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该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可分开的。精子和卵子并不是解释一切的密码，我们本来是一个人，只是后来在那个穹窿里发生了一点意外，黑咕隆咚的地方，难免会发生一点这样那样的意外，有时一个人会短暂地涣散一下，变成两个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时候，一个我在这里，另一个我跑出去漫游，过一会儿又不动声色地回来。在我们分开的那会儿，穹窿里一阵剧烈的搅动，这让我有点迷糊，等搅动平静下来后，我发现我迷失了路径，不知道怎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了，但我没有慌乱，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要做的，仅仅是安安静静地等待，等一切都平静下来后，那条小路自然会来触碰我的脚底，我只需轻轻一踩，就能回到原位。可那天有点奇怪，我等了又等，一直没有等来那条小路，我的脚底一直没有碰上任何东西，其他部位，比如胳膊脑袋之类的，倒是有东西碰到过，但我知道那不是回去的路，有些家伙就是上了这个当，一出生就得挨刀子，因为他们在回去的时候走错了路，就像一颗大扣子插进小得多的扣眼里，一部分身体被迫留在外面。这样的家伙在出生的时候将被称作畸胎。那些家伙真是笨得可以，也怪他们平时疏于观察，不知道只有从脚底开始原路返回，才能完完整整地嵌回原来的地方，就像把一个小电池严丝合缝地卡进电池盒里一样。我很聪明地避免了挨刀子的命运，却不得不接受另一种悲惨的处境，我把我的主要零件遗留在“母体”那里，我有心跳，但那只是机械的感应而已，离开了“母体”，这种感应就像会失去电源的电池一样，支撑不了多久，也就是说，我成了依附“母体”而生的附属物，一个没有灵性的外壳。矛就是这个“母体”，我必须围着矛，才能获得存在感。父亲的名字取得真好啊，只有盾没有矛，盾的存在显得荒唐可笑不知所谓，而只有矛没有盾，矛又将时时刻刻处于危险当中。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父子间与生俱来的默契，虽然他本人并没意识到这种默契。
矛从一个重点高中的学生变成了普通高中的学生，人人都替他惋惜，他却不以为意，他说，我的中考分数仅仅超过重点高中录取线一分，我在那里无疑是最差的一个，而在这里，我几乎是全校第一名，古话说得好，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也很高兴我们能重新在一起，没有我的时候，矛虽然不至于绝食，但并不快乐，这点我太了解了，他在他们中间，远远不到如鱼得水的地步。一个人的朋友多不多，能不能迅速吸引住新朋友，是要靠天分的，没有天分，怎么努力都不行。
我们越来越不适应学校的气氛，他们在搞改革，说是要跟国际接轨，他们改变了老师在上面滔滔不绝地讲、学生在下面聚精会神地听的传统模式，像开茶馆似的把课桌摆成几个小圆圈，这等于把学生们分成几个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一边听课，一边讨论，我和矛有时能分在一个小圆圈里，有时不在。我们都很讨厌这种上课方式，尤其是我，教室里闹哄哄的，没有一个权威的声音，我不知道该听谁的，我也没法说话，我的视听说都必须通过矛来传播，我想我上课的情景，就跟一个哑巴坐在一群疯子中间差不多。矛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常常一节课下来，矛跟我说，好无聊啊。他的表情像是被迫打起精神玩一个并不好玩的游戏。我们的成绩直线下滑，一直滑到再也滑不动的地方为止。
就这样，唯一的一次自控被我们自己搞砸了。我听到有些人在嘲笑他：还是重点高中来的呢！我替他难过，这简直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他却笑了：这说明那只虎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虎。
矛转学后的第一个回家的周末，我们举行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庆祝仪式，我们一起跑到长江边，对着江水狠狠地撒尿，然后，我们沿着江堤一直往北走，庄稼地生机勃勃地安静着，江水无声地流淌，我们肩并着肩，紧挨在一起走，我们的心跳和脚步，始终保持着一个频率，对我们来说，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刻意。有时我们放声高喊，有时我们拔足狂奔，这中间，收和放的时间点也是一模一样的，根本不需要约定，或是眼神示意。天黑时分，我们不得不回来，我们必须分开一点，保持一点点距离，人们不喜欢看到我们肩并肩手拉手紧挨在一起，更不喜欢看到我们脸对脸笑着说话，他们觉得这不正常，很恶心，他们不知道，对我们来说，这仅仅相当于一个人难得的心情较好的时刻。
就在这天，我们在街角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一种新的小吃，那是一种发酵过的面饼，面里和了大量的辣椒酱和其他香料，香喷喷，辣乎乎，太好吃了。我们一人吃了两个，还意犹未尽。我说，我觉得我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吃这种饼。矛说，我可以一天三顿都吃这种饼。我说，不如以后我们也来卖这种饼吧，没人买的时候，就自己吃掉，还省得去做饭。
那时我们脑子里还没有找工作的概念，工作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人站在青春期畅想老年生活一样不切实际。
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