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又开始抹泪，说：“甚是个封食门哩？有病就得看哩。”
外公把烟掐灭，放回他的那个铁皮盒说：“吃不下喝不下就是食门封了。今年正好五年，是到走的时候了。”
我在去我舅们家的路上，一直在想外公的这句话。我妈讲过，外婆去世的那天夜里，我姨和我妈抱着浑身抽搐、不断吐血的外婆，地下站着我那手忙脚乱不知该怎么办的舅舅们，泪流满面声声叫唤，可外婆就是咽不下那最后一口气。这时候，外公忽然说，屋里人气太重，我出去走走吧，我出去，你妈就走了。外公掀开门帘的时候，又转过头呼唤着外婆的小名说，走吧走吧，在那边等我五年、五年……外公走出去，门帘一落，外婆就咽了气。我不知道外公这样做有什么依据，可我相信我妈的描述。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今年已是外婆去世后第五年的深秋，是外婆等不及了，果真要叫外公去了吗？
我有四个舅舅，舅舅们陆续来到外公的窑洞。外公却执意不去医院，说不值得浪费钱了。舅们没办法，说大呀大呀，你再这样，我们就给你跪下吧。外公才说你们都出去吧，我收拾收拾，不能让城里人小看了咱。大家不敢不听外公的话，就出了窑洞，站在院子里等。天气很好，太阳暖暖的，有几只鸡在院子里跑。院子里的那些树上已经没有多少叶子了，只有那棵苍老的“救命树”上还挂着几颗红红的“灵钱儿”。卯生就在这时候骑着自行车闯进院子来，说他不放心老人家，紧赶慢赶赶回来了。又问都站在院子里做甚？大舅朝屋里指了指，卯生就趴在窗户上瞅，瞅完，说：“窑里暗球的甚也瞅不见，瞅不见也知道你大在做甚。装钱哩，不想让你们看见。老人家活得钢骨，看病也不想花儿女们的钱，好人啊！”我看见我妈又在悄悄地抹眼泪了。
县城离我们村不过二十余里。
大舅和二舅年龄大了，外公不要他们到医院，只让我妈和三舅、四舅陪着。舅们要扶外公上医院的楼，外公摆着手拒绝了，口气执拗地说：“你大还没有老得要你们扶拖哩！”就自己上楼。大夫一问外公的年龄，脸上就绽开了笑，说都九十三岁的人啦，还能楼上楼下跑，好身板啊！外公说，不行了，食门也封上了，吃上就吐。大夫说没事没事，肠胃老化，消化功能差了，吃些药，输点液就会好的。我妈还是不放心，让四舅去交钱买药，她领着外公去拍片透视。进透视室得换拖鞋，外公穿了拖鞋进去，穿着拖鞋出来，说：“这也叫个鞋呀？穿上不好走路。”又说，“还说是拍像片哩，这和拍像片不一样哩。”
一路上，外公也不问问他的病情，一直到回了村里，进了家门，外公才看着堆在炕上的药物问花了多少钱？四舅可能正等着外公问呢，脱口回答：“药和针花了一百六十五块四毛八分钱，拍片不是我花的，我不知道。”
外公就问我妈花了多少？我妈说花多花少你不用管。外公好像不高兴了，说：“是多是少总有个数哩，你说，是多少？”
我妈这才说花了二百六十元。
外公从怀里摸出个手绢包包来，展开了，从里面往外数钱，有零有整的。给四舅时，说：“一百六十五块四毛八分，把我好几年的猪肉钱都吃药了。”给我妈时外公又说，“医院坑人哩，穿了一下塑料鞋就要二百六十块钱……”
卯生在旁边笑嘻嘻地说：“老伯伯你也是的，儿女们的钱花就花上点，还再给他们做甚？”
外公说：“我有钱，我不能给我孩儿们拖累。”
妈就瞅瞅我的舅舅们，又转过身去擦泪。
卯生说：“好了好了，”边说边把外公扶上炕去，“快睡下吧，从今儿起开始为你输液打针吃药，把这一堆东西用完了，你就好了，就能吃能喝能抿你的小酒啦。”
外公没说话，上了炕，在头下垫了个小枕头躺下，又把头朝地下仰着，说：“告你大姐回来吧，我等她回来就走哩。回来吧，叫她回来吧，回来再见上一面面。”
外公说的是我大姨。外公膝下四子两女，大姨最大，我妈最小。姨夫在上海工作，大姨是早几年才调过去的，很少回来。妈说：“大大你不用说了，我们听你的叫我姐回来，你可不用再说要走的话，吓唬我们了。”
外公笑了笑说：“我的病我知道，该死的不得活，由不了人。”
卯生给外公扎上液体，然后和我舅们低声交谈：“我瞅这不像是胆结石和胃下垂的病，是甚病也说不来。”
我妈插话说：“医院的诊断还有错？我看我大不会有事的。”
卯生瞅一眼躺在炕上的外公，说：“还是叫你姐回来吧，你大这里先输上几天液看看再说……”
丧事总管从后面跑过来，说停下停下。送葬的队伍就停了下来。外公的孝子贤孙一个个转过身子朝着外公的棺木当街跪了，或者声泪俱下，或者有泪无声，或者有声无泪地哭吼。我抬头朝停放着外公棺木的地方看过去，只见一只长条供桌上摆了不少供品拦在外公的棺前，一位乡邻口中念叨着什么，在供桌前焚烧纸钱，又拿一瓶启了封的酒，洒在地上。总管拖长声调叫道：“孝子贤孙谢孝啦——”响器齐鸣，哭声凌乱，为冬日的乡村渲染着一种另类的氛围。大姨的儿子，我叫表哥，表哥年长于我，对村里的事情比我清楚得多，他低声告诉我这叫“路祭”，是某位乡邻感戴死者生前给予过恩德的一种形式。
我不知道外公究竟给予过他的乡邻们怎样的恩德，但见这冷冷的冬日街道两边站满了目送外公离去的乡邻，心底里就涌动起一团人气的暖流。在这个村里，外公度过了九十三年岁月，九十三年连个生产队的小队长也没当过，却赢得了乡邻们这般盛情相送，是怎样的一种人格魅力啊！外公早年读过几天书，是个能动笔墨的人，每逢村中有婚丧嫁娶的，就去给人家当礼房先生，帮人家忙里忙外。谁家有个七灾八难了，他也及时赶到，跑跑腿或者送点什么东西。老人家的意思是，乡里乡亲的，多多少少是个心，添不了斤添两哩。农忙季节，外公下地干活，耧耙耕种收样样精通。后来年龄大了，地由舅们去种了，外公只是务弄他院子里的那些瓜桃李果，天气好的时候，就骑辆带着两个箩筐的破自行车到地里割草，割回草来喂他的羊和兔子。待到院子里的果实成熟了的时候，就摘上一些端到院门口给路过的乡邻们吃，说这是茅粪奶过的，不上化肥的，没打农药的。然后又把一部分装了箩筐，用自行车带进城，找个地方摆摊卖。那些年，许多城里人都知道，在县城的一角，有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老农，把他收获的农副产品摆开了卖，也不吆喝，就像姜太公钓鱼一样。买则买，价格最底，给多少算多少，自家种的；不买你吃点，味道鲜着哩。常就有一些城里的老人聚在外公身边，吃点新鲜的瓜果，唠一些闲话，融洽得很。我们家在城里，可是外公进城来从不与我们打招呼，每每遇到他在那里摆摊，我们就要老人到家里去。老人说成个甚也不去，只是提出个袋子，说这是给你们家的，尝个鲜儿。日久，我们也明白了外公的心思，老人能跑能动就不想给儿女们添一点点麻烦。这么摆摊或多或少得几个钱，老人就找一个干净的小饭馆，要两碟小菜，一壶烧酒享受享受，吃不多喝不多，自得其乐。完了，在县城转转，给外婆捎点花钱不多的稀罕物，吃的用的都有，再给他的孙子们弄点零食，就悠闲悠闲地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