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到儿女家来度周末的次数慢慢减少了。我们倒也觉得正常，老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母亲去世已经一年，父亲重新找到生活乐趣，不再需要我们为他操心，这是好事。不过推算起来，真正让父亲完全投入时间和精力，变得神出鬼没，还是老年大学汇报演出之后，一个叫李阿姨的人出现在父亲谈话中。
俗话说，养儿防老。父亲似乎从来就没有把儿女亲情当成他晚年的拐杖。他总是更相信自己，相信夫妻关系，相信与自己朝夕相处、肌肤相亲的女人。这应该是几十年婚姻生活带给他的信念，是母亲让他对女人有一种源自经验的放心。不过，父亲自己一定不这么认为。
父亲偶尔跟我们通电话，除了问一问孩子学习，吃饭睡觉有没有照顾好之外，说的主要是他们老年大学的事，听得出来，老爷子过得很愉快。我们回去看他，见桌上摆满文房四宝，还有乐谱，阵势挺唬人，大有要把这辈子重新来过的意思的。茶几上偶尔还有瓜果烟头，显然是有客人来拜访过。
父亲有一回轻描淡写地说，班里有一个女同志——
我说，爸，你能不能说清楚她姓什么，省得老说有一个女同志，听起来好像在说很多女同志呢。
父亲呵呵一笑说，她姓李。
我说，哦，是李阿姨。
嗯，李阿姨。这个人不仅歌唱得好，还会跳舞。跳舞的时候一点看不出年龄。
父亲的语气中透露出星星点点的窃喜，仿佛土壤里的种子在一点点钻出地表。我想，大概就是那个与他二重唱的那个女学员。
我说，我妈年轻时候不也喜欢唱歌跳舞。
父亲说，是啊。你母亲年轻时候舞跳得可好了，那时候在局里可是个大红人。
他回忆起当年母亲参加局里文艺汇演的事。那些故事我们已经听过无数遍，但父亲每次说，都会有些新的内容新的细节出现，那些在别人看来都无足轻重的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或者是他添油加醋，也未可知。
父亲说，他是在一次文艺汇演后台撞见母亲的。当时母亲已经化妆停当，正在候台。赶巧她头上簪着的一朵大红牡丹花，早不晚不的，偏偏在父亲经过她身边的时候从发髻上掉了下来。父亲也机灵，抢先弯下腰去，把花捡起来，并且征得母亲同意，替她把花簪在发鬓上。父亲说，他簪的位置与之前稍有不同，在右侧斜向下，耳垂位置，显得妩媚又俏皮。后来同台演出的小姐妹们看到了，也都把牡丹花簪在那个位置上。这一点也得到母亲的证实。不仅如此，为这朵花的位置，参加那个节目的小姐妹还受到上级领导的严肃批评，说花簪在那个位置上，格调不够健康，缺乏昂扬向上的精神。就因为这，她们那个节目还被取消了参加评选名次的机会。
父亲一直坚持说，那天他是去后台找负责演出的领导说事，才遇见了我母亲。那时他还是局里的一个宣传小干事，汇报演出这类事归他们管。母亲私下里笑着说，在她们宣传队演出和排练期间，他经常去后台，她见过他好几次，只是没留下什么印象。赶巧那次花掉了。接着她又被批评了，才对他产生了好奇，才有了后来的交往，然后有了我们几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