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沙漠边的农场，民贵有个不同于当地人的身份，叫“新职工”。对待他们这样的新职工，农场是宽厚仁慈的。招他们来时，郝场长说的，有房子有地，只要肯下力气肯流汗，就能过上有饭吃有衣穿、有电视看有“电驴子”骑的好日子。
当时，他们曹家坡那个山旮旯村的村主任吃惊地问：
啥样的房子？
一砖到顶的新房子。
多少地？
每户五十亩。
不要钱？
不要钱。床铺被褥、锅碗瓢盆都是现成的，还一次性发两千元安置费。啥都不用带，只要人去了就行。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所有人的眼睛都瞪成了卵石鸡蛋。
说书呢？村主任脸向上别，眼睛斜觑着郝场长。
你看，郝场长掏出合同，安置费现在就发给大家一半，另一半到了场里就发。
沉默，像有滚滚雷声由远及近。
咋样？谁去？村主任举起村委会的章子。
如果去了不像……不像你说的那样，想回来咋、咋办？民贵结结巴巴地问。老婆巧玲在身后一直捅他。
给你买回家的火车票。郝场长的眼睛越过民贵黑黢黢的脸，看见了巧玲。巧玲的脸红红的，像曹家坡阳坡上那棵柿子树上的柿子。
这，还有啥说的？民贵扭脸向众人，咧开嘴，卵石鸡蛋大的眼睛眯成了瞌睡的猫眼。
“哗”，身后的人都扑到了桌前，伸出指头蘸了红红的印泥，在合同上摁上指印。
等民贵最后一个摁完手印，郝场长笑着问他：
你叫啥？
这年春天，当民贵背着一个大大的蛇皮口袋，带着老婆巧玲和儿子走到农场分给自己的屋门前时，他愣了半晌都没有抬脚迈进屋里去。站在身后的巧玲和儿子一人拽着他的一只衣角，探着脑袋朝已经打开了门的屋里瞅。
屋子果如郝场长说的，一砖到顶。红红的砖墙反射着太阳的光，像在电视里看到的天安门的城墙一样。站在白亮的太阳光里往门里望，只能看见一块斜铺在地上的白光。民贵堆积了一脑门子的汗，淋雨般流下，眼睛被蜇得涩疼。他有点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什么都不用出，就得到了这么好的房子，还有地。凭啥？
就凭你们是我们场的新职工！管理员笑着说，进屋吧，休息一下，今天场里杀了猪，晚上会餐，到时我来接你们。
他们就那样愣怔着站在屋门前的太阳下，直到管理员的身影消失。
虽然是平房，而且只有里外两间，但足够他一家三口住了。在老家曹家坡那条山沟里，他们只有一间歪斜的、似乎一场暴雨或一阵狂风就能摧毁的泥屋，不然，他们也不会背井离乡到这儿来当新职工。
站在屋子中央，映入眼帘的床铺、火墙、炉子和锅碗柜橱，都是新的，甚至还可以嗅到淡淡的泥腥味和油漆味，陌生而温暖。当背上的蛇皮袋子“嗵”地滑落在地上时，他蹲下身子，双手捂住了脸。第一次出这么远门的巧玲和儿子都被他吓住了。
咋了？咋了民贵？巧玲也蹲下身子，用手掰开他捂着脸的手，只见他脸上湿漉漉的，不知是眼泪还是汗水。但看到他笑着咧开的嘴，她定下心来。她拉着他站起来，说，咱们来对了，郝场长没有骗咱们。
是啊，郝场长没有骗咱们，咱们来对了！
儿子流着哈喇子说，晚上有肉吃咯……
令他惊愕咋舌的还远不止这些，于他仅仅三十年的人生经历而言，这儿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是在曹家坡那个山旮旯里不可想象的。在老家曹家坡，地大都开在坡上，一块一块的，方的、扁的、圆的，各种形状不一而足，像挂在墙上的地图，像小娃娃的尿。抵达各块田的路呢，就像扭曲的羊肠子，小四轮都很难上去。耕种收获多用牛犁驴驮，翻地耙地、播种收割全靠人力。虽然地很少，但也能把人累弯腰。
这儿呢，地大。出了居民区，东南西北都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条田。对，条田，只能用条田来界定这儿的土地。路平。只要有地的地方，就有路，而且主干道都铺了油。路上很少见牛呀驴的，最不起眼的也是小四轮、“电驴子”。很快他就明白，这里的机械化作业程度非常高。从整地，到播种，从田管到收获，除了采摘棉花时需要集中劳力突击外，都是机械化作业。摘棉花的时候，场里会组织学校的学生、企业职工和机关干部全部下地支援“三秋”，还从内地成车皮地接来大批的拾花工，实行“大兵团”作业。后来，有了采棉机了，更是极大地节省了人力。
但是，后来那个时候的光景，民贵没有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