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在生活中感到疲惫。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文章中提到，他曾经常常陪舍伍德·安德森一起在城里散步。某次安德森讲了自己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牵了一匹马在乡间的路上走，然后想要用马换取一个夜晚的睡眠，并不是只换能睡一个夜晚的一张床，而是睡眠本身。福克纳回忆此事的时候，认为安德森只是在凭空讲述，以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个轶事或寓言；但是，福克纳或许忽视了，安德森所感受到的——那种永恒的疲惫。
最近，我常常和作家朱岳一起散步：要提笔谈论他的小说时，我必须首先提及这一点。我与他在一个出版公司共事，并且意识到在他的生活与小说之间，存在着一层轻微的隔膜，虽然这也是大多数写作者的状况。工作日里，待在三里屯附近的某座办公楼，朱岳会向我们几位同事随口谈论他的梦，但他总是轻描淡写，尽量减少附加的意义；这一点正与安德森相反。
尽管如此，在朱岳的新书《说部之乱》的开头，我重识安德森式的疲惫幻觉。那是小说集的第一篇，《原路追踪》，第二人称的主人公在其所生存的环境里，被命运驱使在雨水中向前行车，经过一些波折之后，渐渐接近自己的目标，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疲惫到来，如某种契约的降临，并且终结了这篇故事。书中叙述：“这样的梦呓时断时续。你感到累了，放下书，走到病房的窗前。……雨水刷洗着黑色的公路。你想，这雨水最终会流到路的尽头，那里难道不会被淹没吗？……”
同样的提问句式，我曾在卡夫卡的故事《初次痛苦》里读到。“如果这些念头开始折磨他，它们会有朝一日完全消失吗？它们难道不会变得越发强烈吗？”到这里，小说故事的线索已经被作者抛弃，主人公和读者全都站立起来，注视文学将我们带到的眼下的一片开阔地，在那儿你有必要想想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强烈地感到，《原路追踪》是作者的一个梦境，在这样的结尾处，做梦者将在倏忽之间被意识提醒，离开睡眠状态。一位诗人在谈及写作技巧时曾对我说，这样的结束仿佛撑杆跳，先在地面跑上一段距离，突然间借助撑杆的力量高高跃起，离开地面。也如卡尔维诺曾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意大利作家卡瓦尔坎蒂灵巧地一跃而起，使自己升至世界的重量之上。这篇小说的跳跃并非基于故事情节的剧烈扭转，而是通过超越性的提示，它只在静态的积蓄中不期而至。
书中的同名小说《说部之乱》，是另一篇我尤其喜欢的作品。和《原路追踪》一样，作者在构建一个紧张的故事序列之后，突然履行了他与平静的契约。在一场“说部之乱”——也即语言混乱——作为病症袭击世界之后，幸存的主人公和朋友陆德两人试图拯救人类，破解这场灾难的源头。然而陆德的尝试失败了，他选择了自杀。故事的结尾这样到来：“于是，我接受了陆德最后那个假设，并着手写一篇‘加一道锁或封皮’的小说。写完之后，我就逃走。此刻，等待我的那片海岸已经在我眼前晃动了，浑浊的海岸拍击着礁石，发出轰鸣声，提醒我要一直凝视它们。”
在这样的时刻，作者大概放弃了讲故事的初衷，而是提醒自己和读者“凝视”生存状态。目光接管了世界的秩序，我们一同留在某种时间停滞状态中。老练的辨识者会明白，朱岳的每一篇小说同时都是一首诗。
我有必要回忆第一次阅读朱岳作品的经验。那是我刚刚在单位与他共事不久，某天中午他赠我一本《睡觉大师》，在这之前，我还并不了解这位友人的创作。午后，我因为有事离开北京，在去往邻近城市的火车车厢里，开始阅读那本书里的第一篇小说。接着，我立刻给他发去短信，说自己已经被震动了。那篇小说的名字叫做《我可怜的女朋友》，在三页纸的故事之间，主人公怀着忧郁的心情离开女友的病房，在一片瓦砾中试图寻找一朵玫瑰花，但只找到一根狗尾巴草，并且看到天边的红色晚霞。那次我想起的是卡夫卡写过的“乡村医生”，他坐在人间的车上，驾着非人间的马，四处奔波，饱受严寒的折磨。
可见在我的阅读谱系里，朱岳和卡夫卡的重叠绝非偶然现象。某个摄影师将会给朱岳拍一张照片，在被定格的瞬间，他的眼神和卡夫卡的是否也有相似之处？世界凝视我们，我们凝视世界。
在《双眼》一篇里，朱岳或许提及了自己的目光。这篇作品只有一页，与其说是小说，毋宁说是箴言。开篇提到创世，而后在一团乱麻中诞生了一个人，他的双眼是两只鸟，它们飞在前面引领人前行。有一次，鸟向空旷处飞去，人骑马追赶，但不再能够追上，撞进了一片黑暗。这时，“他勒住马，侧耳倾听，寂然无声，身后的事物没有跟过来，前方的空旷浩渺无际。”（这个描述让我又一次毫无疑问地想起卡夫卡，他也曾如此描述人的处境：“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从后面，从源头驱迫他；第二个挡住了他前面的道路。”）最后，朱岳的主人公“坐在马上，垂下头，不再移动”。世界陷入沉默。
那种宁静的氛围，也弥漫在《默片人》一篇中。小说里，旅行中的女人发现男友的胸口上有一个小孔，贴近去看，里面正在放默片（写作者在这里设置了一层套盒，也即通过观看，另一个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个孩子在电影院里感到恐惧，于是不停地往出口方向逃跑。
这个小孔会让我们想起博尔赫斯写过的“阿莱夫”。也可以再次想到卡夫卡写的“乡村医生”，他在病人身上找到一个伤口，并喃喃：“在他腰间的右侧敞露着一个手掌大的伤口，像朵玫瑰……可怜的男孩啊，你是没救了，我已经找出了你巨大的伤口，你正在毁灭于这朵鲜花上。”然而，朱岳在某次谈话中提到，孩子和电影院的故事，来自于他父亲的一个梦境。
因此，事关原始的“恐惧”，是作为一份隐秘的家族财产而被流传下来的。如《默片人》的素材所示，那悲哀并不是来自于作者的远亲博尔赫斯和卡夫卡，而直接地来自于作者的父母。是生活而非文本，教给我们决定性的经验。尽管朱岳热爱阅读，并且在这些小说里堆叠了一些他欣赏的作家的名字，如乔伊斯、乔治·佩雷克，只是他们仿佛纸片做的背景道具；虽然他们也凝视我们，但并不开口说话。
当然，《尤利西斯》和《人生拼图版》等小说，真实地堆积在他的书桌上，仿佛梦中之梦。朱岳每周都会买书，这些新买的书常常就堆积在办公室里，我们笑称，那儿随时都有雪崩的危险。阅读、迷宫，还有睡觉、消失术，这些元素出现在朱岳的小说中，恰好因为它们都是他日常操练的事物。
事实上朱岳的文本有一份更加久远的来源，它的名字恰好出现在新书的书名里：“说部”。中国古典故事，以一种奇怪的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占领了作家大脑的某个部位。《儿子》一篇，讲某个女人生下一个儿子，等儿子长大后，女人又给他生下老师、战马、随从、妻子、修士乃至死神，帮助他完成一生的历程。这篇小说让我想起的，是在另一次谈话中朋友向我提起的，一个来自《搜神记》的故事：一个男人去别人家做客，这家的小姐喝了他的洗手水，于是怀孕了并且生了个小孩；男人再度去她家时，女人把孩子领出来，男人不愿认亲、用力一推；结果那个孩子倒在地上，重新成为一摊洗手水。
小说里所构建的故事——从虚空中来，到虚空中去。但故事的叙述过程被记录下来；也许这样的故事是拒绝被阐释的，它们的意义只满足于叙述本身，并且是自足的。
我特意去问朱岳本人，他回答说，自己没有系统地阅读过《搜神记》。我明白，是故事自己从古代前来找到了他。这是一种无师自通——因为讲故事是小说家的天性。这本集子里还有《黄金》《食竹记》《鱼腹》和《白发》等篇目，我恍惚间会觉得它们可能是《聊斋志异》的某个部分。朱岳接管了中国古典文化中一直隐而不显的那份轻盈，那种无言的万籁俱寂的神秘。
朱岳接着跟我讲另一个轶事，说自己写的一个故事，被发现和几千年前的某个古印度神话是一样的，而他之前并未读过相关书籍。很多写作者都有这种体会，自己在构思之后写出一个巧妙的故事，但却无意间发现那个故事已经被另一位作家讲过。朱岳比常人更深地陷入这种互文之网中，这是他的处境，也是他的价值所在。
《写作计划》一篇也提醒了这一点。在文中，第一人称的写作者说自己着迷于故事的文本结构，列出了一批想要写作的小说提纲——当然，止于提纲而已。毫无疑问，前人和后人，已经讲过或者即将要重新来讲这些故事。或许在这些故事面前，作家们已经达成了秘而不宣的共识。如果有一天朱岳像俄国学者普罗普那样写出一部小说理论著作，那并不会让我感到诧异。
我想起另一位同时代的写作者；在青年友人们之间，有一个私下里的美谈叫做“北朱岳南朱琺”，这两位朱姓作家有着相似的文学趣味。朱琺曾经在豆瓣网上建立过一个小组，叫做“博卡青年队”，意在向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致敬。再往前追溯，美国作家约翰·巴思有过一个著名的判断，说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作为两条平行线，在非欧几里得几何中有可能相遇——地点不是灵薄狱也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罗马，而是在无限之中。
朱岳的写作已经进入巴思所描述的那个区域。让我们回到小说《说部之乱》的文本中，结尾处主人公谈到，他正要写“一篇‘加一道锁或封皮’的小说”，这个工作承袭于《一千零一夜》《水浒传》、博尔赫斯和佩雷克。很难探究，这样的叙述里有多少成分是朱岳的自况。
我记得巴尔扎克曾说，谁不能在晚餐后的散步中想出七八个短篇故事呢？我们可以回答：但只有真正的匠人才能使它成为艺术品。在《回信》一篇中，朱岳又一次直接地谈到了自己的写作者形象。他做了一个比喻，说世界是一只大碗，碗外是无限虚空，而他自己是那种会一直待在碗内的人，作为小说家，他愿意写一些平淡、安静的故事。可是，接下来，戏剧性的转折到来了：这篇文章的结束，是回信者又讲了一个怪异的故事。
朱岳生活在日常维度之中，常常和朋友们一起在工人体育场附近午餐；但他深深明白，世界是真正神秘的。像维特根斯坦一样，对于不可言说的，我们应该保持沉默。我想起《睡觉大师》里的另一篇作品《万能溶剂》。科学家默多克研制出了某种能够溶解一切的溶剂，它迅速地吞噬任何靠近的事物。这些消失的事物渐渐聚集，并呈现出一座城市的形状，在那儿唯物主义、悲观主义、达达主义、相对主义、存在主义等哲学理念横行街头，成为可以等价交换的商品。默多克渐渐感到厌倦，他走出门，随手将溶剂扔进玫瑰花丛，地面上很快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然后，写作者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事实，这个事实跃出文本而进入读者的生活——寥寥数语的揭示：“就连这星空也会被溶解掉，这只是时间问题。”
关于世界毁灭的梦，或许我们都曾做过，从出生的时刻开始。终点在等着我们，它已经被预示，如舍伍德·安德森的愿望。朱岳提炼世界，他的作品将生活容纳进去，并做了轻微的扭曲，但没有改变其内在的逻辑。从这些结尾里涌出悲哀的诗意：他准确地触摸到生活的本质。
也许《仙药、黑人、月亮》一篇，是这些故事里的唯一例外。在一座明丽的世外海岛上，一个女孩拿着徐福送给她的浅蓝色宝石，开始飘上天空，越过屋顶，一直升到了轻盈的月亮上。卡尔维诺曾在《宇宙奇趣》里写到过类似的美妙情境；而继续往前追溯这个故事，它则来自于阿里奥斯托笔下的《疯狂的奥兰多》。朱岳的汉语语境，使得他看见了一个卡通的萌萌的嫦娥，而那块蓝色宝石最后也传递给了月球上的最后一只兔子，进入它的肚子，好抵御住那使它落入太空的神秘引力。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朱岳在他作品中的形象，犹如卡夫卡笔下那位驾驶小船的格拉胡斯；我无法忘记他字里行间的沉重忧虑。但最后这次航行的主角已经变换了，在《仙药、黑人、月亮》的结尾，徐福的酒醒了，一阵满足感来到他的身边。这可能意味着，他找到了庇护所。
这个地方或许不在别处，就在朱岳所生活的北京，那座灰色的、夜晚却发出光芒的城市。在整本集子里，朱岳只在几处地方提到了它。其中一篇叫做《隐士游戏》，讲述的是一位友人在香山隐居的个故事。在它的结尾处，作者写道：“……走着走着，心里恍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并不是身在香山，而是在一座远为旷渺、古老的山中。”
而值得期待的是，一种本地的荒谬，会更多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2015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