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ulnerability and pressure
理查德的童年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身体上，都比我的童年更匮乏，这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我们俩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内心深处埋藏着日后在适宜的（或许是不适宜的）环境下可以生长为情绪问题的种子。
了解一个人为何变得抑郁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从脆弱和压力的角度去思考。前者包括在家族史、从父母那里遗传的基因和我们早期生活经历的影响下，我们每个人患抑郁症的风险。而另一方面，压力是我们一直以来经历的许多不同的生活事件。所以脆弱因素越多，当某个压力大的事情发生时，它就越有可能会诱发抑郁症。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特定的抑郁阈限，当生活中遭遇了太多难以承受的经历，超过这个阈限时，我们就有可能患上抑郁症。有些人似乎抗压能力强，而其他人在面对相同程度的压力时抗压能力却要弱许多。此外，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如关节炎或心脏病这种长期健康问题的出现，我们的心理会变得越来越脆弱。
此刻，我坐在一个光线昏暗的办公室里，那是索尔福德市中心的一个诊所，有时我在那里接诊。微弱的午后阳光正拼命钻进装在窗户外侧的安全格栅，从外面透进来的空气不太新鲜，并且夹杂着从烟鬼的聚集地吹过来的、浓浓的烟味。一个脸色蜡黄、名叫理查德的年轻人正尝试着向我讲述他的抑郁症家族史。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他正尽力专心地讲述。他的思维迟缓——严重的抑郁症可以导致这一点。
“我母亲……嗯，她过去常常变得很……很古怪……很奇怪。”他开始说。
“你什么意思？”
理查德在继续开口之前低头看着他的手，“嗯，让人害怕的那种。有时她正和我们讲着话，中途就停了下来。她总是告诉我们她可以听到……各种声音……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有好几次在普雷斯特维奇这个地方住院……我记得是这样。”
普雷斯特维奇曾经是当地的精神病医院。
“其他人呢？”
“嗯，我爸爸……酗酒，他总是挑我和弟弟的毛病……”
“他伤害你们吗？”
理查德的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发出声音。一滴眼泪从他脸上滑落下来。他试图再次说话，却由于情绪激动，他的声音哽咽着。然后话好像被驱赶着似地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他总是殴打我母亲……我有一次试图阻止他，结果他打断了我的胳膊。”
是的，很痛，而是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痛。我渐渐理解为什么十几岁的时候理查德就开始患抑郁症，以及为什么到现在他25岁左右时，他的情绪仍然严重消沉。他设法摆脱掉童年时困苦生活的影响，在一家机构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不料竟会因为童年时代就患上的糖尿病所引起的并发症，他失去了他努力奋斗才得来的一切。他的母亲也患有糖尿病。理查德现在开始出现视力问题，考虑到他的童年生活，他还特别容易患上抑郁症。尽管我们可以理解抑郁症发作的原因，以及得了像糖尿病之类的严重疾病可能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会因此明显地沮丧。他们往往设法找到应对的方法，继续生活下去。理查德却做不到这一点。
医生们有时错误地假设沮丧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举个例子：“嗯，如果发生了那件事，你就会感到沮丧，不是吗？我就会！”
他们不承认有时事情会比他们假设的复杂得多：一个人其实有可能感到抑郁，抑郁与忧愁不同，它是一种更深和更强烈的绝望感，这种绝望感会影响你的世界观，并且会干扰你继续生活的能力。
我自己的过去揭示了我特别脆弱的原因。我的外公是苏格兰西部的一位煤矿工人，在我母亲17岁时死于肺结核。我外婆则在妈妈12岁时就突然死于脑溢血。当时她们正一起出门上街，外婆突然倒下去世了。我无法想象这件事对妈妈的影响，她从来不谈论这件事。我知道生活在一个像英国最贫穷的索尔福德一样的地方，她的童年生活艰辛。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源自这个地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今天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解释我和母亲之间为何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会如此地截然不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和母亲之间的共同点实在太少，但是我知道苏格兰西部的贫困在我的基因里，同时我幼时母亲的个性和信念对我在我成长中留下了烙印。
母亲为了找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初搬到了英格兰，在斯凯格内斯小镇的海边遇到了我父亲，他当时正在“8”字形的过山车上工作，这是20世纪正流行的一个巨大的迂回旋转的木制游乐设施。
我的脑海中有关爸爸的一些最栩栩如生的画面是：他爬上过山车陡峭的轨道，修复把车厢牵引到过山车顶部的链条。当车厢到达顶部时，重力最终让他们降落下来，但是如果链条断裂（这时常发生），整个过山车设施会停止不动，这就意味着票卖不出去。爸爸从来不怕在海滩上高耸的轨道上行走，检查故障。然而我只记得有一次和他一起在过山车上的经历。当我们坐在只用一根细细的金属杆牵引的木制红色车厢里叮当地向前行驶时，我的心怦怦直跳，出汗的双腿紧贴着粗糙的人造革座椅。每次我们行驶到一个转弯处，我都感觉我们会脱轨飞向天空。
“镇静！别哭，我们快到终点了！”爸爸一直试图安慰我。
“我做不到！太可怕了。我只想让它停下来。”
“我们无法让它停下来。只要试着享受这一切就好了！”
当我们下来回到入口处时，我还在哭着。爸爸跳下小车厢，看起来就像他想假装我们没有一起乘坐一样。或者他的内心在想这个泪流满面的女孩不是他的女儿。即使在那时，我从根本上了解了我父亲：尽管在许多方面我们很相似，我们也存在差异。他至少身体强壮并勇敢地面对外在的危险，而我的表现却是焦虑和恐惧。
有关爸爸最早的记忆，是他走进前门对面的我的小卧室里哄我入睡，抚摸着我的头，温柔地低语：“放松就好，什么也别想……睡吧。”
当父亲用粗糙的、指甲被咬秃的巨大的双手抚摸我两鬓柔嫩的肌肤时，可怕的妖怪就会退到窗户边破旧的绿色粗呢屏风后面。他的手散发着游乐园发动机的机油味，还有每天早晨站在浴室镜子前他梳理头发时使用的油腻的白色发胶的气味。妈妈总是在房间外的某个地方，我想我从小就感觉到她不开心——有时在内心深处很不开心——但我当时不明白缘由。我现在想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长期缺钱、对我父亲事业不成功那无法言说的失望，以及我弟弟艾伦患有精神病——是如何导致了我们家里持续的并日益增长的焦虑感。
“这是怎么啦？”在艾伦每天早上上学前反反复复穿上又脱掉T恤的时，我总是这样问他。我负责在早上把我的两个弟弟弄出门，因为我的父母在7点30分开始工作。我最小的弟弟伊恩比我小11岁，没有惹任何麻烦，高高兴兴且津津有味地吃着麦片。艾伦，比我小7岁，却被某种没人能叫得出名字的疾病困扰着。“走开，别烦我！”他喊道。
“告诉我。”我恳求着，努力去理解。
“太多的折褶痕。”他通常会流着泪水喃喃低语或厉声喊叫。
我试图坚持：“我们要迟到了。”
“我不在乎！别管我。”
当他试图穿上衣服时，他总是会在挫败感发作之下撕碎他的衣服。之后再一次地在晚上换上睡衣之前，他总是在黑暗中站在床边数小时，这是因为在举行复杂的入睡仪式过程中，某件事情出了差错，而他无法用语言解释。
这使我父亲陷入绝望。“艾伦，把衣服穿上，好吗，儿子？”
“不好，我穿不上。”
“雷……快半夜了。”我母亲总是站在卧室门口乞求道。
“别理他。让他站在那儿，把灯关掉。”她恳求着。
我总是看见弟弟的侧影，伫立在床边却无法上床睡觉，发呆似地一动不动。然后门会砰然关上，我们所有人都能听到他压抑的哭泣声。最终，我父亲也总是会退却到他自己的卧室和床上，由于失望和愤怒而一蹶不振。多年后我弟弟才被确诊为患了强迫症（OCD）。
“刚才妈妈说她有时想离开，离家出走，回到苏格兰；一切都那么可怕。”多年后在一次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中艾伦告诉我。
但妈妈没有离开，她留了下来。
我真的想知道假如我处在她的困境，是否会同样选择留下，而不是试图逃避。
我父亲越来越受到我现在所判定的社交恐惧症的影响。在他身上社交恐惧病主要体现为害怕在公共场所与人交谈，并且他的严重程度似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例如，母亲不得不说服当地的店主让她把鞋和衣服带回家去让父亲试穿。这种焦虑感甚至会阻止父亲进入图书馆去借书。虽然喝点酒会让此事变得容易一些，但他很少喝，反而宁愿每天抽四十几支香烟。
我母亲似乎总是比父亲更自信，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她喜欢唱歌和跳舞，总是半开玩笑地说：“我当初怎么会嫁给一个不会跳舞的男人？”但是她也变得越来越焦虑，由于压力而引起的像头痛、胃酸倒流和胃痛之类的身体症状折磨着她。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服用镇定剂——一种安定类药物，而医生都乐意开这类药。
焦虑不安感逐渐成为我们家里的情绪常态。爸爸会逮着一切机会和我们大家争吵，在和母亲的一次特别凶的吵闹之后，他上床躺了几天，几乎不吃任何东西。
“琳达，给我端杯茶来就好，”他说，“然后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他转过头去避开我，面朝黑暗的房间角落。
“你难道不起床吗？”
“没有什么值得起床的事，不是吗？”
爸爸和妈妈带着艾伦一起去接受家庭治疗。爸爸讨厌精神病顾问医生凝视着他，却什么也不解释的样子。“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们正试图做什么，”他说，“他们只是想让我感到内疚。”
医生也曾要求我一起去，但是我拒绝了，我跟自己说，这事与我无关。我的学业太忙了。
当时，从生物学角度对心理疾病做出的解释并不广为世人所知。父母的不良养育更有可能比大脑的紊乱影响更大，而真正的原因，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是遗传与环境的混合作用，而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我怀疑我弟弟从我父母双方那里遗传了焦虑的倾向。他出生时难产，在分娩关键的几分钟里无法探测到他的心跳，这可能对他的大脑造成了一些轻微的缺氧损伤（这是一种由于供氧不足而造成的脑损伤）。后来，由他的疾病而引发的父母之间的紧张只会让他感到更焦虑，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包括怪异行为、愤怒、指责、穿衣和上床睡觉时遇到的困难等。
我弟弟不是他们唯一一个表现出心理健康问题迹象的孩子。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也开始经历我后来非常熟悉的、由焦虑引起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症状：每当我感到有压力的时候，我会担心即将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头痛欲裂，恶心反胃和手心出汗。
我现在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度过的每一天都需要充分利用我的情感触角去揣测家里每个人的情绪，为作为一个心理医生的我在日常工作中与病人感同身受打下了基础。然而这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使我有时对别人的行为过度敏感，以至于我认识到，我不能总是相信自己在人际关系上的直觉。它也让我在二十岁出头就有了患上严重抑郁症的苗头。除了继承了神经过敏的基因，我还努力去面对以下事实：我的家庭从来没有真正地为我的成长和学会如何充满信心地去探索世界，提供一个情感上安全的环境。虽然我的母亲也感到焦虑，但她却能天生地充满信心地对待生活，只是我想我更多地继承了我父亲的沉默寡言，在早年我和他更亲近。但是我青少年时期对父亲的依恋让我变得越来越焦虑和恐惧，这种变化进一步促成了我自己特定的、承受生活所抛给我的一切时的阈限（有时似乎是相当低的）。
所以当我倾听理查德述说的时候，我能理解为什么他容易患上抑郁症。他的童年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身体上都比我的童年更匮乏，而且更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我们俩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内心深处埋藏着日后在适宜的（或许是不适宜的）环境下可以生长为情绪问题的种子。
“我知道这是可怕的，你可能认为此刻的生活似乎永远不会变得更美好”我向理查德说道。
他抬起头，什么也没说。我不但能感觉到他的怀疑，而且能感觉到他越来越绝望。
“但我想试一下是否有办法可以帮助你感觉美好一些。我觉得肯定有办法。你想要我们试着去做这件事吗？”如果想让治疗有效的话，我们需要以合作的方式着手去做此事。沉默持续了几秒，但仿佛过了很久。然后理查德和我交流了一下眼神，微微地点头示意。
“是的，我会配合的。”他最终说道。
“太好了，”我回答道，“我想我们需要思考你想努力去解决什么问题。你告诉过我许多有关过去的情况，以及你成长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但也有一些事情与你如何去应对目前的问题有关。”
“我必须谈论过去吗？”
“不，我们可以从目前的问题开始谈起，来尝试帮助你重新开始和更好地经营生活。”
理查德开始配合一位心理治疗师，制定简单的目标来将治疗向前推动。这种治疗方法叫作“行为激活”，它基于以下理论：当我们感到抑郁时，我们停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些令人愉悦的事情、那些像起床和穿衣一样的日常琐事，以及像摊开账单和支付账单这样的重要事情。为了恢复健康，我们需要逐渐开始变得活跃，因为我们的活动水平和参与生活的程度与我们的情绪密切相关。这里谈论的并不是等待感觉更美好才去享受生活，而是采取更好的行动以便感觉更美好。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种治疗方法确实有效。
理查德欣然接受了这种治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情绪开始改善。
“我已经开始再次定期检查我的血糖。”他在不久后预约的一次诊疗时说。他和我对视了一下，他的脸上展开一个不确定的微笑。“我感觉好多了，但是……”
“但是什么？”
“我忍不住害怕。我的意思是，我担心有一天，我最后的结局仍然会像我母亲一样。我的意思是，它就在我的基因里，不是吗？疯狂……是遗传的。”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也懂那种恐惧，但我也可以坦白地告诉他：“仅仅因为它在你的基因里，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被克服。很多人像你一样，都容易患上抑郁症，但我们可以做些事情来预防它，并且它如果复发的话就进行早期治疗。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发疯。”
“真的吗？”他听起来很惊讶。
“真的。”
沉默很久之后，他说：“我想我现在不想谈论过去，我想忘记它。”
这是他的选择，我认为这可能是正确的，至少就目前而言。
当人们抑郁时，他们对过去念念不忘；而当他们健康时，他们可以更轻易地抛弃过去的想法。人并不总是一定要回忆过去，才能对目前感觉更美好。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记得易患抑郁症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方面我们都是弱者或微不足道的人。有时记住这一点很难，但是它对我们的生存却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