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钟不讳言来这海上工地是为了赚钱。实际上战士都会毫不避讳赚钱的目的，因为那是他们内心最原始的动力。但军官们忌讳这个，每当有战士抖搂出这个话题，军官们会毫不犹豫地训斥他。但在军官与军官之间，他们却又愿意向对方坦陈这个事。这说明这种存在于军官与战士之间的禁忌只是一种稳定军心的手段。有些话最好心照不宣，和盘托出怎么都有点俗气，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但如果把官兵对这海上工程的踊跃参与完全跟钱画等号，对他们又未免是种诋毁。那个民工不是跪在那里哭着喊着说，只要能让他立刻回家，什么工钱他都不要了吗？这些民工当初可都是把这当成一次发家致富的大好机会，苦口婆心感动了工程领导，才得以应召加入这支工程人员队伍的。
第二天我跟着皮筏艇去上了工地，马钟正捂着肚子俯趴在工棚里。见到我他第一句话就是，兄弟！你可害苦我了。我狐疑地蹲下来问他，怎么了？马钟苦笑了一下，自我检讨说他昨晚不该一口气吃那么多大蒜。
作为一种必要的自嘲，马钟当即给我讲了一桩曾经发生在他们家族的惨事。他说，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后，他家里突然得到一次吃肉的机会，他爷爷没把持住，把肚子吃了个溜圆。当天，他爷爷那只长期处于停工状态的胃就闹了情绪，这一闹他爷爷就去见了阎王。
马钟指着自己的胃说，他爷爷的阴魂昨晚跑到他胃里来警告他来了。警告什么呢？他冷着脸自问自答，说：人不该纵容自己的口舌之欲。这话再要往远里说就是：每个人都容易被内心的欲望害死；人最该修炼的一个本领，是清心寡欲。
这是十七年前一个并不特别的下午，我扶着犯了胃绞痛的马钟出了工棚，站到了海空之间。阳光落在黑沉沉的海面上，反射出更为炽烈、灼人的强光。工地上一片凌乱，我们眯着眼睛左顾右盼。不一会儿我猛然听到一声惨叫。我应着那声音扭过头去，就见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张着大口向我们这边急步走来，经过我和马钟面前目光匆匆在我们脸上扫了一下，又着急忙慌地走过去了，直往工棚走去，那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有几个人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追着那人去了工棚。我大惑不解，问马钟是怎么回事。马钟说，闹着要回家呢。
看来这就是我们昨天听说的那个民工了。我跳起来，兴奋地要跟去工棚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夸张地说，十七年前我还是一个下士时，潜意识里就在准备着当一个作家了：我的好奇心是那么容易被调动起来。马钟却没有我那种好奇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到一个水泥袋上，头扭向海面，任由我去了。
在工棚的门口，我听到棚底嘈杂的水声，比水声更嘈杂的是闹情绪者悲苦的哭叫。他像个娘们一样，依在另两个民工的怀里，手紧紧抠住自己的喉结，巨大的抽泣声几乎淹没了他的哭诉，但我还是听明白了他主要表达的意思。
他大意是在说，天哪！你们为什么就不放我回去？我有病，有传染病，黄疸肝炎哪，你们不怕被传染吗？再过两天，我说不准就会发神经。我发起神经来很可怕的，会像疯狗一样咬人，叫工地上的人个个得狂犬病，全都死在海上。你们不怕的吗？我有毒的，比海蛇还毒一百倍，求求你们让我跟补给船回家吧。
我站在工棚口，这个不惜以妖魔化自己来获求自由的人，令我惊惶起来，对大海产生极大的恐惧。作为一个在海上逗留时长从未超过半个月的人，我一时无法理解这个民工的疯狂。我回身往马钟那儿走去，炽烈的太阳射在我裸露的肩膀上，竟令我悚然颤抖了一下。马钟头也不回地笑话我说，真有那么好看吗？
我没说话，扶着马钟的胳膊在他旁边坐了下来。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不着边际地聊起天来。不知怎么地，我们说到了史上那些以冒险为乐的航海家。确切地说，我们开始谈论一个叫麦哲伦的人。对这个第一次向世界证明地球为圆形的航海家的谈论，使十七年前的那个下午突然变得玄虚起来。
关于麦哲伦和他那支寂寞的船队，马钟着重提出一个疑问。他说，你瞧！我们才在海上封闭了九个月，就有人憋成这样了。麦哲伦的船队从起航到回西班牙，整整花了三年时间。三年，那些人是怎么挺过来的？
在十六世纪，这个世界的医药技术显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物资供应也远远比现在匮乏。麦哲伦和他的船员历经了多少身心之苦呢？这的确是个疑问，甚至已成为一个被历史淹没的秘密。我和马钟沉默了两分钟，接着马钟探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了不下十叠的纸。展开后我看到的是一张残破的海图。马钟从地上顺手拣了一枚小石子，对准图上一团海湾状的区域，将石子置于其上。
这是我们所处的位置。而这是——他又取了另一枚石子，手大幅度在海图上挥了一圈——这是麦哲伦航线。
他的演示使我洞悉到的是一种对比：麦哲伦航线的漫长，和我们置身其间的这片海域的逼仄。
我抬起头，却看到地图上这个“逼仄”的空间，在我眼前宽广莫测。我瞪着马钟，只听他用一种达观的语气对我说：
我崇拜麦哲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