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自古是出人才的地方。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蜀人只有离开蜀地投身到外面的世界去，才能如离窠的雄鹰展翅高飞。其实这种说法不全对。蜀中的人才分两种，一种是终生没有离开过蜀地的怪才、奇才，另一种是走出盆地名扬天下的大才、通才。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悼念蜀中先烈所作的祭文中，曾经不无感慨地说道：“惟蜀有材，奇瑰磊落，自邹（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允多。”这应是对蜀中多英烈豪杰的中肯评价。
其实从蜀中出产人才的种类分析，又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诗词和文章享誉海内的文人学士，第二部分才是孙中山赞扬的爱国志士。
从李白开始
蜀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人首推李白，这位有着西域异族血统的大诗人，五岁时跟随父亲来到四川江油县。年幼的李白在蜀中山水风物的熏陶下，心灵得到了神奇的滋养。他在诗中说自己：“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目无古人，横扫一切，敢于声称自己十五岁写的赋比司马相如还好。比照李白后来的才华，他的确不是狂傲，而是有十足的底气的。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长得一表人才、读了满腹诗书的李白决定辞亲远游。这时候他感到蜀地灰色而狭小的天空已经不能满足他心灵的驰骋了，他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他背上一个背包辞别了蜀中双亲，辞别了那间建在蜀地的小书斋，沿着一条江边的小路向外地进发。二十四岁的李白没有感到前途堪忧，纵横四溢的才气和自信放荡的性格使他对前程有十足的把握。迎着熹微的晨光，这位即将出蜀的旷世才俊道：“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当时的李白把蜀地看成是自己的祖国，但大丈夫志在四方，因此他佩上一把好剑，朝故乡的方向挥挥手正式上路了。
他的影子飘逸而奇绝，出蜀以后首先来到了江陵，在那里拜见了一个著名的道士。这个道士名叫司马承祯，是先后受到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礼遇和尊崇的世外高人。他一见这个来自蜀中的青年，就忍不住大声喝彩，称赞李白仙风道骨，问他愿不愿跟自己一起修炼得道，共同“神游八极之表”。这对于本来有志学仙的李白来说，真是意外之喜，因此他就跟司马承祯一起住在了深山中。这段时间的心得体会，李白有一首《大鹏赞》加以表述。关于大鹏这种鸟，晋代的名士阮修曾经写过一篇《大鹏赞》，但是李白读了以后，觉得阮修简直写得差极了，于是故意对着干，写了一首新的《大鹏赞》。
那只自由自在遨游于天地间的大鹏给了我们无比深刻的印象，“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这既是李白修仙的心得，同时又是他高远绝俗的志向。公元742年秋天，游历在外的大诗人李白接到唐玄宗的诏书，要他火速赶到长安，天子不但要接见他，而且还要封官给他做。其时李白的文才已经名满天下，有许多著名的诗人和大官争着和他交往，今日听说当朝皇上不远千里下诏要见他，就急忙起程赶往长安。明代方孝孺《吊李白》记述这次召见的情形说：“金銮殿上见天子，玉山已颓扶不起。脱靴力士只羞颜，捧砚杨妃劳玉指。”
李白来到长安的皇宫中面见天子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但唐玄宗知道李白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因此并不怪罪，还让他的爱妃杨玉环用她的纤纤玉手亲自捧出一只砚台来，磨上墨，要李白当场作一首诗。这次召见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因为李白是蜀中的人，杨玉环也出生在蜀中，唐玄宗若干年后也要到蜀中去避难。两个出蜀的人和一个将要入蜀的人在金銮殿上相聚，一个是当朝天子，一个是绝代佳人，一个是顶尖的诗人，确是一次风云际会。
玄宗召见李白以后，任命他做了翰林供奉。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官位，但是能经常陪伴在皇帝身边喝酒吟诗。李白对这个职位很看重，在与朋友的书信交往中也自称“翰林供奉李白”。这个职位对喜欢喝酒又喜欢无拘无束的李白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李白后来的诗中对这段生活也有反映。比如有一次他陪玄宗和杨贵妃在骊山温泉宴游后，就写道：“王宫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那些平日里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见皇上和贵妃跟李白那么亲近，都来拍李白的马屁，又是和颜悦色地赔着笑脸，又是围着他赞扬他的诗作得如何美妙。
李白对这一切倒不看重，他在皇上面前都敢放肆，难道还在乎你几个文武大臣？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称赞李白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跟李白是同时代的人，两人见过面，而且交情也不错，对李白的行状应该是了如指掌。杜甫告诉我们说，有一次李白陪皇上出游，大家都在皇帝身边陪着，李白却溜出来跑到一家酒店去喝酒。他的酒量很大，自称是酒仙，喝得酩酊大醉痛快淋漓。皇上要离开这里了，周围一瞅不见李白，就让人到酒楼去叫他赶紧上船，但李白喝得兴起，还迟迟不肯动身。
这样可爱的诗人唯有蜀中才会“出产”，但这种随意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官，因此李白在仕途上并没有多大作为，大概他做官也是逢场作戏，并不把官位当作饭碗牢牢捧住。晚年的李白丝毫没有衰老的迹象，这时候他已经不在朝中做官，而是跑到安徽当涂一个朋友那儿去了。这个朋友名叫李阳冰，当时正在当涂做县令，跟李白十分要好。年过半百的李白有这位朋友的关照，过得还算潇洒。有一天，李白穿着锦袍，乘着月色到当涂县的采石江中游逛。他一个人独驾轻舟，“傲然自得，旁若无人”，一边喝酒，还一边吟诗唱歌。喝酒喝得半醉的时候，李白看见江中的月亮格外明亮，因此就“醉入水中捉月而死”。一代天才死得如此活泼顽皮富于诗意，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李白之死和杜甫之死其实都跟各自的性格不无关系。
李白跟月亮有缘分，月亮寄托着他的生命和思乡之情。李白从年轻时离开故土以后，就没有回蜀中看过。不过这位看似洒脱无羁的诗人却在《静夜思》中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思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个游子孤独寂寞的心灵在月亮的照耀下慢慢浮现出来，显得如此真切动情。
在李白的才情震惊唐代诗坛的前后，蜀中还出过司马相如、陈子昂、苏东坡、李调元、杨升庵、郭沫若、张大千等一大批文人高士，他们的存在是“惟蜀有材”最好的证明。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
蜀中诞生的另一类人才是为中国近现代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如灿烂的群星照亮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蜀不是封闭自足的，而是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壮烈风骨。蜀中第一个把这种风骨向外界昭示的人，是四川巴县人邹容。
年轻的邹容离开蜀地到日本求学是在1902年，当时留学日本寻求救国理想和方针已经在蜀地形成一股潮流。据《成都通览》统计，1909年成都府属的两个州县的留日学生达到了一百五十八人，进入早稻田大学和明治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有四十七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邹容在日本东京同文书院学习期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穿着一身海蓝色的笔挺中山装，他的身影在樱花掩映下显得挺拔而英俊。留日期间，他接受了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认识到“爱国就要革命，救国必须反清”的道理，决心以革命为己任。他一方面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开展的爱国革命活动，一方面刻苦攻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经典著作，于1903年3月回国前完成了惊世骇俗的力作《革命军》。这本书由著名的革命志士章太炎作序，邹容在书中没有使用他的真名，而是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表达了他舍身救国的高尚情操和理想。
这本书的言辞极其犀利，磅礴浩大有如激流奔涌。许多人读过此书后都感觉到“虽顽儒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破地，奋身入海之状”。可见其语言、思想和情感的运用均达到了很高程度。《革命军》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阐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它通篇围绕“反清革命”这一主题，以博大恢宏的气魄和超凡的胆识，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透彻地阐述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此书一经问世，“举国上下无不震动”。
孙中山看到此书，不由得击节叫好，同时向人打听邹容是哪儿的人。当得知是四川人时，孙中山不由得睁大了眼睛。的确，在他周围，有一大批来自蜀中的英才，他们雄姿英发，言辞犀利，使孙中山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希望。由于孙中山太喜爱这本书了，所以他把《革命军》作为宣传革命的重要书籍到处散发。1903年，他携带此书到美国檀香山的华侨中开展革命工作，许多华侨读到这本孙先生不远千里带来的书时，都“感动皆捷，其功真不可胜量”。
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也读到了这本书，他们的感觉当然很糟，“此书逆乱，从古所无”。清政府大兴文字狱，专管舆论的官员也见过各种各样的禁书，然而像四川人邹容的《革命军》这样有力度的书籍，他们却是从未见过。在沙俄的暗中支持下，他们先是逮捕了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第二天，邹容抱着与章太炎生死与共的决心，毅然“投案自首”。经过所谓的审判，邹容被判监禁两年，关入了上海的租界监狱。
邹容在狱期间，被罚做苦工，每天做最重的体力活，而且伙食糟糕透顶。清政府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把这个写“逆乱”之书的年轻人折磨至死。1905年4月3日凌晨，狱卒打开关押邹容监室的门，发现这个骨瘦如柴的青年已死在墙角边，但他死得并不难看，他的眼睛睁开着，逐渐暗淡的眼神中仍放射出犀利而高贵的光辉。这一年，邹容仅仅只有二十岁。尽管清王朝一直对《革命军》严加查禁，但到武昌起义前，该书已翻印二十多次，总印数超过一百万册，是清末革命书刊中的第一畅销书。
仔细分析中国近现代革命中涌现的蜀中英烈，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规律。自从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开展以来，不同省份、不同族群的人在蜀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不同文化和族群间的融合，使得蜀人像基因被重新组合的水稻，变得精神饱满而血脉贲张。然而人才的培育和诞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移民们来到蜀中的第六代和第七代上，一个人才大量涌现的时代来临了：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郭沫若、韩素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都是在这时候脱颖而出的。
而其中努力倡导革命的人才尤其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开国元帅中，来自蜀地的就占了四位，这样的比例是超乎人们想象的。看来孙中山先生“惟蜀有材”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这就像余秋雨《三峡》一文所述：
看来，从三峡出发的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是怪异的。都会卷起一点旋涡，发起一些冲撞。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他们都不以家乡为终点，就像三峡的水拼着全力流注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