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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有不少的人都羡慕当教师的，你问他羡慕啥方面，大多回答的是老师有两个假，尤其是将近两个月的暑假。当了老师的，又都觉得暑假虽然有五六十日，还没玩好就又过完了。我才当了几年的教师，已有了这种感觉，今年是七月一日离校回到家的，好像眨眼工夫就到了八月的中旬。大自然已将“夏”手中的接力棒，悄然地传递给了“秋”，可太阳热度不减，火辣辣的目光依然盯着人类居住的地球不放，人们白天劳作依然感觉很是燥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的热潮滚滚而来，百废待举的同时，迎来了万象更新的时代。近年来，举国上下正在大力提倡干部的年轻化，学校自然也不例外。红岭辅导区的领导班子在这一年的暑期后阶段，与其它学校一样进行了大换血。原来的陈祥瑞校长年逾半百，家又住在县城里，看在他从教于边远老区二十七年的份上，这次照顾性的将他调进了教育局办公室上班。原教导主任张北源也调到自己家乡附近的辅导区担任校长了。
红岭辅导区新任校长姓余，名常友，他是我师范的同班同学，也是分配到安湖岭革命老区的九位同学之一。余常友在我们男同学中算是长得瘦弱矮小点的，但他非常的精明能干。读师范时，他是我们班上五十多位同学中逻辑思维能力的佼佼者，数理化考试的第一名每次都稳操在他手中。恰遇今年全县学校负责人大变动，县局领导本着为全县西北大门的红岭辅导区找一位既安心又能坐镇的年轻校长，筛来选去，最后圈定的人选还是余常友。若从中心学区管辖的地域看，余常友是家里人做家里的事，稳定，贴心，或许就像安湖岭中学的胡校长那样，能够扎下根来。余常友的家就住在安湖岭区的安城公社上庄村，毕业后，他毫无悬念地被分到了柳湖公社辅导区的中心小学任教，学校距离他家，走路也不过一节课的时间。
余常友在柳湖中心小学早出晚归上了一周课，不是他不肯住校，也不是学校不给他安排房间，而是学校地盘小，教师住房一时调不过来。第二周的第一天，余常友便主动找到外号叫“鬼子”的左田校长，当然余常友不可能和有些老教师这样称呼左校长的，他会满面春风以商量的语气向左校长争取。他在争取前，早瞄准了楼梯间有个六平米堆放破桌烂凳的小房间。左校长果然叫炊事员将那些破桌烂凳搬到了食堂里，锯了当柴烧。余常友如愿得到了一间简陋的单人间，从此周一至周五都坚持吃住在校。他说，房间虽小，可以安身就行。能安身，就能把耗在回家路上的时间利用起来辅导学生，早晚的时间积攒起来，可以安静地读点书，也好尽快完成专科自学考试。平日的教学工作，他严格要求，从不马虎。短短的两学年，他曾在安湖岭中心学区首次举行的小学数学优质课大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还在县教工演讲比赛中获得过银奖。去年被破格提拔为柳湖辅导区教导主任，成了左校长的得力助手，是当地教师队伍里颇有前途的“土著”人。今年当上了红岭辅导区校长，并不让人感到大惊小怪。
余常友走马上任之前，县局领导向他推荐我当教导主任。那个时期用人的理由实在的直接简单：就因我到红岭中心小学工作的头一年里，把那届五年级（毕业班）中的一个超班，逼着赶上了实验班。我到红岭小学的时候，五年级只有两个平行班级，一个是实验班，语文、数学老师都是从一年级直接跟班上的。另一个班是各自然村教学点升级上来的，学生人数多，成绩参差不齐，没人肯接手这个为人擦屁股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当时，教导主任张北源找到新来乍到的我，我的想法是，随便带哪个年级哪个班都是带，管它好班差班，尽自己的能力教就是，便懵里懵懂二话没说的答应了下来。
我满怀信心地接受了这个班的班主任，等上了一段时间课后，才知道与另一个实验班相比，各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再后来，我渐渐发现了“杂牌班”有杂牌班的优势，好多学生基础差，是因为前面的老师没有把他们的潜力挖掘出来，没挖掘出来的潜力还潜伏在学生的身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潜力可挖”。我和搭班的数学老师经过一通分析，分析后又归纳出了几条措施：一是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补缺补差；二是放慢新课程教学的进度，全面夯实基础知识；三是要多花点课外的工夫。如医生治病，找到了病根，对症下药,除了绝症都是有办法的。这样一个学期下来，效果还真不错。平时，我们还动脑子，把班级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注意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业余时间，我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把学校里两块板报编写得像模像样，以此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皇天不负苦心人，大家眼里的这个所谓“杂牌班”，抑或叫做“烂班”，迎头赶上了那个实验班，并是红岭小学这届毕业班在全县升学统考中，一举夺得了安湖岭中心学区的头筹。
第二学年，我又继续带了一届五年级毕业班，所任班级的语文学科成绩，在安湖岭中心学区四十八所学校中排名第二，升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当时小学升初中的比例是十比七）。如果再勉强扯广点远点，恐怕就是我在协助当地政府办农民夜校方面，做出了丁点的小成绩。
一介无名小卒，我没想到的是，不知怎的入了中心学区姜静知校长的法眼。他在全区教育工作会议上表彰了我，后来又在各辅导区班子人员调整改组中，三番五次的在县局领导面前举荐我。事后才知道，这也是我从一个普通教师，被提拔为教导主任的原因之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压根儿就没想在学校里谋取一官半职的念头，也并不打算在红岭长时间呆下去，我心仪的女朋友还在老家一所村小任民办教师，不想今后过上两地分居的日子。
余常友正式接到组织部颁发的校长委任状后，为了使其工作安心，教育局出面，把他的妻子也安排在了红岭小学食堂当管理员。于是，他有的是时间和机会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你我好不容易同学一场，现在又同在一所学校共事，不是机遇，也是缘分呀！你能眼看老同学吃力的挑着千斤重担，而不助一臂之力吗？”
“我确实没半星子的心理准备，教导主任是校长的内当家，目前我可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我不也是刚出道，什么也不懂。一张白纸，更容易画最美的图画，写最美的文章。我们的本钱是年轻，有的是钻劲和冲劲，只要咱俩劲往一处使，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再说读师范时，我是理科课代表，你是文科课代表，不是老天有意安排我们成为黄金搭档又是什么呢？”别小看余校长年轻初出茅庐，听他说出的话，不得不佩服县局领导委实有眼力。
我一时找不出更加合理的借口，只是硬生生的推辞：“我一个外地人，在这里干一年是单，干两年是双。如果干不了好长时间又换人，不如现在干脆找一个能和你长期合作的当地人。”
“老同学你都不肯帮我这个忙，教我怎能指望其他人？”继之，余常友左一个请老同学给他面子，右一个为学校为学生着想。听他坚定诚恳的语气，不管我在红岭小学呆一天也好，一个月也罢，他是秤砣铁了心，非得要把我这鸭子往树上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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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校长新组阁的班底中，还从田水村小选拔了一位四十多岁社会阅历教学经验都丰富不得了的村小校长，担任了辅导区副校长。
这位副校长姓干，名开喜，是当时全县一位颇有名气的小学数学专家。他曾多次应邀参加市县教研部门举办的研讨交流会，也多次承担过县小学数学毕业试卷的出题任务。他还是安湖岭区出了名无师自通的保健专家和美食家。保健上，他讲究粗精粮的合理搭配，注重劳逸结合。他的阅读兴趣，多放在小学数学理论、菜谱、健身养生三大方面。故而深知男人保健三昧，他常提醒同行的男性说，男主肾，肾为男人之宝。立冬之后要及时进补，食补与药补相结合，羊肉、羊奶、山药、黄芪、党参、六味地黄等可因人而服。他有一句经典的话：“冬季调好身子骨，来年疾病不粘边。”
说起干开喜老师的厨艺，寻遍安湖岭区无对手，不是一句瞎吹的话。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干开喜老师非得亲自操刀执勺，做出满桌中西合璧的丰美大餐，把他认为特别要好的同事一律请到家中，拖出一张大圆桌，说是借机随便聚聚，其实也是让聚餐的人饱饱口福，开开眼界。
我到红岭小学两年，两个元宵节都在干开喜老师家尝到了丰美大餐。为了这一天，头年的十一、腊月，干开喜老师就着手筹备食材。当地买不到的，到县里去采购，县里采购不到的，特地拜托大城市的亲友代寄过来，要不写信告知在北京、广州读大学的两个儿子放寒假时带回家。食材备齐了，寒假里他很少干其它的事，一门心思放在研究菜谱上。有些没做过的菜，先在家宴中反复尝试，直到全家人满意为止。到了正月十五，既是他请的客人大快朵颐大饱口福的一天，也是他自己最开心最得意的一天。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句老话被干开喜老师拿了来当作健身的信条。每天早晚，雷打不动地坚持在田水村里那条悠长的石板路上，走上万儿八千步的。从他原来任教的田水村小到红岭中心小学，有一条六七里长的羊肠山道。他没当上辅导区副校长之前，每逢辅导区开会，举行什么活动的，其他老师都骑着自行车跑大道，干开喜老师独自坚持翻山越岭，徒步往返于那条羊场小路。
红岭街上的人都知道田水村有个大名鼎鼎的干开喜老师,有人一提起干开喜的名字，自然就会联想到他的那只竹篮子，这是他出近门专用的菜篮子。干开喜老师只要现身红岭街头，他的手腕间必定挽着一只宽篾箩夹的竹篮子，这只竹篮子在他的眼里比起人家肩上的挎包，或手提包要实用得多。干开喜老师提着这只竹篮子，一扭一扭大姑娘似的穿梭于红岭大小商店和菜市间，屁大晌工夫，空空的篮里就盛满了鱼肉、蔬果及日用品。
有好心的同事，特别是田水村来红岭办事的学生家长，心疼他提了一篮子东西，徒步翻山越岭走小路很费劲，没商量地夺过他那沉甸甸的竹蓝子，往自己的自行车货架上一绑。干开喜老师头一两回还客气推辞，后来也就不推辞了，干脆到供销社买一包东海牌香烟塞进人家口袋里。干开喜老师骨子里实际是个很有节制的人，喝酒不多，但讲究质量。烟是绝对的不抽，当然也就不懂烟的行情，他只是看到公社书记、主任，教育局长他们都在抽东海牌香烟，他认为给人家买包东海牌香烟肯定是有脸面的。
干开喜老师在时间方面也是个精打细算的人。每次参加辅导区会议，他必须计划好，先是在街上办毕自己的私事，他的私事，也就是借机采购些荤菜、副食品和生活用品，然后才掐准时间赶往会场。提前坐进会场等着开会的老师们，每次看到干开喜红光满面神色匆匆，便用当地方言打趣他：“刚开始（干开喜），刚开始，莫着急，先喝杯水定定气。”这时候他那生来上扬的长眉毛，煽动了几下，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嗔还是喜。又从他嘻开的嘴角去揣摩，估计是含有几分不屑一顾的成分在里头。会场上的老师们透过洞开的门和窗，看着干开喜折回走廊的背影，旋即他就从保温桶里滗来一杯茶水，杵着门框一口一口慢吞吞的喝着，两眼漫不经心的缓缓扫过主席台上正襟危坐的校长，以及台下等候会议开始的老师们。会场的中后排已座无虚席，干开喜老师则别无选择的走近第一排，才找了个空位子坐了下来。他留在同事眼中的这一印象，同样也是深刻的。
干开喜老师进入余常友校长的内阁，担任余的副手后，学校优先给他考虑了一间大套间。可他并没有要，而是跟家住红岭的总务主任换了一间单人间。他说他的两个孩子，都在外面读大学，妻子是农业户口，落户在了田水生产队，前两年分田到户时，有她的一亩三分田。整个家什都在田水小学，在那里住了二十年，也习惯了。妻子除了种点粮食，种点菜，还看猪，养鸡过着自供自足的日子，他不想把老婆一起带来中心小学，不想丢了那份家档和副业。他宁可在那条羊肠小道上每天徒步早出晚归，顺便也就起到了健身作用。
新班子中，只有总务主任兼会计的陶荣徵老师是原班人马。陶老师是个摸眼磕钉的老实人，林彪摔在温都尔汗之前，他就在红岭小学任民办教师了。人们最佩服的是他能在墙上不打格子，照样写得一手好美术字，能把葵花捧太阳，太阳里面的毛主席头像画得一点不走样。我到红岭的头一年，陶老师凭着老三届那点基本功，终于在转正考试中，从一个在红岭下街队拿工分领口粮的民师，变成了按月领取国家工资的公办教师。陶老师身份改变以后，其它的一切都没有改变，照样的低调做人，勤快做事，不多言多语，记性依然的好。转正后，陈祥瑞校长把总务主任会计这摊事交付给了他。新接班的校长余常友，同样觉得陶荣徵老师最适合干的还是他的老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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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班子刚开展工作，正遇上中国基础教育拨乱反正恢复元气的关键时期，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开始出现了一派勃勃生机，同时诸多方面也需要鼎力革新。余校长从县里开会回来，在班子会上强调说，开学前，要立马着手办两件事：第一件，需大刀阔斧地将那些只剩下三两个学生，办学效率太低下的自然村教学点，以及当年一阵风中大队兴办的初中班，实行合理的撤并。二是要想办法对大量超编，不合格的民办（代课）教师，实行减员。
这两件事都有其历史渊源，有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革出来的后遗症，真正要解决起来也比较棘手，并非一帆风顺，一蹴即就。
说起十年“文革”，凡经历过的人都深有感触。“文革”的中期，我还是个不怎么懂事的小学生，但记忆犹新的是，原本落后脆弱的山村学校，不是今天停课闹革命，就是明天复课闹革命。一下子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一下子工宣队进驻学校。如此不停地倒腾，哪里还像是个学校。你说不像个学校，可是混乱一阵日子之后，兴办学校之风却是史无前例的昌盛。三两户之家的地方都有了教学点，大队办起了初中班、公社办起了高中，而且是全国的农村一窝蜂跟上。
教学点盲目的全面铺开，面临的是教师的奇缺与青黄不接。一部分下放知青，初、高中甚至小学毕业的回乡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经生产队与大队推荐，纷纷走上了神圣的“三尺讲台”。一大批民办、代课教师也应运而生。
那时，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自然资源有差异，不同队里的劳动日工分值也高低不一，所以，每个同时工作的民办教师工资并非一个标准，有人月薪十八元，有人二十元，或二十二元的不等。小学教师一般月薪二十二元算最高档次，初、高中教师一般分别在二十五至二十八元左右。年数长了，如果生产队的工分值有提高，当然还有水涨船高的可能。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在编制上同一性质，都属于非正式，细微的区别是代课教师的报酬标准，即月薪均是二十二元，这笔钱全是上面下拨到中心学区统一掌握的。在当时，无论民办教师，还是代课教师，比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伯伯来，算的是香饽饽了。起码他们是不用上山下水、日晒雨淋，没了虫叮蛇咬、刀伤坠崖等风险，而且旱涝保收，年收入可抵一个强悍的男劳力。
红岭辅导区新班子四人中，陶老总都有过民师的经历，一说起要裁减民（代）师，就有一种于心不忍的感觉。要是在五年前，我和余校长也会同样有危机感，幸亏恢复了高考，我们从民师队伍里考了出去，命运却比目前大批的民办（代课）教师好多了。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强劲推行的计划生育国策，有了显著的成效。这一成效不看其它，单看学校生源逐年大幅度的下降就清楚，不少曾经热闹哄哄的山村校舍，陡然间变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生源的骤减，呼唤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尽快合理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合理调整教学点。扭转师资水平低下的状况，同样成了一项紧迫而严肃的硬任务，摆上了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茶襄县领导痛下决心，大会小会上要求教育主管部门对那些办学效率极其低下的学校该撤的撤，该并的并；对那些滥竽充数严重超编的民办、代课教师，该裁的裁，该辞的辞。今年又有一批当年的幸运儿，必须从民（代）师队伍里被刷下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余常友校长，没想到自己刚一出道，要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学校的并点和民（代）师的裁减。这可是一把燃眉之火，又是一把炙热烫手之火，年轻老诚的余校长为此也急得搓手扰腮。他对我说，学校并点还好办，往年有过先例，今年只要将几所瓜熟蒂落的教学点先行并一并，并点后的学生，本着自愿原则，愿意就近入学的就近入学，愿意到中心小学的到中心小学。令他头大的是裁减人员问题，虽然暑假里的校长会上，县委、政府在这方面授予了尚方宝剑，县教育局也制定有相应的措施和方案，纸上的东西都容易，为难的是具体操作的人，尤其是每个学校的校长。毕竟这是牵涉到不少民办、代课教师衣食饭碗的事情，其中不少还是公社领导的亲戚，大队干部的儿女，或者有其它来头的，弄不好就会碰得一头的包。
为了赶在开学前完成这两件大事，新班子成员早已提前到岗。我的本职工作是负责教育教学这一块，筹备和保障正常的开学工作。离开学还有若干天，我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协助校长制定《学校目标管理责任制》、《学校内部各项考核量化标准》等细则。社会阅历教学经验丰富的干开喜副校长，是余校长出谋划策的核心人物，他在帮助余校长裁减民办、代课教师这件事上，雄心勃勃，力排众议，拿出了他的大厨烹小鲜的风格，极力主张采取学校考试，家长打分相结合的淘汰办法。不是说他饱汉不知饿汉饥，这是上面部署的工作，他帮余校长排忧解难也是他分内的工作。初生之犊不畏虎的余常友校长，上了马就得骑，也顾及不了那么多的同情不同情，加上打听到其它辅导区的做法也都大同小异，只好硬起心肠，说干就干开了。
八月二十八日，白天，班子成员协同理顺好了学校的其它工作。夜里，余校长亲自出语文试卷，干副校长出数学试卷，刻好印好已是半夜鸡叫二更。考试的通知已提前发至本辅导区所有的民办、代课教师手中，通知明确规定，八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集中到红岭中心小学统一考试。
考完试，当天下午成绩公布出来了。每位应考的民办、代课教师都怀着忐忑的心情来查阅自己的成绩，随之又绷着不同的脸色默默地离去，静观第二关的评判。
当天的夜里，余校长、干副校长、陶老总和我，以及中心小学班子其他成员，部分公办教师，分头带着制定的评分表，忙忙碌碌奔赴各生产队，征求老百姓对自己村里任教民（代）师的意见，并让他们打分量化。
八月三十日，对红岭辅导区的民（代）师来说，是个极不平常的日子。综合成绩公布出来后，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几个外地来的代课教师，知道自己已落聘，一声不响干脆卷起了铺盖走人，另谋出路去了。难剃头的是当地几个“社来社去”工农兵学员的民师，他们知道自己落聘后，联名闹到了公社，走访了教育局。说是当年公社领导签过字、盖过章，推荐他们去师范读了两年书，回来就是专门当教师的，只是当时没有直接转正罢了。难道自己的中师毕业文凭，还不如没进过师范的高中和初中生吗？他们质疑继续留用的民师中，有两位就不怎么正常。一位是余校长的高中同学，另一位是干副校长的妻妹，他们一味的揣测可能有人在试题上透露了风声，不然，他俩的分数怎么会比人家高出一截子？
对这些人的质疑，我不想武断地去下结论。凡我了解的情况来分析，透露试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从出卷到考试，时间非常紧促，在那交通工具、通讯设备都十分落后的年代，凭着两条腿跑那么多的路去通风报信，除非是神行太保，否则，时间上也不合逻辑。试想，两位刚上任的校长，不会不考虑日后工作的开展，以及个人的影响。只不过冤家不凑巧的是，事情蹊跷就蹊跷在一个是余校长的同学，一个是干副校长的妻妹，如果换了别的人考得再好，我想也就不会有人疑神疑鬼，说三道四。
县教育局和红岭公社对少数落聘民师的上访十分重视，联合派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最终得出的结论四个字：一切正常。落聘的教师仍不肯罢休，于是有人放出狠话，要跟两位校长来硬的操到底。人毕竟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凡是牵扯到个人切身利益产生的风波，惯来看热闹的人多，站起来讲公道话的人少。社会上爱管闲事的人多，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不是三千向你，就是八百向他，一件清白的事，有人事后偏要把它说得神秘诡异，有鼻子有眼，难以形成一致的公论。
有落聘民师开学那些天，见硬的不行，就又来软的。天天缠着两位校长哭诉，要求继续留用他们。有人找村里、公社里的领导来说情。也有人通过裙带关系，转到其它辅导区照样继续当上了民师。开学千头万绪，本来就忙得不可开交的两位校长，他们又被困扰在这场裁员风波中，简直弄得焦头烂额，里外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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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后第三周的某日傍晚，我和余校长，陪同某班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一同赴五里之外的启明村，做一位四年级流生的返校动员工作。
可恶的秋雨，一连下了四五天，直到今天下午总算断了雨脚。事先有人告诉说，从乡村公路到启明村头有一段不短的泥巴路，是无法骑车的，因此我们从学校出发，就没有骑自行车，选择了步行，不就区区五六里的路嘛。进村的那段机耕路，果然被小四轮压得坑坑洼洼，我们在一片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都感到很是吃力。进村后，打听了好几家人家，才找到那位流生谢大红的家。
谢大红家的正屋和厨房并排建着，厅堂和厨房两扇门都还敞开着，里面透出一片昏黄的灯光。许多山下农户家为了省电，用的都是那种小支光的灯泡。这时，谢大红正在厨房里帮她母亲一块切猪草，带她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各自手中捧着她父亲刚泡的一杯热茶，从穿堂弄里直接进了厨房，急迫地去劝说谢大红同学复学。他父亲留我和余校长在厅堂里喝茶，家里没有电视，一个小男孩正躺在木凉床上打盹，大红的父亲拿了衣服走过去盖在他的身上，我估猜男孩是大红的弟弟。
我们坐下约摸十分钟，手中的茶杯还在冒着热气，余校长突然哎哟的叫了一声，原来他的头部莫名其妙的被背后伸出的手电筒击打了一下。等我们明白了怎么回事，看见该村一落聘教师的父亲，手里握着一支手电筒，气喘吁吁地站在余校长的身后。鲜血似一条蚯蚓从余校长左边脸颊流了下来，余便当场晕了过去。谢大红的父亲一看肇事者是自己的隔壁邻居，忿怒地斥道：“老段，你撒野怎的撒到我家来了！”接着捞来一支木条，欲冲向肇事者，吓得肇事者兔子般溜出门去。谢大红的父亲迅速找来一条毛巾，将余校长的伤口捂住，又叫大红的妈妈找来了一架板车，他这陪我们一起把余校长送往区所在地的医院。路上，余校长脑后的伤口不流血了，他躺在板车上清醒地告诉我们，不会有什么大碍。到了医院后，大红的父亲还是将这件事报告了当地派出所。
余常友校长在区医院包扎过后，吊了一瓶消炎水一瓶葡萄糖，血早已止住了，觉得头也不觉得怎么昏。在我们准备陪余校长返校前，余校长得知派出所带走了这个老段，还特地要我们和他一起绕道派出所，为老段说了情。肇事者的老段承认是自己一时冲动，不好意思的连连道歉，并答应赔偿一切医疗费用。余校长说你我都是乡里乡亲的本地人，真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又说，医药费花得也不很多，此事能马虎就马虎点过去算了。派出所所长大老王认为余校长能宽宏大量，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老王当着我们的面，对肇事者进行一番批评教育后，很快将老段放了回去。
回校的路上，余校长问：“谢大红同学复学的事落实了吗？”班主任忙说，她答应明天就去。余校长又说，“今天发生的这件事，回去也没必要对其他人多说了。”我们心里都明白余校长的意思，“启明村事件”（后来我们叫它“减员风波”，根源就是由减员引起的），它对一位肇事者的老农来说，不算是什么事，但对受害者来说，总会有些负面影响。社会上有些好事者，一传十，十传百，一件事瞎传成为另一件事，或两件事，或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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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村事件”，即“减员风波”过去了一个多月，只有启明村里少数人知道些许细枝末节，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太大的震动。可是，余校长当时的宽宏大量，并未抹去日后心灵上的阴影。被打的原因既不是个人的私事，更不是他的错，作为任何一个人，事后想想也都会感到十分的冤屈。
一次周六的晚上，我的那帮外地同学调走得差不多了，再也不会有往日的那种聚会。也没有听说晚上部队里有电影，所以当地的教师，以及住校的学生都回家去了。这晚，就剩余校长一家三口和我住在学校里。吃过晚饭，我和余校长两人坐在学校的小操场上闲聊着。聊着聊着，不知怎的，余校长突然扯起那次启明村遭到无端殴打的事。他不无感慨地叹道：“老庞，不瞒你说，还是当个普通教师好，直头直脑的。校长这差事，还真不是人干的！”
随着一阵晚风吹过，天上那块薄云遮住的月亮，重又露出了出来。借着月的光，我看见余校长的脸庞煞白如银月。我定定的看着，一时言塞。顿时，余校长那张瘦削的脸，由银白转为了蜡黄，挂满着一脸委屈。我由语塞转而心疼，不禁回想起他近一个月来，情绪颇是有些低落，根本寻不到上任之初的那种雄心勃勃，壮志凌云。这时的我，于是动起了怀柔恻隐之心，反过来，轮到我来给他打气加劲了：
“老同学，干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别把那件不愉快的事老搁在在心上。那只不过是一位老农无知的一时冲动，人心都是肉长的，事后他不会不思过的。”
余校长面有难色地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当校长才刚开始，就碰上了这等臭事，这叫出师不利，明显的兆头不好。破点皮，流点血，倒无所谓，可面子上总觉得过不去呀！”
我听得出，这是他的真心话，这话不是任何人面前都可以倾吐的。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十分看重面子，士可杀而不可辱。余校长也该算是个小知识分子，小小的“士人”吧，顾面子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我说：“有时候‘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那你又有啥法子呢？还没有到那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境地哩，任何想干一番事业的人，不是受到这样的委屈，就是那样的委屈。”
余校长似乎在用鼻音回答着我的这句空洞的大道理：“像我这等小学校长，岂能与诸葛亮比，我算得什么干大事的人？如有退路，我真情愿去当一名普通老师的。”他如此反复的表白，和他当时劝我当教导主任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至于我，还能有什么好劝说的呢？那就等时间这个万物之灵，来帮他慢慢解除这道坎吧。
这场“减员风波”中，干副校长虽没有受到直接的人身攻击，但有人认为解聘民师的点子是他出的，平时受人枪三剐四，指桑骂槐的时候也不少。干开喜老师耳朵皮薄，更是受不了冤枉气，老远见了那些辞退了的教师，或者他们的家人，远而避之唯恐不及。他觉得在辅导区副校长位置上这样的过日子，倒不如回田水村小重操旧业。他曾多次在余常友校长面前嘀咕着：“下学年，我还是回到原来的村小干老本行。那样，眼不见，耳不闻，心也就不烦，人也可多活几年。”
干开喜副校长想回去的心思成了教师中公开的秘密，很大程度上也感染了我。我常想：我一个外乡人，没本事进县城，还不如趁早调回老家算了。有的时候，在“去”与“留”这个问题上，内心又充满着矛盾。这晚听了余校长的一番话，我又觉得自己一下不好提“走”字的了。干副校长真若一走，我又接着开溜，岂不给余常友这位老同学造成了更大的心理压力？事后，人家又会用怎样的眼光来看待我，看待我们学校目前的这个班子？不妨想想本辅导区破石小学的程四祖老师，他饱受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初心不改，一辈子扎根高山头上没挪过窝，一心一意当好他的老师，教好他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