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已是1月6日的晚上，仍未见韩练成的踪影，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舒同和杨斯德不由有些焦躁，杨斯德更是为舒同的安全担忧。
副官领他们来到兰底镇西村的一个小旅社，请他们休息，并在门前房后均派了岗哨。
第二天中午，副官和军部的一名参谋来到小旅社，陪他们吃了午餐。副官解释说：“韩军长早上来了电话，说最迟明天可以返回。”
1月8日，韩练成从青岛赶了回来，他处理完军部紧急事务后，立即来到旅社看望舒同。
一见面，他紧紧握住舒同的手，深表歉意：“真是对不起啊！有劳阁下久等了，请多多原谅！”
舒同目光平静地扫视着韩练成，说：“韩军长军务繁忙，可以理解！”
韩练成解释道：“我去青岛，名为检阅刚从海南开来的第十九师，实际上是想了解一下上司及特务机关动静。你们先后来了两个人，我必须了解一下他们对我有无怀疑。”
舒同说：“韩军长心细如发，虑事周详，可敬！可敬！”
晚上，韩练成依然把舒同和杨斯德安排在军部自己房间的隔壁屋里住下，一来便于会谈，二来安全上也更有保障。
韩练成说：“我之所以提出要见张副司令员或您，是因为有一段隐衷要表白。”
舒同说：“我来之前请示了陈毅同志，他让我作他的全权代表，并嘱我代他向你致以问候。”
“谢谢陈司令员的关心！”韩练成真诚地说：“我奉命进拔山东在路过上海时，悄悄去了一趟中共代表团驻地，和董必武先生见了一面，就是想把断了多年的关系再建立起来。我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和贵党的联系由来已久啊！”
也是世事难料。其实，如果不是形势陡变，韩练成早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了。
那是1926年北伐时，韩练成在冯玉祥的西北军第四路军任警卫营手枪排排长，行军途中认识了在西北军中任政治处处长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在刘志丹的教育和引导下，他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认识。
1927年春，冯玉祥的西北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在西安整训部队。当时在西北军任总政治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刘伯坚，办了一个为期十天的政治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共有二十一人，韩练成便是其中之一。刘伯坚还找韩练成进行了个别谈话，并指定一名姓林的共产党员和他多联系。
后来，部队出潼关北伐，韩练成和那位姓林的共产党员分别了。同年6月，蒋介石下令在国民革命军中“清共”，他与共产党组织的联系就这样中断了。
1943年夏，韩练成从重庆国防研究院毕业后，被蒋介石选调到侍从室当高级参谋。征战南北，辗转多年，但他仍然难忘与共产党人的那段交往。特别是当他看清蒋介石暗中与日本人勾结，假抗日真反共的真实面目后，更激起了心中的民族义愤，于是，他决定冒着杀头的危险秘密找到共产党。
韩练成有个密友叫周士观，是一位进步的民主爱国人士，当时正在重庆，他知道周士观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有着很深厚的友谊，便请周士观给他们牵线搭桥。
周士观将韩练成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介绍，周恩来很爽快地同意单独会见韩练成。
盛夏，素被称为“三大火炉”之一的重庆，已是热浪袭人。在一幢不起眼的破旧的小楼里，经周士观引荐，韩练成见到了盼望已久的周恩来。
他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地说：“久仰周先生大名，今日得见，真是幸会！”
周恩来微微笑着，说：“古人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欢迎，欢迎！我们可以做朋友嘛！”
韩练成坦诚地表示：“我的愿望不仅仅是做共产党的朋友，我是真心想投靠共产党，愿意随时接受共产党的指示，为人民效力！我想到解放区去工作，行吗？”
周恩来说：“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很欢迎，我们会慎重考虑你的要求。不过，眼前应以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你还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吧！只要心中装着人民，在哪里都能为国为民建功立业。”
韩练成沉吟片刻，有些不情愿地说：“周先生，我听您的！”
之后，韩练成在重庆又和董必武、王若飞多次见面。
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后不久，韩练成被蒋介石任命为海南岛防卫司令官，离开了重庆，他和周恩来的联络也中断了。让韩练成深感遗憾的是，自己没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舒同听了韩练成的一番叙述后，高兴地说：“中央来电讲了一些韩军长同我党的关系，但不详细。如此说来，你本来就是我们的同志，一家不说两家话，我是直说了，你可否率领第四十六军举行战场起义？”
韩练成摇摇头，十分肯定地回答：“要我率第四十六军起义，可能性几乎为零。上次我已同魏先生说过，第四十六军的师、团长都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亲信，我对他们没有号召力，他们不会听我的。我在第四十六军实际上只有一个警卫营，缺乏举行起义的基础！”
舒同感到很遗憾，但也不能强人所难。他想了想，说：“韩军长认为率部起义有难处，这个问题我们就暂且搁下吧！那么，在战场上两军相遇，希望韩军长控制部队，保持消极避战态度，减少双方不必要的损失。”
韩练成说：“这一点完全可以做到。我会想办法‘贻误战机’，积极配合贵军的行动。”
舒同在韩练成的军部住了一个星期，双方就以后的联络、配合等事项进行了仔细的研究。1月12日，舒同离开了兰底镇返回临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