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为锦绣区，今为腥血场。
嗷鸿与封豕，杂侧纷相望。
兹栝安可触，驰恐难复张。
仰视云飞浮，俯瞰海汪洋。
天远亮可知，回向恻中肠。
其二
亭亭须磨月，穆穆双涛园。
地偏适我愿，栖仰费盛年。
我有所爱女，晨夕依我肩。
念我行役劳，送我忍汛澜。
我已身许国，安所逃险遭。
成毁事不期，行我心所安。
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
待我拂衣还，理我旧桃园。
11月9日，“天草丸”号轮抵达大连港。
汽笛带着海上归来的疲惫，声声鸣响，梁启超久别之后乍见故国山河，不禁黯然泪下。真是无法形容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时的心境，萧条也，萧杀也，一时难以细说，而收拾旧山河的种种设想一旦身临其境后，却又变得扑朔迷离，无从做起了。
也许仅仅是巧合吧？梁启超动身回中国的当天，袁世凯派人在石家庄刺杀了吴禄贞，不久蓝天蔚也被免职，这是两个握有军队、梁启超回国后倚重的人物，如今一切落空了。
“君看愚叟志，太行曾可移”，即便如此，梁启超还是想有所作为。
梁启超得知，京中方寸已失，但禁卫军等要害部门均为袁世凯的亲信所控制。其时“都中虚无人焉，旧内目已辞职，不管事；新内阁未成立，资政院议员遁逃过半，不能开会，亲贵互相司”。总之是人心惶惶。
按照原先的设想，梁启超此次归国是想挟兵勇人京都以定大局的，他在轮船将氐大连港时写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上说：“吾无论如何险难，必人都。都中若忽有他篷，无论何国使馆皆可暂住，决无他虑，可极放心。人都后若冢骨(即袁世凯)尚旨人心，当与共戡大乱，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
可以想见，梁启超确曾以为，他一旦回国便有万众来归势不可挡的局面，甚至丁以“取否唯我所欲”，所以才决心“躬赴前敌”的，书生如梁启超真以为从此‘更无险象”了。
当军队的凭借失去之后，梁启超考虑到清廷内部值此纷乱之际，会有不利于立若党人的变化发生，又怕革命党人乘机占领京师再得先机，便仍想冒险入都。时任篝天督练公所总参议的蒋方震对梁启超“终身敬之如师”，再三与梁启超晤谈，“似管运动军队之接洽”。梁启超既然入都之决心已下，总不能单刀赴会，至少也得‘挟百数十军士往”，以壮声威，危急时也好可供驱策。
正是抱着这一线希望，梁启超准备离开奉天，直赴京师。
这时候，在北京活动的亲信汤觉顿匆匆赶来，报告说京师已有布置万不可前主，当即返日本为上策。熊希龄也在大连给梁启超发电报打电话，说情势大变，急崔东渡，“半日不许逗留”。
梁启超感到了又一次的幻灭！
返国只10天，身在关外，遥望京师，千百往事，涌上心头。
又是汪洋大海。
那涛声日日夜夜地呼叫着，归去来兮，胡不归？
渐行渐远的是中国的海岸线，地球由水浸泡着，内心由风浪撕裂着。
回到日本后，梁启超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与国内保持联系，以便把握时机；同时里头著述《新中国建设问题》。
这篇著名长文，在纵论世界大势、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时，也比较了各种共咱政体的优劣得失，提出了与康有为相仿的“虚君共和”论，实质是君主立宪的代吕词。
梁启超显然已经看到了清王朝之必然灭亡的各种迹象，君主立宪已到了很快就蕈无君主可言的状况，退一步到“虚君立宪”，从哪儿去找君主呢？康有为的异想民开是推举孔子后人为虚君，这大约是孑L老二始所未料的。梁启超也说“吾民族中芎孔子之裔衍圣公者，举国世泽之延未有其比也，若不得已，而熏丹穴以求君，则辱公爵加二级，即为皇帝”。
梁启超千方百计与康有为一起，要为中国的老百姓找个皇帝，且于光绪辞世、善亥革命发生之后，实在是大不得人心。也反映了梁启超在革命大变动时期思想的挂退失据。
进退失据的日子也过得很快，1912年开始，“虚君共和”之想又彻底化为幻彰，人民不会接受，且清帝逊位，已在旦夕。
1912年元旦，一元复始之际。孙中山坐沪宁线专列花车起程，由沪赴京，就任扣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上海各界、人民代表相送者万余人，下午5时抵达南京下关乍站，礼炮轰鸣，军乐齐奏，长江江面的军舰上也传来了21声隆隆巨响。
晚11时，大总统授任典礼。
孙中山誓词说：
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
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
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孙中山随即下令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用公元纪历，1912年亦为民国元年。
当这些消息，连同孙中山的就职誓词传到日本梁启超案头时，梁启超惊呆了：“时不我待也！”
梁启超痛感到，距离是多么的可怕，他甚至后悔不该返国10天又匆匆回到日本，如果不是这样，即便一个人毅然人京，又能怎么样？或者既然知道革命已是势不可挡，何妨联络黄兴、章太炎诸公？如今已是一切落后了。
梁启超有一种被时势抛弃的感觉。
梁启超只有一条路可走：回国。
当武昌起义发动，其时孙中山也不在国内，然而同盟会中人前仆后继不畏死难，以行动、实践打响了第一枪，遂有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北议和的形势，进而有中华民国之成立。
历史，总是艰难地跨出了一步。
梁启超也预料到，中国的政局变数仍然太多，袁世凯如何动作将是关键。自“和袁”之策既定，袁世凯对梁启超也有种种不同寻常的表示，先是组阁时，名单中有张謇、杨度、梁启超，给梁启超派了个法务部次官，算是延揽人阁；梁启超坚辞不就，既因为对袁世凯不放心，“项城之心，千疮百孔”，又因为这“次官”由梁启超去做，实在不伦不类。
袁世凯却一直在催，函电不断，谓“十余年来，执事含忠吐谟，奔走海外，抱爱国之伟想，具觉世之苦心，每读所著文字，未尝不拊掌神往也”。又云：
“执事热心匡时，万流仰镜，现值国事羹沸之际，民生涂炭之秋，必不忍独善其身，高蹈远行，不恩同舟之急难，坐视大厦之就倾。”
袁世凯是求贤若渴，不记前嫌了。
这时海外立宪党人中主张“迅赴北都”、“尽早入阁”，而担心坐失再一次良机的是极大多数，梁启超却还是在观察、等待。
1912年2月12日，清廷退位，15日，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临时大总究之职，权倾一时。梁启超知道，除了联合袁世凯以外，已经是山重水复疑无珞了。
梁启超当即致电袁世凯，贺其就任。
继而，又写一长信，吹捧之外再献上安邦定国之策，并最终发出了归国合作的言号。对梁启超来说，这封信写得并不轻松，他有很多理由作为解释，但总觉于心不安。
梁启超一番字斟句酌之后，写道：
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士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我国民所为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
袁世凯做大总统以后面临的一大问题便是财政，罂启超认为只有“合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衰冶为一炉，消息于国民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司之”。
梁启超在给袁世凯的信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刍己知识渊博、深悉舆情、广知民意的特长，替袁堡凯作分析、陈利害。他认为活跃于今日中国政治肇台上的不外乎三派，旧官僚、旧立宪、旧革命派乜。他希望袁世凯以旧官僚派的熟悉行政之长而为行政部中坚”；以旧立宪派和革命派中“有政治思虽者”组成“健全之大党”。梁启超还不失时机建迎袁世凯“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己以奏整齐严肃之治”。
也许，梁启超这封信的最后部分应是最难落笔勺，既要发出归国合作的讯息，又不能降低了自己勺身份，语言之妙，尽可观来：
数月以来，承我公不以常人相待，国士之
报未尝或忌。既辱明问，用竭区区。交本非浅，
至不觉言之深也。犹憾所怀万千，非褚墨能罄其一二。客冬事变之方启，无日不欲奋飞内渡，以宣力于左右。徒以方处嫌疑之地，为众矢之的，恐进不以时，为知己累。又审我公大计其定，凡鄙见所怀欲陈者，早已次第实行。枵俎旁舞之时，绵力亦未由自效。是以履次方命，良用渐增。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为大君子所不弃耶？
从仇袁、倒袁、和袁一变而为与袁世凯合作联手，梁启超走出了他政治生涯最为艰难也最为矛盾的一步。
梁启超从此始，与袁世凯函电往来便日见频繁，同时还派汤觉顿到北京面见考世凯，详述梁启超对时局的看法和建议。
和袁联袁，到了实际运作的阶段。
应该指出，梁启超尽管对袁世凯有过过分的捧场言辞，但却不是为了委身袁，或者说两者之间都是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互相利用。张君劢给梁启超的信充分诌明了这一点--“然长处超然之地，又势所不能，唯有择其比较适于建设者，则歹如联袁。数年之后，我们可以造成一大党，为建设事业之中坚，袁亦将听命于我。”
同时代人中，谁能责备梁启超呢？革命党中人不也在纷纷联袁，把个临时大启统都让出来了吗？
袁世凯催促梁启超早早归国，各方人士也函电敦请，亡命天涯的日子可以盔束了。
1912年11月中旬，梁启超启程归国。
11月16日，船抵天津港，当年被清兵追着从天津出逃，如今北洋系军政大点张锡銮、唐绍仪等隆重迎候。及至到达下榻处，三天之中，登门拜访者达200人与此同时，“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梁启超兴奋地说：“此次声光之壮，真捌料不及也。”
11月28日，梁启超离津赴京师，各界欢迎，盛况空前。到京4天后梁启超绛女儿梁令娴写信说：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吾除总统外，概不先施。国务院自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旧官吏如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沈秉垄之流，皆已至。吾亦只能以20分钟谈话为约……
谁都有喜欢热闹、喜欢众星拱月的一面，梁启超也不例外，他告诉令娴：
在京十二日，可谓极人生之至快--盖此十二日问，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其犹为快意者，则旧日之立宪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