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梁启超自知流亡生涯快要结束了。
这一年，清廷在玩弄立宪骗局的同时，继续压制各种抗议力量，一个垂死的政权摆出了一副依然狰狞的面目，作最后挣扎。
是年5月，清廷为加紧控制预防不测，成立了以奕勖为首的，以超过一半皇族成员组成的“责任内阁”，其实是“皇族内阁”，立宪派大失所望，梁启超为形势所迫，思想再一次趋于激进。孙中山及革命党发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梁启超以《粤事感言》为题表示不赞同革命党人的某些具体做法，但他也明确指出人民的铤而走险，是因“政府之罪”造成的。
梁启超不得不承认：“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圆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圆其说亦更甚。政府日日以制造革命党为事，日日供给革命党以发芽滋长之资料，则导全国人心理尽趋于革命亦宜。”
而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中，梁启超明确了推翻清政府的政治主张：
我国民不并力以图推翻这一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府
立何法制，徒以益其敝而自取茶毒。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
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似此社会，非秉以炎火不足以易其形；似此人
类，非投诸浊流不足以涤其秽……以今日中国之人心风俗，其遭一浩劫，
殆终不可得免。
较之立宪运动初起时的梁启超，他又从落伍赶到了时代大潮的前头，这也正是饕启超被诘难的“多变”之又一证据。同时代人的苛求且不论，后人翻检旧史。不悲不替梁启超乍一辩自：天也之间风云忽星，一年四季拿暖交替，人习万象，思丝赶波，梁启超兰能不变？
所谓变与氏变都是相对的。时局变，应对的策略也变；目光变，对事物的看法也变；你不想变，他变了也不得不变。从另外一些角度看梁启超，也有不变的，奋笔疾书潜心著述几曾变过？匡扶社稷忧国忧民几曾变过？
变与不变都是一个大写的梁启超。
1911年的开头无论如何是忧郁而寒冷的。
梁启超读罢自己新写的又一篇文稿，放下笔，横滨早春的深夜黑到像墨，但有淅淅沥沥的雨声，会使人想起广东的雨打芭蕉，雨雾蒙蒙中的北京的四合院会馆，大酒缸…．一梁启超换一杯茶，日本的清茶，味苦而香，浓浓的，他实在没有睡意，想和这暗夜、细雨作伴，感觉暗夜的流动细雨的落地，看那一只只看不见的手拽着新芽把柳丝拉长。
想起了庄子：“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
想起了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梁启超忽然有了诗兴，因为悲从中来：
觚棱回首是河梁，十二年中各逊荒。
难以焦头完火宅，枉将奇梦发明王。
出生入死行何畏，转绿回黄究可伤。
青史恐随弓箭尽，鼎湖西望最凄凉。
一个搏击于大时代的智者，一个学富五车而又不断地开拓进取的勇者，他内心深处的悲凉只是因为根植太深而较少显露而已，他怎能没有悲凉呢？梁启超在更多的时候是著述，各个方面无不精心研究，也不时有惊世骇俗之笔。那是为使命感所驱策，偶然也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叹。他倡导“政治小说”，他的那一篇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终未完成，但梁启超却很倾心于小说的开头，“于发端处，刻意求工”。
《新中国未来记》一开篇便是1962年正月初一，中国举行“维新50年大祝典”，并于上海开设盛大博览会，请出孔觉民老先生演讲“中国近60年史”为开端，倒叙60年前，黄克强、李去病游学欧洲，回国后联络志士等。待写到1903年，黄克强、李去病自西伯利亚归国，即搁笔，终未进入未来世界。
作者的小说便是作者的心影，当梁启超游历新大陆归来，由革命转向立宪后，小说的主人公便茫然不知所向了。
梁启超苦笑着。
他在想：1962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是年春天，梁启超下决心去台湾走一趟，稍稍放松一下，也好不负林献堂的盛情邀请。同行的有汤觉顿及梁启超长女梁令娴。踏上笠户丸号轮，又是海阔天空，梁启超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难得轻松啊！
梁启超怔怔地看海鸥起落，全然没有觉得令娴也站在一旁。
回首时不觉歉意顿生，漂泊在外，伏案无期，对家庭、对女儿实在关爱太少了。
令娴特别能体贴父亲，也以这个名满天下的父亲为自豪，并最能猜度梁启超的心理：
“爸爸，你一定在思念一个老朋友。…
“谁呢？你说说看。”
“反正是个老朋友。”
“是个老朋友，不过……”
“那就更对了。”
“什么？你说是谁？”
“章太炎。”
“天哪！你怎么能看见爸爸的心？”
“儿子能看见妈妈的心，女儿能看见爸爸的心。”
“这又是什么道理？”
“有些事情是没有道理的，反正就是这样。”
“哦，颇有禅味。”
“爸，你说说禅好吗？”
“拈花一笑，冰上过烈焰。”
“这就是禅？那我是什么？”
“你不是你。”
“那么，你呢？”
“我不是我。我即是你。你即是我。”
“章太炎呢？”
梁启超竟让女儿问出无数伤感来。1898年，章太炎从台湾来日本，特地到横滨看望梁启超。同是维新一派，同在文坛笔耕，戊戌之后章太炎逃到台湾暂避，如今又在异国相聚，自是不胜感慨。酒罢，章太炎到嚆文人本色，说来日本的船上因为无聊作了一个上联，减征下联。
上联为：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
章太炎并说，对子对得妙，由他请客，寿司、清酉、生鱼片。
梁启超及在座几位都是从小对对子惯了的，本应热稔此道，哪知一听上联顿时相顾失色：绝对也！
绝在何处？章太炎心思用绝了，到底是国学大师，巴今古三个更生巧作编排，若非详知生平、官职、著乍者，便会坠入五里雾中。
第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居中垒校尉；每二个是清代洪亮吉，著有《北江全集》，号称北江先，因上书触怒嘉庆帝被发配新疆，获释后便自号更；第三个是康有为，南海人，戊戌之后逃跑得快而每免一难，乃改名更生。
梁启超是公认的才智超群敏捷非凡者，却也只好摇摇头，说了一个字：“难！”
曾经想过这下联，后来顾不得了。再后是政见不合，笔战两年多，章太炎在《民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各自构筑笔阵，万炮齐轰，同在东京，都为爱国，一起沦落天涯，何苦来着？即便如此，章太炎还是主张笔战要文明，要尊重梁任公，“言辞不应粗陋”，为此还与孙中山、汪精卫大吵了一架。
从沉思中回过头来，梁启超凄然一笑：
“章太炎留下个上联，爸爸至今对不出。”
令娴：“让我想想。有了！”
梁启超惊讶地：“你说说看。”
令娴：“不是‘今古三更生’吗？我对‘上下一千年’。”
梁启超拊掌：“好！难的却在下面。”
令娴念念有词：“中垒、北江、南海……”稍顷，令娴脱口而出：“李唐、赵宋、朱明。”
梁启超倒要好好琢磨了：
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
上下一千年，李唐、赵宋、朱明。
“就算不错了。”梁启超笑着看自己的女儿，“想不到，想不到！”
令娴自然高兴：“回国了，我去找章太炎伯伯，让他请客。”
“对！”梁启超开怀大笑，“我作陪。”
1911年3月28日，梁启超到达基隆，在台湾停留两个星期，14天中满眼所见尽是太阳旗日本兵，能不感慨万千？其时，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已经16年。一个好端端的宝岛，中国的第一大岛，为什么拱手让给日本人了呢？无非是贫穷、落后之下的一蹶不振，战败之后的割地赔款，如此朝廷，如此政府，仍然奢谈九庙、邦国、万民，除了聒不知耻还有什么？
梁启超台湾之行的每一处，或演讲，或座谈，都离不开伤感，离不开台湾与大陆的情结，国家何日强大？台湾何日回归？梁启超诗兴大发，写了89首诗，填了12首词，“满载感慨而返”。
4月中旬回到日本，一踏上日本的土地，忽然心生一念：“我回日本干什么？”
5月开始国内的消息日益使人振奋，川、鄂、湘、粤四省人民因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化，将铁路利权出卖给列强而掀起了“保路运动”。梁启超当即角笔投入其中，在《为川汉铁路事告全蜀父老》一文中，梁启超动情地写道：
吾侪千言万语，危词苦口以哓哓于我父老之前者，惟有一事，日：求
我父老速谋以蜀人之力办蜀中之路而已。吾蜀之铁路办亦办，不办亦办！
办而办者，其权在我，而蒙大利于无穷；不办而办者，其权在人，而受大
害至不可思议。
蜀中闻梁任公之言后，一时奔走相告，洛阳纸贵。
同时，梁启超又写了《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这是用愤怒之笔刻划的一篇声讨清政府的愤怒檄文：
今者妖孽之政府乃至无业坐食之官吏社会全体，曷尝有尊重法律之观
念，稍稍芥于其胸中者？……孟子所谓“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朝不信
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者，今一一俱之。
对卖国求生的清政府，梁启超已经完全看透了它的真面目，不再有任何一星半点的希望可言。但如何推翻现政权，实现立宪政治，却一时计无所出。6月，康有为赶赴日本，议定利用满族亲贵间的矛盾，以宫廷政变计除掉奕勖等人，逼使载沣实行立宪。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武昌起义的枪声响了1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第一枪，三天内光复武汉三镇，辛亥革命的风暴终因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而席卷大江南北。诸多省市的新军、会党纷纷起义，因清政府推行假立宪而受骗的立宪党人也竞相策应，清朝的末日真正地到来了。
梁启超对风暴之将临一直有预感，但，当这一风暴真的以摧枯拉朽之势卷过中国大地时，梁启超还是为之震动，并且马上根到就在自己的立宪派著书立说、坐而论道、签名清愿的同时，革命党人正以自己的行动、鲜血及果断的魄力强行登上了历史舞台，一着先机，雷霆万钧。
梁启超现在面对的可渭是真正两难境地了：他不可能投身革命党，但他又不能反对这一革命；他仍然坚信中国应走立宪政冶之路，然他的活动空间已经微乎其微。
密切注视国内局势的梁启超一则静观其变，同时又与康有为一起制定了“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的行动计划。
具体而言，梁启超派员运动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统领的新军和载涛、良弼壳领的禁卫军，拟发动兵变，控制北京，推翻皇族内阁，立即召开国会。同时发起‘各省督抚暂倡独立”，得到张鸣岐、岑春煊等地方大吏的响应。
武昌起义19天后，即10月29日，新军第20镇统领张绍曾与第二混成协协统篮天蔚发动“滦州兵谏”，通电清廷，提出十二条政纲。要求在年内召开国会，重断组织责任内阁，特赦、消除皇室特权等。声称如不应允，便攻打北京。清廷资政皖中的立宪派也趁机呼应，历言上奏。内外交困之下，清廷于10月30日颁布“十九信条”，开党禁，赦党人。与此同时清政府同意袁世凯的出山条件，委以内阁总理之职，并全权指挥水陆各军。
形势的瞬息之变把梁启超推到了袁世凯前面，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梁启超恨袁世凯入骨，戊戌以后被梁启超骂得最凶的，慈禧之下便是袁世凯了。曾经不共戴天，现在怎么办？梁启超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
梁启超横滨住所，清廷于“滦州兵谏”后的上谕就在梁启超的案头，其中“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等语，梁启超读来心酸！
不再是梦里家山了！可以回国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时，却又远非是丽日晴空，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因为袁世凯的出山，并集内阁、兵权于一身而更加经纬万端。
一个最想除掉的人又出现了。
一个最不想碰面的人又要碰面了。
这个时候更需要梁启超的大智慧和大勇气。他不能反对革命，这一点梁启超非常明白；他也不可能并且没有力量再去“倒袁”，尽管心有芥蒂却也无可奈何。倘若衡量全局，则革命党以浴血之举，为改变中国政局已经先拔头筹；而袁世凯重集北洋三镇旧部之后可挟天子以令天下，也万不能小看。相比之下，立宪党人要想成气候是最难的了，因为在这实力较量的非常时期，它显得有理论而无力量，有运动而无组织。
梁启超客观地估价时局后，第一判断是立宪党人在目前阶段万不能轻易树敌，首先应寻找合作对象，站稳脚跟后使以后的政局走上立宪政治，到那时立宪党人的理论特色将会发挥作用，然后是组党、竞争、伺机执政。
梁启超当即写下了八个大字：
“和袁、慰革，逼满服汉。”
这“八字方针”一定，梁启超看到一条可以曲径通幽的小路，他也知道就是走这条路也万万粗心不得，多少荆棘尚难预料。
“和袁”，此乃万不得已，也有梁启超认为资政院立宪党人占多数可以制约袁世凯的估计在。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有消息说孙中山那边，黄兴、汪精卫也在策划与袁世凯联手，你不与他和，这不是被动挨打吗？
“慰革”也不仅是一种姿态，东京死战两年多，现在缓和敌对情绪，携手对付清廷，这是梁启超的高明之处。
梁启超也有为一党之见而急功近利、言过其实的疏漏，足以让敌之者攻之，敬之者惜之。
袁世凯出山之后，梁启超便写信道贺，如果是策略上的应酬，或者为“和袁”计，以作铺垫，徐图将来之发展倒也罢了，哪知梁启超一落笔便把袁世凯捧得昏昏然了。如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梁启超并且代表人民发言了：“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倘是政客，什么话都可以说，自不足为怪。但，梁启超把袁世凯比作拿破仑、华盛顿便不可思议了。
这时候，中国近代史上有趣的一页便开始出现了：在戊戌政变后几乎人人皆日可杀的袁世凯，竟然成为他的对手们--从梁启超到黄兴等等立宪党人、革命党人争相联合的众望所归者。
这里有荒谬的成分，却也并非完全荒谬。说到底。袁世凯不仅有力量而且有手段，当他还在彰德河上钓鱼养足疾时，便审时度势地提出了重新出山的六个条件，这六条实际上已为自己留下了足够与革命党、立宪党回旋的余地，从而使自己站到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上，即既能代表清廷，又可以面对革命党人；既有力量打仗，也有权柄言和。
袁世凯的六条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起义诸人；解除党禁；委以军队指挥全权；给予充足军费。
以后的事态将会证明：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党人，都失去了问鼎政权的最宝贵的时机，至少部分的原因在于革命党与立宪党人自身的轻信，历史只是证实了政治斗争中的另一种可悲：人格与理论敌不过刺刀和枪炮。
梁启超经过一系列策划布置后，心里存着“前所布画，今收功将半”的期待，准备乘长风破巨浪扬帆归国，并将亲赴北京完成“拨乱反正之大业”。这时候，他不能不想起袁世凯，“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行以言论，转
、侈国民心理……分途赴功，交相为用”。
1911年11月6日，梁启超搭乘“天草丸”号离开日本，驶向大连港。
海上冷夜，月下寒风，梁启超不能不想起13年流亡的家国之梦，如今尽管胸有韬略自信能为一番事业，然而这海洋的渺茫却启示着：人生啊，也许只有风浪只有艰难才是永恒的。
从渤海出逃。由黄海归国。来去都是海啊！
梁启超提笔写诗道：
其一
冷冷黄海风，入夜吹我裳。
西指烟九点，见我神明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