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unds
珍妮丝真正的伤痛隐藏在内心深处，这是她与父母之间关系发展的结果。她过去与母亲的关系不仅损毁了她的自我形象，也破坏了她现在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我和她有着至关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都被生活所伤，都认为自己不被这个世界重视。
我们大多数人需要和一些人有亲密的关系，但是就是在这些关系中，我们最有可能置身于被伤害的危险中，无论是情感上、身体上，还是性关系上。的确如此，最严重的情感创伤往往是那些和我们最亲近的人以及那些我们敢于相信的人所施加的。我们生活早期所经历的情感创伤使我们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因为它让我们成年后在情感上更脆弱，可能更难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更难以应对的压力。由于情感创伤在自我感觉上产生的负面影响，它也可能稍后以自残的形式表现出来。
1980年7月月末，我告别了福尔柯克医院外科的同事，开始了在曼彻斯特的心理医生的培训。我有点舍不得离开。我和同事的关系已经非常亲近，尤其是和迈克，我知道我会想念他的陪伴。在我们的告别晚会上，借着醉酒这个惯常的借口，我们最终在昏暗的宿舍休息室的角落里相拥在一起、亲吻和窃窃私语，身边到处是半梦半醒的人和拉格啤酒空罐。
“从你最初来这里以后，你改变了很多。”他告诉我，“你之前很冷漠。”
“当时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说，同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这件事，“现在我害怕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应付得了。”
“哦，你可以的。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医生。”他笑着，头向后仰，倚靠在墙上。
我们在黑暗中待着，有片刻没有说话。他不太明白我一直想说什么。我拿不准我将如何应付我的新生活，在一切发生了变化之后——不仅是我的工作上的变化。我感到很孤单。
“你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心理医生，因为你是我见过最敏感的人。”
敏感还是过于敏感？我外表坚强、冷淡，但这只是演戏而已。在内心深处，外表之下，我只不过是个软弱之人。我太容易受伤害，我与他人的交往，特别是与家人的交往，给我造成了情感上的创伤。我知道我总是倾向于过多地细想别人的语言和行为的含义；我会在困难的交谈结束之后很久仍在心中细细思量，结果被别人没有任何恶意的话中伤，自寻烦恼。我敏锐地察觉到我周围的人的情绪变化，但反而有时会注意不到一位朋友外貌上其他更明显的细节改变，如一副新眼镜或新发型，因为我沉溺于自己的想法，每时每刻仔细分析我与世界的相互联系。我经常发现自己为了让别人喜欢自己而去取悦他人，但是又痛恨这一切妨碍了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情急之下我总是会说一些话，事后却又后悔，然后开始反反复复，左思右量。个性敏感的人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并且经常被告知他们“对事情太认真”。如果他们变得非常沮丧，对他人的关注会变成偏执的想法。他们开始相信别人真的不喜欢自己，并且实际上正在背后议论他们，尤其是他们的自尊心早已不足的时候。
我知道失去福尔柯克的朋友，尤其是迈克，会带来痛苦，而我不想再感到痛苦。我必须继续生活，我要开始一段新的职业生涯，要回归一桩旧的婚姻。所以我乘火车来到了英格兰西北部，搬进我们的临时住处——柴郡朗科恩镇的一套公寓，它就在吉姆已经开始工作的实验室附近。因为我不会开车，他每天花费20分钟送我到沃灵顿的中环火车站，从那里我再赶火车进城。我在一家教学医院里踏上了专业医学培训的第一步阶梯。
1980年9月的一个傍晚，曼彻斯特下了场细雨，在我的头发和羊毛开衫上留下一层晶莹的小水滴，当时我正走向距离这里5分钟路程的皇家医院，穿过上溪街拥挤的主干道。天渐渐黑了，我横穿马路时，汽车的前灯晃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尽量避开水坑，巴士司机几次三番试图在沿排水沟飞驰时把我溅得浑身湿透。我走入纳尔逊街，在进出急救科的救护车之间躲闪着。
曼彻斯特皇家医院急救科的医生要求我跟珍妮丝谈谈，之前他们让她服下了她头天晚上服用的扑热息痛的解药。她用斯坦利牌刀自杀，在每个手腕上深深地割了一刀，然后，躺在床上等死。当她来到急诊室时，她的伤口早已停止流血，因为在打电话叫出租车送她上医院之前，她已经在伤口处裹上冰，以减少肿胀。我是当时值班的精神科医生。虽然我享有这个头衔，却只有两个月的经验。
当我进去时，我被带到一个25岁左右的年轻姑娘身边，她躺在昏暗病房里的一张旧检查床上，几乎不可能不被打扰。在隔壁小隔间里，一个褪色的帘子后面，我们可以听到内科主任正在询问一个喘不过来气的病人有关他胸痛的情况，和我们周围的急诊处永不停歇的节奏：急促的脚步声，金属托盘的叮当声和召唤初级医生迎接下一个挑战的刺耳的、单调的、冷酷无情的寻呼声。珍妮丝一动不动地躺着，对这些噪音充耳不闻，一声不吭地在盯着天花板。她的脸色黯淡、苍白。脱色的金色头发凌乱地向上支楞着，露出深褐色的发根。她身上散发着酸臭酒精那令人作呕的气味，伴随着常见的自我中毒，我将会很快熟悉这种气味。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服药过量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冷酷的结束她生命的企图。珍妮丝能活下来真是幸运，既没流血至死也没睡得太久，甚至扑热息痛还没有对她的肝脏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我猜你想知道为什么？”她问我，把头转向我。
我们目光相遇，那一刻我惊呆了，淡蓝色的虹膜环绕着墨黑色的瞳孔，似乎直接穿透了我的灵魂，我说不出话来。
“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她重复了一遍，然后继续说，“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我不明白活着有什么意义。我已经考虑这件事很久了。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搞砸了。”
她的声音惊人得响亮，不是伦敦腔，但她一定来自英格兰南部，这表明她远离家乡。她几乎是在咆哮，没有一丝自怜。她告诉我她独自一人生活，没有指望任何人找到她。
我从金属床头柜上拿起了记录，开始翻阅，试图掩饰她是多么地让我感到害怕。自杀未遂不应该那么镇静的。我深吸了一口气，着手做我的工作，建立她的精神病史，确切地了解她发生了什么事：何时发生的，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按照什么次序发生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的是，”我过了一会儿把记录放到一边，问道，“你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你为什么叫出租车来医院？”
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好像很喜欢和我唇枪舌战。我怀疑她是否曾经看过精神科医生，虽然她否认了，但她似乎知道我要问什么。
“嗯，自杀没成功，是吗？我醒了过来。所以我不想再试一次。”她直视着我的眼睛，然后补充说，“至少，当时肯定不想。”
“如果我建议你住院一段时间呢？”
我颇费了一番功夫说服她，但她最终同意了。她皱起眉头，夸张地做出“思考”的模样，然后第一次笑了，她看上去不再是一个病怏怏的羸弱之人，而是一个朋克风的小精灵。
“好吧，因为我喜欢你。”她对我咧嘴笑了笑，“我跟你说一声，我会一直待到明天，为了你。然后我要回家了。”
我的新工作与我以前在外科做住院医生的工作之间存在很多差异。首先，我不穿白大褂，护士也不穿制服，有时很难把她们和患者区分开来。其次，大多数时间我的病人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看病而不是我去病房看他们。偶尔，有人会卧床不起，因为他们觉得不值得为了生活而起床，正如当初我的父亲那样。但大多数病房里的病人都起床走动一整天。最后，这里的查房与综合性医院的查房是完全不同的流程。我们总是在周三下午2点在门诊部楼上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集合，与会诊医生詹姆斯博士碰面。他总是准时到达，坐在房间尽头那有扶手的椅子上，而我们其余的人则坐在高背椅上，围成一圈面对他。
当我陪同詹姆斯医生去询问珍妮丝时，他们之间的谈话在闭路电视上被转播给小组的其他成员观看。当她搪塞詹姆斯医生，巧妙地回避他试图越过她强大的防御的时候，我敬畏地看着、听着。珍妮丝是一位艺术生。我们了解到她已经决定了她想自杀，因为她及其讨厌她鼻子的形状，所以她不想继续活下去。她对自己的外貌很敏感，对自己的长相感到厌恶，而对我来说她看起来完全正常，如果不是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的话。她变得如此沮丧，认为自杀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她解释的方式使得这一切对她而言，似乎都合情合理。这是我努力去理解的一种思考和存在方式，但我费了很大的劲儿去理解。外貌永远不应该重要到影响一个人活下去的欲望，但我开始明白，她真正的伤痛隐藏在内心深处。
过度地关注自己的外貌，以至于妨碍到正常生活，被称之为身体畸形恐惧症。就珍妮丝而言，这似乎是她与父母之间关系发展的结果。她的母亲对她非常挑剔，在坚强的外表下，珍妮丝自我感觉很差，主要表现是对自己的外貌很不满意。她过去与母亲的关系不仅损毁了她的自我形象，也破坏了她现在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回忆是痛苦的，深深的心理创伤依然未愈合。
“她曾经告诉我，我走狗屎运才能找到一个愿意爱我的人。我既相貌丑陋，心灵又不美。”她向我吐露。
“那一番话一定让你很痛苦。”
她看着我，几乎带着歉意笑了笑。“情况仍然如此。”
与珍妮丝谈话几天后，我出现在詹姆斯医生的办公室。秘书们都走了，路灯照亮了街对面的公园围栏。当时是下午6点之后，公园中央的儿童游乐场里影影绰绰。詹姆斯医生那平静的语调，他头倾斜的样子，使我突然想向他倾诉、吐露心声。
“这一年过得很艰难，”我开始说道。“我父亲一月去世，然后我公公也死了……有时候似乎我永远熬不过去。”
我急匆匆地脱口而出，然后感到很尴尬，因为我确信他不会想听我的问题；沟通的那一刻消失得如同来时一样的突然。我匆匆咕哝了句“再见”，冲出办公室，动身前往车站，确保自己待在明亮的街灯灯光里。再一次，我感到内心非常孤独，但是在为詹姆斯医生工作的六个月期间，我再也无法向他诉说。我继续在精明强干的外表下隐藏我的感情——担忧和恐惧。
几周后，在我下一个工作岗位上，在威辛顿医院的精神科病房，我第一次见到了弗朗西丝。会诊医生说弗朗西丝患了抑郁症，但并不感到沮丧，她只是憎恨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上的每个人。她很生气，充满敌意，害怕别人别有用心，并且根据大多数医护人员的看法，非常不识好歹。回想起来，作为一位医生的第一位病人，她不是共同了解心理治疗的最合适的候选人，因为她的问题相当复杂，但是我喜欢她身上的某样东西。在一个到处都是患抑郁症的中年妇女人群中，这些女患者举止良好、彬彬有礼，对医生表现出太多的尊重，还有在另外的患者人群中，这些人入院多次，以至于对所有的护理人员像老朋友一样。与他们不同，弗朗西丝是那样格格不入。
“人格障碍。”每次她和护士争吵时，护士们都会低声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会称它为相互关联：通过自己的心灵与另一个心灵的结盟，来减少自己对于生活感到焦虑的一种无意识方法。这是后来被我的监督小组鉴别和温和地受到苛刻检查的一个策略，我每个星期与小组会面，讨论我的进展。然而，我觉得与其说是我找到了一位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不如说是弗朗西丝找到了我。我有时可以猜到她想告诉我什么，好像我有直觉似的。
一个人早期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塑造他们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所展现出来的情感上的、态度上的和行为上的反应的特殊组合。我们的个性发展，严重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是否良好，我们是否会感到沮丧。有些人的经历让他们从很小的年龄就感觉情绪持续低落。我经常问这个问题：“你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感觉像原先的你？”这种持续的情绪低落有时被称为“心境恶劣”，但较早的教科书有时称之为“抑郁性个性”。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这个术语，因为它太常用于贬义。有着沮丧个性的人有时会变本加厉地感到沮丧，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无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往往意味着他们缺乏必要的支持来使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受到重视，而这一点对帮助他们康复来说是必要的。
弗朗西丝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
“家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问。
“艰难的……不对，忘记我刚说的话。”她回答说。
“在什么方面艰难呢？”
她默默地抠着左胳膊上的一个痂。当她用稍长的指甲撕扯这个痂时，我看到血从硬壳下渗出。在她的两只前臂上留下了她用剃须刀片反复划伤自己的痕迹。较新的伤痕由于发炎仍然鲜红鲜红的。旧一些的伤痕看起来像是一只蜗牛在铺路石头上留下的银色踪迹。她告诉我，当她自残时，她感到一种奇怪的解脱感。她不想自杀，但有时她需要减轻内心的痛苦，而自残似乎起到点作用，尽管时间很短。其他人反过来告诉我，他们自残是为了体验痛苦，为任何他们感到内疚的事来惩罚自己。
“你能告诉我一些有关你家的情况吗？”我又试了一次。
“我不能说我讨厌它，是吗？我的意思是，我想他们还是关心我的，但我不可能成为他们想要我成为的那种人。”她抽泣着。
“你必须成为他们想要的那种人吗？”
“我不想成为……不同的我。”
“也许你是呢？”
沉默，但是她接着耸了耸肩。算是一个回应。
“也许这也可以……成为不同的我？”
“为什么？为什么说这也可以？”
“也许这是一个开始，一个起点。”
她抬起头来。我察觉到了一个迟疑不决的、不怀好意的眼神，以及首次出现的一个一闪而过的微笑。
在医院与弗朗西丝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几天后，我的母亲来到了我们的新居做客。在我父亲去世几个月后，她已经开始约会了，但这些关系似乎没有一段是特别认真的。然而，这一次，她带了一位新男友来拜访，她已经和乔交往了约六个月。乔是一位秃顶的运输承包商，说起话来直言不讳。妈妈，吉姆，乔和我都围坐在休息室喝茶，装出一副轻松、悠闲的样子。乔突然问我：“你是位精神病医生，是吗？”
“我是位心理医生，没错，”我简短的回答。
“那么，你怎么看待电休克疗法？”
“你什么意思？”
他的回答令我惊讶：“嗯，他们在医院给我进行了这种疗法，但这只是浪费时间……”
我不知道他住过院。我抬头看着妈妈，但她避开我的目光，似乎不愿意介入这个话题。她在翻阅她带来的一本杂志。
“嗯，我们仍然使用电休克疗法，的确如此。有时当一个人抑郁的时候，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有必要使用这种疗法。”这是真的。我看到电休克疗法对桑德拉这样的人起作用，但它也经常在某些我不是太确信需要的情况下被使用：不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或那些显然是被无法解决的感情和思想阻碍了康复的患者。在这些情况下，其他类型的治疗，如心理治疗和药物辅助治疗或药物治疗，可能不但更容易被接受，而且也更安全、有效。我不知道这是否符合乔的情况，但我没有这么说。
他继续说：“难道我自己不明白它的意义吗，精神病学。”他继续说。
我没有试图回答。
相反，我决定换话题，问他们在来访期间想做什么，但是妈妈回答说：“我们随你怎么安排。我们怎么样都可以的，是不是，乔？”
我并不完全相信她的话，因为她的回答听起来很勉强。我们带他们去购物，去酒吧喝酒，去外面吃晚饭。两天后他们开车动身回家时，真让人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们尽全力去发现他们可能会喜欢做的事情，但这更像是在纸牌游戏中猜别人手中的牌。
妈妈在当天晚上打电话，她的评论是：“其实你可以努力一下，在今天设法招待我们。”
“你什么意思？”
“带我们出去，带我们好好地转一转。”
我们星期天早上吃了早餐、读了报纸。我以为这会很放松，但这似乎不是我母亲想做的事情。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我问她。
“嗯，我以为你会意识到，有时我只是不想……”
“但我以为我们已经做了你想做的事！你说……”
我能感觉到眼泪涌出来。和我的母亲在一起的感觉就好像目标被不断地设立得越来越远，触不可及。我可能永远达不到目标，或者更确切地说，我通常是完全搞错了目标。无论我多么努力，我永远无法取悦她。
“我以为你想看看这栋房子……对不起，我有电话进来。我必须现在挂电话了。”我告诉她，即使这不是真的。
“这就是你！总是不停地工作，认为你的工作比你的家人更重要。虽然你受过大学教育，你也没有多少好给我们看的，不是吗？”
“你什么意思？”
“嗯，只不过很多旧书和一辆二手车罢了。”
和一个你从未喜欢过的丈夫，我没让自己大声说出来。
“你要说什么？有时候你不会认为……什么？”我逼着她继续说完她已经开始跟我说的话。这是一种冲动，非常像是在揭一个旧痂，让它再次流血。我知道她将要说的话会伤害我，但我无论如何想让她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重新揭开过去的伤口，再次体验它们带来的痛苦。
“有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有血缘关系。”妈妈继续说。
我们肯定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也许我是个被偷换而留下来的丑八怪，一个在出生时被不小心调换了的孩子，但是镜子每天早上都告诉我，这不可能是真的。在镜子中，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父亲那厚厚的卷发和大鼻子，和我母亲苍白的长了苏格兰雀斑的皮肤，相同的长脖子和倔强的下巴。我的遗传毋容置疑。
妈妈和乔来访不久后，我弟弟艾伦打来电话。
“我能去和你住在一起吗？在家里我忍受不了了。”
“为什么？”我问。
“妈妈的新男友说我没有什么毛病，好好地干一天的活是不会累着的。”
乔不相信艾伦可能会有精神病。
“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他冲我发脾气……我……”
“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
“他逼我下楼。他让我离开这所房子，留下妈妈一个人，别再让她心烦意乱了。”
当我在电话里听艾伦说话时，我意识到我是多么地想念爸爸。他为什么这么快，这么年轻就去世了呢？至少从很早开始，他是对我想掌控自己命运的愿望表示出一些同情和希望我成功的人。他也是唯一一个有耐心去处理艾伦问题的人。爸爸直到去世一直是一个难以相处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与之相处的人，但每当我试图回忆起他时，有的只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可怕的空虚感。
一位熟人曾经问我，为什么我没有经常去看望我的母亲。我很难告诉她妈妈和我无法容忍彼此的陪伴。虽然人们普遍相信：“所有的母亲都爱他们的孩子”，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做出这样的假设，这世上有这么多相反的证据。如此多受虐待、不受待见的孩子，那么多不快乐的灵魂，以父母爱的名义造成的如此多的伤害。在宽宏大量之时，我可以相信我母亲可能爱的人的相貌和声音和我完全一样。问题是，我永远成不了那个人，而与此同时仍然保持我的理智。相反，我母亲和我打的是一场持久战，我们都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并且作为回报给予对方更多的惩罚。
我不再属于我的家人，我觉得那里好像没有我的房间。我现在意识到，它从来没有提供一个温暖的、安全的和富有爱心的家——我的许多朋友一直拥有的家。我觉得任何地方对于我来说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地方，除了在工作单位、在病房里。
在那里，我有身份，有目的，没人知道我的过去。没人知道我是我母亲的“不懂感恩的孩子”。我可以继续树立新的形象，自上医学院以来我一直在塑造的形象。我办事利落，富有同情心，并且，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相当的坚强。我在新的职业生涯中正走向成功，我与我的病人有至关重要的共同点：我们都被生活所伤。与弗朗西丝不同的是，我不自残，我的身体没有流血，但我了解她揭开伤疤，经常重温痛苦，用熟悉的痛苦来安慰自己的那种冲动。如果你只是为活着而感到内疚，被勾起熟悉的伤痛的回忆反而会让人感到安心，正如每一次在电话里同母亲的交谈总是让我再次受到伤害一样。然而，如果你不停地揭掉已经结好的痂，伤口永远不会愈合。
像我的一些病人一样，我有时觉得仿佛是在透过一扇窗来看现实的世界，不确定我是否想待在医院的围墙外面。我试图通过与患者息息相通的手段来尽量地帮助他们。我似乎已经找到了某样东西——一份职业、一份天职——这使我觉得我的一生没有虚度。与我自己的怀疑、犹疑，以及与家人疏远而产生且不断增强的痛苦感相比，别人的问题更容易处理。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先解决自己的问题的重要性。
弗朗西丝和我开始一起配合，每周见一次面，试图追溯她在童年时期在家里遭受的精神、身体和性虐待创伤的起源。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力量和生存的决心。然而，她还是觉得在感到有压力的时候很难做到不自残。在过去她真正邪恶的母亲和父亲造成的情感创伤目前仍然在驱使她伤害自己。这已经成为她应对生活的方式，而且我以为不应该由我来强求她停止自残。
我现在知道，如果她曾经想自残的话，一种认知行为的治疗方法——帮助她在心理日记中捕捉和记录下她决定自残前的那一刻所体验到的想法和感情——可能是帮助她学会如何暂停自残，并考虑其他的方式来应对痛苦的最佳治疗方法。这种治疗方法那时候还不流行，但是今天已经盛行。重要的是要记住，虽然一个自残的人可能没有马上死亡的风险，但是他们有百倍的自杀风险。自残和自我伤害绝不只是“寻求注意力”。在过去的10年里，在英格兰，自残的年轻人的人数增加了3倍，几乎可以肯定与我们社会中的青少年经历了压力更大的生活有关。
在我最后一次见到珍妮丝的几年后——那位我开始从事精神病治疗不久后遇见的企图自杀的年轻女人，我在展览会的海报上认出了她的名字。为了看她的一些作品，我参观了美术馆。在黑红色的镶嵌板上是一幅幅色彩鲜艳的抽象派作品。这些画让我想起了血好像从下面的某个地方渗过画布，但画很漂亮。我怀疑绘画是否是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珍妮丝发现了把她的创伤转化成她仍然感受得到的痛苦的某种隐喻表现。无论她的动机是什么，我很高兴地发现，这位画家仍然活蹦乱跳的，创作出这样富有感染力的画作。我已经认识到，无论这个世界看起来多么黯淡，我们依然能够找到充足的理由，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