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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浩劫，严重扰乱了中国的教育制度，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经济、文化、观念原本落后的农村，在田雅娟这代人中，不该成为文盲的，也都酿成了大量文盲和半文盲的现实。改革开放初期，为弥补这一损失，各地采取了办夜校短平快的措施。一段时期，农村的农民夜校扫盲班遍地开花，办得红红火火，犹如春天里满山怒放的红杜鹃。
办夜校名义上属于政府行为，具体操作还得依靠当地全日制中小学校，教员原则上来自县政府倡导的“日教兼夜教”。教学内容主要是识字、计算、唱歌三大块。当时面临的唯一难题，则是每个自然村都有夜校，又都在同一时间开课，一所夜校如需配备两名教员，全日制学校里的老师无论如何也安排不过来。面对学校人手的不足，红岭辅导区校长陈祥瑞想到了向当地驻军求援。那时期，部队算是各种人才相对集中的地方，加上学校与部队多年的“军民共建单位”这层关系，部队首长对学校的事从来是二话不说，有求必应。
红岭中心小学的生源覆盖了十个自然村，因此，这些自然村的夜校教员，均由红岭中心小学负责解决。陈祥瑞校长组织红岭小学教师，打了几个夜班，很快摸清了各自然村青壮年文盲、半文盲的底子。部队和学校各抽调十名年富力强的精干人员，承当了十所夜校识字与计算的教学任务。旅部首长还派了一名姓薛的文艺干事，到各夜校循环教唱歌曲。
夜校多数设在各生产队平时作会议室的仓库或祠堂里，长条桌凳，木头黑板等，都是“文革”时期俱乐部里遗留下来的。临时将俱乐部改成夜校，只是往门楹上挂块某某夜校的招牌，教员凭借一支粉笔一本书就开起了班。
秋收过后的山村，农事渐疏，农民空闲的时间也就多了起来。那时，一座村庄，难得找到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夜里村民们不是坐在月光下的打谷场上嚼嚼死蛆，讲些老故事，听听收音机，要不就干脆回家睡大头觉。自从各村办起夜校后，一到掌灯时分，村里男女老少吃过夜饭，不是扫盲对象的也都爱往夜校里拥。他们并非千篇一律被那读书声和歌声所吸引，有些孩子是跟着妈妈，或姐姐来的。有些年纪大的大妈大嫂，她们时不时出现在夜校的门口和窗外，实有监视未出嫁的女儿，或刚过门的媳妇的那层意思。
我和制氮连的葛长天指导员负责的是港坡岭夜校。港坡岭的村民，多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移民，五十七户人家，却有二十九个不同姓氏的户主，真正祖籍当地的已经不多。我翻看着点名册，册上五十八名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几乎覆盖了全村每家每户，女性又占了百分之八九十。这个移民村的文化状况显示，重男轻女现象相当严重。其实，被我们教员戏称为“三八”班的现象，村村都普遍得很。
眼看农村那么多的阿姨、大哥、大嫂、姐妹们，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笸箩，二十以内数加减法都不能脱口而出，我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儿子，父母生我兄弟姊妹六人，我是老大，也有两个妹妹只读了三四年小学就辍学在家，过早地参加了队里劳动。或许现在她们也正在家乡夜校里同样接受扫盲教育，假使如我所料，我真心希望她们能借此机会，踏踏实实学点东西。作为我自己，恢复高考后获得了全日制深造的机遇，眼下正在外乡教书育人，还兼任了夜校的教员，没有理由不利用这一时机，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多教给人家一些实用的文化知识。在这点上，葛指导员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制氮连的指导员葛长天，他是山东泰安人，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挺英俊的。他曾经告诉过我：他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父母都是农民，大哥当兵转业在泰山脚下一供销社卖农具，二哥和两个姐姐都已在农村老家结婚成家，生了儿女。他自己高中刚毕业就当上了兵，弟弟正在读职高。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懂事早，能吃苦，入伍后葛长天就当上了班长，一年后升为排长，第三年就被提拔为指导员，几乎是一年上一级官阶。葛的连队在大西北训练时曾受过师部、军部的嘉奖，不消说，他日后的前途非常地光明。
那时，我们都很年青，一人在外，肚里饱全家饱，除了工作，无牵无挂，就像李铁梅唱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浑身还有使不完的劲。给夜校上课是没有一分钱报酬的，我们那时对“报酬”二字简直连想都不曾想过，完全是把这份额外的工作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刮风也好，下雨也好，只要班上不是我晚自习，天欲黑，下冬天黑的早，穿起雨鞋打起伞，准时地朝那灯火通明的夜校走去。
我和指导员葛长天扎实潜心的教，学员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中途打退堂鼓。为了在预定日期学员参加考试能够顺利过关，不少年轻少妇的丈夫，妹妹的哥哥，都来主动结对子，一帮一进行辅导。
夜校开办了大半年的时间，县政府委委托教育局制卷，抽调人员奔赴全县每所夜校进行测试验收。功夫不负有心人，港坡岭夜校的每一位学员都圆满过了识字关，按试卷要求，当场会写一封简单的书信，会记家庭流水账，会打加减类的算盘。县局两位监考大人看了为之频频点头，咂舌称赞。
事后，徽州地区报社派记者来红岭公社，对夜校情况作了专题采访。我也一时兴起，以夜校为素材，发表了平生第一篇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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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扯回头，不妨说说夜校里的学员们，跟着旅部派来的薛干事学唱歌的事。
自称睁眼瞎的大伯大妈们，成了夜校里的旁听生，他们对识字毫无兴趣，感兴趣的是唱歌。平日里劳作，口中只会哼几句《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时期兴行的一类歌曲，现在他们也能唱上一两段《十送红军》、《南泥湾》和《绣金匾》了。夜校开班一段时间后，红岭的村头巷尾，田间地角，随处都能听到一片歌声。各村的青年男女，把夜校里学来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让我们荡起双桨》、《有缘千里来相会》等歌曲，唱得有情有调、有滋有味、有板有眼。识字，写字，算账这些知识和常识，学员们只能记在心里，不像歌声，张口便能且行且唱。优美的歌声确实给封闭已久的乡村带来了欢乐，唱歌的人，或是听歌的人，内心深处都在感激夜校，感激教歌的薛干事。
薛干事个儿中等，白皙俊逸，天生一副好嗓子，小提琴拉得更是一绝。他曾在二炮全军小提琴比赛中荣获过一等奖，在北京参赛，亲自在北京领奖。当地农民比喻薛干事在夜校教歌是“高射炮打蚊子，太轻巧了！”但他每次在夜校教歌，总是随身带着他那把心爱的小提琴，惹得夜校里许多青年男女崇拜他不简单，还崇拜起那把小提琴。
薛干事教歌时，小提琴一拉，嗓门一亮，特别是那些情窦初开的妙龄女子，一双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晶莹透亮地冒出热辣辣的光芒。跟着薛干事视唱练耳的那些嘴唇，撮起一圈圈的圆形，仿佛有一支魔棒在指挥着她们，齐声练着“O”韵母的发音，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专注。也难怪，这些“文革”前夕出生，衣色单调食不果腹的一代人，成长过程中正遭遇了精神文化上的沙尘暴，震天动地的语录歌，吼得嗓子干涩冒烟，同时也把人们的情感生生拧到了一根单调的弦上。何况今日碰上薛干事这等高级优秀的文艺兵，真刀真枪来夜校教她们练唱，怎能不艳羡，专注和动情的哩。
丰乳肥臀的村姑们，经了一冬的清闲，春夏户外劳作晒黑的皮肤开始逐渐变得白嫩起来，两颊也出现了健康本色的红晕。以前，不问户外户内，尤其夏天衣裳脱单时，正处发育期的两只乳房总被绷带绑得紧紧的。现在进了夜校，虽然是冬天，却迎来了她们的春天，薄薄的棉袄里解除了束胸的绷带，任其宽松自如显山显水。原来她们盼望电影场上的那种场合，也只是躲躲闪闪以“地下”方式去约会，去表达各自心中的爱意。现在进了夜校，她们似乎在父母面前有了一个摆得上桌面的理由，谈情说爱的方式明显的从“地下”转移到了“地面”上来。
我们这些兼职的教员，只负责传授文化知识，对那些姑娘小伙子表现出来的自然天性，不怂恿，也不横加阻饶。我们的教员与那些年轻的学员年龄上相仿佛，如果不坚守住“慎独”这条底线，弄不好就会让某些姑娘产生误判。经历一段时日的交流接触，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有些害羞的女孩子，课间休息时，当着我们的面忸怩顾盼，言语吞吞吐吐，似有什么心事又不好讲出口。有些胆大的姑娘，却在拐弯抹角的再三打听我们的私人信息，故意套我们的话，说：“到底有对象没有，想不想我给你介绍一位？”也许她要主动给你介绍的“那一位”，很可能就是她本人。
我那时的心一直放在高中时的一位女同学身上。我们鸿雁传书已有一年半载，对夜校里的某些女孩暗中投来的目光和试探的语气，我不单无意关心、迎合，而是干脆的婉言拒绝，交代自己的女友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干什么事的，免得害人家空生一片单相思。
葛指导员，我心里清楚，最近正在追我们学校的一位姓蒋的年轻女教师。蒋老师师范体育专业毕业，一米六八的个头，附近能在高度上配得上她的男孩还真不多。人家都说我们学校的蒋老师，长得有点像留美时期的大美人宋美龄，天生一种男人的气质。为此，有人开她的玩笑，说她是蒋介石的后裔，今后不知造化哪位王孙公子。
小蒋老师也就凭着这一“殊荣”提高了自己的身价，娶她的男人，首先必须是正式工作人员，当兵的，起码中尉以上。其次，不是身高一米七五以下的男人免谈。这些原本属于小蒋老师个人的私密，都是从追过她个头不高的公社盛团干嘴里传出来的。后来居上的葛指导员，比起红岭公社盛团干来，两个条件均占优势。葛指导员与蒋老师第一次接触便一见钟情，现在的感情正在不断地升温。可以断定，葛指导员对夜校里的这些姑娘不会心有旁骛。
至于二十三四的薛干事，我们都拿捏不准，只知道他自身的条件以及家庭条件都相当的优越。他家远在河北石家庄市，估计在我们皖南深山中找个农家妹做老婆，有点不靠谱。天下有许多的事，人们往往认为不靠谱的，结果就偏偏朝着反常规的方向发展。来自大城市石家庄的薛干事，还偏偏相中了港坡岭村里一位名叫苗四秀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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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四秀祖籍无为县人。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场特大洪灾，毁坏了她祖居的家园，年轻的祖父挑着一担破谷箩，一头装着她父亲，另一头装着她的姑妈，身边跟着小脚女人便是她的祖母，沿路逃荒乞讨到了皖南山区，后来落户红岭的港坡岭村。
“四清”运动中出生的苗四秀，在五姊妹中排行老四，村中人都喊她四丫头。苗四秀父母一心巴望在她之后再添个带“把子”的，偏偏天不遂人愿，还是生了个开叉货。老苗夫妻俩怨人不得，怨天不成，有时碰上烦心事，动辄就拿女儿四秀当出气筒，说是她这个“死丫头”的八字硬，不愿在她后面带个弟弟来。大字不识的老苗，凡见人家生了男囝，总是唠叨自己的家里火烧了尼姑庵，一窝簩的丫头将来都是为人家养的。父亲的这种态度，可想而知四秀的书是不可能比几个姐多读多少，果真小学四年级没读完就歇了学。进了夜校后，苗四秀的聪明气得到了释放，竟然成了夜校里的一名女秀才，加上人模样俊，于是闯入了薛干事的感情世界。
平心而论，二八妙龄的苗四秀，出落得宛如一支带水芙蓉。白里透红的瓜子脸，细挑的娥眉下面，嵌着一对黑白分明会说话的丹凤眼，细腻白嫩的皮肤，丰乳细腰的身材，走起路来屁股翘翘的，上看下看横看竖看就是漂亮。村里村外有些讨好她的男孩子，当着她的面都不叫“四秀”，而用当地方言的谐音直唤她“十秀”。苗四秀听惯了，内心窃喜且又故意的问人家：“我真的是你们说的‘十秀’吗？”
时间这位美容师，似乎专门眷顾苗四秀这样的女孩子，硬是活脱脱把别人身上的优点，一样样的拼在了她一身。有人说，跑遍了整个安湖岭革命老区，再没发现第二个比苗四秀漂亮的女孩了。几里外的南村，有某女将出阁，心里想着娘家多陪点嫁妆，好到夫家提高点身价。其父母不是拿不出钱，而是把自己的小家子气，扯成另一件事表达了出来：“你要有港坡岭四秀姑娘那模样，我们陪座金山银山也值得。”十里之外的陈村，一农户家里养着几个和尚头，大的三十岁了还在择七择八没对上相，老二二十八，老三二十六都是农村的大龄青年了。做父母心里的那个急，既正常，又可想而知，一想到五个“光头和尚”，急的不知是骂儿子，还是骂祖宗：“我们家不知哪代错了恶，五个儿子抵不上人家一个四丫头。要是有人家肯招亲，宁愿让他们统统入赘倒插门去。”
苗四秀不光貌美，待人处事也有礼有节，落落大方，不像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女孩。在夜校里，她还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和感悟力，脱盲考试时，她的成绩是全公社第一，两张试卷都是满分。教他（她）们唱歌的薛干事，常在我和葛指导员面前情不自禁地夸赞苗四秀的嗓子好，乐感强，是个可堪造就的人才。
四丫头见了薛干事也是喜笑颜开的，没话找话讲。课前课后，常抢在其他女孩的前头，殷勤地为我和葛指导员，当然更是为薛干事冲茶递水。课间，四丫头不像别的女孩那般扭扭捏捏，而是大大方方蹭到薛干事身边，摸着那张有人想碰又不好意思去碰的小提琴，还缠着薛干事教她拨弄。众目睽睽之下，一颀长一纤巧的两只手，指尖常触碰到指尖，在琴弦上发出曼妙和谐的音符，馋得有些小伙、姑娘们嘴唇咬得都快要出血。
那些心头挂着醋瓶子的女孩们，添油加醋地在四秀父母面前有意“泄密”。她们知道四秀的父母在男女之事上，思想十分的传统守旧，对几个女儿管束得相当严。泄密者的夸大其词反而弄拙成巧，哪知苗四秀的父母一反常态，对四丫头与薛干事之间有那个意思，嘴上故意敷衍着说：“不敢高攀，不敢高攀，人家是高级人才，家在大城市，又是当官的。”心里头却是喜滋滋的乐开了花，巴不得五个女儿中，能有一人嫁得这样的好男人，往后能够离开山村跟着进城快活一辈子。
我们得知其它夜校里也有姑娘与小伙子秋波暗渡，鸿雁传书的情况后，薛干事和四丫头的事，已在四丫头父母跟前顺利通关，名正言顺确立了恋人关系。年轻老成的薛干事，没有把自己的终身大事急着告知千里之外的父母，他先向部队首长作了汇报，得到首长的默认后，又郑重其事告诉苗四秀，他已做好三十岁左右结婚的准备。原因是，四秀才十七岁，正是上中学的年龄，他要帮她尽快补完小学课程，再让她去上中学，然后去考艺术学校。当时，我和指导员葛长天都觉得薛干事的想法有点近乎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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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美丽悟性好的苗四秀，在薛干事的半年强化辅导下，第二年秋季开学找到安湖岭中学的胡校长。当年被安湖岭人们称作翰林院大学士的胡校长，网开一面，经过摸底考试，苗四秀成了初二（2）班的插班生。
人家初中三年，苗四秀初一的课程全是跟薛干事突击学的，她只用了两年的时间，通过自己的刻苦与勤奋，学完了初中阶段的全部课程，中考时，考取了某省城一所艺术学校的声乐专业。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苗四秀从艺术学校一毕业，恰逢征兵连要在茶襄县征招两名女兵，苗四秀过了体检关后，被征兵连首长一眼看中，破格选拔进了某部文工团，成了一名英姿飒爽的文艺兵。苗四秀和乡村不少的女孩子一样，从小就羡慕景仰穿军装的，如今自己真的如愿穿上了一身绿军装。一年后，经过内部调节，调到了薛干事所在的旅部。
翻过年来，薛被提升为营长。是年国庆节期间，我和已升为旅部参谋长的葛长天，应邀参加了苗四秀和薛营长的婚礼。那年四丫头二十三岁，薛营长三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