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孩子的时候,吴树也在场。
是我求她来的。也许我不知不觉把她当成了我的娘家人,我的同盟军,我的好朋友。一句话,我把我的内心世界都给了她。
没有朋友。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有时感觉像劳改犯,有时感觉像不会说话的老黄牛,这样的人不可能有朋友。后来,我结了婚,除了工作,又加上做不完的家务,以及关于为人妻的若干纪律,更不可能有朋友了。
我知道吴树不稀罕我做她的朋友,她的朋友很多。常常听她说,我一个朋友讲,我一个外地的朋友说。我的朋友们都说。我真羡慕她。我一个朋友也没有。
后来我想,朋友也是慢慢结交下来的,除了双胞胎,谁和谁天生就是朋友呢?我开始一厢情愿地把她当作我的朋友,我把我的一切一古脑儿抱起来,往她耳朵里灌,往她心里塞。反正她无处可逃,除非她不在旁边指导我的手工,除非她不想看到自己的图纸变成成衣。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吴树不惜请假一天,专程陪我去生孩子。
当童飞他们家得知是个女儿时,一个个脸上讪讪的,他们一直在盼望着一个男孩。而吴树,这个号称不喜欢孩子的人,却露出真心高兴的表情,她捋着我被汗水濡湿的头发说,是个小公主啊!我一把抓住她的手,大哭起来。这一刻,我多么高兴我有这个朋友,她把一件沮丧的事情扭转了方向,她让一切都改变了。
但我到底不是公主的母亲。从医院回来后,我常常不明来由地烦燥不安,一边是整天哭个不停的孩子,一边是倒床便睡的庞然大物,我挤在中间彻夜难眠,抱着孩子哭泣不已。童飞被我哭烦了,大声吼道:小的哭,大的也哭,烦死了,要哭出去哭。他本来就是个大嗓门的人,这一吼,整栋楼都听得见。
第二天,吴树从隔壁走了过来,帮我抱起孩子,对童飞说,你吼什么吼,该吼的是你自己,这是你的罪证!
这句话被整栋楼的人笑了好长时间。
孩子满月的时候,厂里来了一帮小姐妹,其中有个叫燕子的小姑娘,我们是一起进厂的,又是一张机床上的搭挡。她一来就帮我洗尿布,帮我收拾屋子。走的时候,我装好一蔸苹果给她带回去,这些苹果是童飞单位发的,人家说,坐月子的人不能吃生冷的东西,我想放着也是烂掉,不如让她带回去。燕子刚一出门,就碰上童飞回来了。他盯着她手上的苹果看了又看,进门就大叫大嚷:你有什么权利把我的东西送给别人?你跟我讲过了吗?我同意了吗?一蔸苹果是小事,但这是个原则问题。他的嗓门那么大,我担心燕子听见了,只好赶紧关上门,一声不吭,任他数落。心里却在想,我的日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一出门,我就看到了院子里那蔸苹果。燕子到底还是听见了。后来燕子跟我说,我这辈子要么不嫁,要嫁也嫁跟我一样的工人。燕子跟我一样,也是临时工,从很远的农村来的。她常常望着厂房后面那排房子发呆,我们厂离县城的中学不远,燕子就是在那里读的中学,她比我还惨,刚读了个初中就辍学了。她指着一个地方对我说:看见那个窗户了吗?我当时就住在那个寝室里。她看那地方的表情,就像偷渡客看着新的彼岸。
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需要吴树做我的朋友。我本来可以拥有很多燕子这样的朋友,但我放弃了。我真正需要的是站在我前方的人,站在我上方的人,需要我抬眼仰视的人。比如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吴树会说,是个小公主!如果是燕子,她会怎么说呢?她顶多会说,是个千金!公主和千金是不一样的,千金可能会让我展颜一笑,公主却让我顿时飞翔起来。
孩子刚一岁的时候,童飞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下岗了。
童飞安慰我,下岗就下岗,你就在家带孩子,我养活你。这话听上去让人很舒服,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有一天,他突然要检查一下我的家庭开支帐簿,我们一直记帐的。帐本上拴了根绳子,挂在门背后。那天他看了一会,突然发现收入跟支出不对,我是个粗心的人,又不懂得如何试算平衡,两个人越算越糊涂,童飞便怀疑我暗中接济了娘家,我有口莫辩。一直以来,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情,所以婚后我故意少回娘家,结果他还是怀疑了。我赌气把帐本和笔还有剩下的生活费全都交给他,没想到他竟毫不犹豫地接了过去,而且再也没打算还我。从此童飞掌管着全部家庭开支,每次我去买米买菜,都要找他拿钱,回来后实报实销。我有种受辱的感觉。我算什么?保姆?佣人?他却说,以前你管家的时候,我不也跟你现在一样吗?家庭就是这样的啊,统一规划,统一开支,否则,一个柴垛几头拉,一个月工资几天就完了。我没话说了,我想,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应该由谁管家,而是我们的钱太少,如果我们有足够大的柴垛,也许就不必采取这种管理方式了。
但我马上发现,我还是想错了。有一天,他给了我二十块钱,要我去买两斤排骨,人家一不小心给砍了两斤三两,我没那么多钱,人家又不好把多余的三两砍下来,刚好碰见一个熟人,就找人家借了两块钱,把排骨买回来了,结果他大发雷霆,批评我自作主张乱花钱,瞎超支。我猛醒过来,原来问题也不在管理方式上,而在我的家庭地位上,我是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之一,却连多买三两排骨的权力都没有!
我们为三两排骨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吵到要离婚的地步,直到童飞单位的人出面,才把我们的争吵平息下来。
事情过后,吴树把我叫到她家,对我说:无论如何,你得出去工作,别看是夫妻,经济地位照样决定一切。你现在知道了吧,就算你跟他结婚,就算你生了他的孩子,他的东西还是他的,不会因为跟他结婚就变成你的。
后来就有了那个去南方打工的机会,是当地劳动部门组织的劳务输出,原来一起下岗的同事基本都去了,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想放过,只是有点放心不下孩子。我去征求吴树的意见,她不假思索地说,去,当然要去,难道你要为了孩子放弃工作吗?你又不是世家子弟,你没那个福气,你女儿也没那个福气。
我的一点顾虑被她几句话呛得无影无踪。
她还说,只要是机会,一个都不要放过,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机会,往往会改变人的一生。她举了个例子,说她有个同学,毕业前生病住进了医院,没想到同病室的老太太竟是一个大人物的母亲,她不惜一切去亲近那个老太太,最终走进了那个大人物,毕业分配时,她是你们班分得最好的,现在已是大报名记。
我说你们读过大学,当然可以碰到机会,也抓得住机会,我算什么?难道机会还会飞到车间去,找上一个趴在缝纫机上的人?
她说,你也可以去上大学呀。
我?一个下岗工人,一个孩子的母亲,这种人难道也可以上大学?
你真是不看报不知天下事,现在连退休的老人都可以去参加高考了,还有很多自费的民办大学,只要你有经济实力,又有上大学的愿望,你尽可以去读。
当时,我并没在意她提供的这个信息,我还有好多麻烦事要处理。首先,我几乎连路费都没有,我不想找童飞要,他肯定不会同意我去的,他对南下打工的人有偏见,认为女人一到那边准干坏事,我怕说早了,他会去捣乱,让我去不成。
吴树一听,当即掏出钱包,数出路费,塞到我手里,说,挣了钱再还给我。
我决定把孩子寄养在邓村娘家。我妈一脸愁闷地望着我说,天高地远的,记得经常给童飞写信啊。嫂子们说,你犯了个大错误,你应该把孩子留给童飞,你不在身边,孩子也不在,他一个人无挂无忧,谁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
嫂子们的意思我懂,但排骨事件后,我的心已经冷了。当然,她们并不知道排骨事件,也不知道排骨事件可能改变了我们的关系,我们表面平静,按部就班,内心里早已张弓搭箭,一触即发。
临走那天,我才把要去南方的事告诉童飞。果然,童飞听说后,暴跳如雷。他扯着我的行李,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不要脸!一天三顿养着你,你还不满足,还要往外跑!我说我怎么不要脸了,我是去工作,又不是去干见不得人的事!
谁能证明?你以为你干了那种事天真的会塌下来吧。
他扯住我的行李不放手,旅行包扯坏了,东西散了一地,一只衣袖快要拉脱了,我也豁出去了,我想我今天要么从这里走出去,要么死在这里,我再也不要过这种忍气吞声的日子了。我奋力夺过一个包,还有一个包被他抓了一半在手里,我们在门口拔河一样拉扯着。
这时,吴树出现在门口,她靠在门框上,不紧不慢地说:童飞,光用力气怎么拉得住女人呢?你有这个力气,倒不如去给她找份工作,她下岗这么长时间你干嘛去了,现在才想起来拉住她。童飞一听,扭头冲她破口大骂,我趁机踹了他一脚,他猛地搡了我一把,骂道:滚你妈的!我一个踉跄,栽倒在楼梯上,咕噜咕噜往下滚,幸亏被一只煤球桶挡住。我隐约看见手上流血了,脸上好象也有热热的东西在往下爬,但我顾不得这么多了,赶紧从楼梯上捡起乱糟糟的行李,撒腿就往外跑。我听见他在后面骂:你走了就别给老子回来!
还没跑出院门,我就听见童飞跟吴树吵了起来,我觉得挺对不住她的,她从来不跟人吵架,也从来没被人骂过,都是我带累了她。就在这时,我听见吴树的声音在一片吵嚷声中高高飘起:小妹,记得给宝宝取个好名字!
一岁了,我的女儿还没有名字,童飞曾给她取名童悦,被我给否决了,我觉得这个名字除了带来同名的烦恼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我宁肯暂时叫她宝宝,也不愿匆匆忙忙给她取个平庸的名字。平庸的名字预示着平庸的生活,我不甘心。但对于一个下岗女工而言,任何一种美好的生活都缺乏想象的基础,也许应该等我的情况略有好转后,再来憧憬女儿的一生,再来给她一个好名字,一个可以指引她一生的好名字。
燕子也在这支南下的队伍中。她一看到我的样子眼眶就红了:等我们在那边挣了钱,看谁还敢欺负我们!
我的新东家是家美服装厂。出了火车站,有人开着中巴车来接我们,穿城而过时,满满一车人没有一个人吱声,全都兴奋地看着窗外的深圳,尽管我浑身是伤,还火辣辣地疼,但我一样很兴奋,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深圳,陌生的大都市震慑了我,让我暂时忘记了创伤和烦恼,忘记了不快,我慢慢振奋起来。
工厂总部在市区,但属于我们的车间却在郊区。中巴车把我们带到一个周围全是稻田的地方,这是个很普通的厂房,除了那个明星代言人的巨幅广告牌显得有点气派外,其他跟我们原来的厂房没什么区别。
后来才知道,这里比在老家辛苦得多。这里可不管什么倒班,这里全是计件,做得越多,工资就越高。活儿多的时候,早上七点进车间,夜晚十点多还钉在机器旁,小腿肿得硬绑绑的,摸上去就像是别人的腿。这还不是最苦的,到了高峰季节,就算你已经整夜没睡,就算你已经不打算要更多的工资,车间主任也不放你去睡觉,厂里接了订单,时间一到,必须交货。其实车间主任一点不比我们轻松,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反正大家都叫他阿罗,阿罗是个有点秃顶的男人,脖子上成天挂着皮尺,既是他的质检工具也是抽人的鞭子,谁要是打瞌睡了,他就朝谁嚷嚷着一鞭子抽过去。就这样紧赶慢赶,车间主任的嘴唇上还是急出了一串燎泡,也难怪,这边一趟还没走完,那边催货的电话又来了,电话越多,他的嚷嚷声就越大。我总觉得,阿罗的秃顶跟他不停地嚷嚷有关,他一嚷,就叉开五指捋头发,嚷得越凶,捋得越厉害。
后来,服装厂被我们私下里改了名字,我们叫它田中服装厂,因为厂房周围全是稻田,一眼看去,绿悠悠的稻田,玉带似的水沟,景色的确不错,但这种好景象只属于白天,一到晚上,蚊虫成群结队从田里飞过来,像小型战斗机,横冲直撞,还嗡嗡叫。吃的也不好,刚开始,我们一顿吃两碗,后来,一顿要吃三碗,四碗,还馋,深更半夜跑出来,打着手电筒去抓青蛙,回来用电炉炖了吃。吃青蛙也不管用,一个个越来越瘦,又黑又瘦。
这还不算,没多久,我们全都染上了头晕恶心的毛病,尤其是早上,宿舍门口一排排蹲着干呕,就像集体怀孕一样。后来找到了根源,是蚊香熏的。我们的宿舍是只有一个窗户的大通间,十个上下铺挤挤挨挨塞满屋子,像养鸡场。没有桌子,没有凳子,衣箱和脸盆都放在床下,蚊香架成了随处可见的小摆设,每张床头都摆着一个,一到夜里,十个蚊香一起燃烧起来,袅袅娜娜,十分壮观。蚊子是给熏跑了,但人也跟着熏得差不多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呵呵的,因为钱比以前多了,以前在老家,一样拼命干,一个月才拿两百多,在这里,翻了一倍还多,有了钱,蚊子也就不算什么了。
这当中,我和燕子的工资是最高的,因为我们说闲话的机会少,耽误的功夫自然也少,不是我们不想说,而是我们插不进去,我们听不懂她们的广东话。
我们宿舍里有个黑面孔的老女人,差不多快五十岁了,每天下班后,不管多累,她都喜欢喝点酒。有一次我问她,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找个轻松点的事情做。她说轻松就没钱,有钱就不轻松。后来她告诉我,她是为了孩子才出来拼命的,她的孩子正在劳改农场服刑。她说他坐了牢也是我的儿子,我比以前更疼他,所以她唯一的出路就是多挣点钱,儿子还没结婚,什么都没有,她要赶在他出狱前给他打点基础,要不然,她怕他还会犯错误。
我正要说起我的孩子,她呷了一口酒,接着说,要是能倒回去,让我回到你这个年龄,我是不会要孩子了,要是没有这个孩子,你想想我现在有多舒服。我妹妹有个女儿,跟你差不多大,我就对她讲,结婚可以,不要生小孩,没意思。她妈还骂我,怪我不说人话,她不知道,养小孩真的没什么意思,那句老话说得没错,不是冤家不聚头。
我知道她看走眼了,但我没有纠正她,而是笑着问她,你认为我今年多大?
你呀,顶多也就一二十岁吧,有二十了吗?年轻好啊,在这边做几年,找个有钱的老公,进城安个家……
我哈哈大笑。我得承认,她的一番话让我受用极了,我实在不忍心破坏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形象。
后来我才知道,在这里,每个人的过去都是相对封锁的,没有人会向你刨根问底,也没有人对你的过去感兴趣,不像在老家,同事之间是透明的,彼此的家境一清二楚,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
又一批单子交货了,那天刚好是五一劳动节,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地聚餐。席间,几个男人讲起了黄色笑话,年纪大一点听不下去了,开始制止他们:说话注意点,这里还有好多没结婚的小姑娘呢。其中一个小火子问:谁?谁没结婚?没结婚的举手。桌上的女人几乎全都举起了手,我一笑,也跟着举起了手。我注意到,燕子在我对面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我冲她眨眨眼。我还注意到,坐在对面的阿罗在不时地看我。
第二天,阿罗安排我跟他一起往市区的厂部送货。送完货,他说吃完饭再回去吧。我说我没带钱。他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我请你吃饭会让你掏钱?
除了童飞,这是第一次有男人请我吃饭。我还记得我们那天吃的是海鲜,这也是第一次。我坐在他对面,手足无措,我甚至不知道那些东西该怎么吃。
他突然说,昨天在饭桌上我看见你举手了。
我点头,含混地笑了笑。我想我没有必要对一个陌生人坦白自己的过去。
从那以后,阿罗经常带我去送货,然后就在市区吃饭。他开始慢慢向我讲他的一些事情,讲他来深圳八年了,从一名杂工到车间主任,他吃了多少苦,讲他在河南的老家,再三催促他快点结婚的老母亲,讲他曾经的女朋友,甚至还讲到他结婚后的打算。我这才知道,是家传的秃头害得他显老,他其实才比我大五岁。我一直听着他讲,却很少讲自己的事,我觉得我的过去没什么好讲的,再说他也没问,他似乎更喜欢讲自己的事情。
有一天,他突然看着我说,这么长时间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就像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棒。我知道应该说实话了,但我不知为什么就是说不出来,我开始给自己找理由:他并没有问我你结婚了吗?他甚至都没有问过我有没有男朋友,仅凭那天在饭桌上开玩笑似的举手,他就开始自说自话,这能怪我吗?
想了又想,我决定去给吴树打个电话。我想听听她怎么说。
吴树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兴奋,果然,她说她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我说,有人似乎想追我呢,怎么办?告诉他实情吗?她在那头兴冲冲地鼓励我:干嘛呀,这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最高赞赏,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告诉他,我让他顺着他的感觉走,先享受一阵再说。她说完哈哈大笑。
如果他来真的怎么办呢?我想象着童飞拼命的样子,竟有点不寒而栗。
这要看你对他感觉怎么样?如果有兴趣,你不妨在他和童飞之间做个选择题。能有选择题做,是一个已婚女人的荣耀,这说明你有魅力呀。
哪来的魅力呀,人家要是知道我结了婚还有孩子,肯定跑得远远的。
那就别告诉他这些,你没听说吗?没结婚的女人是珍珠,结了婚的女人是鱼眼珠。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告诉他实情,人家也许并不想知道什么实情,人家只想和你交往交往,千万别自做多情,不要人家一试探就以为他想跟你百头偕老,结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又问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长得什么样子。我告诉她,是这边的车间主任,长得一般,还不如童飞呢。她呵呵一笑:小妹,你很聪明,你要学会把聪明拿来规划自己的人生,你要做一道值得选择的选择题。
我就像找到理论依据似的,定下心来,一任阿罗带着我往前走去。我发现吴树真是料事如神,尽管阿罗还像以前一样带我去送货,请我吃饭,但再也没有说出更进一步的话来,也许他的用意不过如此。
没过多久,阿罗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被调去厂部一个成衣车间,那是专门为设计师们服务的地方,那里不仅工资高,环境好,机会也多,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好差使。阿罗说,对你而言,这是在家美最好的岗位,我动用了自己在家美八年的资源才给你争取来的。我顿时有说不出的沉重,我直觉再也不能这样含糊下去了,我一定得找个机会跟他说清楚。无奈好消息带来的兴奋太强烈了,很快就冲淡了这份沉重。
好像有人知道是阿罗在中间帮了忙,我离开那天,有人阴阳怪气地看着我,有人在一旁嘀嘀咕咕,指指点点。正好那段时间阿罗接了一个到外地加工的单子,要出差一段时间,就这样,我和阿罗几乎是同时离开了家美的厂房。
三个月后,阿罗在厂部那个成衣车间里找到了我。我兴高采烈地迎上去,猛地发现他的眼神不对。他一把将我拽到外面,死死地盯着我,说你的心真够狠的,你来这里这么久,就一点不想你的女儿,一点不想你的老公吗?你真的已经把他们忘记了吗?你准备就这样抛弃他们,一个人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你以为你可以欺骗我一辈子?你夜里不做恶梦吗?
我形容不出他的眼神,我没想到他会露出那样的眼神,他似乎真的受到了伤害。我很不安,又不知该如何解释,心里一急,眼泪就流了出来。
你这种狠心的女人还会流泪?是鳄鱼的眼泪吧?
我好几次都准备告诉你的,但是……
但是你说不出口,你怕说出来对自己不利,对不对?
我真的是准备告诉你的。
既然准备告诉我,当初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低下头去,不再辩驳。
没过多久,我被辞退了,理由是成衣车间现在不需要这么多人。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我不想去找他,也不想向他解释,我想他这人也就这么回事,遇到一点障碍就搞报复,就反目成仇,一点都没有男人的样子。我只是越想越生气,谁让你把我弄到总部来的?我求你了吗?没有你的这番折腾,我会在厂房干得好好的。真的,整件事情,我甚至觉得我是个受害者。
后来,燕子告诉我,我走了没多久,原来那些同事就议论纷纷,说我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却在这里冒充小姑娘,欺骗男人,利用男人,说我天生是个吃男人饭的女人,还说当初我和童飞结婚,她们就看出了我的目的。燕子说,阿罗回来那天,肯定有人跟阿罗说过什么了,我看见她们从阿罗办公室出来,接着就听见阿罗的办公室传出一声爆响,他把自己的水瓶摔了。
我又给吴树打了电话。除了她,我没有一个可以打打电话的人,尽管我的丈夫就住在她的隔壁。
告诉你,同性永远是最大的敌人,除非你比她们谁都丑,比她们谁都不讨男人喜欢,比她们谁都倒霉。打击她们只有一个办法,你要变得更加漂亮,要让更多的男人喜欢你,要让她们干瞪眼,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想笑,和她说话真解气,真痛快。可我笑着笑着又哭了,我没了工作,也没有地方住,打道回府吗?童飞留在我身上的伤疤还没好呢,我实在不想回去。
吴树让我一定要想法坚持几天,她来帮我想想办法。
就这样,我白天在街上晃悠,寻找招聘启示,晚上偷偷回到厂房去,跟燕子挤在一起,忍受那些人的窃窃私语和偷笑。
没过几天,吴树就给了我好消息,她一个同事的亲戚在这边开了家餐馆,她跟人家讲好,让我到那里先做一阵再说。
就这样,我来到了一家名叫天府国的川菜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