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一道复员的还有两个人，他们一道分在农资公司下面的搬运站。1987年冬天，没有人会在意那个每天在西门码头上吭哧吭哧挑黄沙的苦力，更没有人会去设想，那个苦力在20年后将成为亿万身价的老板。做搬运工，24小时轮流转，只要有船靠上码头，人就不能歇。无论三九严寒，还是烈日酷暑，从早上四五点一直做到夜间12点。一个星期下来，两个复员军人就不干了。他们和大头一样，来这里是组织的安排，有个稳定的工作。可是这样的稳定哪里都有，要稳也不要稳在这里。他们走的时候也叫过大头，大头说他不走。走的那天，三个战友一道喝了一顿酒，战友甲说班长你是不是贪图这里工资高，大头笑笑，他说就是没有一分钱我也不会走。他的笑很神秘，看上去不同寻常。战友乙接道，你不知道班长为人，班长就是做一桩事体就要做出名堂来的那种人，不是你钱不钱的。大头还是笑笑，仍然没有说出自己笑的秘密。他选择在这里吃苦，似乎早就规划好了某种结局。三个人挥泪而别，战友乙握着大头的手，像告别首长要去炸敌碉堡一样。
当时，挑吨黄沙五毛钱，挑吨石子七毛二，最多一天，大头一个人挑了28吨黄沙。那时候书记的工资才80多元，可大头没日没夜干，每月能弄到200多。最初书记相信，大头在这里是为了钱。可那两个复员军人走后，书记发现不对头。
走了两个人，照理他要给大头添人。可他就是不添，他说岗位空在那里，等明年再安排复转军人。话是这么说，可本来搬运站人就不够，现在走了两个，任务完不成，天天扣款。不要说工资超过书记两三倍，就是贴光了工资还不够罚款。这样一来，书记想大头很快就要缴枪了。苦不说他，钱也挣不到了。可大头呢？好像无动于衷。他照样干，没日没夜干。书记就注意到大头与众不同。不怕苦，好像也不为了钱。那大头在这里，究竟为什么呢？
人家大头坚持下来了。但大头的脚好像出了问题，负重的时候看不出来，背着麻袋，哎唷哎唷的，声音不如别人放得开，把劳累释放掉。大头的声音是压抑的，似乎要用重量把压力顶回去。可放下麻袋就不一样了，走路一拐一拐的。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点。
真正的变局是一次车祸。那一次大头骑脚踏车，骑着骑着忽然一歪，人摔在了路当中，这可吓坏了拖拉机手炳喜。炳喜当时还是水泥制品厂的驾驶员，那天正拖着会计菊英到城里去。路本来就不宽，大头这一倒，拖拉机差点从他身上碾过去。炳喜踢了大头两脚，本来还不解恨，可被菊英拉住了。菊英发现情况不对，大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她上去搀大头，却被大头胸口露出的毛唬住了。不知为什么，还红了脸。她不是当地人，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了农资公司当会计。她只委身过蔡书记，对男人见识很少。她从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她只听母亲说过，父亲是一个有胸毛的人。她常常会在夜深人静之际构筑一幅月色之图。月色似隐似现，一个粗壮的男子在强暴母亲，母亲从抵抗到顺从，到臣服。这样的图景莫名其妙地让她脸红耳赤。她没有想到大头会有胸毛，胸毛让她猝不及防。
大头被送进医院，检查的结果吓煞了人。他的一条大腿股骨头已有三分之一坏死，股骨胫断裂。医生手拿着大头的片子，双眉紧锁，急煞了菊英。菊英说他是复员军人，是固定职工，该怎样就怎样。她说该怎样就怎样的意思，就是说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谁都知道农资公司效益很好，不会在乎那点医药费。结果保住了大腿，却落下了残疾。走路的样子就不大好看了。步子一大，脚上就现出了高低。形态不好看，说法更难听。当地人把脚不好的人都叫贼脚，偷东西的小偷，脚都会被打断。可大头从来没有偷过东西，让他享用这种称呼，可见生活对他是刻薄了。
事体到了这一步，书记到底有些内疚。当初复员不安排大头当搬运工，或者两个战友离去后再派些人去帮大头挑黄沙，那大头是断不会变成贼脚的。一个战士的腿没有坏在老山前线和自卫反击战上，反倒瘸在了农资公司，这事传出去，坏的可是农资公司和他的名气。
人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迷途知返。老书记一方面安排最好的医生善后，到了年底，又升大头当了办公室主任。自从大头一上任，那公司的总结报告就棱是棱角是角的，有事例有数字，还有理论归纳，最让人信服的是文采。文采好到什么程度？能叫别人看见你赚钱不眼馋。这可不容易，把肉放到碗底里叫人看不见不难，难的是别人看见了你碗里有肉，还觉得那肉就该是你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