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北新桥最干净。这里看不到外国人,连外地人都很少,过个黄毛蓝眼的洋鬼子,人们使劲远远地围着,看猴一般,并猜测是东欧哪些国家的,罗马尼亚,什么什么尼亚。前些年剋了美国佬,人家肯定不来。
在十字路口东南边的委托商店前有个不大的空场,空场上集中着蹬三轮的。车夫们吆五喝六,早晨在这里集合,互相招呼着干活,下午四五点钟就散了。有的给家里捎上点酒肉,更多的捎上点玉米面。有一进家门就铺开报纸提笔练字的,有抄起胡琴就拉两段的,也有拿笤帚疙瘩打老婆的,更有被老婆打的。等家家的煤球炉子冒烟以后,胡同里安静下来,这时要过个人,看背影都知道是谁。
要是还有人在活动,那准是街道的积极分子。她们多是家庭妇女,是小脚侦缉队的同行。
那年月的北京人,臭毛病很多,心里都有个小九九,表面上不排外,但分得清先来后到。有心窄的,兴许在心里画上条三八线。知道谁是老派的,谁是维新的,谁是刚解放进城的,谁是打逊清就跟这儿的。张雅娟在解放头几年前进城,在老北京里是新北京,在新北京里是老北京。她也穿过几年大褂,念过几天学堂,多少认识点字,上青年会参加过团契,唱过几天教堂的洋歌,有个好嗓子,好戳个儿,好身板。看报有点儿费劲,写字缺胳膊短腿,但都能应付;能做针线活,但有时总犯懒;多少能讲讲话,不云山雾罩,但也不抓重点,好在通俗生动,胡同里的人爱听。她热情而周到,什么事都爱掺和,街道扫盲班结业以后,也知道自己出身优越,知道什么叫工人阶级,懂得妇女能顶半边天。只是丈夫待她在私房时候使不上力气,感情也就那么回事。
每当大略归置好屋子,轰丈夫到工厂上班后,整条胡同就数她最忙活,她有着使不完的力气,都是在床上攒下的。在“除四害”的节骨眼儿上,今天各家发老鼠药,后天领苍蝇拍,发点敌敌畏,给点六六粉。那时候“四害”真多,怎么也打不完。街道就派人来打,捎带着把各家养的狗都打了——是她领着打狗队,挨家掏了老窝。那凶巴巴的大黄狗,脖子上架上杠子就咬不动了,乖乖地被街道押反革命一样押走,打死后都给炖了,谁积极,谁多吃多占。
这一片原都老派的旗人,不吃狗肉,也不穿狗皮衣服,顶多贴贴狗皮膏药,再痛恨也不敢说,各家跟狗亲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暗地里朝张雅娟的背影扔石子,拽沙子。原本人们的爱国热情很高,都盼着将来能有点儿出息,大家都是街坊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可就打这事起添了堵。
这天的工作是给居民发喷壶代收清洁费。喷壶每个两毛。有的人家不大想要,但这天秋高气爽,看别人家要,也就要了。而到81号孙家这里,孙家的儿媳有点儿不大乐意,还要收两毛的清洁费,这再添一毛,犄角旮旯捡几分,五毛六就够买斤肉了。张雅娟这天来收费,是举着刀割她的肉来的。
孙家媳妇正色道:“能不买吗?”自打换了新版的人民币,她把家里的、私房的钱都攥得更紧了,好像能攥出油来。颁布了《婚姻法》,能离婚了,别哪天再被人给踹了,当暗门子都没地方。有旧式的姨太太大小姐,男人跑了,家里败了,八大胡同封了,只好在自家里当暗门子。
她听丈夫念过首平仄不合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你真要自由去了,我可就被抛了。
“不行,人家都买了。”张雅娟工作认真,态度远超街道办工厂的工人。
“这玩意儿哪值两毛?以前老鼠药苍蝇拍都是白发的。”
“瞧瞧,喷壶嘴是铜的,卖破烂还能卖八分。以前都没要钱,这次不正好?这不是买,这是交、交钱。”
“别人怎么样不管,居委会总不能强买强卖。”
“哟,就你家院子大,你家搞特殊?”
二人都不好惹,没两句就戗戗起来。而这时,太阳越升越高,刚一发力,把同院的关志承晒出来了。
关志承一脸的没睡醒,披了件旧的对襟小褂,那蒜疙瘩的盘扣还没一一对上,满眼的眵目糊,嘴边的胡子茬儿永远剃不干净,似一个按时吃饭的人从不按时擦嘴。下身是黑裤子,光脚穿一双小圆口的布鞋,右脚的大脚趾把鞋顶了个窟窿。
“这是谁呀,大清早吵吵。”他满嘴喷出了酒气,仿佛在秋高气爽中下了场大雾,把满院子挂露水的鸡冠花指甲草都打蔫了。
那时的关志承少年老成。关家和孙家都有文化,全院就这两户。关志承从小上学不大用功,但聪明,爱看闲书,多知多懂。这年他刚刚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填表时写了,愿意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另一面,又提出父亲有高血压,希望组织上照顾。结果一毕业,就在马路北面的二百二十中教书。学校临着街,跟家隔街相望,从屋顶上走,500米都不到。教的是语文,正对了他胃口,那几篇课文早已背熟,从不用教案,张嘴就侃,随手写几个漂亮的粉笔字,能把黑板撑得满满的。那学问对高中生有富余。在大学生稀缺的年代,他毫不费力地找到工作,不累,轻松,还不耽误他喝酒。
关志承从小就爱喝酒,是他爸爸关老爷子教他的。关家是瓜尔佳氏,在旗,原先住帽儿胡同东起路北第三个门。清朝倒台了,关老爷子在银行谋上事由,每天晃晃悠悠,还能把差事应付了。在关志承小时候,他性好诙谐,逗儿子倒酒喝,看儿子狗一样吐着舌头扇风,十分开心,没承想逗出个酒鬼来。每天晚上,关志承酒杯里泡的不是俩樱桃、仨大枣,就是半个烂桃,经常喝得五迷三道,满院子耍酒疯。好在也不大闹,顶多说两句不着调的话,就指不定在哪儿睡了。破坏性不大,可到处散德行,害得关家在孙家面前抬不起头来。关老爷子时常堵着大街门口扯着公鸭嗓大骂:
“关志承!二百二十中老师,喝——酒!”
“关志承!二百二十中老师,喝——酒!”
……
这下德行散得更大,整条胡同都知道了。
关志承每逢说话以前,要先比画个动作,每次比画得都不一样,但还能总结出点儿规律来。他最多的比画是右手在面前翻着手掌一甩,表示什么都不在乎,或者往斜上方一指,表示很遥远的地方或那边、那里,手还不伸直了。而每次,说话都比动作慢一两秒,收工后才开口,像是领导讲话前先给自己鼓掌。这次他的动作更大,在横扫乾坤后才说:“妹子,嫂子,总共不就两毛钱的事吗?我给了!”
“别别,我只是多说了两句,这里哪有您的事?”孙家媳妇窘了,缠上这个酒腻子,再简单的事也会变得复杂。
“谁说没我的事?咱街里街坊的谁跟谁?”关志承的重音都在每句话头一个字上,掷地有声。
“啊,不不,我是想问问卫生费的事,我们家一向都是自己搞卫生,今儿早晨门口刚扫完,这不张……”她不知称呼什么好,“大妹子就来了”。
“卫生费不给街道,给扫大街的,小三子他爸。”张雅娟不冷不热,不软不硬。小三子他爸姓平,人称平老头。解放前是骆驼祥子,解放后蹬不上三轮就负责扫大街,每户每月收两毛,养活小三子和他俩姐姐。当孙家媳妇反应过来时,她觉得把关志承和张雅娟都得罪了。她想赶紧掏钱,还想得找个台阶下。关志承大手一挓,就差抬腿跳起来:“别怕,以后你们家卫生费,我包啦。我少抽盒烟就有啦。咱老街坊,谁跟谁……”
他接着对张雅娟说:“我姓关,您姓张,咱们是关张啊,就差赵子龙了。”
张雅娟说:“那让您家芝兰也来居委会吧,别老脱离群众。”
孙家和关家是有渊源的。这一切在张雅娟眼里门儿清,她知道在内心深处那个上锁的小匣子里,他们都把她当外人,嫌她文化程度不高,不是老门老户。无论怎么拉家常,都亲近不起来。而且这两户出身都不好,都没自己进步,要好好培养教育。这里是孙家的私产,那孙老头儿也不知跑过什么买卖,横竖是有俩糟钱,解放前趁着房价低,买了81号这么个院子。虽是一进,坐南朝北,但方方正正,十分宽敞。北房是正房,两边都有耳房,东西厢房也齐整洁净,南房三间,西南角是厕所,院里常年种着堆积如山的花草,有一整棵的小石榴树,夏天能结出不少石榴,个儿小太酸,没人正经吃,都被邻院的孩子摘了来玩。还有两盆大棵的夹竹桃,长得十分茂盛。现在都说夹竹桃有毒,不卫生,但家家都种。想到这里,张雅娟打上了夹竹桃的主意。
孙老头儿是胡同里穿大褂的最后一人,他每逢出门,无论是买菜、访友还是遛弯,都会穿上浆洗得发白的大褂,认真扣上每一个纽子,拄上罗汉竹的拐杖。他没留胡子,戴个眼镜,没什么仙风道骨,只似个普通的、念过几年书的老人。每条胡同都有这样的老人,他们证明北京曾有过过去。孙家媳妇跟丈夫孙旭说过:“让你爸早点儿脱了大褂吧,上厕所都得掖着大襟,一不留神儿,再踩着,再摔了,掉茅坑里。”
孙旭说:“爸凡事都自己作主,咱别问了。”孙家媳妇在心里又骂了孙旭多少个杵窝子。
眼下,孙家的独子孙旭毕业于辅仁大学,正值而立之年,在门头沟的一所中学当上了公办老师,教物理又教化学,临时还教英语。这两年改了学俄语,他也能嘟噜两句。但家在城里,单位却在山根,不方便。还不是党员,入党申请书交了好几份,做了好几年积极分子,正接受组织上的考查。孙老头儿跟关老头儿关系不错,但孙老头儿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大好,总是不大出屋。
而张雅娟一直要发展更多的积极分子,这动力和心愿催促着她,使得她像头尾巴着火的牛。进步要起表率作用,起表率作用要服众。都像孙家媳妇那样,还怎么得了?无意中,她在报纸上的小花边里看到,夹竹桃有毒,万不能食用。她上了心。在一次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的扩大会议上,她在会上先清了清嗓子,整了整音,学着官腔说:“李主任,咱说个事儿,就那夹竹桃有毒的事,得叫大伙处理一下。哪家养了,咱为哪家好,叫他们全拔了。”
李主任说:“不忙,再研究研究。”“还研究啥呀,报上都说了,那可是苏联专家。”“咱居委会院里还有两盆呢。”张雅娟一时闭了嘴,开会的时候,她特意给大家分了自带的茶叶,是吴裕泰的高末,沏上以后喷鼻儿香。关志承这天也在,他端过碗来一闻:“嘿,这姑娘茶好,只喝一货。头碗香,二碗酽,三碗就不见。”有人偷偷地笑,张雅娟气得直用眼睛剜他,也不知他看见了没有。散会后,她找到李主任,再次重申除夹竹桃跟打倒美帝、炼钢跃进一样重要。李主任瞧她积极,就让她去了,要不然工作简报都没得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