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史铁生
二〇一〇年最后一天，我去季风书店慰劳一下疲沓的心灵。偶遇在报社工作的石君，他轻声对我说：史铁生去世了，在今天凌晨。书店里很安静，但我还是瞪大了眼睛急忙追问缘由。我不应当这么惊奇才对，因为我见识过病魔带给他的痛苦。他三天就需要透析一次，透析后的第一天，人很精神；第二天精神大减，第三天，差不多萎靡不振了。而且，我想象不到，做完透析后他十分饥饿，饿到必须立即吃东西的地步。二〇〇四年春天，在上海，在王安忆老师的指挥下，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推着他的轮椅飞奔到宾馆去吃东西……
为了方便透析，他在胳膊深处直通血管埋了一根管子。他曾让我伏在上面听一听，我被震撼了，血流涌动的声音完全就是长江大河奔腾而下的声音！人的细小血管中竟然蕴藏着这么大力量，生命的激情太令人震撼了！难道……它就突然停息了？那訇訇的奔突声就消失了？对于生死，背负着苦难已经走了很久的史铁生曾有无数次的叩问，在《我与地坛》中，他说：“死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欣赏这种面对苦难的态度，我欣慰他的苦难总算得到解脱，但我还是自私地不希望这个节日这么早就降临到他的身上。
作为一个读者，送别自己喜爱的作家最好方式就是默默地读他的书。翻动着冰冷的书页，我想起了许多他的文字伴着我们走过的时光，特别是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我觉得那才是二十世纪文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从王蒙到王朔，从张承志到余秋雨，从新写实浪潮到陕军东征，仿佛积蓄了多少年的能量在此找到了井喷的出口。一部部作品在所谓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终于为它的真正读者所阅读：《九月寓言》、《废都》、《长恨歌》、《活着》、《坚硬如水》、《丰乳肥臀》、《马桥词典》，还有苏童的那些中短篇、于坚等人的诗、李辉的打捞历史的“沧桑看云”系列……每一部作品都曾留下不同的阅读记忆，有赞赏，有感叹，也有争论；社会正在日益世俗化，人们都在奋不顾身地“下海”、“走穴”、倒卖，然而此时毕竟还有这样一批作家和这些作品丰富着我们的精神空间。外界环境如此喧嚣，他们却又如此执著于精神的探索和表达，这中间有多大的反差啊，也许正是这种反差才凸显出这批人的可敬。那是在人生最迷乱的岁月中伴着我精神成长，在内心最为孤独的时刻给了我生命营养的一批作家和作品。虽然我早已过了追星的年龄，但对他们始终保持着特殊的敬意，这是后来的一些作家用再多再轰动的作品也永远无法取代的尊敬。
为此，我曾发愿有朝一日一定要写一部《九十年代文学史》，将别人以为文学已经边缘化，但它却蓬勃生长的景象描述出来；同时也是在梳理自己的精神史。毫无疑问，史铁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章节。《我与地坛》，发表于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的《上海文学》；一九九二年秋天，我进入了大学，至今我仍十分感谢一位姓耿的写作老师，她以对当代文学的热爱、敏锐的感觉、不俗的审美鉴赏力引导着我们的阅读，也不断地为我心中高涨的文学火焰拾柴加薪，她向我们推荐《我与地坛》，给我们讲过《命若琴弦》。“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这样的句子立即就把年轻人俘虏了，大家传抄着，甚至在手记中不断地模仿着写下很多类似的句子。对于文中用四季来对应地坛的时节和人生的时序也佩服得不得了，常恨心中没有他那么多的比喻。至于一个人“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的心态，我们也试图去理解，对于苦难、命运、欲望、救赎这样的话题，也是我们所喜欢的“深刻”。反正，这篇文章当时大家是争相传诵着，不过对于文字中的禅机，甚至对于苦难与命运的追问，又哪里是我们这帮初出茅庐、什么风雨也没有经历过的人所能领会的呢？
近二十年过去了，当年一起读《我与地坛》的同学哪里去了？我只知道我的写作老师也离开了那小小的校园，她还会记得那些为文学沉醉的日子吗？如今谁还会以一颗素心静静地重读《我与地坛》吗？如今还在传抄这样作品的人是不是都是不正常的人呢？
史铁生对当代文学另一杰出贡献是他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在务实的时代中能有这么漫长的写作之夜，这么大篇幅的“务虚”，是史铁生向命运挑战的结果，这部书集中了他的写作才艺和对人生的思考。不过，我得承认，当年我并没有读懂它，以后几次想认真读读它，都因心境浮躁没有气力来完成，特别是他用英文字母来命名人物的写法更是让我眼花缭乱。有段时间，我发现缺少阅读史铁生的耐心了，觉得他越来越玄，到二〇〇六年《我的丁一之旅》，我从大连背回上海，又几番从上海背到别的城市，始终没有读完它。我心中很歉疚，觉得背叛了对这位作家的敬意。渐渐我发现谈论史铁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偶尔一次有人说起《病隙随笔》，我激动了老半天，不久大家谈论的只是史铁生的病了。这两天我总是在检讨：远离史铁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我的心越来越虚浮？——也可能越来越实际进而远离了“虚”和“玄”。我忘不了同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收获》杂志的一句宣传语：“在世间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史铁生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除了他所贡献的那些作品之外，还有一种精神和品质，他的文章是干净的、宁静的，他的存在显示着文学的“灵魂的净土”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在当今是百无一用之物，但一个作家也有他的幸福之处，比如由于文字，许多读者与作家自然而然有了亲近感，作家也沟通了人们的心灵，让疏离的世界中的人们彼此靠近了许多。正因为这样，见到史铁生我一点也不觉得陌生。那是二〇〇四年五月，王安忆老师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有了一笔经费，她想到了请多年未曾到沪的老友出来看一看。我当年的日记中曾有两次记到这件事情。五月二十五日：“史铁生上午九时半来校演讲，有王安忆和马原陪同。史人很平和，但面色乌黑，着毛衣。中午饭后，谈关于美国、梦想、信仰，没想到竟然争论起来，我觉得他太单纯、书生气了。”与复旦学生的对谈是在复旦叶耀珍楼多功能厅，暗暗的，环境不很好；可能是上午，那天来的学生似乎不多，与贾平凹来学生把逸夫楼挤个水泄不通无法相比，即便这样，史铁生说他已经够紧张了，“在飞机上紧张，在地上也紧张”，“今天见了这个架势，还是让我紧张”。这不是矫情，是真实的状态，所以他开头就说要申请抽支烟，控制紧张。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同学提问，有人提到了《我与地坛》，表达了对作家的敬意。这个对谈后来曾以《我们活着的可能性有多少》为题发表在当年《上海文学》的第七期，我找到当年整理稿的电子文档，没有想到这是史铁生当年修改的回传稿，上面是醒目的一行：“周立民老师：文中改动部分，红字为准，蓝字删去。史铁生04，6，11。”如今对着它，我良久无语。
那天的“争吵”发生在午饭后，上海某作家的日记中还曾记过一笔，说复旦一青年还是学生的跟史争吵……那就是我。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客套，主要是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太崇拜美国及其一切了，我觉得我们没有那种心态；而史铁生则认为对于一些美好的东西如果没有信仰和梦想怎么能行呢？我的反驳又是：美国就是我们的梦想吗……那天饭后，虽然不是剑拔弩张，但也算你来我往谁都不相让，安忆老师甚至也来浇水熄火。不过讨论问题是讨论问题，不伤和气。或者正是史铁生的和气，不摆大名人的架子，才有我的放肆。现在想来，我的很多较真实在很愚蠢，我们东北人也太直性子了，他讲了一个上午我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休息休息呢？两天后，我又见到了他，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半，到宾馆见史铁生，后王安忆来，推史到附近医院去透析，史一再说王安忆太热情，心甚不安。我见王半跪在地上替史系鞋带，十分感动……”系鞋带的细节我终生难忘，那一代作家彼此温暖着携手前行的友情是浇灌我灵魂的净水。记得那一天在宾馆闲谈中，他说过：不能要求作家的下一部作品就比上一部好，这做不到（大意）。我理解他的意思，更佩服他看得开，写作不是争胜，一个作家只有剥除了这份心态才会更自由地写作，也才会越写越好。
此后，有一年在北京，是一个文学奖的颁奖，我见到过他，那天风很大，他有些感冒，还是抱病出席……
多少年前，史铁生的母亲不经意中种下一棵合欢树，一度以为它死了，没有想到竟然活了过来。她呵护着它，也常常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苦难让他们忘记了这棵独自承受风雨的树，儿子腿残了，经常抱怨命运的不公，更为不公的是母亲年仅四十六岁竟猝然逝去，儿子痛苦中只有这样安慰自己：“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母亲去世后，史铁生的小说接连发表了，得奖了，但她看不到了；这棵合欢树长高了，也开花了，但她也看不到了……老房子新换了人家，那有一个孩子，史铁生感慨：“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翻着史铁生的书，我在想，多少年后，我们的儿女们还会关注一个叫史铁生的作家吗，她会知道这个作家伴随着爸爸妈妈一起走过的那些岁月吗？一个多月前，我刚去过地坛，一位老师让我去看一个展览，我本能地问：是史铁生的那个地坛吗？他说：是。但这已经不是一个废弃的、荒芜的古园，喧闹得就差锣鼓喧天了。可是，勒在石上的文字会被风沙侵蚀，刻在心中的记忆却是历久弥新，通过文字，我不断地与史铁生回味着地坛的安静，品味着这里的夕阳和朝日。作家不在了，但他的文字没有磨灭，我还记得他的话：“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颠布散烈烈朝晖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这样的言语和信念，能给喜欢史铁生文字的人一丝安慰吗？
二〇一一年一月三日中午于花城竹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