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的不快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当时我是四班副班长。班副班副，生产内务。这话不是随便说说的，班副的主要职责就是协助班长分管生产和内务。此外，班副及以下人员必须轮流值日，时间从早到晚整整一天，真的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具体内容是，当值这一天免出早操，负责整理全班的内务，把所有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把所有的床单铺平整，做到全班的被子包括挂在墙上的衣服、水壶、挎包等整齐划一，横看一条线，竖看线一条。然后扫地抹灰。抹灰有讲究，看不见、够不着的地方尤其要擦干净，每天一次的卫生检查人员专往那些旮旯处伸手。在自己洗漱前，先得给全班的战友打洗脸水，勤快点的想进步快点的还为每个人打好刷牙水、挤好牙膏，并把牙刷平搁在把缸口上，牙刷把如指南针——统一朝一个方向。
接着下来就马不停蹄赶往饭堂洗盆洗碗、抹桌子和摆放碗筷，再用班里的菜盆去伙房打菜，早餐一般是连队自行腌制的咸菜、萝卜干之类，偶尔会分到咸鱼，但数量很有限。在往每个人的菜碗里分菜的时候一定要均匀，自己可以少一点，班长可略多一点。然后去端包子或馒头，为每个人盛好稀饭。一切停当之后，你可以坐下来稍稍喘息一下，或看着一些来得晚、手脚慢些的值日人员像救火一样手忙脚乱窜进窜出直发笑。
此外，餐后当值人员还要负责洗盆洗碗，存放在规定的位置。一日三餐均如此这般。
那天四班轮到我值日，五班是朱春柳值日。当我洗好盆碗返回时，发现少了一条板凳。连队的饭桌是正方形的木桌，每张桌子配有四条长凳子。我们炮班每班7人，除了班长独坐一面，其余正好每条凳子坐两个人。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去屋外的水池边洗碗之前，四条凳子还是规规矩矩围拢在一起的，一条也不少。返回后却发现三缺一，肯定是临桌的人随手拿走了。我们四班与三班的桌子之间隔着一条前门通往后门的通道，约2.5米远，且三班这天值日的是廖金华，与我是老乡，彼此关系很好，可以排除作案嫌疑。而五班距我班最近，思来想去，“作案者”非五班莫属。当下我就从五班拖凳子，却被刚洗碗回来的朱春柳发现了。盆和碗都没来得及放下就赶忙来阻止我。我不高兴地说：这凳子本来就是我们的，是你刚从我们这拿去的。为了顾及他的面子我没有说“偷”。朱春柳原本就比较黑的脸刷一下就红了，给人的感觉是又红又黑，黑里透着红。本来到此也就算了，没想到他放下手里的盆碗就来和我抢，一人抓一头，竟然相持不下。
新兵竟敢如此无礼，让我很窝火。在部队是很讲究资历的，早当一天兵也是老兵，晚一天的就是新兵蛋子，新兵蛋子就得尊重老兵、让着老兵，就得听老兵的咋呼。何况我大小也是个副班长，是有“身份”的人！他显然坏了“规矩”。正当我们弄得脸红脖子粗时，三班值日的廖金华看不下去了，急匆匆赶来劝阻，并对朱春柳大加指责：鸟新兵蛋子竟敢跟班副动粗，反了你？！
朱春柳不管不顾，还鼓着眼睛说：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我火冒三丈，猛地夺过凳子，把它翻个底朝天，背面果然有“四班”二字，是白粉笔写的。朱春柳立马像泄了气的皮球，灰溜溜地走了。
这两个字是我前不久就任班副时写上去的，四条凳子都写了。正常情况下是用不着写的，因为连队饭堂的凳子是按桌子的数量配置的，而桌子又是按班建制的数量定制的，全连两个炮排共六个班，加上指挥排的侦察班、电话班、报话班共九个班，再加上炊事班和连部，总共十一张桌子、四十四条凳子，一张不多，一条不少，用不着担心。但也有例外。比如炊事班或别的什么人做事需要临时拿去用了，却又忘记及时送回来，你就得满处去找；有时个别凳子损坏了没有及时修理，尽管连里有不少学雷锋小组，其中包括木工修理组，但因时间、材料等原因总有衔接不上的时候，所以还是写上字更稳妥。事实证明这一招还是挺管用的，我不由为自己的“创意”而沾沾自喜。
那次不快本来过去也就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舌头和牙齿还有打架的时候，何况是人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我突然被调到五班任班长，别说朱春柳始料不及，就连我自己也毫无思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