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一大早，丈夫的车刚一溜烟消失在街角，老太太的电话便打到楼上，约我去逛一周两次的集市。路上集上见谁跟谁说，我是她的新房客，来自中国北京。我上身深粉色呢子大衣，下身红色灯芯绒裤子，脚蹬高统半跟皮靴，周身簇新，全是国内带过来，这辈子穿过的最好的。对着老太太那些衣冠楚楚的熟人点头微笑，我暗自庆幸自己穿戴得体，没丢国人的脸。
逛了集，买了菜，刚进家门她便留我吃饭。三面之交彼此不熟，心下不免忐忑。在熟识的人面前我才可以放松自如，德语又差，面对的还是个我妈的同龄人，我已经看见自己饭桌旁边没话找话又怎么说也说不利落的傻相。我脸上依然挂着亚洲的微笑，心里已开始琢磨可聊的话题。
进得客厅，“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扑面而来。老式棕色古董家具散居屋内，贵重考究，虽过于沉重，却也皇室般凝重典雅。地毯铺就于硬木地板，圆形的一块白底子上淡雅的花朵花枝，古色古香，知道它不远万里从我的故乡来此安家，已是半年以后。我的手足有些无措，站不是，坐也不是的。那日是个好天，阳光金黄，透过白纱窗帘扑洒进来，客厅连带里面的餐室，被金晃晃的阳光抹成一幅色调和暖的油画。远远地，透过落地玻璃门，我见餐室一个黄衣老头仰靠于倚窗的黄沙发里，浑身上下金碧辉煌，乍一看，真有帝王气。近了，看清“帝王”头勾在胸前，头顶一个圆秃，看不见脸。推开玻璃门，老太太告诉我，老头就是她的丈夫。我想，她的丈夫一定累了，正打个短盹儿。“宝贝，看，楼上的葛女士。”说话时，像哄婴儿。老头抬起的脸，令我呆愣住了。这是张对周围的事物作不出任何反应的脸。眼珠似被眼窝后面的什么东西收紧了，缩进深凹的眼眶里，目光散淡，散落在我的身上，眼珠一转不转，眼皮一眨不眨，嘴里叨叨咕咕的，发出些我听不懂的音节，我当他在跟我说话，发现他其实在自言自语。一个声音低低的，幽而不怨，却像旷野的风“嗖嗖”地灌入我的耳朵：“我丈夫患有老年痴呆。”这一刻，将我身处异国他乡陌生之家的生分呼啦啦赶得一干二净。我读懂了老太太脸上的春色，以及春色间隐现的一丝丝秋凉。我窥见到一个被命运捉弄的老人空落落的心底。思维的碎片飘飘洒洒地在歌中沉落：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原来，我就是一只蝴蝶，一只飞进了她的窗口的蝴蝶。我们见面的第一分钟，她就把我当成了朋友。不，我们一直就是朋友，不曾相识，却已分别得太久，太久。
老头脸上的肌肉是僵的，不会动，嘴也不会咧开，可是他笑了，冲我笑呢，是眼睛在笑，脸上的肌肉松弛了，眼里笼着极弱的光点。“有人来，他就高兴。”说着，老太太站到丈夫跟前，双手攥紧他的手，用力将他从沙发里拉起。老头立起来，背驼着，鼓起个包，像是衣服下面有一团棉絮。他体型粗大，若不是病着，应是高大健硕的。我注意到他的手出奇地大，出奇地厚。老头由人扶着，还能走。
三人在桌边落座。盘中的鱼是老太太刚从集市上买回，亲手烧的。我一叉子杵进鱼肉，她忍不住笑了，指给我鱼盘里公用的餐具，我也笑了，挺难为情。中西文化的冲突，够我体验的。说实话，那天吃进嘴的，没一样合我的胃口。土豆淡而无味，鱼怎么可以用黄油煮呢？可感受在心的，已没有紧张，尴尬和拘束。打从我呆愣在她丈夫面前的一刻起，我们的距离就拉近了。凭我蹩脚的德语，我们交流起来却并不困难。有些东西意会足矣，不需言传。“我丈夫已经病了八年，他不是一下子病成这样的。开始，只是健忘，后来，出去散步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有次我花了两个小时没能找见他，只好报警。我和警察看到他时，他正站在高速公路旁边张望。我四处求医，死也不信这种病无药可治。可惜，上帝也帮不了我们的忙，我眼睁睁看着他一天天一年年成了这样。我丈夫原是中学教导主任，学识渊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自言自语时，还时常蹦出法语单词。我小他十五岁，曾经是他的学生。别看我这么胖，年轻时苗条着呢，像你一样。许多高个子男人专喜欢小巧的女人。我们恋爱的时候，他可会浪漫了。”她一口气说了上面的话，酒杯放到唇边，喝一口，接下去：“看他表面什么都不懂，其实他心里明白。我跟他说的话，他都清楚。只要他活着，就是我的丈夫，我的伴儿，我的寄托。每到圣诞，我都按照老习惯，送给他圣诞礼物。”她突然为自己在一个还不熟悉的人面前滔滔不绝不好意思起来：“对不起，我太嗦了。那天，我一眼就看出你们可以信赖，所以我谢绝了其他人。你们住在上面，我心里就踏实了。哦，你看，我还在不停地说，我现在有个毛病，不让别人说话。”德国的住宅区静得不像有人住，静得能听见自己在想什么。无数个声音从我的脑壳里钻出，密匝匝的，在午后寂静的空中回旋。看得出老头是个有学问的人，宽大凸出的前额，上大下小的头形，正是典型的智者的特征。太遗憾了，摊上什么病不比痴呆强，哪怕心脏病癌症肝硬化。老太太说老头听得懂她的话，是安慰自己的，老头怎么听得懂呢？听得懂，她哪来几大箩筐的话对着我倾倒呢？她说老头喜欢有人来，她又何尝不是？真正寂寞的不是老头，是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