用古代车轮的形象代表以首都北京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中国公路网。它的建成既是国家干线公路总起点的象征，也将为北京为天安门广场增添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
“东西南北中，祖国在心中。”
站在天安门“四方神”前，罗维孝脑海里又浮现出美丽的青藏高原。
他暗暗下了决心，在未来的三年时间里，趁自己还年轻，将沿滇藏、新藏线骑行青藏高原，围着世界屋脊转，给青藏高原画上一个圆满的圆圈后，再骑行祖国的大江南北。如果还有机会，他还有一个心愿：骑着自行车走出国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等到这一切都结束后，自己就坐在家里，静静地创作“骑游三部曲”——在《问道天路——骑游青藏高原的六十二天》的基础上，把骑行四条进藏公路的内容全部加上去，创作一本全新的《问道天路》；然后再分别创作一本骑游神州大地的《问道神州》和骑游国外的《问道西方》，让“骑游三部曲”来记录和见证自己的骑游生涯。
骑行青藏高原的成功，《问道天路——骑游青藏高原六十二天》一书的轰动，让罗维孝的激情再一次迸发。
罗维孝相信，一个人只要尊重自己，尊重自然，挖掘自身内在的价值，不断地挑战自我，在这个包容的世界里，人人都能创造出人间奇迹。
附：川藏公路、青藏公路简介
川藏公路（国道318公路）：东起四川省省会成都市，西止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公路有南北线之分，南线由四川成都、雅安、康定、东俄洛、巴塘，西藏芒康、左贡、邦达、八宿、波密、林芝、八一、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达孜至拉萨，全长2146公里。北线由成都至东俄洛与南线重合，再由东俄洛与南线分开北上，经乾宁、甘孜、德格、西藏江达、昌都至邦达又与南线重合，直抵拉萨，全长2414公里。川藏公路属国道318公路（东起上海人民广场，西至西藏中尼公路樟木口岸）的一部分，沿途自然景观奇特，民族风情浓郁，有“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之称。
青藏公路（国道109公路）：起点青海西宁，经格尔木，翻越昆仑山（4700米）、风火山（4800米）、唐古拉山（垭口海拔5150米）和念青唐古拉山四座大山，跨过通天河、沱沱河和楚玛尔河三条大河，穿过藏北羌塘草原，在西藏拉萨市与川藏公路汇合。全长1937公里，沿途景观大气磅礴且丰富，可看到草原、盐湖、戈壁、高山、荒漠等景观。青藏公路属国道109公路（起点北京，终点拉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