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ss
埃文斯先生由于癌症扩散而急剧恶化的身体状况，只是一种健康的丧失。而独自面对死亡却无法与人沟通的恐惧与担忧，则是更大的困境：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感觉让他不寒而栗，也让他讨厌活下去，因为无法过上他一贯的积极生活。
诱发抑郁症的生活事件通常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它们与丧失有关。在一个脆弱的人身上，情况往往如此，也许是因为他们早年的生活经历或家族史。失去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人或意义重大的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损失而感到悲伤。但是悲伤是一种正常的人生体验，它与抑郁不同。我们会因为失去一位心爱之人、一份重要的工作，或由于长期生病而丧失了健康而感到悲伤。我们会因为丧失了对未来的梦想和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感到悲伤。有时我们太痛苦，无法去处理和应对与损失有关的想法和感情，我们简直被困住了：我们反复回忆过去，兜兜转转，无法释怀，难以前行。我们可能会觉得，失去了珍爱的人生不再值得活下去，甚至变得根本无法谈论我们的感情。这种“错综复杂的悲伤”与抑郁症往往难以分辨。
在1980年1月的寒冷的一天，大约是下午的1点30分，一位护理人员走进病房告诉我有个私人电话。我一直在一家小医院当见习医师，医院在爱丁堡的一个优雅的郊区，专门从事心脏病患者的康复治疗。我必须工作一年，才可以选择我的专业并且有望开始精神病学培训，而此时我已经度过了将近一半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极具讽刺的是，当时我从事心脏病患者的康复工作，我还计划成为一位专业医师，但我的父亲对此不屑一顾，理由很充足，因为它根本无助于治疗我弟弟的精神病。我在圣诞节时打过电话，但我没有回家。我没有和爸爸通电话，事实上，我已不记得我上次和他通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他背痛。他认为是拉伤了一块肌肉，但他无法动弹，疼痛不已。”我的母亲在12月回电话时说。
“医生认为是什么毛病？”
“他们似乎也不晓得。他看了全科医师，也只是让他卧床休息。他浑身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你要知道，这不像他。”
他似乎已经认输，仿佛他知道似的。
作为一名医生，我常常不得不告诉病人相关的病情，而实际上他们压根不想听到，但这一切丝毫没有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被告知生活将再也回不到从前的这种经历让人不寒而栗。
天空灰蒙蒙的，铁灰色的阴影笼罩了爱丁堡大多数的冬天。病房的气味难闻，像往常一样，一股医院食堂饭菜味，夹杂着浓烈的消毒剂的气味。房间外面的主要过道上，药瓶嘎嘎作响，钥匙开着锁，我知道护士在安排手推车发放药物。我坐在医生办公室接——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我通常坐在桌子上而不是在桌边坐下。我拿起电话准备打电话。
“你好，我是加斯克医生。”我对医生头衔的新鲜感还没过去。
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没有任何警告，没有任何“我有令人心烦意乱的事要告诉你”之类的话来预示坏消息，就像我现在教初级医生说得那样，有的只是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琳达，我是你叔叔约翰。你爸爸去世了。”
我浑身一阵寒冷，感觉麻木。我胸口发闷，恶心。我想呕吐。
当然，我得回家去参加葬礼。我丈夫吉姆那时是一位研究员，已经开始在英格兰工作，他打算直接开车回去，所以我一个人走。爸爸去世的第二天早上，我乘坐干线列车到格兰瑟姆，然后一如既往地换乘喷着浓烟的深绿色柴油火车突突地穿过林肯郡沼泽，在卷心菜地和电线杆之间穿梭，沿着笔直的铁轨行驶到海岸尽头——地平线上的某个地方。没有人来车站接我——从来没有人来接过我。我挎着帆布背包走出站，横穿鹅卵石马路。每走一步，就离家越近，我开始泪流满面。
葬礼过了三周后，我开始第二份为期半年的工作，这对我来说是成为一名医生前所必须做的工作——在福尔柯克区皇家医院当外科见习医生。我已经开始把悲伤封锁在内心深处，虽然我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我不容许自己感觉悲伤。一份新工作带给我的焦虑感和了解到我必须工作的时间长度，都有助于让我忘却我本该感受到的悲伤。我反而觉得越来越麻木，很奇怪地暂缓了我一直试图去解决我和父亲之间隔阂的努力。我不再流泪，按部就班地继续生活。
在医院里，死亡是司空见惯的。在万物自生自灭的自然界中，一个人的死亡有何意义？一个固执地拒绝戒烟，从而尽量延长自己生命的人的死亡有何意义？医院是一个正常人每天做出冷静决定的地方；一个决定谁可以得到帮助和谁的性命无法挽救的地方；一个无缘无故就有糟糕的事情发生的地方；一个重大事情似乎可以被冷酷和无情的命运草率地认可的地方。
埃文斯先生的年龄和我父亲去世时的年龄差不多。他入院时可能患有大肠梗阻并且有结肠癌病史。他在手术室接受开刀的那一天我是手术助手。我用大号金属拉钩拉住腹壁的时候，我的手臂痛得想变换一下姿势，因为手术室的灯如同热带阳光般照射在我们身上，火辣辣的烫。外科主任史蒂夫和外科会诊医生托马斯先生（或者我们叫他汤米）探讨着埃文斯先生的癌症是否已经复发，如果复发，癌症扩散的范围有多大。
“瞧那儿。”汤米说。我越过拉钩的末端盯着他指着的沿着肠道壁外面生长的像是肉质真菌的地方。“明确的腹腔和可疑的肝脏部位的局部复发。让我们尽量切除吧，然后手术缝合起来。”
几天后，我沿着走廊经过埃文斯先生的病房。他的脸色还是萎黄，虽然他已经停止了呕吐，并且又开始进食流食。他的头发贴在脑壳上，看起来非常奇怪。他把我喊进房间。在他第一次入院做手术之前我们曾聊了一会儿。他的儿子在上大学，他想看到自己的儿子毕业，虽然我知道他不可能活到那时候。我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望着窗外，冲着路对面锅炉房冒烟的烟囱。然后我转过头对着他，清楚地意识到我仍想继续瞧着螺旋形的烟囱，去数较薄的外管围绕内管的捻数，好像我从来没见过烟囱似的。
“我知道，”他开始说，“你知道。”他直盯着我。
“什么？”我回答说。我的嘴发干。
“我知道我要死了。”他停了一会儿。“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我嘶哑着嗓子问。
“因为你每次路过这个病房时往里看着我的样子。我可以从你的眼神中看到我死亡的影子。”
“不可能……”
“哦，没错。”他说。“一切都写在你的脸上，小姑娘。你自己暴露了。”
然后他转过头去不再看我，面对着墙壁，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他再也没有跟我交谈。
我很羞愧，压根不知道如何让他再次开口跟我说话，或者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尝试着这样去做。我怎么能够谈论他永远都不会看着长大成人并且大学毕业的儿子？亦或女儿快要生的孩子永远都不会认识他这位姥爷？
他开始绝食。几个星期后，他死了。
我们共有13个人居住在福尔柯克的医院宿舍：5位内科住院医生和8位外科住院医生。我早就认识组里的其中3位，他们和我来自同一个毕业班。其余的来自苏格兰其他医学院：格拉斯哥医学院、邓迪医学院和阿伯丁医学院。
我们所有人做了所有需要做的单调乏味的工作，以及根据严格规定要求医生做的工作。实际上，大部分工作可以由护士去完成，而她们成了教我们如何去做这些工作的人。在这家医院，我们组里的男医生占了优势，因为护士通常是女性，并且想和男医生约会。其中的一些护士愿意为长着娃娃脸的年轻实习医生做任何事情，甚至为他做早餐。真正的救死扶伤的壮举是由我们的高级住院医生们代劳的。
他们依靠我们为会诊医生查房提供所需的验血结果和X光片，帮忙做他们不愿意做的苦差事。我很快意识到这种苦差事意味着任何涉及与病人交谈的工作，总之以我的经验，这是外科医生们不愿意做的事。
迈克是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同事，他是位瘦长结实的阿伯丁人，我最初的时候几乎无法听懂他的口音。（上医学院时整个一学期，我都认为病理学老师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后来却发现这只是他们在苏格兰东北部说英语的口音。）迈克和我之间很默契，发展成了一种简单轻松的工作关系。他正在与护士交往，这一事实让我妒火中烧。我是一位已婚妇女，但自从吉姆开始在英格兰工作以来，我就很少见到他。我在22岁时结婚，还不到三年的婚姻已经开始莫名地让我感到受约束。在疲惫的一天结束之后，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迈克和我像往常一样谈论着生与死这样的痛苦问题在病房里被胡乱讨论的方式。我和他谈了埃文斯先生以及所发生的一切如何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感到很内疚，很懦弱，我本该和他说话，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想谈论死亡。”
“你的意思是说，没有人问他。外科医生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决定着谁想知道和谁不想知道。”他以注定会成为一位全科医生的方式看待问题：实际、全面、客观。
“也许人需要为他们的死亡做好准备。”我坚持道。
“不要为此感到内疚。”迈克说，同时抬头看着我，给了我一个安心的微笑，让我想拥抱他，但我没有。
我那时候所不知道的是，得知自己即将死去也会触发一种悲伤，为从未有过的生活感到悲伤。的确，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在她的经典著作《死亡和垂死》中描述了悲伤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妥协、沮丧和接受——这五个阶段实际上不是在家属身上而是在垂死的人身上观察到的。在我当住院医生的时候，我看到许多人努力去接受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却常常极少从照顾他们的人那里得到帮助。一些人患上了现在常被描述为“意志消沉”的疾病。其他人害怕即将到来的死亡或为此感到愤怒。坦率地说，还有一些人感到抑郁，像我现在怀疑的埃文斯先生当时的情况：无法沟通，独自面对死亡，因为没有人设法伸出援手并打破他的沉默。
我们现在所在的综合性医院有心理健康联络员，他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帮助，但是我们在过去没有这个条件。我们都只是得过且过。然而在综合性医院，不难发现所有你身边的人，不仅仅是患者，所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困境，从恐惧、意志消沉到绝望。如果你愿意睁大眼睛看，就不难发现。
我现在想知道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躺在病床上时是否有机会谈论他的恐惧和担忧。也许，由于了解他这个人，知道他即使有机会也不会想谈。我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当时我所能想到的，现在仍然如此这样想，他肯定会讨厌活下去，因为无法过上他一贯的积极生活。我无法想象我的父亲那由于心绞痛而行动不便的身体状况，对一个曾风雨无阻地爬上八字形过山车和在北海里畅游的人来说，将会是一种他怎样去接受的健康丧失。
在6个月中将近一半的时间里，我们每三个晚上就要工作两个晚上，每三个周末就要被呼叫两个周末，以及所有的周一至周五的白天都要工作。第一天晚上，我排在随叫随到的值班医生第一责任人位置，然后第二天晚上在第二责任人的位置，援助我的同事——不工作，但也不能离开医院，要么看电视要么快速翻阅每日纪事报来打发时间。第三天晚上，我不值班，但是我们往往只是去隔壁的酒吧，好像觉得这个世上除了医院就没有其他地方存在似的。另外，我们也常有一些聚会，因为总有一些事情要庆祝：生日，一次考试合格或一次求职面试成功。最初我尽量避开这些聚会。我感到内疚，因为我不应该在爸爸刚去世不久的时候寻欢作乐，但与此同时，我告诉自己，现在没有他站在远处评判我，以及永远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或在思考什么的情况下，我的生活会更轻松。
渐渐地，几周的时间过去了，我的信心开始增加，我又能入睡了，这是自爸爸去世以来我一直无法做到的事情。我开始重新获得一个做事有条理的、有能力、效率高的住院医生的外在形象。我发现适应我的第一份实习工作的日常工作更加简单了。普通内科的气氛不那么男性化，似乎有更多的时间跟病人交谈。外科是有关做的，而不是说的。决定生与死的手术方法很简单：要么你可以切除它要么你无法切除它，这是对待疾病的一种明确而诱人的观点，我可以看出它吸引人的地方。
在急诊室，我学会了如何从妇女的手指上取出缝纫机针，她们在街上的牧马人牌牛仔裤工厂工作（通常一次取两枚针，因为牧马人牛仔裤确实像广告里说的那样是“双缝针的”），从疼痛的红肿的眼睛里取出金属碎片，从婴儿的鼻孔里取出玻璃珠。我还让那些受到福斯河口附近的石化厂的有毒化学物伤害的人服用解药。我可以治愈病人，或者至少让他们立马感觉好了许多——我意识到这些是我作为一位精神科医生所永远不能够做到的事情。
一个星期日的早上，我在八点三十分时就被尖锐的急诊寻呼声吵得起了床。我才上床躺了3个小时，感觉相当缺觉。星期六的晚上医院总是忙忙碌碌的，为了自身的安全，当面对酗酒的苏格兰中部民族主义者时，我不得不隐藏我的英格兰口音，我企图检查一个满嘴脏话的酒鬼，他醉酒后摔倒受了伤。
面对一个即将来临的急诊，我穿着当睡衣穿的蓝色手术服跑了几百米赶到急诊科。在早晨凉爽的空气中，我们在急诊科前门等着救护车到达时，急诊室护士简要地向我介绍了情况。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墙坍塌在一个孩子身上。孩子当时在外面的一个建筑工地上玩耍。心梗急救组已经在来的路上。”
“多大岁数了？”我问。
“九岁。”她回答说，同时撅起嘴唇。
当警笛声接近时，声音越来越响，我们焦躁不安，用胳膊拍打身体来保暖。我的心狂跳着。直到现在我听到鸣笛声时，心仍然会砰砰直跳。
当救护车停住时，两名救护人员从车尾部跳下，把担架快速推到等候着的担架车上。那时，心梗急救组已经抵达，他们把担架车匆匆推进了抢救室，在那里他们围聚在一起。门在他们身后被砰地一声关上，我知道既然他们在里面，那里就不再需要我了。作为最年轻的医生，我觉得最没用处。我退后，看着，等待着。
然后护士从我身边冲进抢救室时，抓住了我的胳膊。
“他们是父母，你去和他们说说话。”
一对30岁左右的夫妇在外面的候诊室里彷徨不安。当我走近时，那个男人满怀希望地站起身，朝我走过来。
和他们谈谈……我能说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有什么消息吗？”他急切地打听，没有理睬我的问题。
“还没有。”
男人精神萎靡，女人突然哭了起来。她像一只处于痛苦中的野兽一样发出一声可怕的哀嚎。男人搂着女人的肩膀，用他那只大手掌遮住了她的脸，然后转过身来面对我。
“我们本以为她还在床上，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出去玩了。天哪！今天是星期日！我们正在睡懒觉。我们让他们远离隔壁的地方，但他们就是不听。我知道老墙不安全……我告诉过他们。”
“医生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忙什么？”女人问，“我想见女儿。”她试着挣脱，但那个男人、她的丈夫，我猜是孩子的父亲，紧紧地抓住她。
“你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让医生们继续抢救，他们会尽力，我知道他们会的。”他颤抖的声音听不出他话里抱有希望。
大约20分钟过去了。我给大家端来了一些茶，坐了下来。他们的茶放在桌上，渐渐凉了，而我喝着，尽量提神。急诊科除了我们之外，变得很冷清，空荡荡的，清洁工在清扫地板。地板蜡的香味开始沿着走廊散开，朝我们飘来。星期六晚上的酒鬼们虽然摔倒受伤，但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使他们暂时无法感到疼痛。所以，他们通常在上午11点才会蜂拥而来，而干园艺活受伤的人和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孩子将在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开始陆续抵达接待处。但现在一切都静悄悄的。
最终，矫形外科主任从抢救室出来，向我们走来。
“班克斯先生和夫人……”他开口说。
但是这位妇女，凭着涉及孩子健康时所有母亲都会有的直觉，没等他说出下一句话，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她死了，不是吗？”她出奇地平静，她的丈夫表现得似乎更震惊。
“我很抱歉。我们尽力想让她苏醒过来，但她到医院时已经停止了呼吸，她伤得太重了，我们没法挽救她的性命。”
他把一叠记录硬塞进我的手里，把我拉到一边。
“记录下来到达时已死亡。我草草地写了一些。多处胸部和头部损伤，无法救活。最好明天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打电话通知他们。”在苏格兰，突然、可疑或意外死亡要报告给检察官办公室而不是验尸官。
“但我要对他们说什么……我拿他们怎么办……”我指了一下默然地站在门边的夫妇。
“你去跟他们沟通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警方会讯问他们。我去吃早餐了。”
说完这句道别的话，他悠哉地走在走廊上，双手插在口袋里，好像他早上刚出门去散了一小会儿步。
我事后在想，他会不会有什么感觉——或者他早已对人类的苦难变得完全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也许他本人从来没有收到过坏消息。我知道我不想成为那种对痛苦和绝望习以为常的医生，但这种认识最终会带来风险——有时关心过度的风险。
我不知道那个去世女孩的父母后来的情况。我希望他们能够互相谈论他们的女儿，为他们失去的孩子和他们永远不会看到长大成人的孩子流泪。在我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我总是看到许多人无法接受失去亲人，从而陷入绝望和抑郁。我学会用药物去治疗身体出现的症状：食欲不振和体重下降，增加活力，并减少自杀的念头。然而，为了消除丧失的痛苦，你必须做一件我失去父亲时没能做到的事情：谈论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