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文学》2018年第04期
栏目：中篇小说
晚上九点多，哥哥给我打电话，照例询问我的身体，然后闲聊，维系兄弟感情，最后他说：“我哪天失踪了，你回家看看我！”
他失踪了，我回家看他，看得到他吗？我正想问他，就听到嘟嘟声；回拨过去，他关机了。话还没说完，他就关机了，这是怎么了？等了一会儿，我又拨过去，手机终于通了。他说在五金库房里面，信号不稳定，通话自动断的。
我说：“你突然说失踪，出了什么大事吗？”
他说：“人老话多，打胡乱说，莫放心上。”
哥哥六十五岁，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正值青春的尾巴，不算特别老吧。他叫郑加高，我叫郑加厚，是同胞兄弟，相差六岁。
哥哥的家在农村，身份是农民，只是最近五年住在成都儿子家。儿子叫郑重，开了一家五金商店；哥哥白天当销售员，晚上兼保管员，月工资两千。他在老家种庄稼，年纯收入才五六千元，但是可以睡到自然醒：农忙季节劳累，多数时候很清闲。他给儿子打工，人身不自由。上班时间长，一直很难适应。他没有离开，做到现在，是想天天看到儿子、媳妇和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他的老伴秦莲花也在儿子家，帮着照看孙子。
哥哥不是随口乱说的人。我本想给侄儿郑重打电话。通报他爸爸的失踪言论，但是最后忍住了，一是情况没有搞清楚，又没有现实后果；二是因为代际隔阂，我和侄儿通话持续不了多久，就在手机上冷场了。
哥哥此前没有说过失踪的话，现在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我家住在博瓦市河北区的繁华路段。老家只剩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哥哥的老家才有实体存在。那是一幢全村最漂亮的两层小楼。它的建筑和装修都是按照城市的质量标准完成的，在我们村上鹤立鸡群。十几年前，楼房落成的时候，引起全村人的羡慕和观赏。它的外观就像一幢别墅，打工回村的年轻人戏称它为“郑家别墅”。
哥哥的一辈子都在为修建全村最好的房子而奋斗。哥哥年轻时，为了满足老婆家的结婚条件。把原来的茅房子改造成为瓦房子。哥哥中年时，又把青瓦平房拆除，在原址修建两层楼房，就是现在的郑家别墅。
哥哥为什么打电话给我？这些天，哥哥的话不时就会跳出来，一直都驱散不开。我终于还是不放心，给郑重打了电话。我把他父亲莫头莫脑的电话内容告诉了他，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意思。郑重说他爸爸没有给他们说过失踪的话。我说他为什么要给我说失踪呢？郑重犹豫了一下告诉我。他爸爸得了肺癌，住过一段医院，坚决不做手术，出院保守治疗。
我马上警觉起来，哥哥要赶时髦玩失踪吗？
七十年代中期，哥哥复员，家里是一座茅房子，穿木结构，稻草盖顶，泥巴糊壁。媒人给他介绍对象，女方都嫌是茅房子。就不再来了。哥哥于是想修瓦房子，解决婚姻问题。
生产队人均耕地少。粮食分配少，家里的口粮不够吃，生产队每年只给我们军属家庭补助几百工分。我在读中学，只能在星期天、寒暑假和农忙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母亲长期体弱多病，经常花钱吃药。全家主要依靠父亲一个劳动力挣工分，我们家就比一般家庭困难。母亲说我们原来是瓦房子，后来生活困难，把椽子和一些檩子拆卖了，盖上稻草遮雨。我懂事以后，就只看到茅房子。现在要恢复瓦房子，柱头框架可以用，但是必须新买檩子、椽子和青瓦。
全家三年节衣缩食，哥哥甚至把从部队带回家的军大衣和大头皮鞋都卖了。用凑集起来的钱买了十根檩子和五千匹青瓦：椽子没有买够，就砍老竹子代替。请社员帮工，不支付工钱，必须管吃饭。青瓦房改造完成后，春节省下来的腊肉被吃完了，一年大部分时间没有肉吃：粮食也被吃得差不多了，本来每年都不够吃，今年的缺口就更大了。
不说大米和小麦，近处连红苕都借不到了。人托人找关系，可去偏远山区借红苕；饥荒月借红苕，秋收时还稻谷。为了救命，什么都答应。二三十里山路，哥哥身高一米六，担一挑红苕回家难以完成，我就到半路上去接他。一个邻居和我同路去接他老婆，我们在万家黄角树等。这棵大黄角树挺立在丘陵小山上。夏天可以蔽日，冬天可以遮雨。社员们赶场过路，累了都在树下歇气。我望了很多次，终于看到哥哥担着一挑箩篼出现了，他的颈项都被扁担压得有点弯曲了，一步三晃地向着黄角树走来。我的眼泪涌满了眼眶，赶紧跑过去接他。他和女邻居在树边放下担子，把扁担架在两只箩篼之间，坐在扁担上喘息。四只箩篼装满了沾满泥巴的红苕，暗红的苕皮诱发了我的饥饿感，但是我不能在半下午吃零食。两副担子在四个人的肩膀上换过来又换过去，天黑时才艰难到家。
我和哥哥都饿得没劲儿了，但却对母亲说不要煮得太多，我们都不怎么饿。母亲点点头，没有说话。我在灶门前烧火，母亲往铸铁锅里拣红苕，最后两根放进去又拿出来，拿出来又放进去。重复了三次。最后才没有拿出来。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哥哥碗里的红苕要比平时多几坨，父亲和母亲的红苕还是平时那么多。名为红苕稀饭，几乎全是红苕，大米不到一百颗，米汤浓度很低，就是清汤寡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