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最寒和最暖的礼物
《红楼梦》《金瓶梅》里提供了很多送礼的范例，是成功指南还是失败案例，见仁见智，但这些礼物背后的故事却让人感慨万分。
每到年节或是什么特殊日子，有一项支出就必不能省，那就是买礼物。礼物还不只是花钱的问题，还体现一个人的品位、情商、办事能力，所以知乎上动辄就有人问该送某某什么礼物好，答案里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其实，《红楼梦》《金瓶梅》里也提供了很多送礼的范例，至于是成功指南还是失败案例，就见仁见智了。
大多数人的礼物都是送个人情，走个过场，但人情过场更讲究形式，门道更多。
宝玉是荣国府里的中心人物，被贾母和王夫人看得如珠似宝，众人自然知道讨好宝玉的重要性。宝玉过生日时，上上下下的人送来的礼物就非常有代表性，清晰地体现着每个送礼人的身份、地位，甚至是和宝玉的亲疏远近。
远一点的，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并寿星纸马疏头，并本命星官值年太岁周年换的锁儿。”这些都是合乎出家人身份的寿礼，不值钱，但取其祝祷平安、长命百岁的意头。
近一点的，有宝玉的舅舅王子腾送来的，“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仍是”一词用得好，说明这位贵为九省都检点的舅舅每年都是老一套，并没有随着宝玉年岁的增长而有所变化。这些程式化的礼物想必都是由王府内的相关人采办并安排好的，这位舅舅不会花心思在这些小事上。这些礼物都颇具家常味道，难免会让想一窥巨富之家如何出手豪阔的人失望。
宝玉的姨妈、日后的丈母娘薛姨妈处比他的哥哥王子腾减一等。虽数量有减，内容却差不多。想必这就是当时大户人家长辈给小辈生日礼物的定制。
同辈的薛蝌送的是巾扇香帛四色寿礼给宝玉，收了礼的宝玉还得过去陪他吃面。“两家皆治了寿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领。”——重点不在于寿礼，而在于礼数。
与宝玉更近的家人里，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又是“仍是”，可见又是一个走过场、年年相同、毫不惊喜的生日礼物。
凤姐送的“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荷包，里面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所制玩器。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到凤姐这里，才看出了一点儿惊喜。没有“仍是”字眼，可见凤姐是花了心思给宝玉准备的礼物，荷包和金寿星不出奇，能吸引宝玉的，想必是“波斯国所制玩器”，这是只有荣国府当家人凤姐才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也符合宝玉此时还未成年的特点。
刘姥姥进贾府，误闯进宝玉的怡红院内时就看到里面陈设着好些洋摆设洋玩意儿，是她一辈子都没见过的，想必有些就是每年的生日礼物。“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的举动是为宝玉祈福，这样出手豪阔的行为背后必有贾母的支持，以做慈善来为最钟爱的孙子保平安。
和宝玉关系最近的姐妹们，送起礼物来反而随意，“姐妹中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诗的，聊复应景而已”。她们和宝玉之亲近，是发自内心的，不需客套和俗礼，所以更加兴之所至，更具文艺精神。
也有妙玉那样事事追求标新立异的女文青只送了一个字帖当礼物的。只是这个“上面写着‘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的一张粉笺子，却让“宝玉看毕，直跳了起来”。可见，对于轻名利重情义的人来说，礼物不在于是否贵重、是否特别，“谁送”和“怎么说”才是重点。
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比起礼物，在微信上发个大红包是更实在、更不会落空的送礼方式。因此，倘若你想不出送什么好，那就直接送红包吧。若钱不够，那就众人凑。
宝玉过生日时，平日和他关系亲密的怡红院的丫鬟们就凑钱置办了一桌酒席。袭人和晴雯、麝月、秋纹四个大丫鬟每人五钱银子，芳官、碧痕等人每人三钱银子，凑成了三两二钱银子。
这么说可能读者没有概念。晴雯、麝月们的月银不过一两，芳官等人不过五钱银子左右，换句话说，她们是拿出了当月薪水的一半甚至更多来凑份子，给宝玉过生日。这样的情分，比起九省都检点大人或是尤氏那些年年岁岁一模一样的礼物来，更让人温暖和感动。
所以宝玉又欢喜又不安，“他们是哪里的钱，不该叫他们出才是。”晴雯抢白他，“他们没钱，难道我们是有钱的！这原是各人的心。哪怕他偷的呢，只管领他们的情就是。”
这痛快伶俐的话只能来自晴雯之口，一句“这原是各人的心”就点明了这世间所有用心准备的礼物的动人之处。
整部《红楼梦》里，最让人心酸的礼物是来自王夫人的丫鬟彩云。
彩云喜欢贾环，又被贪财愚蠢的赵姨娘撺掇，偷拿了王夫人房中的玫瑰露和茯苓霜等东西，私下赠送给贾环。不料此事被王夫人的另一个丫鬟玉钏发现吵出来，虽然因彩云死不承认，反咬一口，暂时无事，但因此事牵连众多，厨房的柳嫂及其女柳五儿也无辜被卷入，所以赵姨娘生恐彩云被查诘出来，每日捏一把汗，到处打听信儿。
直到有天彩云来告诉她说：“都是宝玉应了，从此无事。”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谁知贾环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将彩云之前私赠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云的脸摔了去，说：“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应。你既有担当给了我，原该不与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他，如今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儿。”
彩云不料有此一出，急得哭了。百般解说，赌咒发誓，贾环执意不信，说：“不看你素日之情，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你细想去。”说完，摔手出去了。气得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
赵姨娘安慰彩云说：“好孩子，他辜负了你的心，我看的真。让我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说着，便要急着收东西。彩云赌气一顿包起来，乘人不见时，来至园中，都撇在河内，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气得夜间在被内暗哭。
那些“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的礼物，就像是彩云的心事和命运，托付给了不值得的人，留给她的，就只有委屈、悲伤和被辜负。
整部《红楼梦》里最悲伤的礼物，是柳湘莲和尤三姐的定情信物——鸳鸯剑。这是痴情的尤三姐嘱托贾琏问“萍踪浪迹”、经常“淹滞不归”的柳湘莲要的定情信物，是尤三姐想要的定心丸。
所以贾琏声明必须是男方“亲身自有之物，不论物之贵贱”。而柳湘莲也是豪迈爽快之人，“素系寒贫，且在客中”的他，将贴身收藏的“传代之宝”——一把鸳鸯剑给了贾琏，让他拿去作为定情信物，说“弟纵系水流花落之性，然亦断不舍此剑者”。
这掷地有声的赠言特别让人感慨，也准确地为所谓定情之物做了注解：人可以游荡，心可以如流水落花，但总有不舍之物给不舍之人，让人和物各自安定。即便日后有异心，出于对东西的不舍和珍重，也不能轻易舍弃赠物之人。
难怪柳湘莲珍重，这把鸳鸯剑的确是宝物，“上面龙吞夔护，珠宝晶莹，将靶一掣，里面却是两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錾着一‘鸳’字，一把上面錾着一‘鸯’字”。尤三姐对这个礼物喜出望外，把它挂在自己绣房床上，每日望着这把“冷飕飕，明亮亮，如两痕秋水一般”的剑，自笑终身有靠。
她的笑，是因为满含希望，以为自己终能和意中人相依相守，从此摆脱之前肮脏混乱的生活和过往，“终身有靠”。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她越是将生命中所有的期盼和希望都寄托于此剑，被辜负后就越会感到失意和绝望。
所以，当柳湘莲听了流言，对亲事反悔，来索要鸳鸯剑时，她就猜到“自然是嫌自己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她毫不犹豫，摘下剑来，出来便说：“你们不必出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与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芳灵蕙性，渺渺冥冥，不知哪边去了。
也许有读者会觉得尤三姐此举突兀，但如果结合此前她日日望着那把鸳鸯剑“自笑终身有靠”的举动，就会觉得合理了，她所有的希望都在一瞬间落空，反差之大，刚烈如她，才会毅然决绝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后来，愧悔之下，看破红尘之后的柳湘莲，也正是拿出那股雄剑，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道士出家，不知所终了。
这把鸳鸯剑，不过是个小小礼物，却贯穿了这段情事的始终，将“定情之物”注解得百转千回，极为深刻。
《金瓶梅》里也有让人印象深刻的礼物。比如让西门庆大为喜欢的礼物，来自王六儿，她托人送给西门庆的小礼物，是她剪下自己的一绺黑油油的头发，“用五色丝线缠成了一个同心结的荷包，两根锦系着做得十分细巧，又用一个小锦袋子里盛着清香的瓜子仁，这是王六儿亲口嗑下来的”。这两样东西都是既香艳精巧，又带着体温和爱意，难怪让西门庆欣赏不已。
这世间最难得的礼物，不是春风得意时的锦上添花，而是潦倒落魄时的雪中送炭。
《金瓶梅》里潘金莲被吴月娘赶出西门府时，只有孟玉楼和小玉两个人来送她，玉楼悄悄送给金莲“一对金碗簪子，一套翠蓝缎袄、红裙子”，小玉送给金莲的是“两根金头簪儿”。
对于此时众叛亲离，又落入王婆之手，等待发送的潘金莲来说，这些礼物最能雪中送炭。除了经济上补贴的意义，也是她在西门府几年唯一留下的一点儿温暖。
“礼轻情意重”在此时才体现得最为真切。
王熙凤们的职业病
别以为只有今天的都市人才有职业病，《红楼梦》《金瓶梅》里这样的人也轮番上阵，有各种精彩表演。
朱德庸画过一个系列的漫画《大家都有病》，讲的是都市人的种种病症。各种职业和性格的人上演着各种荒谬喜剧。但别以为只有今天的都市人才热衷于“病人和病人之间探讨病情”，只有“焦虑二人组”“OK绷人”“购物狂”们才需要发药，职业病自古有之。《红楼梦》《金瓶梅》里这样的人轮番上阵，有各种精彩表演。
《红楼梦》里，贾琏向鸳鸯提出偷偷运出老太太的东西暂押几千两银子应急。鸳鸯有点儿犹豫，贾琏求凤姐帮他再向鸳鸯说情，不料凤姐通过平儿，一开口就要二百两银子的好处费。贾琏忍不住抱怨说：“你们也太狠了。我不和你们借就罢了。这会子烦你说一句话，还要个利钱，真真了不得。”
其实不是凤姐心狠，这不过是她的职业病发作，就像那个厨师，在自己家做饭，都要掰掉两只鸡腿塞进怀里。这是凤姐只要过手就要盘剥的习惯性使然。
而在《红楼梦》中昙花一现的王道士，将所有号称“药到病除”的大师的把戏揭了个底朝天。
王道士诨号“王一贴”，在京城外的天齐庙观当家，其实不过是卖膏药，但显然他颇有名气，因此还能结交贾宝玉这样的“富（贵）二代”。一开始王道士不出所料地吹嘘了一下他的膏药如何“其效如神，贴过便知”。宝玉于是求取疗妒之药，王道士就随口胡诌了一个方子，宝玉半信半疑。
王道士说：“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是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
听得宝玉和焙茗大笑不止。王道士又进一步揭破了他这一行的面纱，“告诉你们说：连膏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还吃了做神仙呢！有真的跑到这里来混？”
王道士如此坦率大胆，作为一个江湖卖药的“老中医”，他凭什么能混得那么大的名气？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他自己跟宝玉说的：“不过是闲着解午盹罢了，有什么关系？说笑了你们就值钱。”
如今听场相声还得花钱呢，更不用说像王道士这样既能揭露行业黑幕，又能随时抖包袱逗人开怀大笑的“脱口秀大师”，怎么就不能大发其财？
《红楼梦》里还活灵活现地写了给尤二姐、晴雯等人治病的其他庸医，但也写了一个不仅能诊断把脉，还能“断人生死”，更兼心理咨询师的高明医生，总算让这个行业里不全充斥着骗子和庸医。
秦可卿病重，贾珍不惜血本请医问药，“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可惜庸医无效。冯紫英向他推荐了一位“姓张名友士”的医生，据说“学问最渊博的，更兼医理极深，且能断人的生死”。
可见在这个行业里，医术高明只是一个行业要求，要让豪门大户见多识广的贾珍敬重，还得有渊博的学问，这就跳出了把行医作为谋生手段的层次。
这位张医生自谦“医学浅薄”“知见浅陋”，诊脉时却把症状说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开药方时还能指出秦可卿的病因是在于“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聪明忒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
这更厉害了，不仅诊断了身体的病，还指出了心病。他开的药方，就不仅是治标，还要治本。难怪贾珍赞道：“他原不是那等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一句话，就把这位张医生和其他混饭吃的行业庸人区别了开来。
当然，这位高明的医生并没有把秦氏医治好，但正如秦氏的病势是蹊跷而来的一样，张医生虽诊断出她的病，却无法开出救治她真正心病的药方。医生治病救人，却总有力有不逮、无可奈何之处，因为人生之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医术和药理。
《金瓶梅》里写了形形色色的职业，西门庆的女人们就出身于各个行业：潘金莲家里是裁缝，王六儿家里是屠户，宋蕙莲家里开棺材铺，孟玉楼前夫是贩布的……简直是行业大全！
西门庆死后，张二官上下打点了几千两金银，沿袭了西门庆提刑千户的职位，“家中收拾买花园，盖房子”，权势逼人，富贵冲天。西门庆生前日夜不离的兄弟应伯爵，转而成了他的帮闲，“无日不在他那边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与他”。更兼拉皮条之能事，将西门庆的妻妾潘金莲等人尽数描述给他听，并许诺会想方设法为他将潘金莲等人弄到手，还声称“你如有了这般势耀，不得此女貌，同享荣华，枉自有许多富贵”。
作者在此处插了一段评论：“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应伯爵的作为和作者的评论活脱脱给世代帮闲子弟画了像。但对于应伯爵而言，如此对张二官尽心，除了本性的“不义”之外，也是他的职业病使然。他的一生，做尽帮闲之事，所思所想一言一行，皆是优秀帮闲本色。西门庆身死，他怎舍得一身好本领不用？张二官赏识，不过是让他又找到了另一个施展帮闲身手的好舞台。所以他趋奉张二官甚至超过对西门庆。
《金瓶梅》第九十回里写到一个走马卖解玩杂耍的李贵，其名号“山东夜叉”。李贵表演前后，先在街心高声说念一篇话：“我做教师世罕有，江湖远近扬名久。双拳打下如锤钻，两脚入来如飞走。南北两京打戏台，东西两广无敌手。分明是个铁嘴行，自家本事何曾有？少林棍，只好打田鸡；董家拳，只好吓小狗。撞对头不敢喊一声，没人处专会夸大口。骗得铜钱放不牢，一心要折章台柳……”
这李贵自嘲到如此地步，不知看客们如何反应。由此也可见这些杂技艺人除了舞枪弄棒，表演各种技艺之外，还要有说单口相声的口才，插科打诨、让看客发笑也是其必备本领。
《金瓶梅》里尤其留意每个人物的出身来历及职业特征。
《金瓶梅》第三十三回里，有对绒线铺伙计韩道国的一段描写，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一个优秀伙计的形象：“五短身材，三十年纪，言谈滚滚，相貌堂堂，满面春风，一团和气。”
兰陵笑笑生很偏爱五短身材，《金瓶梅》里，无论男女，从李瓶儿到孙雪娥到韩道国都是“五短身材”。韩道国年纪是黄金年华，言谈滚滚又相貌堂堂，都是讨人喜欢的做生意的料子，何况还满面春风、一团和气，简直可以直接贴到每个商铺里做行业手册。
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其人性本虚飘，言过其实，巧于辞色，善于言谈。许人钱，如捉影捕风；骗人财，如探囊取物”——这一段又活脱脱描画出了一副忽悠大师的形象。
西门庆发家的买卖包括生药铺、当铺、绒线铺、高利贷、贩卖食盐等，经营手段多种多样，有合法收入，也有非法收入，大多数收入都介于这两者之间。
西门庆从泼皮商人一路做到了“提刑千户”职务，相当于今天的警察局局长。上任后他的口头禅里就多了一句话：“好不好的，拿到衙门里去拶他一拶子”。就连他儿子官哥儿受惊，请了“赤脚医生”兼神婆刘婆子来看，西门庆都要威胁说“若不好，拿到衙门里去拶与老淫妇一拶子”。西门庆的霸道和武断，连其妻吴月娘都看不过眼，骂他“枉口拔舌骂人”。
林氏请托西门庆帮忙断开那些勾引其子王三官嫖妓的帮闲。于是西门庆派人抓走几个帮闲，在公堂上义正词严地责骂了这些人。也许是这种正大光明的堂上感觉太好，他开始进入了某种正派人角色，似乎忘记了他本来做这件事的私心，和自己日夜与一群帮闲在妓院鬼混的行径。以至于直到回家还未走出这种角色感，他把自己责罚帮闲的过程跟妻子月娘细说了一遍之后，还大义凛然评论说：“人家倒运，偏生出这样不肖子弟出来……年小小儿的，通不成器。”
听得月娘又好笑又好气，一语点破他：“你乳老鸦笑话猪儿足，原来灯台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这井里水，无所不为，清洁了些什么儿？还要禁人！”月娘的笑骂瞬间戳破了西门庆太过投入角色的可笑。
西门庆这番义正词严、侃侃而谈不禁让人想起陈佩斯、朱时茂曾经的一个小品《警察与小偷》。小品中，陈佩斯饰演的小偷穿上假警服后渐渐进入了某种正义的角色，维持秩序也好，扶老人过马路也好，他开始忘记了自己原来的角色，被催眠一样进入到一种维护社会正义和秩序的自我感觉里。
别小看服装和公堂这些外在的辅助工具，那些仪式感的东西及“制服诱惑”，足以制造各种幻觉和假象，让人以为自己是某种拯救者和判决者。别怪这些病人太可笑，这实在是一种职业病——由各种外在内在因素共同促成的病。
《金瓶梅》第六十六回里，黄真人念诵了一大篇经文，来超拔十类孤魂，为我们描述了种种职业和类型的人在人间的苦楚和死亡的原因。如“坐贾行商，僧道云游士，动岁经年，在外寻衣食。病疾临身，旅店无所倚”——每一种职业都各有苦楚。
这十类孤魂里，除了那些被“暮打朝喝、衣不蔽体”的为奴者，也包括曾权势遮天、结党营私的贪官杨提督，因为他也是身陷“枷锁囹圄”的孤魂。
在这里，每一个职业不再分高低贵贱，都是让人一声叹息的各种孤魂。
换句话说，大家都是病人，谁又能嫌弃谁多吃了药呢？
大众的罪恶和狂欢
那些向凤姐、王夫人通风报信的人，是构成多米诺骨牌的一个个部分，最终也是杀人的帮凶和利器。在群体之中作恶，常常会让作恶者缩小作恶的感觉，而变成一种集体的狂欢。
前几年在媒体一系列的“对呼格吉勒图案”的报道里，我对《新京报》记者古力对“呼格案”的报道印象最深。文章提到本案唯一的在场者、呼格的朋友闫峰曾在警方的恫吓之下说出一个细节：呼格吉勒图曾和自己开过关于女性的黄色玩笑。
不知道这算不算呼格被误判为奸杀女孩的证据之一。但闫峰18年后还是记得他说的那几句话，因为这是他心里永远的痛，虽然当时被问及呼格吉勒图的人品时，他告诉警察，呼格吉勒图是好人。
闫峰肯定不是这起冤案的关键性人物，但我还是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这是一种很生动直观的人性，有时未必是在多大的压力之下，我们才会提供不客观的证据，也许只是迎合，只是从众，就能让很多人去积极地提供一个被人群厌憎者的所有不利证据，去加强这种厌恶，众人因此获得一种在集体内，与少数不合群者划清界限的安全感。这，常常是群体作恶的开端。
小时候，有个邻居阿姨自私又别扭，几乎得罪光了附近邻居。众人都与她为敌，她成了每个人见面时的谈资，连小孩子都知道经常去她家刺探，看她又在做什么说什么，然后回去当情报汇报给家长，家长津津有味听完，再从中提炼出可恶之处，细细讲给别人听。众人在塑造这个女人的丑恶形象上群策群力，随时补充和完善。
每个长日无聊、生活乐趣不多的群体里，都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众人借由与他（她）为敌，找到自己在群体中的存在感和安全感。
《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群体中这样的存在。她虽是贾政之妾，但两人感情不错，贾政时常会歇宿于赵姨娘处。但除此之外，她几乎冒犯了贾府从上到下所有人。上至不待见她的贾母、王夫人、凤姐，下至婆子、丫鬟们，似乎人人都不喜欢她。
其实，除了她可见的罪恶（比如让马道婆施法暗害凤姐和宝玉）和言行的粗俗、不得体，多数时候，她的劣迹是由贾府里很多人一点点补充和完善起来的。
第二十五回里赵姨娘揭发凤姐损公肥私，“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到第八十三回凤姐就曾说道“更有那一种嚼舌根的，说我搬运到娘家去了”，可知平日里赵姨娘私下抱怨的话，都会一字不差地传到凤姐耳中。
凤姐克扣众人月钱去放高利贷谋利，底下人敢怒不敢言，主子们不缺钱注意不到。唯有处在中间阶层、生活窘困的赵姨娘去向王夫人告了状。王夫人循例问了凤姐是否每月按数给赵姨娘们月例，说“前儿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说短了一吊钱，是什么缘故？”凤姐滴水不漏地搪塞过去，出了门就跟底下人抱怨，“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样克毒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别作娘的春梦！明儿一裹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咱们。也不想一想是奴几，也配使两三个丫头！”
可以想见，自此以后，当家人凤姐只会以加倍的克扣和处处为难来回报她，让赵姨娘更加穷酸和举步维艰。
那些向凤姐、王夫人通风报信的人，也许不过是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句嘴，但他们是构成多米诺骨牌的一个个部分，是将赵姨娘往更不堪的境地上推一把的力量。
他们甚至也能成为杀人的帮凶和利器。贾府里的女眷们有一次去清虚观，一个小道士躲闪不及撞到凤姐身上，凤姐一个耳光打过去。贾府家丁们四下喊着“拿拿拿，打打打”。人多势众加上穷凶极恶，把小道士吓得魂飞魄散。若不是贾母慈悲，让加以安抚，就算没有真的被打死，小道士也处境不妙。
在群体之中作恶，常常会让作恶者缩小作恶的感觉，减少承担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迫害犹太人的除了纳粹之外，平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那些死于群体殴斗的人要算的账里，又有多少来自不起眼的帮凶？
别小看这种混在群体之中的小恶，当你急着向某种势力靠拢，急着加入某个群体，急于和某个人、某件事划清界限时，要递交的投名状，很可能，就是罪恶的开始。
假如《红楼梦》和张爱玲也深陷抄袭门
《红楼梦》也深受《金瓶梅》的影响。假如这两部作品的作者活在今天，会不会像那些IP剧一样深陷侵权抄袭风波，或是像民国才女张爱玲一样，被傅雷那样的大家撰文大肆批评呢？
《红楼梦》是现代作家取之不尽的营养库，从巴金的《家》《春》《秋》到今天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处处可见曹雪芹的给养。
但实际上，《红楼梦》也深受《金瓶梅》的影响，从人物塑造、遣词造句到人物对话、场景描摹，都有很多《金瓶梅》的影子。《红楼梦》第十三回里脂砚斋有批：“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奥。”
自脂砚斋这条批语开始，对于《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之间的关系，自清末至今有脱胎、倒影、改写等说法。无论何种说法，都注意到了后者对前者的借鉴和超越。
假如这两部作品的作者活在今天，会不会像那些IP剧一样深陷侵权抄袭风波，或是像民国才女张爱玲一样，被傅雷那样的大家撰文大肆批评呢？
张爱玲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的滋养，她笔下的人物对话纯熟生动，口吻声气活灵活现，时常能看见《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等作品的影子。翻译家傅雷曾写过一篇文章，对于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原因之一就是张爱玲让其笔下的印度丝绸商人、西班牙修女和广东养女的言语和行为都像是从《金瓶梅》《红楼梦》里走出来的一样。“西班牙女修士的行为，简直和中国从前的三姑六婆一模一样……她的人物不是外国人，便是广东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语上无法积极地标识出来，至少也不该把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硬嵌入西方人和广东人嘴里。这种错乱得可笑的化装，真乃不可思议。”
就像张爱玲本人一样，以前我对傅雷针对《连环套》的批评不以为然，等到有机会再重读《金瓶梅》时，才感叹傅雷眼力之毒。印度商人雅赫雅和广东养女霓喜调情时的话，竟然和孙雪娥奚落春梅时一样——“几时养的姐姐这样大了？”西班牙修女梅腊妮的口气也和在西门庆家里出入的媒婆、尼姑们神似。
难怪傅雷说其“措辞用语，处处显出‘信笔所之’的神气，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倾城之恋》的前半篇，偶尔已看到‘为了宝络这头亲，却忙得鸦飞雀乱，人仰马翻’的套语；幸而那时还有节制，不过小疵而已，但到了《连环套》，这小疵竟越来越多，像流行病的细菌一样了；——‘两个嘲戏做一堆’，‘是那个贼囚根子在他跟前……’，‘一路上凤尾森森，香尘细细’，‘青山绿水，观之不足，看之有余’，‘三人分花拂柳’，‘衔恨于心，不在话下’，‘见了这等人物，如何不喜’，‘……暗暗点头，自去报信不提’，‘他触动前情，放出风流债主的手段’，‘有话即长，无话即短’，‘那内侄如同箭穿雁嘴，钩搭鱼腮，做声不得’……”
假如读者细读过《金瓶梅》的话，就会对傅雷所列举的这些句子相当眼熟，发生在西门府里的人物对话和情景描述，出现在摩登的殖民地香港，的确显得突兀。
但张爱玲是太好的作家，那些来自《金瓶梅》《红楼梦》里的话，被她娴熟地改编成了自己的句子，无缝对接在现代小说里，让她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变得人情世故老辣、口齿伶俐。
傅雷认为“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对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来说，是一个危机。但实际上，张爱玲并不只是从中国的“文学遗产”中汲取营养，从西方文学里，她也能相当纯熟地抓取养分——她的作品里埋藏、改造着许多英文金句。
《倾城之恋》里男主角范柳原在英国生活日久，颇有英人的幽默闷骚之风，和女主角白流苏调情时既有甜蜜的情话，又有深刻的人生哲学或反思，出语如繁花绚烂，让人印象深刻。但著名学者钱定平却曾撰文说范柳原的那些精彩情话，其实都有英文渊源。
比如白流苏说自己是最无用的女人，范柳原说“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就来自于英美人所说的“The useless woman,the heroine,and the monster”（无用的女人是英雄和猛兽）；
再比如范柳原说自己的情话“不但要背着别人说，还得背着自己”，和英美人说的“You could talk behind ones back but also behind yourself”，是完全相同的意思。
香港沦陷后的轰炸里，范柳原向白流苏感慨地说：“这一炸，炸掉了多少故事的尾巴！”而英语里凡是谈小说写法的书里，最后总会讲解“story tails”（故事的尾巴）怎么处理。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这种例子极多。
实际上，不只是张爱玲活用，唐宋至今，中国文学里相互借用的诗词歌赋极多，很多都已分不清谁才是最初的原创者。但无论是《红楼梦》对《金瓶梅》的传承，还是一代代诗人的彼此互用，都是在加入了很多个人的理解和风格之后，纯然化入其作品里，并非是复制粘贴那样的低水平抄袭。
也因此，《红楼梦》仍是闪耀着光芒的伟大作品，张爱玲仍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
古典文学里的春光乍泄
时代再变，人性是相同的。今天的我们，能理解唐诗宋词里的情绪，也能在《水浒传》《红楼梦》里找到各种共鸣。但在性爱关系上，古代小说里却呈现出一些不同。
比如古人对性的看法，多是“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凡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那一路的，既妖魔化又无限夸大性的威力和神奇。在这种思路下，写作者谈到性爱大都采取“先诱惑，再棒喝”的姿态，先浓墨重彩讲一段充满肉欲气息的情色故事，描述一段男女如何沉沦于情欲之中不能自拔之后，再黑着脸打出一首骈体诗，劝诫你性是如何恐怖可怕，是如何让家散人亡的杀人利器。
但这些劝诫，往往都起了反作用，简直就是一个正话反说效果良好的广告，既刺激又有挑战性，让人跃跃欲试。
《金瓶梅》里西门庆从一个胡僧处求得春药，胡僧叮嘱他：“不可多用，戒之，戒之！”但西门庆得药的当天就两番尝试，次日更是和潘金莲疯狂一夜，并由此开始了一种末日狂欢般的性体验。他和金莲试药，在床上狂浪时，金莲一直在说的话是：“今日死在你手里了。”——这也许不过是非常状态下的淫词浪语，但放在我们已知结局的《金瓶梅》里，却有种预言味道。日后西门庆恰是死于此。
《红楼梦》里警幻仙子对宝玉所做的性教育，也奉行这一路线。警幻所在的“太虚幻境”宫门之上的一副联语是“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横批“孽海情天”。
佛教把罪恶的根源称为“孽”，而世间男女都陷在情欲深渊中，有无尽的纠缠烦恼，所以称之为“孽海情天”。
警幻仙子带宝玉看这副对联，想以它来告诫、警醒宝玉世间痴情皆无结果，不过是幻梦一场。
但宝玉看了不仅似懂非懂，还想着：“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略领略。”
警幻的一番苦心，这副慨叹痴男怨女的对联不但没能使宝玉警醒觉悟，反倒引发了他的好奇心，唤醒了他的性意识——所以这种“先诱惑，再棒喝”的性教育，只能让人或者只看见宣淫，或者对妖魔化性爱生厌。
警幻的教导是理论结合实践的，她传授宝玉有关性的经验，让宝玉和可卿去体验“柔情缱绻、软语温存、难解难分”。但当宝玉沉溺其中，觉得无限美好时，警幻又要让他警醒，让他在快乐的最巅峰，堕入万丈深渊，以此提醒他不能沉溺于此，否则会落入迷津，在迷津内，还有水响如雷，夜叉、海鬼来捉人的可怕景象。
但显然，警幻这些伎俩没吓住宝玉，他甚至不满足于做春梦，随即就和“柔媚姣俏”的丫鬟袭人共领警幻所授之事。——本来想警醒宝玉的警幻，倒成了他的带路人。
跛足道人给患了单相思病的贾瑞的那面“风月宝鉴”，也来自宝玉的性爱导师警幻仙子。其功能是“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但跛足道人先宣称此镜“单与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等看照”，让贾瑞心痒自喜，然后又告诫说：“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
这口气，像是和给西门庆春药的胡僧对过口供。而且这镜子的正面是个让人惊怖的骷髅头，更让贾瑞想去看背面了，于是他避开骷髅，三番五次去与正面镜中凤姐的幻象云雨，终至殒命。由此又增加了一个“精尽人亡”的社会案例。
网上有个正义凛然的“戒色吧”，里面赫然有这样的大标题：“邪淫危害：红楼梦中贾瑞看风月宝鉴的故事发人深省啊！”
作者认为风月宝鉴在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了这个前车之鉴！年轻的朋友们，特别是在性、情、爱方面遇到问题的青年朋友们，千万不要像贾瑞那样一条道走到黑！人的一生还很长很长，生活的内容还很多很多，等到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成冤鬼身”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都太迟了。
很难想象，互联网时代还有这么个玩意儿，不，正义之士存在，让人心下甚慰。
其次，基情不是感情问题，而是技术及供求关系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古典小说里很多风流人物是双性恋，但其实，他们的基情都不是必需品，而是替代品。或者说，同性性行为不过是一种性需求的补充。
比如《红楼梦》里的贾琏，巧姐出疹子，凤姐要斋戒，与贾琏分房。贾琏独寝两日，就开始觉得难熬，将小厮里长得“清俊”的“拿来出火”。贾琏的小厮真是不容易。
不过，那时不容易的可不只是小厮，《三言二拍》里“清俊”的小道士、小和尚都是师父找不到女人时的泄欲工具。包括唱戏的男旦，也都会充当此类角色。《红楼梦》里宝玉挨打的起因就是因为他结交了忠顺王爷的男宠、唱戏的琪官。
《红楼梦》第七十五回里，尤氏因好奇，在窗下偷窥贾珍父子和“斗鸡走狗、问柳评花的一干游荡纨绔”与娈童百般胡闹。让尤氏好奇想看的两个娈童不过十六七岁，“都打扮的粉妆玉琢”，两个人坦陈他们的行规是“师父教的不论远近厚薄，只看一时有钱势就亲近；便是活佛神仙，一时没了钱势了，也不许去理他。”——这行规倒真是简洁明了，毫不客气。“亲敬”二字也用绝了，既有亲密亵玩，又遵守等级保持着尊敬和逢迎，清晰描画了出他们和客户之间的关系。
因没钱势而不被奉承的邢大舅借酒骂两个娈童“你们这起兔子”。兔子就是当时对男妓和娈童的蔑称。据说是因传说中月中有兔，月为阴之精，而兔子雌雄同体，望月而孕。由此联想而推及那些不男不女或亦男亦女者为“兔子”。——兔子招谁惹谁了！
薛蟠老大年纪还去贾府学堂上学，就是为了那些清秀好看又缺钱花的小男孩。他也对能反串唱戏的柳湘莲流过口水。但这并不妨碍他家里的娇妻美妾对他的吸引力。
表面上看，他和他那一群人很多是双性恋，但其实这里的小厮也好，琪官也好，还是贾珍们酒席上的娈童也好，都是以“清俊”或“粉妆玉琢”吸引人，换句话说，不过是女性的一种变种、一种补充。他们的存在，根本谈不上恋，只有被玩弄的性的意味和宠物似的价值。
《金瓶梅》第四十九回里，西门庆招待蔡御史时，叫了两个妓女，私下嘱咐两人：“他南人的营生，好的是南风，你每休要扭手扭脚的。”
这里所谓的“南风”，其实就是男风。但蔡御史好男风，却并不妨碍他看到两个妓女“欲近不能，欲退不舍”，又惊又喜。兴之所至还给别号“薇仙”的妓女题了一首不伦不类的诗：“邂逅相逢天未晚，紫薇郎对紫薇花”。所以蔡御史此时所好的“南风”，就是俗称的“后庭花”——这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并非心理上的选择。
而且这种作为性的补充地位的方式，越是在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就越不堪。
《金瓶梅》里，漂亮的书童除了是西门庆的男宠之外，府内的小厮如玳安等人有机会就会猥亵他。西门庆附庸风雅请来的温秀才绰号“温屁股”，被他召唤去“侍寝”的小厮去之前惊怕到大哭不止。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落魄后流落街头，打梆子摇铃混饭吃，成为街头混混和有势力的叫花子的同性玩物。
《红楼梦》里，贾琏去尤二姐处歇宿，下人们说了一句“贴的一炉子好烧饼”，是一句性暗语，是指同性之间的淫乱。他们也没放过贾琏叫来这边管事的多姑娘，一见面就拦住她上下其手，男女通吃，生冷不忌。
陈敬济遇上的混混和叫花子也好，贾府里这群男仆也好，真有那么性欲强烈、毫无廉耻吗？
每个人群都不是一个整体，铁板一块，必然有这样就有那样，但在两个作家笔下，他们呈现出同样的胆大妄为，荷尔蒙极度喷张，只能说作家们不一定对这个群体相当熟悉，其中，必有想象力的成分，无论这想象力多么丰富精彩，但也终究是想象力。
《金瓶梅》第六十九回里，西门庆和“身处富贵”的林太太初次苟合，经历过一场床上激战之后，出门来到街上，看到的是这样一番场景：“街上已喝号提铃，更深夜静；但见一天霜气，万籁无声。”
性的狂欢之后，才更觉人世间的空虚清冷。这是《金瓶梅》不仅仅是一本晦淫之书的理由之一。它深刻地直指人心深处，像烛光一样，静静照着世间所有热闹繁华之外，我们心底软弱的、贪婪的、悲哀的、荒凉的地方。
今天的我们，和贾珍、贾琏、西门庆、潘金莲们不一样之处只在于，性不过是性，是生活中无数件事情中的其中一样，或添乐趣，或增烦恼，不会为此扭曲人性，或末日狂欢。
《红楼梦》和《金瓶梅》谁更优秀
作品是否伟大不在于写作技巧，而在于作者对世人的悲悯之心。有阴有晴、有冷有暖、有烟火有诗意才是真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世界。
无论是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无数个饭局当中，总有人探讨《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作品谁更伟大，有不少人很笃定地下结论说：《金》比《红》要出色得多。
《红楼梦》成书于《金瓶梅》之后，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人物塑造，或是情景描摹，前者都对后者有很多借鉴。在这一点上，《红楼梦》算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天然具有优势。
也不得不承认，《金瓶梅》在描摹世情上的确强大，无论是官场、商场，还是三教九流，都描写得游刃有余，无论是官员、巨商、小贩、尼姑、妓女还是帮闲、无赖、伙计、道士，乃至各种行业、身份的人都栩栩如生，生动如画。可以说，《金瓶梅》的笔触所及之深之广，《红楼梦》有时也望尘莫及。
但即便有这些比较，我还是认为，《红楼梦》更伟大。这种伟大不在于写作技巧，而是作者对世人的悲悯之心。
《红楼梦》里，再小再不起眼的角色，作者都赋予了他们人性的光辉，他不曾敷衍地创作过任何一个角色。就连多姑娘那样淫荡无底线的人，作者都不忘给予她清醒通透的一面，像贾珍那样荒唐无耻的人，作者也给予了他多情良善的一面。
纯粹的丑角只有赵姨娘和贾环等不多的几个人，但即便是这样扁平化处理的人物，也有人温情以待。比如尤氏就能体谅赵姨娘经济上的困窘，替她求情，说她和周姨娘是“苦瓠子”。再比如像贾环这样猥琐可鄙的人，也有彩云这样的好姑娘一心维护，温柔忠诚相待。
但在《金瓶梅》里可见的，处处是人生纯然黑暗的人。作者忠实地奉行“丛林法则”。那些身世凄惨者，在作者不动声色的描述中，变成了卑微、愚蠢而自取其辱的人，毫无痕迹地消解了读者的同情心。
这样的人物在《金瓶梅》里俯拾皆是。
比如武大郎和前妻所生的女儿迎儿，在《金瓶梅》里是一个像影子一样的人物。她幼年失母，被继母虐待，又亲眼目睹父亲、继母被杀的惨剧，但全书中没有一个人对这样一个孤女表示过哪怕一丁点儿的关怀。就算是她的亲生父亲，也漠视她被潘金莲当女奴使唤，动辄打骂。潘金莲死后，迎儿在世间唯一的亲人武松，丝毫没有怜惜这个孤女之情，卷走了所有值钱东西，扬长而去。
另一个幼年丧母的女孩西门大姐，结局是被娘家和婆家两头嫌弃，绝望自杀，死时才24岁。但这个人物也不会引起你的同情，因为从出场开始，她就表现出智商情商都欠奉，粗鄙冷酷，没有一点儿温情和光辉之处。甚至后来她的丈夫陈敬济对她的厌弃和冷酷虐待，会让人对应联想起当年在夫家落难他们被迫回到娘家时，她对丈夫所表现出的嫌弃和冷酷。换句话说，她悲惨的命运被她的愚蠢和自私冷漠消解了，仿佛那成为她命运的缘由。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并不是。
《金瓶梅》的作者对于弱者有种冷冷的鄙视，特别是那些还不肯安分守己的弱者。比如在西门府像厨娘一样存在着的孙雪娥，她日日在厨房操持辛劳，一不小心就会被西门庆痛打。西门庆死后，她被发卖，又落入春梅手中，被极尽羞辱，被卖入下等娼寮后，又惨遭被杀的厄运。
对于这样一个命运凄凉的女子，作者却把读者带入一个和施虐者有同样快感的角度。孙雪娥每一次愚蠢的抗争都以失败告终，迎来的是一次次程度更甚的暴击。在看这些“激打孙雪娥”的篇章里，读者会毫无同情心地感觉痛快，觉得这是“蠢人多作怪”的下场。
有着同样命运的，还有潘金莲房里的丫鬟秋菊。在伶俐美貌的春梅的对比之下，蠢笨丑陋的秋菊不仅毫无存在感，还成为潘金莲的凌虐工具。而同是婢女，春梅对秋菊的狠毒犹在金莲之上。
而作者对秋菊这样的悲惨境遇毫无同情。《金瓶梅》第八十三回里秋菊发现了潘金莲和陈敬济两人通奸的秘密，泄露给月娘的丫鬟小玉，却被金莲得知消息，秋菊再次惨遭凌虐。作者在此处冷冷评论道：“蚊虫遭扇打，只为嘴伤人。”如此，他轻而易举将秋菊从一个悲惨的受害者置换为一个可鄙的告密者，秋菊也就自然不会赢得任何同情和体谅。
在《金瓶梅》中，当春梅当众羞辱盲眼歌女申二姐时，当李瓶儿在丈夫蒋竹山被暴打被砸了生意又被冤入狱，不仅不拿钱救人，反而大骂其是“中看不中吃的王八”时，读者都不会站在弱者的一方，去同情他们，因为作者以他强大的笔触赋予了这部作品一种“丛林法则”。也就是说，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人之恶，绝对掩盖不住他们作为外貌出众、官场商场得意、有钱有势者的光彩照人。
《金瓶梅》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最真实丑陋的一面，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栩栩如生地展现着社会和人情的各种细节，人人在这个拥挤阴暗的世界里奋力挣扎，这是一幅没有阳光也没有爱意的《清明上河图》。
但《红楼梦》不同。作者不忌讳描摹世间种种阴暗和丑陋，以及让人绝望悲哀之处，但他也让我们看到了爱和美，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人情的温暖。
有阴有晴，有冷有暖，有烟火有诗意，有苟且有远方，这才是真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间世界。
《红楼梦》提供的解脱之道
宝玉问癞头僧：“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罢了。”——对于修行来说，人世间没有什么幻境，不过是来源于生活，也隐没于生活。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解脱之书，其精神主要在于“示人以解脱之道”。台湾作家蒋勋说他把《红楼梦》当佛经来读。那这样一本书，究竟提供了怎样的解脱之道呢？
《红楼梦》里人物的归宿似乎只有两种，一种是死亡，一种是出家。
就像童话里的结尾“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经不住推敲和追问一样，《红楼梦》里那些出了家之后的人，真的是了却一切尘缘，远离俗世了吗？
《红楼梦》里详细写到的出家人有几个，从他们身上我们大致能看到“出家人”的生活。
妙玉是出身仕宦、在贾府栊翠庵带发修行的尼姑，诗词、琴棋书画都很有造诣，品味情趣不凡，但却是十二金钗里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作家林语堂最讨厌的《红楼梦》人物就是妙玉。他认为金陵十二钗里，就数她最为做作。《红楼梦》里大善人一样的李纨也毫不掩饰她对妙玉的厌恶，直接就说“可厌妙玉为人”。
妙玉让人厌恶的地方，包括自恋、自负、尖锐，还颇有点势利。
贾府的“最高领导人”贾母带了一干人等和刘姥姥逛大观园，来到栊翠庵，平日孤傲的妙玉此刻的表现是：忙接了进去，又忙去烹茶，一路赔笑，还细心记得贾母不喜欢六安茶，早早备下了贾母喜欢的“老君眉”……其周到细心和体贴随和，完全不输于宝钗、凤姐。
但面对来“打秋风”的刘姥姥时，妙玉完全现出了另一副嘴脸。
她拿给贾母成窑杯子，贾母喝了半盏茶之后，竟随意地递给了刘姥姥让她也尝尝，刘姥姥接过来一饮而尽。
这可犯了妙玉的大忌，她疾言厉色吩咐不许人将杯子收到屋子里来，只能搁在外头。
后来妙玉虽看在贾宝玉的面子上，答应将价值不菲的杯子送给刘姥姥，但也还要特地声明说：这幸好是她没用过的，若是她用过的，砸了也不能给她！
所以就连作者都评价妙玉“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读者一般认为这是说妙玉因对宝玉的爱慕而六根未净，但其实，更让她不像出家人的，是她无法超脱的好胜之心，和对刘姥姥这样贫贱之人的鄙视和冷漠。
金陵十二钗里另一个出家的人是惜春。她的判词“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已经清楚预示了她今后出家的命运。
抄检大观园时，惜春的丫头入画被查出私传东西，这并非大错，但惜春不但不为入画辩解讨情，反而催促道：“或打，或杀，或卖，快带了她去。”
她说：“古人说得好，‘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不管你们。”又说：“不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我清清白白一个人，为什么给你们教坏了我！”
经此一事，她的嫂子尤氏认定惜春是“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曾有学者将惜春和妙玉做对比，认为妙玉是身在佛门而心在红尘，惜春却相反，是身在红尘而心在佛门。
惜春的“不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看似绝情绝义，其实也算是佛教里的一种自度。她的皈依佛门肯定不是普度众生，而如王国维所说的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入于无生之域，当其终也，恒于虽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
这样的“出世”，不过是建立在拒绝了一切生活之欲上的消极逃避，心如死灰，冷酷孤介，哪里还有苦痛和快乐之分？
老尼姑净虚，直接就是那些豪门之间的掮客，谋算各种伤天害理之事。千伶百俐的王熙凤就是被净虚拉下水，弄权铁槛寺，迈出了贪赃枉法的第一步。
财主之女张金哥，本已与原任长安守备之子定亲，长安知府的小舅子李衙内看中了她，倚势强行求亲，她父母惧势应允，想退掉守备之子的婚约。
老尼净虚作为中间人转托凤姐办成此事。她借着一张好嘴，看准时机，步步为营，一步步将凤姐带入自己的圈套。
事情的结果，是张金哥和守备公子双双自杀，张李两家人财两空，各吞苦果。唯有王熙凤弄权成功，坐享钱财三千两。“自此凤姐胆识越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作为起来，也不消多记。”——老尼姑净虚简直就是凤姐的领路人，让她在包揽诉讼、放高利贷、贪赃枉法、罔顾人命的路上越走越远。
还有在《红楼梦》中昙花一现的王道士，只出现了一回，却将所有号称“药到病除”的大师的把戏揭了个底朝天。
王道士虽俗，但既能揭露行业黑幕，又能随时抖包袱逗人开怀大笑，虽是“老军医”，但堪称“脱口秀大师”，所以能左右逢源、大发其财。唯一让人费解的是：他哪里像个出家人？
那些半路出家的又如何？
被迫出家的芳官等人在贾府内的尼姑庵里遇到的，是贪财势利、与人贩子差不多品性的智通等人，还得严防死守贾芹这样的顶头上司性骚扰。这样的出家，不仅不能远离人世烦扰，反而是越发堕入泥坑。青灯古佛、粗茶淡饭不是洗涤和干净，而是束缚和困苦。
柳湘莲那样的出家是自愿的，他因辜负和错过了尤三姐这样刚烈的好女子而痛悔不已，失去了在尘世中活下去的兴趣。但自愿出家的柳湘莲就没有可能遇上一个盛产奇葩的寺庙？如果遇上了，以他的暴烈性格，是否又像对待薛蟠一样，痛打一番之后避祸而去？
王国维认为整部《红楼梦》中，真正解脱的人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而已。其余如“金钏之堕井，司棋之触墙，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柳湘莲之入道，芳官之出家”都“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
金钏、司棋、潘又安、尤三姐虽都以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但实际上他们都对人世充满眷恋，只是因为他们的所求不可得才选择了离世，包括出家的芳官和柳湘莲，只要他们心中还存有“生活之欲”，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为什么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能得解脱？王国维把解脱分为两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
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所以这种解脱是超自然的、宗教的。
后者之解脱如宝玉，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是自然的、人类的、壮美的。也因此，《红楼梦》的主人公不是惜春、紫鹃，而是贾宝玉。
显然，王国维最推崇的解脱之道是实实在在经历过真实的生活，实实在在感受过生活之痛苦而出世的方式，这也正是《红楼梦》的伟大之处。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里，宝钗推荐宝玉听了一支曲子，里面“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意境对宝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后来他和黛玉、湘云吵嘴后，再想起这支曲子，觉得他顿悟到了人生的虚无本质。再加上他之前看《庄子》里有“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这世间总是聪明而敏感的人更操劳更忧虑，而那些无欲无能者却能一辈子饱食终日，“泛若不系之舟”。这些都让宝玉觉得自己领悟了某种虚无的境界。
这一类的诗词特别能打动青春期的人，因为看似有一种对人生很高明的总结，提供了一种境界，那就是让心境绝对自由，不受日常琐碎烦恼的羁绊，过于努力上进都是庸人自扰。所以宝钗说“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
宝玉开始大言不惭地写“谒”：“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意思是证明来证明去，最后才发现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证明的，等到明白“无可云证”时，才达到了某种境界。
但聪明的黛玉续了一句话就让宝玉傻眼了。黛玉说：“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宝钗又讲了慧能和神秀的那两段著名的谒语。黛玉的“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相当于慧能“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那个境界。
所以这又给出了一个无解的问题：人生天地间，如何能做到“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的话，出家又何尝能做到？那不过是换了个寺庙修行，或是换了个地方云游而已。
既如此，身在闹市之中，和身在古刹之中，又有什么分别？
《金瓶梅》第六十六回里，黄真人念诵了一大篇经文，来超拔十类孤魂，为我们描述了种种职业和类型的人在人间的苦楚和死亡的原因。如“坐贾行商，僧道云游士，动岁经年，在外寻衣食。病疾临身，旅店无所倚”。
在这里，每一个职业不再分高低贵贱，都是让人一声叹息的各种孤魂，似乎实现了某种真正的平等，那就是世人皆苦，苦于欲望、得失、爱恨、冲突和烦恼。
庄子曾开过一个药方：“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
有人之外形，能够和光同尘，不脱离大众，不与世俗对立，但又能够超越人之常情，超越一般俗人的欲望、谋算、挣扎，活在人群中，活在市井中，却有着超脱世俗之心的“无人之情”，这才是真的“出家”。
但这样的药方开自老婆死了要“鼓盆而歌”的庄子，又有点让人担心这“无情”是冷酷无情，所以这药方不如庄子的另一种说法更能让人接受，他认为真正的强大在于“不争，故莫能与之争”。
或者像李白开的药方那样：“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古人的潇洒就在于此，像女娲一样，将人生像泥团一样随手捏合，轻描淡写。能在心灵上俯瞰世界的他们尚且“人生在世不称意”，蝇营狗苟活在其中的我们，不过偶尔用这些药方放松一下罢了。
《红楼梦》第一百十七回中宝玉问癞头僧：“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罢了。”
这是癞头僧的超脱之处，对于修行来说，人世间没有什么幻境，不过是来源于生活，也隐没于生活。
他们作为loser和巨婴，为何迷人
他们有“暖男”的暖，有“段子手”的诙谐，有“文艺男”的敏感忧伤，被女人们热爱又有什么奇怪？自然，作为巨婴，这些人的下场普遍惨淡。
中国作家善于塑造巨婴形象。
在中国的文学之林里，有若干著名的巨婴，他们聪明、俊秀（外形上普遍以传统说法中的“小白脸”形象出现——若没有外形优势，这一类人群的魅力将大打折扣），没有谋生手段及能力，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有祖荫庇护，率性而为，任情任性，为自己的所爱而活，无论这爱是什么。
巨婴们普遍的特点，用《围城》里赵辛楣评价方鸿渐的话来说，就是“不讨厌，但全无用处”。
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史上那些我们熟悉的男一号，大多是“不讨厌，但全无用处”的。
最可爱也最有名的巨婴是贾宝玉。他厌恶仕途经济，不思功名进取，在家族中几乎没有说话的分量，只是被娇惯宠爱的后辈；他想保护女孩们，只能通过打掩护、说谎话等小儿科行为。当真正的暴风雨来临，比如抄检大观园这样的场面，他“虽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际，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红楼梦》第七十七回）。
金钏因为跟他闹着玩而被逼跳井，他也只能通过哄金钏的妹妹玉钏尝一口莲子羹来做一点儿情感补偿；晴雯含冤而死，他不过洋洋洒洒写一篇《芙蓉女儿诔》来事后祭奠，却没想过不识字的晴雯就算是生前也会不以为意；薛宝钗和湘云劝他结交仕途中人，他反感，翻脸驳斥；探春开源节流、兴利除弊的改革，他也并不赞成。他希望实现和追求的，都没有能力真的去实施。
所以作家王蒙说：“不论从历史的、社会的、家族的角度看，从实践的、行动的、实用的观点看，贾宝玉一无用处。他不会劳动也不会剥削，不会赚钱也不会用钱，不会创业也不会守业，甚至不会弄权仗势逞威风。他不会行善也不能作恶。他不懂事业、不管家业，不需要也不思虑职业又绝不治学……在历史上、社会上、家族中他实际上没有位置不是角色。他没有任何人生的使命。”
这几乎是给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婴们下了一个普遍的定义。
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史上那些我们熟悉的男一号，大多是“不讨厌，但全无用处”的，无论是只会进京赶考的书生，还是被狐仙、田螺姑娘拯救的农夫，都让人想到“百无一用”这个词。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土壤特别适合巨婴的生长？
贾宝玉成为巨婴的背后，是贾府男人强大的不作为传统。
贾政虽有心维护正统，却一无所为，其他人要么声色犬马、骄奢淫逸，要么炼丹求仙、寄生享乐。在贾府这种整体消极颓废的大环境下，宝玉又备受贾母、王夫人和凤姐等人的宠爱，可以逃学，可以逃避官场社交，又没有生存压力，不会为了生计而丧失尊严和生活情趣，他被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自我。
贾宝玉、陈敬济（《金瓶梅》里的人物、西门庆之婿）这样的巨婴毫无谋生能力，离开家族的庇护就会寸步难行。贾宝玉在家道中落后几乎沦落为乞丐，陈敬济被吴月娘赶出家门后做过更夫、乞丐、道士，甚至沦为叫花子头目和道士的男宠。
但他们无论境遇如何，却仍是颇受女性爱慕的男神，贾府里除了鸳鸯、龄官等有限的几个女孩之外，女人们几乎个个都喜欢宝玉。
《金瓶梅》里西门庆虽然是绝对的男一号，但除了李瓶儿、吴月娘这有限的几个人对他算是有真心，潘金莲、王六儿、郑爱月、李桂姐、如意儿等人对他的逢迎里，大多充满赤裸裸的利益诉求。
但陈敬济不同。从他作为女婿寄居于西门府开始，潘金莲、春梅对他就只有性爱的需求。在他日后的不堪境遇里，春梅、韩爱姐等人对他始终不离不弃。
他惨遭横祸，暴死之后，其妻葛翠屏一心守节，韩爱姐更是割发毁目，誓不再配他人——这样决绝、强烈的感情，让她成为《金瓶梅》里最为独特的一个女性。但读者还是忍不住纳闷：为陈敬济这样一个人，值得吗？
《围城》里方鸿渐看似一无所长、诸事不顺，却被鲍小姐、苏小姐、唐小姐、孙柔嘉等人先后爱慕，正如方鸿渐前丈母娘所说：“瞧不出你这样的一个人，倒是你争我抢的一块好肥肉。”
这些巨婴，作为潜在的，或实际已经是的loser，他们有什么迷人之处？
首先，当然是他们有时间、有机会、有心情混迹于闺阁，了解并体谅女性心理。“直男癌”的特点他们几乎都没有。
直男要么过度理想化女性，发现她们身上的缺点后，又会走入另一个极端，嫌恶、惊诧、嘲笑、贬低，不依不饶。
比如“直男癌”晚期患者李敖，和影星胡因梦相恋时觉得她“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怎么看怎么好，日后却将她便秘时如厕的场景不断描述，并将这作为不再爱她的理由。
胡因梦说：“他在节目里骂了我几十年。”遇到这样的男人，胡因梦们只能问问自己“啥时候瞎的”。
但贾宝玉这样的巨婴在女人堆里长大，他了解她们的各种缺憾、脆弱与无奈之处，所以他能体谅袭人的虚荣好强、晴雯的尖刻锐利、黛玉的猜疑多心、湘云的孩子气，甚至是尤氏姐妹的轻浮放浪（他不是不知道，所以当柳湘莲问他她们是否不干净时，他没有否认）。他对每个女孩都充满了爱护和怜惜。他包容她们的不完美，怜惜她们的不如意、不得志。
这样的人，有“暖男”的暖，有“段子手”的诙谐，有“文艺男”的敏感忧伤，被女人们热爱又有什么奇怪？
方鸿渐的暖也与之类似。赵辛楣这样的“绅士”是在举止上彬彬有礼、礼貌周到，但对自己所爱之外的女人，他有着火眼金睛的洞察力。这样的火眼金睛让他一眼看穿孙柔嘉“千方百计”让方鸿渐落入情网的伎俩，但这又何尝不是因为他对孙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和旁观者的刻薄？
而方鸿渐之所以上孙柔嘉的当，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不如赵辛楣阅历丰富，看人看事老练毒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心柔软，能怜惜、体谅和他们一样要经历长途跋涉之苦的孙柔嘉。
他婚后再次和苏文纨相遇时，备受苏的刻薄奚落，但他选择了沉默以对，没有丝毫反击。事后他闷闷上车，心想，“自己从前对不起苏文纨，今天应当受她的怠慢，可气的是连累柔嘉也遭了欺负。当时为什么不讽刺苏文纨几句，倒低头忍气尽她放肆？事后追想，真不甘心”。
即便是此时，他想的也不是自己的面子，而是连累孙柔嘉受了欺负。虽然嘴上有时不免刻薄，但若论起心肠柔软来，方鸿渐比得过《围城》里所有的男女。
他们也更加真性情，能完好地保持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世事多艰，能按自己的心意活着不容易，每个人都在各种处事规则里“无规矩，不成方圆”。但在贾宝玉那个时代，他比旁人能更自由大胆地表达对异性的爱慕和关怀，他被宝钗称为“富贵闲人”“无事忙”，说明他忙的，恰恰是他自己想忙并愿意忙的事情，而不是迫于生活压力、迫于家族使命、迫于社会道德去忙。他的生活，远比其他人更自由，更人性。
他们也被作者赋予了更大的空间去展示真性情。宝玉那些对于相聚、离别、死亡和爱情的思考和内心独白，总能深深地打动读者。而方鸿渐的敏感和善于观察，让他多有聪明的妙语。放在今天，他一定是个爱发微博和朋友圈、广受网民欢迎的“段子手”。他又是个事事不顺的Loser，最拿手刻薄他人和自嘲。他那种因为聪明而容易看透、容易灰心、容易伤感的性格，也是最受“文青”欢迎的男神特质。
自然，作为巨婴，这些人的下场普遍惨淡。这也不难理解，没有谋生的手段和本领，没有处理人情世故的心思，甚至连争取自己基本地位和权益的想法都欠奉，这样的巨婴很难有善终。
但恋爱中的女人，谁又有足够的智商去考虑未来？
中国式贵族
越是在土豪的丛林里，人们越是向往真正的贵族范儿。但究竟中国有没有贵族？中国式的贵族究竟是什么样子？贾母算是一个贵族，但这个词儿是中性的，无谓褒贬。
前几年中国特别流行的一个词是“土豪”。从手机到时装，从婚礼到娱乐方式，从建筑到慈善方式，处处皆土豪。
越是在土豪的丛林里，人们越是向往真正的贵族范儿。但究竟中国有没有贵族？中国式的贵族究竟是什么样子？
《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是豪富之家、名门望族，但金钱和地位堆砌之下，也难见真正有贵族范儿的人物。且不说贾敬那样沉迷炼丹的另类、贾赦那种荒淫冷酷的老朽、贾政那样胆小无能的“官二代”，就是威风凛凛、极具才干的凤姐，也因太过贪婪虚荣强硬而显出土豪的嘴脸。贾琏虽有些大家子弟的气度，但其“饥鼠一样”旺盛而生冷不忌的情欲，又将其打回“暴发户”行列，不过，他倒符合了作家李碧华的人生理想——过上等生活，享下等情欲。
而宝玉、黛玉、宝钗、湘云等人，因年幼而更多显示的是诗意盎然、风花雪月的一面。理过家的探春，又因对出身太过敏感而显出冷硬的小家子气。
放眼偌大的贾府，真正堪称有贵族气度的人，可能只有贾母。贾母，是个真正的中国式贵族。你能从贾母身上，看到真正的教养和她所有行为的来源。
不对比不知道什么是贵族。
比如同样是大家族出身的儿媳王夫人。王夫人行事也堪称大家气度。她能够体谅没落世家妙玉的顾虑和尴尬，而亲自下帖邀请她来贾府。她能顾念穷亲戚刘姥姥的难处，而给出丰厚的馈赠。其为人处事不远不近、不亲不疏的风格也很有闺秀风范。只可惜，这个女人有事临头立即方寸大乱，被邢夫人捡到一个有伤风化的绣春囊，立刻自乱阵脚，忙着抄检、撵人，愚蠢昏聩，姿态极其难看。
贾母有一个老人的慈祥温暖和体谅。贾府里面真正能看到刘姥姥身上大智慧的人只有极少数的几个，比如鸳鸯、凤姐、贾母，相比嘲笑和嫌弃刘姥姥的黛玉和妙玉，也许只有这三个人看到了刘姥姥身上的了不起。贾母为什么能看出刘姥姥的智慧？因为她懂得穷人的自我贬抑和老年人的那种生存智慧，贾母在这方面有一种聪明和温柔的体谅。
贾府里的女眷们有一次去清虚观，一个小道士躲闪不及撞到凤姐身上，凤姐一个耳光打过去。贾府家丁们四下喊着“拿拿拿，打打打”。此时凤姐的表现完全是个暴发户，炫耀、张狂、冷硬、视人命如草芥。但贾母的反应是，她怜惜小道士年幼，说他也有父母疼爱着，所以要好好待他，让贾珍给他钱买果子吃。这种柔软和弹性，才是一个贵族所能表现出来的气度。
但你若以为贾母只有柔软慈悲的这一面，就又大错特错了。“贵族”这个词，是中性化的，不是褒也不是贬。贾母是个老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大家族的掌权者，她一定会有她强硬无情的一面。比如贾府一向显示有敬老之风，对各位主子的奶妈却尤其要显示尊敬。但贾母整顿大观园聚赌之风时，对迎春的奶妈毫不客气，还说了一大通对这个群体不满的话，认为她们“尤其可恶”。当凤姐撒谎说尤二姐得了痨病而死时，贾母说或者烧或者拉到乱葬岗上去埋了吧，就宣判了尤二姐最终的命运。贾母也说过袭人，因为袭人母亲死了而她没有参加宴会，她就不高兴，说做奴才的讲不起这个理。
贾母身上有她作为富贵人的等级或者说以自我为中心。编剧史航说，无论是对清虚观小道士，还是尤二姐，贾母这些看起来不怎么一致的作为，是为了让人知道，她这样一个人，要体谅别人她有足够的能量，要想无视谁也有足够的底气。这两种行为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贵族。
土豪也好，贵族也好，其分野不在于其所拥有的钱财和名位，财富和名望都买不来雍容的气度，也买不到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服。何况，贵族本身，只是个中性词，若想成为褒义的，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
一桩失窃案引出的危机管理课
一次失窃风波，给了平儿一个大展管理才华的好舞台，也给今天的我们上了一堂“既打了老鼠，又不伤玉瓶”的危机管理课。
《红楼梦》里有好几个管理方面的高手，贾母、凤姐、探春、宝钗在管理家族企业方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前八十回也提供了好几个舞台让她们大展身手，比如秦可卿葬礼、探春的大观园改革等。这些大场面、大事件能给予优秀管理者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但有些小事却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平行展现好几个人不同的管理方式和手段。
《红楼梦》第六十一回《投鼠忌器宝玉瞒赃判冤决狱平儿行权》里写了一个很精彩的失窃事件。此事牵连很广，余波不断，好几个人物如彩云、柳五儿等，经此事命运发生了转折。
事情的缘由是宝玉把挨打时王夫人给的玫瑰露送给了自己房里的丫鬟芳官，而芳官却私相传送给了管小厨房的柳嫂子家的柳五儿，柳家的娘家兄弟在门房上得了些茯苓霜，在柳家的把剩下的玫瑰露送与他时，便把得到的茯苓霜分了一些给柳嫂子，柳嫂子带回家便令她女儿把茯苓霜送一些给芳官用。这无非就是些私下的人情往来，不料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起因是病中的王熙凤向王夫人讨些玫瑰露，却发现王夫人房里少了一瓶露并其他的东西。这其实是赵姨娘私下求彩云偷了给贾环，但彩云却死不承认，还和玉钏互相推赖。刚好这天柳五儿到怡红院送茯苓霜回来，被林之孝家的逮了个正着，“谈话间听她辞钝色虚，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几个丫头对赖，没主儿，心下便起了疑”。再加上其他人的挑唆，便拿了柳五儿，回了凤姐，果真在小厨房内搜出了玫瑰露瓶子和茯苓霜。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平儿晓之以理引出了彩云的羞恶之心，坦然承认是她偷了东西。由宝玉出面，把两件事都应下来，只说是他闹着玩，悄悄偷了太太的东西出来，保全了彩云，也放过了柳五儿和柳嫂子。但柳五儿经此一事，又被几个婆子、媳妇借机折磨羞辱了一晚上，从此灰了心，不再四处找机会进入怡红院。因此事被罢免的柳嫂子又恢复原职，林之孝家的亲信秦显家的只威风了不到一天就被退回，白白损失了不少上下打点和请客吃饭的钱物。
这场风波里，凤姐、宝玉和平儿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三种管理方式。
凤姐仍旧是她一贯的严刑峻法。林之孝家的把事情回给凤姐，凤姐便吩咐：“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
凤姐的这一方式简单粗暴，没有调查，不讲人情，看似高效清爽，实际上却会屈打成招、冤枉无辜，说不定还会酿出人命案。
即便后来平儿向她汇报说已查明真相，柳嫂子和柳五儿都是无辜的，宝玉也应承了所有的事，凤姐还是坚持要体罚，“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别给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苍蝇不抱没缝的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挂误的，倒也不算委屈了他”。
查不出要拷打，查出来要体罚，务求无漏网之鱼。这是凤姐管理的信条，她认为严刑峻法之下，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平儿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不施恩呢……没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平儿话里，既是对凤姐的维护和提醒，也是在委婉批评，这样做的结果是又结仇又结怨，又吃力又不讨好。
宝玉的处理方式则是他一贯的滥好人风格。毫不问责，就完全把两件事都应承下来，用袭人的话说是“保全人的贼名儿”。
但他的做法对真正的祸首毫无震慑，用平儿的话说是：“不然他们得了益，不说为这个，倒像我没了本事问不出来……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
宝玉的一味宽容、毫无惩戒必然会对恶劣风气起推波助澜作用。所以凤姐评价起他的滥好人风格来毫不留情：“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别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戴上，什么事他不应承？咱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
那么遇到这种管理危机时刻，究竟该“如何治人”？平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
首先，她明察秋毫。出了事，平儿并不像凤姐那样先急于下结论，她先审问了柳五儿，五儿细诉了芳官转赠的实情。次日一早，平儿又悄悄来访袭人。两下里的说法一印证，她就知道五儿所说是真，心里就有了底。
此时那些平日和柳家不和的人，都希望借此能挤走柳嫂子，填补小厨房空缺，“都悄悄地来买转平儿，一面送些东西，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平儿一一地都应着，打发他们去了”。
之后她再去找宝玉、袭人商议对策。他们都知道此事必是王夫人房里的丫鬟彩云所为，因为赵姨娘和彩云都“有前科”，类似的事情不止一回。但这件事的复杂之处在于，若吵出彩云偷窃事，必然会牵扯出赵姨娘，而伤及探春脸面。所以平儿的顾虑也在于此，“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别人都别管，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我可怜的是她，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
为了探春的体面，几个人商议由宝玉出面应承下此事。但平儿认为还得做一件事，“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业障叫了来，问准了他方好”。叫来她们之后，平儿先说已经知道谁是偷盗真凶，再将此事利害一一说明，比如会“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会“冤屈了好人”。说得彩云“一时羞恶之心感发”，于心不忍，终于承认是她偷了东西。
到此时，有宝玉顶雷，又训诫了真正的作案人，看似已完满。但在平儿这里还不算完。她又去上夜房中把被关押的柳五儿放了，“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地教他说系芳官所赠，五儿感谢不尽”。五儿之所以感激不尽，是因为平儿此举等于是为她平了反，保全了她作为清白女孩儿的声誉。此时，五儿的母亲还被管家林之孝家的带领几个媳妇押解着。林之孝家的还擅作主张，将她的亲信秦显家的派往小厨房顶替柳家的。平儿将此事原委一一告知，为柳嫂洗清了冤屈，后来又禀明凤姐，让柳嫂恢复小厨房主管职务。
平儿处理这件失窃风波有始有终，首先是不动声色地就查出了偷盗真凶，既不会伤及无辜，又保全了探春等人的脸面，既息事宁人，又惩戒了始作俑者，还做到了让众人各安其位，没有因此鸡飞狗跳、秩序大乱。
更难得的是，平儿不仅秉公执法，更能宽以待人，她的心胸气度远高于凤姐，行事精明简断不亚于探春，同时，她还具有宝钗的宽厚和大局观。
一次失窃风波，给了平儿一个大展管理才华的好舞台，也给今天的我们上了一堂“既打了老鼠，又不伤玉瓶”的危机管理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