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上台后，立即解除美国于海峡两岸的中立禁令，全力支持蒋介石。蒋又开始加强个人独裁制，在此情况下，台省主席吴国桢便决心辞职。
吴国桢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颇有民主思想。性急，做事讲求效用，外人送名曰：“K.C.WU”，中文绰号“开水壶”，以谐外文音而成。他注意人才拔擢。走起路来，也健步如飞。1953年5月24日，吴以养病为由，离台赴美。老父吴经明，幼子吴修潢却均不准离台，用为人质。
本年12月初，王世杰秘书长免职案发生。内中牵扯到吴国桢，说吴取了巨资外汇，王的去职与此有关。美国报界也一再刊登此种消息。吴国桢不得不于1954年1月15日写成启事寄往台湾。20日左右，台岛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其昀收到这份启事。但他不向报界发表，反而将启事交与吴父，吴父跑遍各报，均拒绝发表。以后启事转到蒋介石手里，研究研究又耽搁几天，于2月7日才见报纸。吴国桢见台湾不予刊登，忍无可忍，于同一天向台北发难，于美国公开发表政见三条：
（一）除非台湾在现行政治区内实行民主，才能得到台湾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否则，难以争取到自由国家和美国的支持与同情。（二）目前台湾的“政府”过于专权，实行一党统治。（三）台湾的政治部，像苏联的克格勃。
如果蒋早几天发出这个启事，吴便不会发难。因为发难的一日，台湾虽已登出，但吴不可能看到。故形成启事见报和吴的发难于同一天发生的巧合。这个声明一发表，美国各报纷纷刊载。台湾报纸则只字不提。至2月26日，由吴的南开同学张道藩首先应战。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吴列出十三条罪状。并指责吴氏“危害国家”，行同“反动”。各报章均予全文发表。《自由中国》则发表了一篇批评张道藩的文章。该文特别指出张的文章是违反基本的民主政治原则的：
“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体制，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责，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责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按照民主法制，吴国桢是政见问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这在欧美当然是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在“中华民国”的台湾，却构成了“犯罪”，而且为世俗舆论所不容，也是自然之理。蒋介石最后于1954年3月17日给吴作了如下的判罪结论：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竟连续撒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监核，明令示遵，等等。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达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从本令看，主要罪状是“危害国家”，就是说蒋即国家，蒋的政府亦即国家，是不许批评的，更不许攻击。此足见蒋的政治原则，自与其在大陆当权时并无本质不同，仍是个人独裁制。而至于吴的儿子也在台湾受到社会和学校同学的冷嘲热讽和咒骂，为社会所不容，这更证明台湾此时仍完全没有真正民主风气。他蒋氏所标榜的民主、自由或自由世界，完全是在他允许下的“民主”与“自由”。
随后，吴又写《上总统书》。其中点名批评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之前，不必重返台湾”。又批评蒋介石：
“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这是只有胡汉民、孙科、李宗仁才敢于批评的话，而吴氏则是第四名敢于批评蒋氏的民主人物。这个批评入骨三分，最中要害。
对于这件事，胡适也反对蒋介石的作法。他在返美前夕说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吴的批评政府，对台湾当局是有好处的。他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这也说明台湾始终存在民主思想与蒋介石专制独裁制的斗争。吴国桢、胡适等当为其代表人物。
此事件之后，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对吴国桢的“引渡法”，当然未能“引渡”成功。接着，蒋经国辞总政职务，转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成为秘密警察的实际指挥者。
1955年1月至2月，一江山和大陈岛相继被解放，再也无人相信反攻大陆的神话了。蒋接着就对内部进一步清洗，继续为儿子经国开道。这时只有孙立人桀傲不驯，又有才华、能力和资历，足以和蒋经国抗衡。于是就寻找缝隙和机会挤掉孙立人。不久就发生了孙立人“兵变事件”。
孙立人，安徽省舒城县人，1901年生。清华毕业后保送美国普度大学工程系，毕业后，又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和乔治·马歇尔元帅为先后期同学。毕业归国后，历任军训队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特种税警团团长。曾参加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身负重伤。伤愈后重任团长。1940年11月升任新三十八师师长，1942年参加缅甸远征抗日战役。仁安羌之役解英军之围，由英国政府授皇家勋章。1944年升任新一军军长。1946年于东北作战中因和杜聿明不和被解职，调任陆军副总司令。1949年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1950年升任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1951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这是蒋于困难中为取得美国好感而特意安排的。
孙立人，为人傲慢清高，看不起同行的腐败，因而人际关系很不好。他和“总长”周至柔、“海总”桂永清、“空总”王叔铭均合不来，在三军中形成3:1的孤立态势。有时蒋介石也在召开会议时深感为难。结果总是海、空获胜，陆军失败，一切待遇也劣于海、空很多。
其次他又和蒋经国不和，他于1950年12月成立“良心会”，提倡讲良心，反对骗人，自成“小组织”，反对军队“政工制度”。蒋介石当然不允许。蒋经国便成立“庆生会”来对抗。美国顾问团团长蔡斯支持孙立人，反对军中“政工制”。这更使蒋介石不能容忍，认为孙立人在假美国人以自重，专和蒋氏父子对抗。1954年6月，于孙连任一次陆总后，蒋即改调孙立人为“总统府参军”打入冷宫。
孙一直对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对蒋的家天下不满，很想改革弊政。加之蒋把他放入冷宫更使他痛恨蒋家王朝。但兵变之事，是言而无据的。1955年8月20日蒋下令成立孙案调查委员会。最后的治罪理由，则为于“军中成立小组织”。结果交国防部“管教”，实行终身软禁。蒋经国死后，于1988年3月20日开释。孙这时已90余岁了，共软禁了三十余年。
孙案发生后，“总政”发动“效忠总统运动”。把蒋的个人独栽又推向一个新的更高峰。这是完全的愚民政策和推行帝制的运动，是倒退和复辟的运动，决不是民主和自由的运动。故蒋介石来台后，仍是依然故我。
只是在口头上、党纲上，多讲些民主的话，多加些民主的词句而已，中、下级可以多行些民主，但对他本人，却不适用。蒋的直接庇护人美国，既不肯帮蒋反攻大陆，又反对他的独裁，甚是“可恶”。而蒋孤处此岛，虽然把亲美派吴国桢、孙立人已经搞掉，在内部清除了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强大的美国民主主义思潮，美国竞选的民主方式，使蒋氏于此小岛上难以抵敌。为此，蒋介石必须苦思妙策，予以对付。而最好的办法，莫如既依赖美国，又在民族精神上形成仇美的情绪。此既可从中获得人民的拥护或好感，认为蒋氏是爱护“国民”的民族主义者，并可一泄其对美国人反复无常的恶气。而且美国基于反共反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台岛防卫的。主意既定，蒋介石便等待时机，煽起反美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