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2004年第12期
栏目:天下中文
别以为“汉堡老太太”泛指汉堡所有的老太太们,也别当它是汉堡老太太堆儿里任意的一个。它是我和丈夫送给汉堡一个特定的老太太——戈莱娜特夫人(Frau Greinert)的“尊称”。
十几年前在汉堡,戈莱娜特夫人是我们的房东。当面,我们称她戈莱娜特夫人,用的当然是德语,私下里提到她时,改称“老太太”,汉语,顺口儿。比如某天我对丈夫说,老太太周末请咱们吃饭;另一天丈夫对我说,老太太下午车撞到楼下的铁门上,铁条都撞弯了。其实,她在场时我们也这么称她,反正汉语她也不懂。有天,她跪在地上修理我们三层浴池的下水口,我对丈夫轻声道,老太太一身高档套装就当起水暖工了,也不换换。之所以把声放轻,是因声音高了她便发问,你们是在吵架吗?汉语在德国行不通,却有一点方便之处,说话可以肆无忌惮。有一回,我在超市排队,同去的中国人公然抱怨收款员比驴还笨。收款小姐非但没生气,反而抬眼送她个微笑。没准儿听着汉语好听,一字一顿,像婴儿学语,又像蹦豆儿。
搬离汉堡后再提戈莱娜特夫人,我们在“老太太”前面加上“汉堡”两字。别跟北京东京的老太太混了。
住进汉堡市郊封安克街边的那幢房,正是春季。满眼满鼻的花色花香。车子刚刚停稳,老太太在车窗旁边露出头,含笑道声“hallo”。不是“哈喽”,是“哈噜”。一个字母之差,“hallo”就是英语的“hello”。德国人每天“哈噜”的次数不会少于五次。不知怎的,“哈噜”时,我常想起熟睡时的“呼噜”。
我和丈夫一左一右,听她边走边说。墙上靠右的信箱今天有了新来的主人,栅栏的插销先抬起再向右便可以打开,车库车位有限,只好委屈我们的“大众”露宿街头。她够矮够胖,厚度顶我俩,个子顶多到我的下巴,可与面部年龄不相协调的劲头,使她看去不觉着臃肿,步子落下时,我竟感到脚下的地在微微地震动,脸上的兴奋,不像房东对房客,倒像等来了多年未见的朋友。唇,涂了红,平添着脸上的生气;紫巾挽个松垮的疙瘩,搭垂于颈项,随意,别致,点衬着黄衫黄裙;脸颊的红润即使是人工的看着也很天然;左胸配有珍珠的金色胸饰在午后的太阳里光影扑朔朔的,点点线线短短长长。德国女人的着装很有些讲究,马虎随便的极少。这不,见见房客也像赴宴。院儿里,红着芍药,黄着玫瑰,紫着丁香。爱花的人,必定爱着生活。我在园子里,也在她的脸上看到了春色。只是不知何故,这张溢满春色的脸,偶尔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秋凉。
我来德国时间不长,对于我,这幢嵌着白色窗框的红房子就是一座宫殿。它的形象,使“富有”在我的脑中从抽象变得具体。“宫殿”保养得好,八十高龄,仍未显出岁月的痕迹。想想,房子诞生那年出生的婴儿,这年该过八十寿辰的大生日了。德国的好房像古玩古董不像女人,年龄大了增值不贬值。封安克街在当地很有点名气。有一回,丈夫一个同学路经汉堡,找不着我家的家门,就向路人打问。路人的目光从此君的脑顶照到脚心,满面狐疑:“封安克街,你没搞错吧?那儿住的可都是富人。”我们和“富”字当然不搭界,是便宜的房租为我们混入富人圈提供了可乘之机。看房的人络绎不绝,老太太相中我们,是因我们的脸长得让她放心。她这样解释时我想,八成其他看房的都跟纳粹沾点亲带点故,怎么瞅怎么面恶,我们得以力挫群雄,脱颖而出。就此,我们和戈莱娜特夫人签订了租房契约,也缔结了至今长达十几年的中德友好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