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老的作家塞拉要讲一个故事，一个缠绕在他心头的故事。也许因为缠绕得太久，某些重要情节回旋着反复出现，每当做一次语气上的停顿，我们就意识到一次，外面的绵绵细雨仍在落下。塞拉要把爱伦·坡的句子放在他故事的扉页，用以提醒自己：“……我们的思想干枯而又麻痹，我们的记忆干枯而又可疑”。
弹奏、雨点、老年作家的唠叨：三位一体。一位盲人乐师的存在是重要的，或许这一切，都来自于他乐曲中的幻觉，但他只愿意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出现在书中。由于失明，他看不清道路；所以他在同一座城市里反复迷路，总是走到同一个街角；仿佛全世界的雨滴都聚集在那里。正如加勒比诗人沃尔科特所说：“细雨渐密，像竖琴的丝弦。一个目光阴沉的男子用手指扣住雨丝。”
然后众多人物出场了。他们都有冗长的名字，全部昏昏沉沉。其中有个人说：“西班牙是一具死尸，我不愿意去想它。”他们全都生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距离作家进行著述的1983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博尔赫斯写过：“大理石的光辉，尸衣下面被蛆虫破坏的黑色解剖学——他收集这些寒冷的象征：死亡的胜利。”著述者犹如回到幽冥世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得到了喀耳刻的指点；并为自己置身亡灵之中而感到震惊。然后塞拉会习惯于此：“死亡是经常发生的顽固现象，是一种渐渐失去声誉的习惯势力。”
你可能一早就知道这桩事件的结果了，假如我们是在进行倒叙。一本小说就像一块地毯，我们先将它整个儿铺开，再慢慢辨认它的纹路。我们观看：著述者按照音乐的节奏，道出全部的细节。我们观看，而他所收集到的一切，都指向一件事情——死亡的胜利。然而，也许这并非徒劳；静默的文字仍然保持着口型。曾经握笔的人是卡米罗。
但是塞拉可能又觉得，时间不是地毯状的。在阖上的书本里，时间像一只动物，被装入一个箱子。它挣扎着想要脱离束缚。于是语序开始扭曲，在这个方块形的空间里摇晃。所有的墙面都被反复地涂刷，因为无所事事，这里的人们与自己相处得太久。假如有人需要出门，那么他就会反复地经过同一个街角。就像当代电影里提到的“月光宝盒”，众多人物在时间的目睹下不停地做折返跑。
在一片混乱中，我们可以随意地读这本书。就像一座公园有好几个入口，你可以从任意的门进去。广场上有孩子们，像科塔萨尔那样跳房子。后来另一批人物交替登场，进行施尼兹勒式的轮舞。报仇是他们的狂欢。
某种泛神论隐隐地从书中渗透出来，滴落到读者的地板上。“大千世界是一只共鸣箱，地表是鼓面，鼓面蒙着皮子。”与其说他是讲故事的人，不如说他是制造长篇声音的人。两只相同的玛祖卡舞曲，才会组成一次事件。这次事件由于被反复提及，变得单调。我们需要看的是窗外的景物，比如雨点。如果这是一部电影，那它就是我们所说的闷片。犹如土耳其导演锡兰的冬眠，每隔一阵子镜头就对准窗外的雪。
尽管如此，语言仍源源不断地滚动，仿佛时代中的西班牙在抽搐。塞拉写到第一位死者：“‘蛮子’额头上那颗明亮的小星星熄灭了，它有时像红宝石一样红艳，又是如蓝宝石一样瓦蓝，或似紫水晶一样青紫，像金刚石一样闪亮。”我们不得不去寻求洛尔迦的诗句：“用星星的口涎止痛敷伤。”并非偶然，书中第一次弹奏玛祖卡的1936年，正是那位安达卢西亚人去世的年份。
高登西奥也已经死了，他出现在集体记忆中，实是一位为自己而弹奏的亡灵。但有些话由罗宾·列宝桑道出，或者不是他在说话，而是无意识之神。“罗宾·列宝桑不想记日记，因为他不愿意承认人也是那种皮毛坚硬、愚笨无知、整天无所事事、只等待出现奇迹的动物。”肉体的气息是辛辣的，生存与性欲混合在一起。然而事实是，承认与否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们再想想其他人是怎么说的。乌纳穆诺：“上帝默然无语，因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奥尔特加-加塞特：“明天与今天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进步只是沿着我们脚下的同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在某个艺匠俱乐部，他们的书籍都曾被烧毁过一次。与此同时，在海边它们堆积如山，海水将思考全部卷走。
2015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