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人们说起痛苦这个词，那时我刚刚来到镇上的中学，和母亲一起住在操场边的小平房里。在此之前，我一直在乡下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那天，一高一矮两个女人在星期天的阳光下晒被子，我则站在水池边洗袜子，她们中的一个挤着嗓子自以为声音很低地说：“没想到徐老师的女儿是这个样子的。”另一个声音稍大一点。“长大了该有多痛苦啊！”她的声音拖得很长，饱含感情。
我假装没听见，我知道她们说的是什么，无非是指我脸上的烧伤。我在想，为什么我长大了会痛苦呢？为什么要长大以后才会痛苦呢？
“什么是痛苦？”
洗完袜子，我回到家里问正在批改作业的母亲。母亲是这所中学的语文老师，她头也不抬地回答：“痛苦就是难受，心里头说不出的难受。”我“哦”了一声，正准备去生炉子，母亲又叫住了我，像在课堂上那样对我说：“痛苦分两种，一种是身体上的痛苦，一种是精神上的痛苦。”我又“哦”了一声，心想，不知道那个女人指的是哪一种痛苦。我很快就不再去想这事了，生炉子看上去是个粗活，实际上它是细活，必须集中注意力，还要瞅准时机，否则不仅会浪费大量宝贵的木屑，还会弄得浓烟滚滚，招来母亲的斥责。洗袜子，生炉子，扫院子，这是母亲分配给我的家务。父亲周末才从县城回来，他一度把母亲喊作徐老师。“徐老师，兰兰一来你就解放了，你再也不用干那三件脏活了。”我们家人很分散，父亲在县城，母亲在镇上，我们姐妹三个，从小都跟村里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长大一个，就往父亲或是母亲那里输送一个。母亲干家务不太在行，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分散居住的生活方式造成的。
我很快就生好了炉子，把蜂窝煤稳稳地架在红色的火头上，我喜欢看着蜂窝煤一点一点燃烧起来的样子，我喜欢看火，特别是那种没有火苗的浑身通红的火屎球。据说我的脸就是被这样的火屎球烧伤的，那时我还小，还不太会走路，奶奶要去做饭了，她把我绑在火塘边的椅子上烤火，自己去了厨房。一个人要是命中注定非得受点什么伤害的话，最好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发生的事情根本记不住，也就不会有什么惨痛的记忆。奶奶刚一走进厨房，就听到了撕心裂肺的哭声，我不知怎么扑倒在火塘里，绑得紧紧的椅子反扑在我身上，据说把我救起来后，爷爷血红着双眼，提着菜刀满村子要追杀奶奶，当然，奶奶最后被救了下来，因为人家提醒他们老两口，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责任，而是尽快把我送到父母身边，送到城里的医院。这当中奶奶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她看着我大半张脸不是燎泡就是破洞，急中生智在我脸上贴了几块黑膏药。这药在村里是万能的，不管是被刀砍伤了，被荆棘挂破了，还是肚子痛，脑壳痛，发炎等等，全都根据伤患大小，剪成各种形状，黑乎乎地贴上几块，用过的人都说贴上去后清凉清凉的，顿时就不疼了。据说后来医生瞪着眼睛气急败坏地训斥了奶奶，把她训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因为当黑膏药揭开的时候，我的大半张脸的皮肤也跟着揭下来了。还听说妈妈当时就晕了过去，她后来几乎不能见我，一见我就咚地一声倒在地上。又听说奶奶准备跑到僻静的山林里上吊自杀，幸亏被一个砍柴人发现。我很幸运，这些我都不记得了，我不记得倒在火里有多可怕，不记得皮肤被揭下来时有多疼，也不记得被绑紧手脚仰面朝天躺在医院里一个多月是什么滋味。我什么记忆都没有，就像我生下来就只有小半张完整的脸一样。
奶奶是打量我最多的人，因为她觉得我好看。只有她一个人觉得我好看，夸我好看。经常是这样，她干完活的时候，坐在地里歇息的时候，就在草帽底下静静地打量我。“兰啊，你是你们三姐妹中长得最好看的，你的脸最饱满，你的鼻头最高，你的皮肤最白，你的眼睛最大……”我回报给奶奶满足的笑，好像我真是最白的，眼睛最大的，鼻头最高的，总之，好像我真的是这家里最好看的，是这村里最好看的。
这时我多半在地里捉蚂蚁玩，地上有很多黑蚂蚁，有的成群结队，有的孤孤单单，我把它们捉起来放进瓶子里，放到庄稼叶子上，放到树枝上，有时也放到水里。奶奶似乎连蚂蚁也心疼。“你把它们捉起来干什么，它们在赶路，你会耽误它们办事的。”听奶奶这样说，我就捉起一只蚂蚁，飞快地跑到路的另一头，我想这对于一只蚂蚁而言，无疑相当于坐了一次直升飞机，既快又节约时间。可那只蚂蚁不领我的情，我刚一放下它就开始往回爬，真不知道这个笨蛋是怎么想的。有时我会撕掉一条蚂蚁腿，它没流血，我想它可能不知道疼，干脆把它拦腰掐成两截，可没过多久，它的身边来了许多只蚂蚁，它们围着它爬来爬去，有的还趴在它身上翻滚，难道它们是在嚎啕大哭吗？难道它们也会伤心吗？
奶奶还在打量我，还在唠唠叨叨。“兰啊，你看你穿得多好啊，奶奶一辈子都没穿过一件鲜亮的衣服，你再看看村里，哪个小姑娘有你穿得好？”
我又笑了，我知道，村里的女孩个个都羡慕我，我从大路上走过，她们全都提着打猪草的篮子望着我直发愣。她们都穿裤子，还打满补丁，我不仅不用打猪草，还可以穿着妈妈买回来的玻璃纱的裙子。我还记得那裙子的颜色，天蓝天蓝的，上面开着两圈白色的花。我还有粉红色的皮凉鞋，跑起来的时候叮咣作响，十分气派。村里人有时需要出去走走亲戚，得装装体面，妇女们就会来找奶奶，借我的裙子，借我的皮凉鞋。
母亲安排我就在村里上小学。我的同桌叫燕，她似乎还是我们家亲戚，因为她把我的奶奶叫作大奶奶。刚上学那阵，有男同学在一边小声喊：“疤子！疤子！”燕冲上去就骂：“你才是疤子！你全家都是疤子！”燕就这样成了我的好朋友。我把这事告诉奶奶，奶奶去把燕喊了过来，表扬她做得好。“这才叫亲戚，这才叫一家人。”事后我问奶奶：“疤子能不能治好呀？”“治它干嘛？”奶奶理直气壮地说，“有谁是十全十美的？告诉你，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谁都要带点败相的，带败相的人能辟邪，不带败相的人将来迟早得遭点殃。”
奶奶接着把我的同学都拿来分析了一遍，她们果然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燕，她脸上虽然没有疤，但她个头小，比我整整大一岁，个头却只及我肩膀。比如那个叫琴的，长着一副大龅牙，牙根露在外面，见人就捂嘴，还不敢吃鱼，因为她吐不出鱼刺。又比如那个叫芳的，不仅脸上有刀疤，还有哮喘病，她的座位底下总是湿漉漉的，因为她总是不停地咳嗽，一咳嗽就像螃蟹一样往外吐白泡泡。最最好笑的是那个骂我疤子的男生，不仅他父亲是个跛腿，走起路来像在斜坡上赶鸭子，他奶奶还是个青光眼，什么也看不见。经奶奶一说，我也觉得他们真丑，丑死了，于是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天，奶奶在家又是杀鸡又是宰鹅的，原来是请客。爷爷去请来了小学校长，还有其他老师，连专管给老师烧饭的炊事员都请来了。那顿饭吃了很长时间，我吃了一半就溜下了席，后来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地上摆着两只空酒瓶子，爷爷满身酒气，呼呼大睡，奶奶蓬着头发在清扫厅堂，地上全是吃剩的骨头。“以后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告诉老师。”奶奶的声音很大，语气也很硬，一副心里有数的样子。我来到学校，第一节课至少有两个班在自习，据说老师们都病了。我在心里想，他们可能跟爷爷一样，不是喝醉了，就是还没醒。
说来也怪，从那以后，似乎真的再没人喊我疤子了，老师们有时给我开点小灶，有时在大会上表扬表扬我，我的成绩越来越好，我上台朗诵，唱歌跳舞，越来越自信。我把父母带给我的糖块分给轻易吃不上糖的同学，把母亲给我买的新衣服脱下来，借给她们穿上几分钟过过瘾，她们则邀请我参加她们的游戏，踢键子，跳房子，大家高兴得满脸通红，声音嘶哑。久而久之，我渐渐忘了我是个疤子这回事，每天每天，我奔跑在操场上，奔跑在田间小路上，高声大嗓，得意洋洋，完全不管母亲精心替我设计的妹妹头被风吹得翻了过去，大半张没有皮肤也没有眉毛的红红白白的脸暴露无遗。后来，我作为学校文艺宣传队的一员，到公社参加调演。我们一路踏着鼓点，舞着红绸，走得欢天喜地，有农民在地里喊了一声：“连疤子姑娘都上阵了！”路边围观的人响起一阵哄笑，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相反，我觉得那笑声透着亲切，一点没有恶意，我甚至跟我的同学一样，扭过头去偷偷笑了起来。我想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个学校真不赖，连疤子都能上阵跳舞。
也许是那两个晒被子的嘀嘀咕咕的女人给我带来了坏运气，也许是初中跟小学本来就不一样，要不就是爷爷奶奶跟母亲毕竟大不相同，我在镇上中学过的日子远远不如在村里上小学时那般快活惬意。首先是作业多了，其次是中学同学不如小学同学亲热了，再就是我得干家务，而在爷爷奶奶家，我什么也不用做。奶奶总是说，别动别动，别把你的手磨粗了。别动别动，这哪是你干的事。而母亲总是说，你得学会干这个，你得学会干那个。好像她马上就会把我赶出家门，让我自立门户似的，要不就像是她马上要离家出走，撇下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独立自主似的。
不仅如此，母亲还嫌我在奶奶身边养了些坏毛病，她得下大力气帮我一一革除。她批评我爱出风头，指责我不应该报名参加田径队，不应该报名参加植树活动，课间操的时候，也不应该主动站出来去当领操员，课间十分钟更不应该到操场上跑来跑去，到教室外稍稍活动一下就行了。她还说我像个没人管教的野丫头，既多话，嗓门又高，下课铃一响，整个校园都能听到我的声音。“你为什么不知道羞呢？”母亲点着我的鼻子说，“真是奇怪，我要是你，我就不那么起劲地跑，也不会扯开嗓子大喊，难道你想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你身上来吗？”我老老实实地挨着训，心里却在想，当一个人跑起来的时候，喊起来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呢？
上课的感觉也跟以前大不相同。我也是母亲的学生之一，看着自己的母亲在教室里给自己上课的同时也给别人上课，是种非常古怪的感觉，这感觉弄得我经常分心。看着她衣服上的折痕和污迹，我会想起她洗衣做饭的情景。看着她说个不停的嘴，我又会想起昨天晚上我们吃过些什么。看到她非常克制地挠痒痒，我会升起帮她一把的冲动，我知道她那里有一个癣疮。当她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很难为情地，我会悄悄想起无意间瞥见过的她的身体。我似乎总想找出那个不苟言笑的外表下的真实的母亲。她有时也点我的名字，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或者到黑板上写点什么，我也觉得别别扭扭，好像我们在做戏一样，好像我们在装模作样做给旁人看一样。
学校没有足够的教师办公室，母亲就把作业本抱到家里去批改，她经常一边改一边摇头：“兰啊，你不是一个好学生，你跟那些好学生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这我知道，班上的确有些了不起的好学生，他们不仅其他科目的成绩比我好，作文也比我写得好，母亲经常激动地把他们的作文当范文念给我听。看看人家的描写，看看人家的遣词造句。有一次，我的一篇作文甚至把母亲惹哭了。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母亲是在吃过中饭后开始批改作文的，快到傍晚了，她还没批改完，还坐在桌边发呆，见我进来，就向我招手，我注意到她的眼睛红红的。那次她布置的作文题是“我的理想”。其实我从没想过关于理想的事情，但为了应付这篇作文，我就临时去想了想，我觉得跳舞似乎不错，我小学时跳过舞，台下的人都指着我嚷嚷：看这小丫头的腰！看这小丫头的腿！看这小丫头的胳膊！我知道那是在表扬我。于是我就写道：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舞蹈演员。可母亲却拉着我说：“兰啊，我得跟你谈一谈，我们先不说你的作文写得好不好，我觉得你的理想不太切合实际，你知道吗？要想当一名舞蹈演员，那得从小开始刻苦练习，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每天都不间断，还要请专业的舞蹈老师来严加指导，可你看看你自己，你都十三岁了，太迟了。”我想，不过是一篇作文而已，也值得这么认真？就没吱声，顺便翻起了同学的作文，我吓了一跳，真看不出来，原来他们一个个志向远大得很，有的要当科学家，有的要当天文学家，还有的要当文学家，连成绩最糟糕的那个家伙也要当飞行员。我点点那些作文本不满地咕哝：“我这算什么，你看看他们，他们比我还不实际呢。”
“你跟他们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我哪一点不如他们？”
母亲倏地转过头去，很久很久，才回过头来对我说：“兰啊，你跟他们真的不一样，都是妈对不起你，妈没把你照顾好，你一定得学会认清这个现实，你早晚会有认清现实这一天的，你真的跟他们不一样，很多事他们可以去做，但你不行，就算你能做你喜欢做也不行，比如跳舞，你这辈子，永远不可能去当一名舞蹈演员。”
我有点懂了。我想起了那两个晒被子的女人，她们说的话现在应验了，我真的有点说不出的难受，这就是她们所说的痛苦吗？这么说，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吗？
“兰啊，除了跳舞，这世上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你完全可以找到你喜欢做也能做的事情。”
我开始流泪。可母亲的原则是“今日事今日毕”，这六个字她让我们写在纸片上，贴在课桌的右上方，天天对照着检查自己，所以她不管我是否在流泪，也不管我是否难过，要求我必须在今晚睡觉以前重写那篇作文。我哭着分辩：“只是一篇作文，作文本来就是可以虚构的，难道我现在说要当舞蹈演员，将来就非得去跳舞不可？难道那些人将来真的会去当科学家天文学家文学家？”
“我说过了，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可以说大话，可以闭着眼睛吹牛皮，你不行，你一定要改变这种华而不实的态度，你现在就要学会面对现实。”母亲一手拿着我的作文本，一手不停地点着我，跟在课堂上一模一样。
“那我下一次改不行吗？我明天改不行吗？非得今天晚上啊。”我觉得母亲太不近人情了，写一篇作文得多长时间啊，我还要扫院子，洗袜子，难道我可以不睡觉吗？
“不行，不睡觉也得给我写出来，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不给你留下点深刻印象，将来你还会犯这种错误。这样下去，迟早要吃苦头的。我是你妈，难道我还会害你吗？快点写，现在就开始写，什么时候写出来什么时候睡觉。”
“凭什么？我不写，除非你让那些人也重写。”我突然给自己找到了理由，大家都在瞎编，凭什么我就不能？
啪！我有点没反应过来，有点晕头转向，好像是母亲甩了我一巴掌。
“你凭什么跟人家比？你跟人家能一样吗？你自己到镜子里去看看你那张脸，还想跳舞？还想吃天鹅肉？就你这样的，将来能找个饭碗就不错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跑出来的，我只听到我的身后响起了一串惊天动地的声音，瓷盆翻了，椅子翻了，杯子砰地掉到地上了，咕咕噜噜滚了一圈又一圈。后来母亲告诉我，我像突然发了疯似的，在屋里横冲直撞了一阵，撒腿就往外跑。
天完全黑下来时，我跑到了五里以外的奶奶家。我嚎啕大哭地讲完了自己的遭遇，奶奶从门背后摸出拐杖说，“走，我们找你妈去！”
这有点不像奶奶，她居然没问我肚子饿不饿，居然没有给我弄点吃的，就直接拉着我上路了。一路上，奶奶都没有吭气，也没有问我更多当时的情形，她的拐杖点得飞快，三只脚在路上发出急迫而好听的声音。
我们赶到学校时，有些人家已经关灯睡觉了，母亲还没睡，她甚至还没洗澡，看到我和奶奶，也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好像她知道我们会一起出现似的。
奶奶和母亲互相盯着对方，我以为她们一见面就会吵起来的，我以为奶奶一定会先开腔的，可我万万没想到，她们只是这样不怀好意地互相盯着对方，盯了好久，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奶奶咚地一声跪在母亲面前，与此同时，母亲哇地哭了起来，接着又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然后，她们两个就抱在一起了。奶奶边哭边说：“人家欺负她也就罢了，我们怎么能再欺负她？”除了这一句，她们两个再也没有说过别的，只是哭，哭到最后，转成抽泣，转成擤鼻涕。
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母亲不再逼我重写作文，奶奶也不打算替我声讨母亲，母亲去打来一大盆水，让我站到浴罩里洗澡。“看我们兰这身条儿，就是跳舞的身条儿。”已经是大半夜了，除了哭过之后的软弱，奶奶的声音里竟然没有一点疲乏的意思。
“她不可能去跳舞。”母亲仍然没有丝毫让步。
“啧！”这是奶奶的声音。
“现在宠着她谁不会？将来呢？将来你死了，我也死了，谁来宠她？我们现在宠她等于是害了她。”
“依你说怎么办？现在就把她扔到盐水里腌起？扔到苦水里泡起？正因为想到将来，现在才要对她好一点。”
屋子里安静下来。整个夜晚，整个中学，死寂一片，只有我一个人脱得光光溜溜的，站在浴罩中抹着自己的身体，溅起的水滴发出些乱七八糟的声音。
我去镜子里梳头。我把多年不变的妹妹头梳起来，在深夜里露出我的真面目。说实话，如果不烧伤的话，我的脸也许并不难看，这一点，我那残存的小半张脸可以作证，但这只是假设，这种假设是永远也不可能变成现实了。我对着镜子往伤处敷胭脂，这胭脂是我在一次跳舞时从老师那里偷来的，我记得那个给我化妆的老师曾经说过，我的脸敷不上胭脂，因为没有皮肤，也就没有皮脂，胭脂无处粘附。我抓起胭脂往脸上抹，胭脂无声地掉下来，桌上立即红了一片，真的敷不上啊，可是哪个演员上台不敷胭脂呢？尤其是我，如果我不借助胭脂上台，我肯定会把人家吓跑的，但我不能再像小学时那样，光着一张脸上台，小时候可以那样，长大了就不行了。看来，我想跳舞也许真的不现实，且不说我能不能跳舞，就算我真能跳，我也不能上台，因为我几乎无法化妆。
我不知道是长途跋涉和洗澡让我兴奋，还是敷不上胭脂的事实让我心里十分震惊，总之，我睡不着了，我慢慢揉烂了一盒胭脂，泪水滴在胭脂上，桌面被我弄得绯红一片。然后，鬼使神差地，我在子夜时分开始重写自己的作文。
我想，既然跳舞不行，科学家之类的显然也不适合我，因为我的成绩不太好。天文学家更不行，我一想起公转自转的问题就头疼。文学家也不行，我连作文都写不好，再说我也不爱好它。飞行员更不现实，人家都说，身上有疤的人，根本不允许上飞机。除此之外，我一时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可以称之为理想，还有什么是适合我的理想，我本来准备写营业员写医生写教师的，但又觉得它们只能是职业，不能算是理想。思来想去，我突然想起曾经见过的一个裁缝师傅，他脖子上挂着软皮尺，手拿一把大剪刀，一剪子下去，崭新的布匹霍地变成两片，变成无数片，变成前襟后襟和袖子，那种大胆和果断让我既害怕又羡慕，于是我马上决定，长大后去当一名裁缝师，用自己的手艺去打扮每一个人。我写完了，把作文本轻轻放在母亲的床头，明天早上，她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现我已经重新确定了自己的理想。
刚一上床，我就看见了一个人，她酷似母亲，但比母亲温和、慈祥，她衣衫干净整洁，面带微笑，她身上还有一股香味，不是化妆品的香味，而是食品的香味，像焙干的瓜子，像新出锅的米饭，像甜酒，还像刚洗过的衣服在大太阳底下晒干的味道。她对我说：“兰啊，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往前走就是了，你将来既不会去跳舞，也不会去当裁缝师，从你下地那天开始，你的路就在你的脚板底下，你在哪里，你的路就铺到哪里。”我正要问她是谁，她像太阳下的一小块冰一样，慢慢消失不见了。
似乎没睡多久，我就被母亲吵醒了，她挥舞着我的作文本，一脸的兴高采烈。“兰啊，这篇作文我可以给你打个优。”她大声说，“不是你写得好，而是你的想法很好，你真的想去当一名裁缝师吗？这很好，我支持你，你就应该去做一个朴实的孩子，不虚荣，不羡慕浮华，这样的人才容易得到幸福。打个比方，一个跳高运动员，他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一米八，结果他奋力一跳，跳到了一米九，他该是多么惊喜啊，可是，如果他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一米九，甚至定在两米，他还会有惊喜吗？没有，他有的只是沮丧。”
望着母亲，我想起了昨晚出现过的那个人，她肯定不是母亲，那她到底是谁呢？她跟母亲那么相像，想法却完全不同。
“你有姐姐或妹妹吗？”早餐桌上，我盯着母亲明知故问。
“没有，我只有一个哥哥，我连表姐妹都没有。”
“那么，她就是我做的梦了。”我这样想。
后来，我碰巧又看到了那个裁缝师傅，那个瘦瘦的中年男人，他无精打采地走在小镇的街道上，两边耳朵上各夹着一支香烟，手上提着很小很小的一刀肉，以及两个萝卜、一棵白菜，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轰地垮了，我想起了我那篇作文，被母亲大加赞扬的我的理想，难道这个人的生活真的就是我理想的生活吗？难道我活着的意义就是向他靠拢吗？母亲为什么喜欢我去过他那样的生活呢？
我后来悄悄去问姐姐梅：“你的理想是什么？”梅那时已经在读高中了，她毫不犹豫地吐出三个字：“外交官！”我吓了一跳。“妈知道吗？”我又问她。“她当然知道了。”梅说完就低头去看书。她爱看书，而且口齿伶俐。
我又去问妹妹竹。竹也在上初中了，她只比我小一岁。“女翻译官！”竹不假思索地说。虽然才上初一，竹已经对外语显露出非同一般的热情，似乎那些字母和语法是她上辈子曾经见过的东西。我已经有点泄气了，但还是问了一句：“妈知道吗？”
“本来就是妈告诉我的，妈说我在语言上有天赋。”竹习惯性地白了我一眼，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得意。
我突然想哭，我跑到水池边，跑到那两个女人曾经议论过我的地方，她们说得对，长大了该有多痛苦啊，看来我现在已经算是长大了，因为我已经开始感到痛苦了。原来母亲早就看出来我不如姐姐，也不如妹妹，她给我定的标准远远低于她们，她早就知道我跳不到姐姐妹妹那么高，早就知道我不能当舞蹈演员，所以她一再暗示我要“学会面对现实”。
从这天起，我慢慢安静下来，我不再大喊大叫，蹦蹦跳跳，我微微低着脑袋，让我的妹妹头严严实实地垂下来，遮住我的大半个脸。我在“面对现实”的态度中读完了初中，读完了高中，又很平静地面对了高考落榜这个现实。
那个夏天，我有点茫然，好像我该走的路都走完了，前面突然没了路标一样。我回到奶奶家，奶奶说：“你别太担心，就在我这里好好玩，告诉你，有福之人不用忙，是你的终归是你的，急也急不来。”可奶奶这一套已经安慰不了我了，我甚至对她的安慰感到厌烦，光说这些自欺欺人的话有什么用呢？
燕也过来陪我，她考上了一所省属中专，全家欢天喜地，在当时，考上中专，意味着可以转户口，可以跳农门。燕很高兴，喜滋滋地对我说：“我终于可以跟你一样，不必插秧不必割谷了，你知道吗？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下到水田里去，等蚂蟥过来吸我的血。”
奶奶也在一旁说：“这就好这就好，城里就是好，你看看我们家的兰，她走城里大马路走惯了，昨天从车站走过来，这么点路，脚上居然打出了血泡。”我想声明我的脚上并没有血泡，可奶奶冲我使了个眼色。
“有什么好得意的，她怎么可能跟你一样呢？”燕走后，奶奶愤愤地说：“你是天生就可以不插秧不割谷的，你连这条路都不必走，她考取了又怎么样，考取了她也比你隔泥巴近。”
奶奶又开始自言自语：“人啊，千万别跟谁比一时的长短，以后的事情谁料得到呢？眼光要放长远一些。”
我在奶奶的絮絮叨叨中扭过头去，看村里的山和水，我心里清楚得很，我跟燕并没什么不同，从小到大，我们在这些小路上奔跑，我们喝一样的水，吃一样的饭，我甚至还不如她，她马上会去读书，而我却再也没有书可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