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顺才去的那家木器厂厂门处悬挂着一块四方木板，上面是四个黑漆写的汉字：横山木器。
老板横山，日本人，50岁的样子。有个日本老婆，工人们不常见到；一个女儿，十四五岁，每天都去上学，和工人们偶然碰见了也不打招呼，一如陌路。私下里听老张说，横山还有两个儿子，都当兵了，似乎就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杀人放火。只是除老张外，工人们都没见过，也没人放在心上。
横山只是横山先生的姓，具体叫横山什么，工人们不知道。因为厂子里只有这么一位日本男性，没人听到过他的全名。工人们当面称他横山先生，背地里则呼以老板或横山，偶尔的，也有人叫过鬼子。这情景极少，绝对是在背后。其实，这一声鬼子和我们称侵略中国的日本军人为日本鬼子或鬼子兵，还是有着区别。他不带仇恨的成分，只是有些轻蔑。说明我们的国人当时如何地盲目自大，还活得稀里糊涂。
横山会说中国话，不很流利，有时还要辅以手势。他对工人们的称呼很直接，只叫他们的姓，比如老张，他就只叫张；赵振声，他也只叫赵。倘不巧工人中有同姓者，他也能区分开，叫你张，他张，而不叫大张，小张或是老张。这种叫法很奇怪，若工人中有三个同姓者，则不知他如何称呼？可能他也有此烦恼，所以，工人中还没有两个以上的同姓者。到了王顺才这里，王字只叫过两回。由于他的嗓音低沉，又像大多数外国人说汉语时一样发音生硬，从他嘴里说出的王字更像是一声“汪”，惹得工人们窃笑。横山反应过来，变通了一下，只叫王顺才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才。可听上去那个才字的发音更像是“宅”，以致很长一段时间里王顺才都觉得古怪。
也许自恃占领国的身份，横山从不和工人们家长里短，工人间的闲聊他也从不加入，所有语言上的交流都是因为工作，多余的话一句没有，显得他冷漠、傲慢和严厉。这使他和工人们自然地就拉开了距离或者说是等级。但是，作为手艺人，横山是个很不错的木匠。
工人们干活的场所是一个通长的大厂房，每个人在里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台，靠着东西两墙一个挨着一个地摆放，由于挨得近，干活时难免挨蹭。厂房的进门处，横山又格外地圈出了一间房中房，是他独自的工作间。没有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就钻到里面，关上房门干活，或是设计图样。工人们私下里叫它“工房”。
做完了一件活儿，横山会摆放出来，不说什么，可那意思却很明白。工人们自然也好奇日本木匠的手艺如何，看过之后，大多无语，私下里不得不承认横山先生活儿做得地道、精致、无可挑剔。也因此，在这里干活的工人手艺都不差。因为一丁点儿的小差错，也会使他举起一只虚握成拳、独挑起小拇指的手在你眼前晃了又晃。撇嘴、摇头、一副大不屑的神态，甚至骂人：“笨，猪一样的。猪一样的。”这表示他已经很生气，如果你不能改正或者重复同样的错误，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你轰走，并大大地扣减你的工钱。
在这里干活的工人几乎都被横山竖过小拇指，还有一两位被他骂过。王顺才还真就没让横山竖过小拇指。横山曾经把几张日式家具的图片交给王顺才，没有指点，也没有解释。要知道那只是图片而非图样，除了长宽高几个简单的尺寸外，其他的资料一概没有。比如内部的结构，配件的尺寸，以及规格等等。
王顺才把图片端详了一阵，然后下料干活。几天后，横山在王顺才干完的成品前端详了一溜够，然后说：“你的好，心的，心的干活，好。”
又过了几天，横山把王顺才叫进了他干活的工房。这让工人们大感意外。要知道那间小屋从来没有工人进去过，横山不在时会谨慎地锁上房门。
两个人在里面为一个三腿花盆架中间榫卯结构的如何交代，嘀咕了小半天。还别说，横山最终做出的花盆架，还真就有别于传统花盆架的结构，显得更加巧妙精致，有些鬼斧神功的意思。以后的日子里，横山做了许多类似结构的小物件、小摆设，可见他对这次设计很是得意。
那以后，他们之间还有过一些小的交流，当然只限于做活。除了王顺才对横山总是“宅、宅”地称呼自己心中有点小别扭外，他们双方都认为交流使自己获益匪浅。
因为交流，横山还特别地爱上了王顺才的小净刨。一个好的木匠，最先要学的就是制作适手的工具。工顺才的小净刨长22厘米，宽8厘米，厚5厘米。下刨口用一条厚5毫米的铜条镶嵌，整个刨身是一整块的小叶紫檀。小净刨之所以让横山爱不释手，并不仅仅是木料难得。因为它用起来特别的舒服合手，刨料时不管遇到疤子节子戗茬顺茬，都能刨得平净光滑，且不会塞住刨花。这样好使的刨子并非人人都做得出来，从选料到制作都要花费心思。在以后的使用中还要经过不间断的完善，才会变成现在的出神入化。横山虽未索要过，但是目光里已经表露出一种贪婪的喜爱，只是王顺才一直都在装傻，心里舍不得。
说这些，是为了表明王顺才的木工手艺真的很好，很得横山的赏识。可这时的王顺才已经琢磨着要离开这里了。这件事不关乎爱国也不关乎抗日，因为不管是王顺才还是横山，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抑或中国被日本占领，都无能为力。他们出门在外的唯一目的就是挣钱。
说不好横山挣到钱后干什么，反正王顺才挣钱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带回山东老家交给父亲买田地。这也是他和哥哥、弟弟被父亲一个又一个撵到外面打工的企盼。当初走进这个大部分中国人并不十分情愿进来的木器厂，一是老张拉帮，二是横山答应的工钱比中国老板高。可让王顺才想不到的是横山不守承诺，年底结账时只肯给工人们一半薪水。他说因为打仗，他的买卖大大地不行，他没有钱，只能给大家这么多。
买卖的好与坏工人最清楚，一年里他们没有一天空闲，还常从老阳儿没出山干到月亮又爬上天空。况且，没有一件做好的家具积压在厂子里。工人们把这些讲给横山听，横山把头摇得像面小拨浪鼓，说：“东西的拉走了，钱的没人给，我的没有钱，现在。以后有钱了，统统给，给齐的。”王顺才说：“俺辞工，你给俺结钱，俺回家娶媳妇。”横山说：“良民证、军部的扣着，要不回来，你的、走不成。”
没有良民证在沈阳城里寸步难行，随时都有被抓住砍头的危险。这一点王顺才感受深刻。前一段时间横山把工人的良民证收走，缴到军部补办新证，一直也没还回来。现在，这就成了他限制工人们辞工的手段，而且特别管用！
结果，那一年的春节，王顺才没能回家。这让他不能忍受，父母和他们约定，每一年的春节不管他们在外面挣钱多少，必须在年三十的头两天赶回山东老家。一来父母要看看他们是否毫发无损，二来他们也要看看父母是否安康依旧。然后是一顿热热闹闹、丰盛无比的年夜饭。最让他们在意的是父亲在喝完三盅酒后，会拿出一个账簿，把哥几个在外打工这一年来捎回钱的数目，一笔笔，准确无误地、唱诗一样地报出来，并加以点评。然后，父母给每个在外辛苦了一年的儿子各敬一杯酒。那一刻，绝对叫人兴奋，是骄傲是沮丧还是无地自容，都在那一刻忐忑地等待里。它将决定你这一顿年夜饭吃得滋润还是不滋润！哥几个在外面拼死拉活地干，不就为了一年中的这么一小会儿吗？可是，那一年的春节，王顺才没能喝上父母敬的那盅酒，只能在遥远的沈阳城里，守着足以冻死人的黑夜，虔诚地向远在山东的父母敬上一杯凉凉的劣酒。
还有一件事让王顺才受不了；自去年秋天几个日本军人到厂里来过一趟后，厂子里就断不了地做一些在他看来既没什么用处，又会耽搁自己手艺的小箱子。从箱子的尺寸上看，说是衣箱或是物品箱实在太小，说是妆奁、或者首饰盒又嫌太大。况且，虽然做的时侯要求规矩精致，可是做完后既不包绸也不油饰，就那么白不呲咧地被军人们装在车中拉走了。可见不是家具。
他就想不明白了，既然只是个随便装什么杂物件的小木箱，又何必动用他们这些个耍手艺的师傅？这不是硬逼着盖楼的瓦匠垒鸡窝吗？还不是一件两件，也不是十件百十件，而是几百上千地做。想想吧，让一个以耍手艺为荣的年轻人每天都周而复始、枯燥无味地干着一件既无需手艺又无需费脑的工作，简直就是对手艺的污辱。时间长了，真可以把人干成傻子！可是，横山不这么认为，每当做这些小箱子的时候，他就变了一个人，像吃了福寿膏，兴奋。白天干了夜里还干，还逼着工人们和他一起打更熬夜地干。对质量的要求也更加苛刻，一丁点儿的瑕疵也会招来他咬牙切齿的愤怒、咆哮，或是莫名其妙地张牙舞爪。以致工人们累得像是没了筋和骨头，就这样，还要时不时地担心老板何时会疯掉。
这可真是鸡蛋里面挑骨头。这句话没人敢和横山说。刚开始做木箱的时候，横山有言在先，他说：“这一回，你们的、是特别光荣地干活的，所以的，要特别用心地干，快快地干，不允许怠慢的！怠慢的决不允许！”
王顺才可没想过干活为什么会光荣或是耻辱，只是干过一段时间后打心眼里产生了厌烦。私下里，他打定主意：一旦要回良民证，立刻辞工。不在乎下一个老板给的工钱多与少。总之，他要离开，为了不丢掉手艺，因为这是他一辈子赖以吃饭的本钱。
恰在此时，家里来信，让他回家成亲。趁着一批箱子做完，下一批活儿还没来的空隙，逮着横山心情偶尔愉快的瞬间，他小心地说：“横山先生，俺家老人来信催俺回家成亲，日子都选好了。”他把信拿给横山看。
横山不看，嘟起嘴，把个大肉脑袋又摇成了个拨浪鼓样，说：“宅，箱子的做不完，你的良民证的没有。良民证的没有，你的出不了沈阳。”
王顺才问：“良民证咋还没办下来？”
横山说：“噢，我的，不知道。”
王顺才相信横山什么都知道，只是用这种方法圈住工人，不让他们辞工，好没日没夜地给他加工小箱子。那箱子不大不小的到底有什么用？莫非真像工友们私下议论的是用来装子弹？要不然，怎么会是穿军装的鬼子兵开着军车拉走？要真那样，他更要赶快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