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海明威相见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1957年春天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他偕同妻子玛丽·海尔希漫步走过巴黎圣米歇尔大街时，我一下子便认出了他。他在街对面，正朝着卢森堡公园那个方向走去。当时他虽然已经59岁，但当他出没于一个个旧书摊、隐没在巴黎大学青年学生的人流中时，竟显得那样生气勃勃，富有活力，人们哪里会想象到，他的一生只剩下最后4年时间了。
瞬间，我仿佛像以往那样，觉得自己被分割在自我的两个对立的角色之间。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上前请求谒见，还是穿过林荫大道，向他表达我那谦卑的钦慕之心。但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都感到极为不便。我只是把两手握成杯形放在嘴边，如同丛林里的壮汉那样，站在人行道上，朝对面大声喊道：“艺——术——大——师!”欧内斯特·海明威明白，在这一大群学生中不可能会有另一位大师的，于是他转过身来，举起手，亮着孩子般的嗓音，用卡斯蒂利亚语对我高声叫道：“再见了，朋友!”这就是我见到他的唯一时刻。
那时，我是个28岁的哥伦比亚记者，曾发表过一篇小说，并获过一次奖，但我当时却游荡在巴黎街头，毫无目的和方向。我的文学大师是两位各具特色的北美小说家。那时，读了他们发表的每一部作品，但我并没有将这些作品当作一般读物来读，而是作为文学想象中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却又各自独树一帜的风格来仔细研读的。一位大师是威廉·福克纳。我从未有过眼福见到他，只能在梦里想象，他就是卡蒂埃·布莱森拍摄的著名相片上的那个衣着朴素的农夫，只见站在他身旁的是两条小狗，他那长长的衣袖连同手就搭在狗的身上。另一位大师就是从街对面向我道别的那个生命短暂的人，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我生活中仿佛发生过某件事，而且这件事总是萦绕我的一生。
我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小说家读别人的小说只是想领会这些小说是怎样写出来的。我相信这话千真万确。我对浮现在纸页表面的那些秘诀并不满足：我们翻过书来就会发现隐于其间的缝口。我们以某种不可言喻的方法把书分解到它的实质部分，在弄清楚了作者的发条装置之奥秘后，我们再把它回复原样。但把气力花在分解福克纳的书上，则是令人沮丧的，因为他似乎没有一个写作的有机体，而是盲目穿过那圣经的宇宙，宛如一群放在满桌是水晶玻璃的店铺里的山羊。人们力图剥去他纸页表面的东西，但随即映入眼帘的便是弹簧和螺丝钉，不可能再回复原样了。相比之下，海明威的灵感要少些，激情和狂热也少些。他极其严肃，把那些螺丝钉完全暴露在外，就像装在货车上那样。也许鉴于那个原因，福克纳便成为一位与我的心灵有着许多共感的作家，而海明威则是一位与我的写作技巧最为密切相关的作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书本身，而且还有他在写作这门学问的技巧上的造诣确实令人惊叹折服。他在巴黎与乔治·普林普顿的历史性会见中，始终阐明了这样一点——恰好与浪漫主义的创作观相反——言简意赅对写作是颇为有益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困难就是如何把词句组织好，难以写下去时，重新读一读自己的作品还是颇为值得的。这样可以使自己时刻记住：写作始终是艰苦的劳动；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写作，只要那里没有来客和电话就行了。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新闻工作埋没作家的才华之说是不真实的，与其相反的是，只要他迅速摆脱这个职业就行了。“一旦写作变成你的主要癖好和极大的快乐，”他说，“那么只有死亡才能止住它。”最后，他对我们的教诲是，他发现，当一个人知道第二天该从什么地方接下去写时，那么他当天的工作就必须停下。我认为，我此外再没有得过任何写作方面的忠告了。这不多不少，正好是医治作家那最可怕的忧郁病的灵丹妙药：因为作家早晨起来常常面对着空空如也的一页稿纸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海明威的所有作品都洋溢着他那闪闪发光、但却瞬间即逝的精神。这是人们可以理解的。像他那样的内在紧张状态是严格掌握技巧而造成的，但技巧却不可能在一部长篇小说的宏大而又冒险的篇幅中经受这种紧张状态的折磨。这是他的性格特征，而他的错误则在于试图超越自己的极大限度。这就说明，为什么一切多余的东西在他身上比在别的作家身上更引人注目。如同那质量高低不一的短篇小说，他的长篇也包罗万象。与此相比，他的短篇小说的精华在于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作品中省去了一些东西，确切地说来，这正是使作品富于神秘优雅之感的东西。当代一位伟大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有着与之相同的局限，不过他并不想超越这些限度。
弗朗西斯·麦康柏对狮子开的那一枪表明，作为打猎这门课也有不少学问，但这一枪也是作为对写作这门学问的一个积累总结。一篇短篇小说中，海明威描写一头利瑞尔公牛擦过斗牛士的胸部，犹如“猫转弯子”而返回头来。我十分谦恭地认为，那种观察在某种蠢举中是一个富有灵感的部分，而这种蠢举只有最庄重的作家才具备。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可以发现这种简单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比比皆是，它揭示出这一观点：写作如同冰山，如果要想得到下面的八分之七部分的支撑，就必须打好坚实的基础。
注重技巧无疑是海明威始终未能在长篇小说领域里博得声望的原因所在，他往往以其训练有素、基础扎实的短篇小说来赢得声誉。他在谈到《丧钟为谁而鸣》时说，他对于这本书的构思没有一个预先想好的计划，而是在每天写作时都有所发明创造。他没有被迫承认：这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他那瞬间即激起灵感的短篇小说则是无懈可击的。正如5月的一个下午，他在马德里一家膳宿公寓里写下的那三篇小说那样，当时一场暴风雪迫使圣伊希德罗城的节日斗牛赛取消了。正如他告诉普林普顿的那样，那三个短篇都得到权威人士的鉴定。根据我的鉴赏力，沿着这条线索看去，他的力量最为压抑的一篇就是其中最短的一篇：《雨中的猫》。
但是，即使《过河入林》看上去好像是在嘲弄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这部最不受青睐的小说却是最有魅力和最富于人性的。正如他自己披露的那样，这本书开始写时，是当作短篇来处理的，后来写偏了，误入了长篇小说的松树林中。要理解这样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这么多结构上的缝隙，确实是很难办到的。同样，看出这么多文学结构上的误差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而且对话又是那样矫揉造作，甚至是凭空杜撰出来的，然而这些却又出自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巨匠的手笔。这本书1950年问世时，招来的批评是猛烈的，但也是不正确的。海明威感到自己承受了巨大的伤害。他在哈瓦那为自己作了辩护，他拍了一份充满激情的电报，这对这样身份的作家来说，未免显得有失尊严了。这本书不仅是他的最佳之作，而且还是他最富于个人感情的作品，因为他是在一个动荡不定的秋季的早晨写完这本书的，当时他对已经逝去的那些不可弥补的岁月怀有思念之情，对生命之余的最后那几年有着令人心碎的预感。他从没有在任何一本书中把自己放在这种与世无争的地位。他怀有一种完美和温柔之感，并没有感觉到一种使他的作品与生活结为必不可少的感情的方式：胜利是徒劳无用的。他的主人公死得那么平静、那么自然，但却蕴育着他本人后来自杀的不祥之兆。
当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活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怀有这样强烈的感情和慈爱之情他就不会采取任何方式使自己的作品脱离现实生活。在圣米诺言尔广场的那家咖啡馆里，我花费了许许多多的时光来读书；因为在他看来，这家咖啡馆对于写作是颇为适宜的，那里似乎有一种欢乐、温暖、明净和友好的气氛。
意大利、西班牙、古巴——半个世界都留下了海明威的足迹，而这些地方他只是淡淡提及。在科希马尔这个哈瓦那附近的小村子里，在《老人与海》中孤独的渔夫居住的地方，安放着一个纪念他英雄业绩的匾，上面挂有镀了金的海明威半身像。在古巴一个庄园的住所里，他一直居住到逝世的前夕。那座房屋在树荫中仍保持着完整无缺，里面仍旧陈列着他的各类藏书，安放着他的猎物和写字台，放着故人的那双大鞋子，以及他生前从世界各地弄来的许许多多的生物小玩意，这些东西直到他逝世之前还属于他所有。现在他虽然离开了人间，但这些东西却仍然存在着，他曾经以占有它们的魔法赋予它们灵魂，而现在它们则同这颗灵魂共存。
论易卜生
〔挪威〕汉姆
生在我们的文学中有一位作家，他既不像比昂逊那样是直接的教育家，又不像基兰德那样是简单的消遣文学作家。可是他像二者一样，始终把反映社会作为自己的任务，而且在表现人物方面甚至比二者更喜欢粗糙、简单的性格心理描写方法——我说的是亨利克·易卜生。在我们的文学中，如果有哪位作家创造了那种顽固的“人物性格”的话，这就是他；如果有谁这样固执地坚持，一切与人物性格“无关”的事物都不能描写的话，那也是他。他惯用的艺术形式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形式像他本人一样粗暴而缺少感情。下面，我想作些解释。
人们长期以来相信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某些起主宰作用的能力。翻开每一部古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桀骜不驯的所谓主宰能力出现在各种类型的人物身上，如彻头彻尾的无赖、完完全全的天使、地地道道的骑士与十全十美的美人。在我们的时代，又出现了一个具有教学头脑和强烈思想的泰纳，他也把这种关于主宰能力的理论灌输给我们。泰纳认为，作为一种规律，有两三种人的基本特性。他选出其中占支配地位的、甚至统治着其他两种特性的能力，并把人的全部生存活动都归结为这种所谓的统治能力在起作用，没有一个举动、一种思想、一种感情不染上这种统治能力的颜色。可是，这样一来，人的主要精神境界被拉到同一水平上去了，这样的人必然是十分简单的，从感情到灵魂构成不同的性格类型。
关于人是一种性格的观点在各个时代首先统治着舞台。在莫里哀笔下，吝啬鬼只能是吝啬的，在莎士比亚那里，奥赛罗必定是嫉妒的，伊阿古一定是个无赖，在《罗斯莫庄》里，罗斯莫只能是贵族。一个演员应当把角色演得鲜明、生动，不仅使包厢，也要使正厅的观众能看懂，因此，一个人物的性格如果不鲜明，演出就失败了。可是，人物形象如果太鲜明，就势必会变成一种性格象征、一种人物类型。所以，观众看到舞台上出现一个女管家或厨娘，绝不会不知道她们是什么人，她们必定围着个大围裙，一张口就要说俚语。
易卜生同样以这种关于人的理论为基础，塑造了他的人物形象。《青年同盟》中管家婆的性格与《罗斯莫庄》中女管家的性格完全相同，她们可能是同一个人，只不过那出戏里她要年轻些罢了。她们的特征、她们系的围裙、说的俚语都差不多——语言尤其如此，只有细微的区别。我认为，这样一种露骨的、错误的心理描写，这样一种为观众所理解、欣赏的心理描写是一种不负责的、粗糙的心理描写。戏剧本身是一个狭窄的框子，只能勾画出人物性格的轮廓。
如果我笼统地说，挪威文学是一种为人民大众的文学，从总体来看，受以通俗的民主思想的局限，有人一定会用易卜生来反驳我。我没有忘掉易卜生，也绝不会忘掉他。他和别的作家一样，是一位社会作家。他感兴趣的首先是个人的与社会的问题。但必须注意，易卜生只对那些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个人问题感兴趣，只有这些个人问题他才会描写，并使它们带有浓厚的心理描写色彩。他笔下的人物命中注定都担负着某种社会使命。的确，这是妙不可言的，但是，这也是一种发人深省的通病。也许，易卜生有高尚的情操、深刻的思想，不会把为满足人民一时之需而写作当成他的最高职责，可是这个人不自觉地成了挪威和本世纪的骄子以及斯图尔特·穆勒的后裔。
让我们举一部易卜生的作品为例子吧，这部作品也许最能驳斥我的看法。让我们看看他著名的贵族戏《罗斯莫庄》。罗斯莫应当成为，并且已确实成为贵族性格的一种典型。可是老实说，我很难把他同一个人联系起来，特别最后一幕更是如此。如果我必须把他看作是一个人，我就得将这个人物大大改写，使他成为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并且言必谈贵族的退职牧师。这个人从不守分守己，这就是他的贵族本性。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直到死永远是他自己”，他“保持着”自己的性格，谁也不会发现他用铁叉子吃饭。他无论如何要保持他的贵族气派，他是那样高贵，连笑也不能笑，宁愿受侮辱也不愿把侮辱他的人赶出大门。他为什么要同乌里克·布伦得尔来往?为什么不给此人一张十克朗钞票让他走开呢?如果他出身于贵族，是个标准的贵族的话，他就应该这样做。可是，他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体现完完全全的贵族精神，所以不会想到去做这种粗暴的事，不会帮助布伦得尔并让他滚蛋。他的情操那样高尚，只能同吕贝克过一种“纯洁的共同生活”，也就是说，享受一种“精神上的婚姻”，他把这种婚姻称之为“宁静、快乐、没有欲念的幸福”。他的内心就是这样纯洁。他说，“道德法则”已成了他的“自然本能”。罗斯莫的感情是那样温和细腻，他是那样不可救药的高贵，甚至布伦得尔一再伸手向他要钱去酗酒，他也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当他说起那双送给布伦得尔的旧靴子时是那样温柔，充满了爱，仿佛他在谈论死去的妻子。他的性格无限温和，温和得近乎软弱。他那贵族的躯体内所有的力量甚至没有我的一只手那么大，所以，一遇到不幸，他便会立即高贵地垮下来。他温文尔雅，软弱透顶，但因为他是贵族，也只能是这副样子。
如果这个人稍稍有点血性，皱了皱眉或出于义愤拍了一下桌子，那又会怎么样呢?他是不是不那么像贵族呢?贵族并不是天生四肢软弱，像天使那样能够忍让，有那样一副软心肠。如果把一个贵族描写成这样，那么他根本不能算是贵族，贵族也就在形式上变成了一种概念，一种小市民的贵族概念。诗人要选择贵族作为他创作的题材，我们用不着阻拦他，让他用民主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题材好了。易卜生把罗斯莫的贵族性格描写成这样，我们甚至在他身上看到了索吕地区农夫的影子，这些农夫当然知道，贵族是副什么模样。
说具体一点，我对于易卜生的批评就在于，他同我国其他作家相比，根本不能算作教育家和民主主义者。作为心理学家，他却比其他人走得都远。他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戏剧这种形式妨碍了他，另一方面是他头脑太简单。而后一种原因恰恰促使他去这样做。他自己的性格就如此典型，这使他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总的类型上而很少注意细节。我刚才说戏剧这种形式妨碍了他，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我普遍认为，没有一个戏剧家是天才的心理学家，他们只不过是戏剧家而已。
我们习惯于相信德国人关于易卜生的看法，期待从他那里读到和听到什么高论，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妙不可言的。在他的书里我们间或也会遇到一两颗奇异的彗星，可是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什么彗星，而是十足的故弄玄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新奇，这并不是作者的过错，而是我们不了解他。不过，我们还是要承认，这个人特别喜欢胡言乱语。
这样的胡言乱语是否有助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呢?这样做是否就揭示了他所创造的人物的内心，使他们能像幽灵一样到处游荡，说些高深莫测的、谜一般的语言呢?编造一些谜一般的深奥的胡话本来并不困难，但是，人们可以从中学到怎样去糟踏戏剧效果。这使我联想起易卜生几年前给一个名叫席普斯台德的编辑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对于晚报发表了几篇评论他的文章表示感谢。易卜生在信中说，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别人能“看懂”他写的东西。对此，国外一家保守的报纸评论道，易卜生那样希望别人能看懂他的作品，这说明他对语言掌握得并不好。否则，他就能简单明了地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观众了解他就不会发生困难了，他也就用不着感谢别人看懂他的作品了。这样说既尖刻又中肯，当然首先要说是太尖刻了。
不过事实是，易卜生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些机器，它们在舞台上表现的仅仅是一些概念和思想。关于概念和思想，人们可以说得天花乱坠。比如说，布朗德给人留下了什么印象呢?布朗德说，他是绝对完全的个性。我可以同意这—点，因为绝对完整的个性并不是人，而是一种概念，它甚至连概念也谈不上，只能说是一种抽象的思想，—道数学题，一种朦胧的想法——只是—句空话。布朗德是受基尔克戈德老掉牙的笑话启发产生出来的一个试验品，这个笑话说每个人身体内都有一颗沉睡的巨人的心灵。如果我们把布朗德看成为一个人，那么这无论如何是非常奇怪的人，一个能跨越高山、一声喊就能使地球发抖的巨人，普通人只能像灰尘一样在他脚下飘舞。
海上来的女人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知道，丝毫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海上来的女人说的是天神的胡话。没有办法，这本书是为德国人写的，他们在读这种高深莫测的作品方面早已训练有素了。易卜生写了一部书，这就足以使所有的读者虔诚地坐下来洗耳恭听他的高论，并且对这种玄而又玄的高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那些德国人则搓着手齐声赞叹：啊，妙极了!我自然也得坐下来读一读，读着读着就重重地撞到彗星上了。我于是又仔细观察这些神秘的彗星，试图认识它们。可是，最终我绝望了：见鬼去吧，老兄，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些?这本书我一点也没读懂。
如果我什么时候说过，易卜生不配称之为诗人，不配得到那种荣誉，他简直是个废物，那么，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愿意收回这些话，恭恭敬敬地收回。易卜生总是对某些问题感兴趣，这是他作为作家的使命，这种使命确实太伟大了。所以我要说以前说过的话：如果一部文艺作品显示了天才，就应当得到承认，不管它的题材如何，不管它讲的是人间的还是天上的事，也不管它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下写成的，哪怕是在发疯的情况下写成的也好。让易卜生想写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吧!这只会丰富我们的文学，使我们的脑袋不至于闲着，我们当然会对易卜生这样一个人发表的关于各种事物的意见感兴趣。基尔克戈德的玩笑和怪诞的海上女人本身就十分有趣，由于它们出自易卜生之手，所以加倍有趣。我认为，使我们小小的挪威文学跻于世界文学之林，易卜生的功劳比任何人都大，这种事也只有像他那样具有充沛精力的人才能做到。但是，我也认为，他的作品只注重社会问题，他笔下的人物仅仅是性格化身和人的类型而已。我这样说并非责怪他，而是说出了一个事实。
诗是一种心灵的沟通
〔西班牙〕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
对一个以写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来说，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里，今天我将竭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以流利的语言表达出我的感想与谢意。我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感染到开放而自由的观念，奋进不懈的意志使我从事于与自己的行业完全不相干的写作；我曾担任过商业法规的教员、铁路公司的职员以及经济记者；在上述职业的过程中，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读书和写作，成了我的一件乐事。
18岁那一年，我是怀着好奇的心理在偷偷地练习着毫不熟悉的写作。是孱弱的病体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染上慢性病，健康状况很差，不得不脱离工作，隐居到乡间，空闲时只能按医嘱做一些轻松省力的事，其中主要用来写诗，没想到一下笔就不可收拾，写诗竟成了我的生命。
寂寞与沉思的时刻是创作的最好时刻，寂寞与沉思使我感到自己与世界的联系，感到自己并未与世界脱离，也永远不会脱离；从那以后，我总是对别人宣称，写诗的正确涵义是和人们沟通。
诗是把诗人多年来蕴藏于心中的一连串思索显示出来。每一首诗、每一部书都是一份恳求，一次呼唤，一种质询，答案则由读者在沉默、含蓄和不断的阅读中所赋予，所以诗就是诗人的询问和读者的答复之间的一种精妙绝伦的对话。
我很希望能找到妥当的字眼来形容诺贝尔文学奖对诗人的意义，可惜我无能为力，我只能保证，我的身体与心灵都和各位在一起，而诺贝尔奖本身也仿佛有感应——不是逐渐的、沉默的，而是突然的、集体的、同时的迸发出一种综合的声音，这种全面性和奇迹性的声音，是用以回答我对世人永无休止的问题，瑞典文学院则代表这种集体同时迸发的声音向我传达，因此，我特别在此向各位表示最崇高的谢意。
另外，我也从各种情况来衡量今天我所获得的奖，我相信这个奖是含着和得奖人息息相关的文学传统而发，我个人也不例外，因为诗与艺术总是，而且特别是需要传统，在传统中每个作家顶多只代表在导向新表达方式过程里的一个小环节，他的基本任务是，运用不同的隐喻，把燃烧的火炬传给热烈奋进的下一代。我们不难发现，诗人天生就是有完成这种使命的最高才智，除了在此种使命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诗人恐怕不会有其他更大的用处或成就。反过来说，一个才气不高的诗人却常常可以在一个真正活泼而富于创造性的文学运动中扮演成功的角色。这方面，我有幸获得不少前辈的庇护和引导，在我出生之前，西班牙文化曾经经历过一次极为重要的革新过程，那段光辉的史实是各位熟知的：小说家如加尔多，诗人如马凯铎、乌纳穆诺、希蒙聂兹以及更早的贝奎尔，哲学家如奥特加，散文家如亚罗信与巴罗雅，戏剧家如瓦勒·殷克伦，画家如毕加索和米罗，作曲家如法拉等人，既非无缘无故出现，也非偶然的产物；由于他们的辛勤耕耘，我们这一代的人才有如此丰饶肥美的文化土壤，如此温暖的环境，没有这种优裕的土壤环境，我们也许会一无所成。
站在此刻发言的讲台上，我不能不提到敝国前辈作家为我和友人们所开辟的广大、肥美的土地，他们极尽可能地用了各种不同方式来栽培我们、哺育我们，使我们今天能扬眉吐气，也才有机会到这里来向世人抒发自己真正的心声。
当然，我并不完全倚重上述这些直接促成近代传统的人物，他们只是比较显而易见、也比较具有决定性的角色。我也想提到别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时间上虽离我们远些，但和我们的关系仍很密切，它是黄金时代留下来的古典传统，像加西拉索、李翁、克鲁兹、龚果拉、奎夫铎和维加等人，感觉上都和我们很亲近，也对我们产生过不少激励。西班牙得以复活与更生，前赖加尔多那一代，后靠19世纪的90年代，她总是这样，时时敞开襟怀，表现自己的活力，使得古代的血液能充沛地流到我们身上，当这些光辉活泼的古代美突然在眼前闪现时，1927年的这些人并没有拒绝它们。真的，除了平凡与贫弱的东西，我们是不会拒绝的，我们这一代人有的是主见和热情，绝不会轻易怀疑或在沉默中畏缩，每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有兴趣，不管它来路如何。如果我们是革命分子，如果我们能革命，那是因为我们敢爱敢恨，为了支持自己、拥抱自己，我们敢于不顾一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因此，如果你看到一个最初信仰超现实主义的人现在却反过来替传统辩护，请你不必惊奇，因为传统与革命在这里是两个同义词。
最后我还要说，传统是平行的，而非垂直的。这个传统以友爱的竞争方式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追逐的时候，它便在旁激励，这个年轻的团体始终和我们一起竞赛着。我很庆幸自己能在这么多可敬佩的诗人群中冶炼自己，我深深爱着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我爱他们是因为我正在追寻一些不同的东西——这些不同的东西只可能在和那些诗人相异相反的关系下寻求。
我们天生只能在共同生活中或与邻人的较量中炼就自己真正的个性，而冶炼个性的环境素质越高，对我们就越有好处；也可以说，能够在最佳的同伴所形成的共同生活环境里走完自己的命运之途，是我最大的幸运。现在，我该把这群好同伴的名字顺便说出来，他们是洛尔卡、爱伯提、盖尔伦、萨林那斯、艾多拉奎尔、普拉铎斯、亚龙索、迪亚哥以及色努达。
我还要谈到共同生活的一致性与相对性，我谈这点，是因为它们老早就深植在我的心中，从各种角度看来，它们都是我诗作中最主要、最清晰的血脉，我认定诗与人性之间有很强烈的血缘。诗人，尤其一个真正有决定性的诗人，往往是个真相揭发者，本质上，他就是个眼光锐利的、能预言的先知，当然，他的预言并非专门针对未来，也许也针对过去，反正预言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他也是个照耀者，能暴露黑暗、惩罚人类，虽然表面上看来，他只能驱遣那些芝麻绿豆大的文字。
总之，诗人是一个人，但因为是诗人，所以能力超过一个凡人。诗人充满了智慧，可他不能以此自负，因为智慧也许不属于他自己，那是一种难以解释的力量和精神，透过他的嘴讲出来，这种力量与精神是他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个人传统。他四平八稳地站在地面上，脚下聚集着越来越强大的流量，流经身体，然后才从他的舌头找到出路；那便是大地，深沉的大地借他的身体散发出灼热的火焰。另一方面诗人正在朝高处成长，他的额头没入天际，当他感到从星际吹来的风吹于他襟怀的时候，便以星星般的语言与宇宙的回声对谈，那便是友爱与沟通，恰似小蚂蚁把脸颊贴在柔软的草叶上休息一样，已经相互交融，分不出彼此。而诗人却总能觉察到它们，甚至能在隆隆的雷声中侦听到它们那微弱而秘密的声音。
我不认为诗人主要由他的作品锤炼所决定，在作品中逐步追求完美应该是他最重要的目标，如果他只能为人类提供一些粗糙而不切题的表面东西，那他所传达的讯息将毫无价值，不管他多么卖力，表面上的光泽永远无法掩饰内容的空间。
有些诗人是所谓的小溪——这无关乎表现，而在乎出发点。这些诗人由于个性使然，把自己献身于高雅而有限的主题以及精巧的细节，并从此种努力中寻求趣味，这一点只要从马拉美刻画扇子功夫便可窥见一斑。
另外有些诗人把目标转向人的持续力与恒久性，在这里，他们的规格并不重要。他们注重的不是细微末节的差异，而在于本质上的一贯，仿佛他们站在自己当时的文化气候中观察人，发觉人裹在破汗衫里那个纯粹的、赤裸的灵魂永远散发着光辉，他们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死亡都是不变的。这些诗人虽然激进，却能讲到人的原始本质，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小诗人——我自己便是这些诗人中的一个。
像我这样的诗人便是我所谓负有沟通使命的一类，这类诗人想要听到每个人的心声，而他本人的声音也是包含在这群体的声音中，也就是说，诗人暂时把自己激情的声音加入群体之中，因此，语言被了解与他本身被了解完全是两回事，毕竟诗只有部分能经由翻译来表达，从这个信实的、可以表达的部分，诗人获得由别的最适合被别的民族所了解的特殊体验，从而发生意料不到的情况：读者被动地置身于异体的文化系统之一，奇迹般地听到自己的心跳，使得两个不同的现实范畴获得沟通，一个是他自己原有的，一个是他新接受的。上述情况不但对读者如此，即使对那个作品被译成外文的诗人也一样，他越觉得自己变成两个人，一个穿着新的语言外衣出现，另一个真正的自己仍然在前者的覆盖下活跃地发言。
归结起来，我以为诗人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现角色，在他从事写作的时候，内心里怀着团结人类的渴求，而这一点，恰好也是诺贝尔奖当初创立的最高旨意。
生命——心灵
〔印度〕泰戈尔
一
我的窗前是一条红土路。
路上辚辚地移行着载货的牛车；绍塔尔族姑娘头顶着一大捆稻草去赶集，傍晚归来，身后甩下一大串银铃般的笑声。
而今我的思绪不在人走的路上驰骋。
我一生中，为各种难题愁闷的、为各种目标奋斗的年月，已经埋入往昔。如今身体欠佳，心情淡泊。
大海表面波涛汹涌；安置地球卧榻的幽深的底层，暗流把一切搅得混沌不清。当波浪平息，可见与不可见，表面与底层处于充分和谐的状态时，大海是平静的。
同样，我拼搏的心灵憩息时，我的心灵深处获得的所在，是宇宙元初的乐土。
在行路的日子里，我无暇关注路边的榕树，而今我弃路回到窗前，开始和他接触。
他凝视着我的脸，心里好像非常着急，仿佛在说，“你理解我吗?”
“我理解，理解你的一切。”我宽慰他，“你不必那么焦急。”
宁静恢复了片时，等我再度打量他时，他显得越发焦灼，碧绿的叶片飒飒摇颤，灼灼闪光。
我试图让他安静下来，说：“是的，是这样，我是你的游伴。千百年来，在泥土的游戏室里，我和你一样，一口一口吮吸阳光，分享大地甘美的乳汁。”
我听见他中间陡然起风的声响。他开口说：“你说得对。”
在我心脏血液的流动中回荡的语音，在光影中无声地旋转的音籁，化为绿叶的沙沙声，传到我的身边。这话音是宇宙的官方语言。
它的基调是：我在，我在，我们同在。
那是莫大的欢乐，那欢乐中宇宙的原子、分子瑟瑟抖颤。
今日，我和榕树操同一种语言，表达心头的喜悦之情。
他问我：“你果真回来了?”
“哦，挚友，我回来了。”我即刻回答。
于是，我们有节奏地鼓掌，欢呼着“我在，我在”。
二
我和榕树倾心交谈的春天，他的新叶是嫩黄的，从高天遁来的阳光通过他的无数叶缝，与大地的阴影偷偷地拥抱。
6月阴雨绵绵，他的叶子变得和云霭一样沉郁。如今，他的叶丛像老人成熟的思维那样稠密，阳光再也找不到渗透的通道。以往他像贫苦的少女，如今则似富贵的少妇，心满意足。
今天上午，榕树脖子上绕着20圈绿宝石项链，对我说：“你为什么头顶砖石，坐在那里?像我一样走进充实的空间吧。”
我说：“人自古拥有内外两部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榕树摇摇身子。
我进一步解释：“我们有两个世界——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
榕树惊叫一声：“天哪，内在世界在哪儿呢?”
“在我的模具里。”
“在里面做什么?”
“创造。”
“模具是进行创造，这话太玄奥了。”
“如同江河被两岸挟持，”我耐心地阐述，“创造受模具的制约，一种素材注入不同的模具，或成为金刚石，或成为榕树。”
榕树把话题扯到我身上：“你的模具是什么形状，请描述一番。”
“我的模具是心灵，落入其间的，变成丰繁的创造。”
“在我们的日月之侧，能够稍稍显示你那封闭的创造吗?”榕树来了兴致。
“日月不是衡量创造的尺度。”我说得十分肯定，“日月是外在物。”
“那么，用什么测量它呢?”
“用快乐，尤其是用痛苦。”
榕树说：“东风在我耳畔的微语，在我心里激起共鸣。而你这番高论，我实在无法理解。”
“怎么使你明白呢……”我沉吟片刻，“如同你那东风被我们捕获，带入我们的领域，系在弦索上，它就从一种创造抵达另一种创造。这创造在蓝天，或在哪一个博大心灵的记忆的天空获得席位，我不得而知，好像有一个情感的不可测量的天空。”
“请问它年寿几何?”
“它的年寿不是事件的时间，而是情感的时间，所以不能用数字计算。”
“你是两种天空，两种时间的生灵，你太怪诞了，你内在的语言，我听不懂。”
“不懂就不懂吧。”我无可奈何。
“我外在的语言，你能正确地领会吗?”
“你外在的语言衍变为我内在的语言，要说懂的话，它意味着称之为歌便是歌，称之为想象便是想象。”
三
榕树伸展着他所有的枝桠对我说：“停一停，你的思绪飞得太远，你的议论太无边际了。”
我觉得他言之有理，说：“我来找你本是为了宁谧，但由于恶习难改，闭着嘴话却从嘴唇间泄流出来，跟那些人睡着走路一样。”
我掷掉纸和笔，直直地望着他，他油亮青葱的叶子，犹如名演员的纤指，快速弹着光之琴弦。
我的心灵忽然问道：“你目睹的和我思索的，两者的纽带何在?”
“住嘴!”我一声断喝，“不许你问这问那!”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时光潺潺流逝。
“怎么样，你悟彻了么?”榕树末了问。
“悟彻了。”
四
一天悄然逝去。
翌日，我的心灵问我：“昨天，你凝视着榕树说悟彻了，你悟彻了什么?”
“我躯壳里的生命，在纷乱的愁思中变得混浊了。”我说，“要观瞻生命的纯洁面目，必须面对碧草，面对榕树。”
“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太初的生命包孕纯正的欢愉。他非常仔细地剔除了他的绿叶、红朵、果实里的糟粕，奉献丰富的色彩、芳香和甘浆。因而我望着榕树默默地说：“哦，树王，地球上诞生的第一个生命发出的欢乐声，至今在你的枝叶间荡漾。元古时代质朴的笑容，在你的叶片上闪烁。在我的躯壳里，往日囚禁在忧思的牢笼里的元初的生命，此刻极其活跃，你召唤它，‘来呀，走进阳光，走进柔风，跟我一道携来形象的彩笔，色泽的钵盂，甜汁的金觞。’”
我的心灵沉默片时，略为伤感地说：“你谈论生命，口若悬河，可为什么不有条不紊地阐明我搜集的材料呢?”
“何用我阐明!它们以自己的喧嚣、吼叫震惊天宇。它们的负载、复杂性和垃圾，压痛了地球的胸脯。
我思之再三，不知何时是它们的极终。它们一层层垒积多少层，一圈圈打多少个死结，答案在榕树的叶子上。”
“噢——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榕树说，没有生命之前，那些材料不过是一种负担，一堆废物。由于生命的触摸，材料浑然交触，呈现为完整的美。你看，那美在树林里漫步，在榕树的凉荫里吹笛。”
五
渺远的一天的黎明。
生命离弃昏眠之榻，上路奔向未知，进入无感知世界的德邦塔尔平原。那时，他没有丝毫倦意和忧愁，他王子般的装束未沾染灰尘，没有腐蚀的黑斑。
细雨霏霏的上午，我在榕树中间看见不倦的、坦荡的、健旺的生命。他摇舞着枝条对我说：“谨向你致敬!”
我说：“王子啊，介绍一下与沙漠这恶魔激战的情况吧。”
“战斗非常顺利，请你巡视战场。”
我举目四望，北边芳草萋萋，东边是绿油油的稻田，南边堤坝两侧是一行行棕榈树，西边红松、椰子树、穆胡亚树、芒果树、黑浆果树、枣树茂密交杂、郁郁葱葱，遮蔽了地平线。
“王子啊，你功德无量。”我赞叹着，“你是娇嫩的少年，可恶魔老奸巨猾，心狠手毒。你年幼力单，你的箭囊里装的是短小的箭矢，可恶魔是庞然大物，你的盾牌坚韧，棒棍粗硬。然而，我看见处处飘扬着你的旌旗，你脚踏着恶魔的脊背，岩石对你臣服，风沙在投降书上签字。”
他显露诧异之色：“哪儿你见到如此动人的情景?”
我说：“我看见你的阵营以安详的形态出现，你的繁茂身着憩息的衣服，你的胜利有一副温文尔雅的风度。所以修道士坐在你的树荫下学习轻易获胜的咒语和轻易达成权力分配的协议的方法，你在树林里开设了教授生命如何发挥作用的学校。所以倦乏的人在你的绿荫里休息，颓唐的人来寻求你的指教。”
听着我的颂赞，榕树内的生命欣喜地说：“我前去同沙漠这恶魔作战，与我的胞弟失去了联系，不知他在何处进行怎样的战斗。刚才你好像提到过他。”
“是的，我称他为心灵。”
“他比我更加活跃，他不满意任何事情。你能告诉我那不安分的胞弟的近况吗?”
“可以讲一些。”我说，“你为生存而战，他为获取而战，远处进行着一场为了舍弃的战斗。你与僵死作战，他与贫乏作战，远处进行着一场为了积蓄的战斗。战斗日趋复杂，闯入战阵的寻不到出阵的路，胜败难卜。在这迷惘的彷徨之际，你的绿旗高喊‘胜利属于生命’，给战士以鼓舞。歌声越来越高亢，在乐曲的危机中，你朴实的琴弦鼓励道：‘别害怕，别害怕!我已谱写了乐曲的基调——太初的生命的乐调。一切疯狂的调子，以美的复唱形式，融和在欢乐的歌声中，所有的获取和赋予，如花儿开放，似果实成熟。’”
你生活中的人们
〔冰岛〕布扬·A
人们不断走进你的生活，有的是为了某个理由，有的会陪伴你度过一段时期，也有的会终身与你相随。一旦对他们有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你就会知道如何对待他们每一个人。
当某些人带着特定目的亲近你时，这通常表现为迎合你的某种需要，他们完全因你的需要而存在，帮助你克服困难，给予你支持和指引，在物质上、情感上或精神上援助你。然后，在你毫无过错，或者遇到困难之时，他们会通过言语或行为来惹恼你，以此来终结你们的关系。结束的方式或是远离，或是处处与你为难，甚至是他们进入了天堂。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愿望得以实现，他们的任务也宣告完成了。需要得到了满足，我们就应该继续向前迈进了。
如果某些人走入你的世界，只是停留一段时日。这是因为你步入了一个需要分享的阶段，共同成长或学习。这时，他们会带给你平和的体验，无尽的欢笑；也许也会教你一些从未尝试过的东西；他们通常会给你带来无穷乐趣。但，请相信，他们的确只能存在一段时间。
人们常说，爱情令人盲目，而友情令人清醒。终身相随的人将会令你终身受益；你必须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感情基石。你要接受教训，全心关爱此人，要用尽毕生所学，来维系生活中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
罪与罚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你们的灵魂随风飘摇时，独行而大意的你极易对人对己犯错。由于所犯过错，你们必须去敲扇承受福运之门，饱受冷落地稍等片刻。
你们的神性仿佛大海，永远不会被亵渎。又如天空，它仅仅容纳伸展双翼者高飞。你们的神性甚至如同太阳，不了解鼹鼠的来往途径，也不搜寻蛇的洞穴。
但你们的神性不是单独居住在你们身上——在你们身上多数是人性，还有许多非人性，而是一个未成形的侏儒，在迷雾中梦游，找寻着自己的清醒。
我现在想说说你们身上的人性，因为熟识罪与罚的只有它，不是你们的神性，也不是迷雾中的侏儒。我常常听你们谈起犯了某个错误的人，好像他不是你们中的一员，而是一个闯入了你们世界的陌生人。然而我要说，即使是神圣正直之人，也不可能超越你们每个人心中的至善，同样，即使是邪恶软弱之人，也不可能低于你们心中的罪恶。宛如一片孤叶，未经大树的默许就不能枯黄，那犯罪之人，未经你们全体的暗许就不能为非作歹。你们就像一列向着人类“神性面”迈进的队伍，是坦途，也是路人。若其中一人跌倒，他是为后面的人跌倒，让他们小心避开绊脚的石头。他也是为了前面的人跌倒，他们步伐虽然迅捷稳健，然而却没有移走绊脚石。
还有，这话或许让你们听上去心情沉重：被害者对其被害难逃其咎，被劫者对其被劫难逃其责；正直者对邪恶行径也不是毫无干系的，无辜者对暴虐之徒的罪行也不是清清白白的。
是的，犯罪者通常是被害者的替罪羔羊，更为常见的是，负罪者担负了无罪和免于谴责之人的重担。你们不能区分正邪善恶，因为它们在阳光下共存，仿佛黑线与白线混织在一起。黑线一旦断开，织工就应检查整块布，也应看看机杼。
倘若你们谁要把一位不忠的妻子送上法庭，请他也用天平测测她丈夫的心，用尺去量量他的灵魂。让那欲鞭笞犯罪者的人深入那受害者的灵魂。
倘若你们谁要以正义之名,砍伐一株邪恶之树，请他瞧瞧那树的根基；他必将发现善根与恶根、产果的根与不孕的根全部纠结在大地静谧的心中。
你们这些欲主持公正的法官，对于那表面老实而包藏祸心的人，将怎样宣判呢?对于那伤人身体而精神受伤的人，将怎样处罚呢?对于那欺诈压迫他人而又受虐和受害的人，将怎样起诉呢?对于那些忏悔多于过失的人，又怎样惩罚?
难道你们信奉的法律所要伸张的正义不是使人忏悔吗?但是，你们无法将忏悔加诸无辜者头上，也无法将它从罪犯的心中取出。在午夜它不请自来，发出呼唤：人们会清醒，审视自身。而你们这些将了解公正的人，如果不在青天白日下明察秋毫，又怎会了解公正呢?
只有那时你们才会明白，那站立的与倒下的不过是同一个人，他身为侏儒的阴暗面与身为神性的阳光面融合于一身；你们会明白：庙宇的边石并不比那地基中的石头高贵。
为人类的艺术
〔苏联〕索尔仁尼琴
恰似神色困惑的野人，拾到一件稀世珍品——或许是海潮所抛掷起来的，或许是从沙滩里显现的，或许是从天空中掉下来的——玲珑剔透，时而暗光浮动，时而光华激射，于是他反复把玩，爱不释手，思量着如何使用它，想从中找到某种微不足道的功能，然而却不曾设想过较为崇高的目的……
同样地，我玩弄艺术于股掌之间，很自负地认为是它的主宰，毫无顾忌地要给它指出方向，要变革它，改造它。我们利用它来向当权者献宠，有时还把它当作消遣(甚至用于歌厅和夜总会)工具，以供社会、政治之役使。但是，艺术并未因此而蒙受耻辱，更未失去原有的光彩；任凭你怎么摆布，它每次都能闪烁一种内涵的光芒。
然则，有谁能拥抱这种光彩?谁敢大言不惭，自认为已数尽它晶洁的层面?或许，古人中确有人觅得真意，可惜我心急气躁，边听边行，永远在仓促中摸索，去优存劣，追逐“新奇”。而后，当旧话重提之际，早已忘怀是老生常谈了。
有一些艺术家爱自夸是独立精神世界的缔造者，但终究力不从心，一是少有如此盖世奇才，二是也缺乏有能力承受如此重任的人；正如人们一度自诩为一切存在的中心，然而却无能力去创造一种均衡的精神体系。所以一旦失败，便归咎于世上存在的不协调性、时代精神的解体和大众的愚昧。
另一类艺术家认识到在他之上有一至高的力量存在，于是在上帝的天堂下，恭谨行事，像小学徒般愉快耕耘。虽然说他们对文字的责任和对读者的态度远较前者严肃，但我们怀疑这就是由他们创造的世界存在的基础。艺术家之有别于常人的，仅仅在于其感觉敏锐；他较易察觉世界上的美与丑，并予以生动描绘。在重重挫折中，处于社会最恶劣情况下的艺术工作者即使经历了贫困、疾病以致牢狱的折磨，亦能保持内心的稳定和谐。
然而，由于艺术之无秩序感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发现，加上震撼灵魂的冲击等，艺术家很难以固有的概念和笨拙的手将其包容在自己的世界观里。
考古学家迄今为止还未发现人类历史的哪个阶段没有艺术的存在。凡是预言艺术解体，说它已用尽所有形式，说它正逐渐走向灭亡的人都错了。我们自己才免不了一死，而艺术却必然长存。问题在于人类濒临灭绝之前，是否有可能了解艺术的目的及其所有层次。
世界上的所有事并非都能命名之，其中许多东西凌驾于语言之上。艺术能为我们敲开黑暗冰封的心扉而通达升华的精神境界。以艺术为手段，有时我们能隐约捕捉到短暂的透视，而这些皆非逻辑思维过程能帮助我们得到的。
仿佛神话中的那面镜子：你所看到的亦非自己，而是“永恒”的瞬间，虽身体不能动弹，此时却顿感心胸隐隐作痛……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意曾漏出这样暖昧的一句话：“世界将由美来拯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苦苦思索，认为只是说说罢了。这种事怎么可能?在人类经历的血腥历史中，美何尝拯救过谁?尽管美使我们精神升华，心灵高尚。
不过，在美的本质里，却存在一种特色，也就是艺术景象中的一种特性：真正艺术品中所具有说服力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能使最顽固的心理折服。一个人可以撰写出一篇政治讲稿、杂志社论，也可以拟定社会计划、哲学体系，并使之结构严谨，文词通畅，但是这些往往建立在一种错误、一项谎言之上；其歪曲、隐晦之外，却无法被我们立刻看出。同时答辩的讲词、评论、计划，或体系不同的哲学亦可与前者抗衡，一样的无懈可击。因此叫人相信他们，其实说穿了却一无是处。
要肯定去采纳那一种见解，其实是庸人自扰罢了。
反之，一件艺术品的本质便包含认证在内：粗枝大叶的意念，往往是经不住考验的，它终不免变得丑陋、苍白、支离破碎而无法感动人。只有沉浸在真理中，并使之生动体现的作品，才能以无比的力量吸引我们，甚至代代相传。也许因为这样，那古老的真、善、美一体的说法，不像我们在放任而崇尚物质的青年时代所见到的那样陈腐吧。倘若这三株树得以枝杈交错相接，一如有心的寻幽探胜者所肯定的那样，如果真与善的枝条过分明显而遭到压制和砍伐，竟不能得睹天日，或许那好奇而难以捉摸的美的枝条，会出人意外地打出一条通路，往上茁长抵达交会之处而履行三者共同的使命。
就这种情况来说，难道不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世界将由美来拯救”竟是一种预言?毕竟他是有透视真理的独具慧眼的人物啊!
因此，文学与艺术实际能拯救今日的世界已是很清楚的了。
历经多年探索获得的点滴道理，我愿借今天的机会在此阐明。
然而我却从透视世界文学获得鼓舞而勇气倍增：它仿佛像是一颗无所不容的伟大心灵，充满了对世人的怜悯与关注，从每一个角落，以一切方法来表达它的慈悲和关怀。
人类自古就有世界文学的概念。它凌驾在民族文学之上，连结它们，使百川汇集，形成一股文学思潮。但是，这种过程通常旷日持久：读者和作家，有时须经几代延滞才能认识和了解其他国家的作家。这一来不免耽误彼此间的影响。所以汇聚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文学主流，并不能在当时发生重要作用而只能影响后代的子孙。
幸好当今各国的读者和作家，彼此间的交往和影响，在时间上已缩短很多。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我自己的作品，在国内还不能出版的，不管译笔如何草率，却已很快在世界各地获得反响。甚至像海因里希·伯尔这样优秀的西方作家都不吝笔墨为它们撰写评论文章。最近几年，当我的作品和我的自由还没有完全被禁绝，当它们一无所长悬在半空，只寄望一些看不见的人民大众的静默的同情时，我却意外得到世界各国同行们的支持。他们给我带来的温暖和个人的感激是无法言喻的。记得在50岁生日那天，我意外收到许多闻名的欧洲作家寄来的贺信。这意外的收获确叫我深感诧异，我想，这一来以后任何加诸我的压力和迫害都不会引人瞩目了。在那充满着危机的日子里，我刚被作家协会除籍，然而一堵抵御的墙却由世界各国关心我的同仁筑就。这使我不再蒙受更坏的迫害，挪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更是到处奔走为我布置歇脚的地方，以防万一我被放逐的不测。最后，推选我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并非我在那儿生活和写作的国家，而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人。尤使我感激的是，各国作家协会更一致表示对我的支持。
这使我感到世界文学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不是空洞而无实体的东西，更不是研究文学的专家学者所臆造之词。它是具有一定形态，蕴涵人类共同精神和统一而跳动的心的实体。它反映了人类精神的趋向统一。固然，今天的边界上仍到处污染着鲜血，充满原子武器爆炸的声音，密布着炽热的高压电网，而且有些国家的内政部门依然相信文学也应是内政之一，报纸标题仍经常出现“他们无权干涉我们内政”这一类的措辞。其实当今世界岂容得闭门行事。如今唯一能拯救人类的，也只有靠大家都来管世界的事。东方人不能干涉西方的事，西方人又岂能不关心在东方所发生的一切。而文学，作为人类生存所寄最微妙而又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显然是最先把握与连结人类统一的愿望所持的必要手段。因此，在今天，我以无比的坚信呼吁世界文学，呼吁世界各国我所未曾谋面，且可能永远不得相识的同仁们，共同努力。
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这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朋党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标志。
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值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良的人们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我们不致再眼花缭乱，让不同的价值标准得以调谐，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地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让我们能感受他人的痛苦并以之为借鉴避免重蹈覆辙，同时更以之演化成一套世界观：像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样，把目光贯注在附近的变化而眼角却同时收览世界各地的远景。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观察并创造世界共同的水准。
除却作家外，有谁来指责统治者的不当与社会的腐朽?
或许有人会问，面对残酷的暴力，文学能有什么力量?让我们记住，如果没有谎言，暴力岂能幸存。它是和谎言交织不分的。任凭谁只要宣称靠暴力为手段，乃必以扯谎为后援。起始之时，暴力或不能隐行藏匿，肆无忌惮，但是一旦力量薄弱需要加强，便顿感周围空气稀薄必须靠谎言所散布的烟幕来生存，借虚伪的言辞来掩盖。它无力永远使牺牲者梗塞窒息，通常只要求他们接受谎言并参加到它的行列里去。
因而任何稍有勇气的人，很容易便能解决问题，只要他不去参加这行列，不支持不义的行为!“让谎言和暴力去滋长，去控制世界吧!只要我不助纣为虐，不成为它们的共犯。”
通常作家和艺术家们要征服谎言往往有较大胜算的机会。和谎言短兵相接时，艺术总能得胜。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谎言纵能抵抗这世界多数的东西，却不堪艺术之一击。
一旦谎言消失，暴力也随之裸呈，衰弱、无能，一触即溃。
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在俄罗斯语言里有一些大家喜欢而涉及真理的谚语。它们肯定地表达了这个民族的经验，而且有时是相当令人诧异的：
含有真理的一个字，分量便比这世界还重。
我个人的行动便是基于这看来像是不合“能量和质量定律”的一个“真”字，同时更愿以之吁请世界所有作家的共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