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创会之后，我们又有过一些短信或电子邮件联系。有时候，我们会交流对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看法。牵涉到她的同行，她总是非常谨慎，对于我的随便一问，都会表现出考试般的紧张，或者答记者问式的审慎。我说，真把我当评论家啊？她害怕媒体，害怕外界的口舌，害怕留下任何不安。即便熟悉之后，如果她一时忘情对我说了什么痛快的话，也会不忘嘱咐一声：别把我的胡言乱语跟别人说。
敏感自尊的人承受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为了内心的安妥，她选择规避。我想起以前看过的她做客某网站的对谈，有点应付，没有棱角，甚至也没有观点，因为有时对方设置的问题意味着你的观点就是棱角。她没有鱼从手指间溜走的那种滑，便只有用索然琐屑不着边际来应对了。我特别喜欢苏青和张爱玲的对谈，曾经在短信中对她说，如果有一天你我也能做出一个那样的访谈，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可以和文学无关。她回我，这个建议很有意思。这当然是一个不置可否的回答。事实上，我也完全没有信心，有价值和趣味的对谈需要两个人都放下，我们能放得下吗？有深度和敏感度的对谈需要有触及灵魂的勇气，我们有勇气面对面地触及灵魂吗？再大胆再坦白的作家，也是背了人，通过文字来打开自己内心的——以文字来作为与他人之间的一个介质，一种回旋。
有一次，也是在短信中，我们提到某本书，她说，以后你需要我们社的什么书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寄，或者其他社的也行，只要我有。我从来没想过可以用这些俗务来打扰她的，因为在我心目中，她几乎是天人。她说，没事儿，我们社的书，我们都有使用指标的，我的指标用不完呢。我主要是不忍她为这些俗事来费心。但还是列了一个书单，请她随便找到什么算什么。过了几天，我收到一大捆书，是她寄来的。我从来没收到过那么大捆的书，有作家社的，也有其他社的，用报纸仔细地包了几层，又用牛皮纸包，捆得非常仔细，毫发未损。我感动得不行，也心疼得不行，不是感动和心疼她寄了这么多书给我，而是感动和心疼她以那么羸弱的身体，抱了这么重的书去寄。我知道她是可以通过公家来寄的，出版社专门有部门负责这个，但这次她是自己寄的，她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人。因此，我就更不忍心。
在单位，她是一个收缩型的人，从来不给自己和他人惹麻烦，从来都希望别人忽略她的存在，这我早就知道——不是通过她知道的，她几乎从来不提单位的人和事，仅仅提到的也是有限的几个同事之间的一点趣事。在中国，单位是一种文化。我无法想象陈染也是属于某个单位的，但她确乎是属于一个单位的，那就是作家出版社，而且她在自己的单位待得安然、恬然，默默地做着一个称职的编辑。她对于外界的要求极低，低到几乎无要求。当我第一次听说她连副高职称都没有的时候，惊讶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她却处之如常。除了编辑，她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身份，至于“作家”称谓，仅仅是对其写作行为和结果的一个客观认定而已。总是看她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我一直以为她该有的都有了。
我发短信感谢她的寄赠，说，你简直是豪爽呢。她说，我难得喜欢一两个咱们行业里的人，愿意的。这就是她。
那些书因为是她寄来的，我义不容辞尽心尽力地去看，倒因此看了不少书。这也是意外的收获。
我也读了她近年来出版的几本书，某些内容令我大恸，比如，在这远离家乡的冷冬的二月，我沉湎在某一个“尽头”，某一处“禁期”——我在设想自己的结局：待到那个最后的时辰，我想我会理智清晰地交代好一切后事。然后不用说一声告别，“不带走一片云彩”，只身前往阿姆斯特丹（或者其他实施了安乐死法的地域），独自办理手续，独自在异国他乡把自己静悄悄交给上帝……
读到此处，正是天黑的时候，是我一天当中最脆弱、最忧郁的时候，尤其在冬天。天黑的时候，我的心是灰烬，是黑洞，消沉得无法打捞。如果有一天我撑不住自杀了，那一定是在天黑的时候。于是，我也似乎彳亍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了。如果我不认识这个人，定然不会有这般悸动的疼痛。可我认识了。
她还有一篇文章提到“尽头”。也是在天黑的时候，在饭桌上，暖气还没来，菜已经变凉的时候，她突然由眼前的一切发生联想，跟母亲暗示到死亡，母亲意会了，赶紧禁止她胡思乱想。
她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她的爱犬三三。对于三三，她绝对是惜如命，爱如子的，但正因为爱得太深了，会给人以肝肠寸断的感觉。爱得深，心就扎得深，拔离时就痛得深。所有去时的痛，不都是因为不舍吗？所谓舍去，看似简单，可有几个能做到那么清明洒落呢？母亲，三三，她，相依为命得令人担心。三者是那么地缺一不可，可是，总有一天会缺失的，那一天到来时，怎么办？在这篇文章里，她写道，曾经因为对三三爱得过于深切，禁不住劳心牵挂，而试着摆脱爱的负累，痛下决心把三三送人，结果每一次都以更深的罪疚疼痛把它带回来，于是，认命般地接受三三在自己生命中的必然，甚至想好，就是到了“尽头”，也要先交代好三三。
生老病死，人人尽然，然而在她写来，却就有一种直抵生命极处的深痛、锐痛。我想，这是因为她的爱从来不扩张，也无依赖的缘故。面对死亡的孤独决定了一个人内心最根本的孤独。她是不会向人间借一点点温暖的人，由于自尊，由于矜持，最根本的，是由于内心的凉意。就我跟她的对比来说，我觉得她是阴性的、凉性的，而我是阳性的、暖性的。因此，读她的东西久了，我需要放下来，缓一缓，类似一种“还阳”的需要。
她的内心为什么会充满凉意？这连着她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家？她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父母离异后，她跟着母亲住在办公室里。有一次母亲带她到姨妈家去，她站在姨妈家的窗前看着下面的街市人流，突然流着泪问母亲：为什么我们没有家？——写到这里，我再一次如读到时那样，泪流不止。
在女孩子最敏感脆弱的青春期，她失去了父亲和家，失去了内心深处的依恃和安全感。虽然还有母亲，但同为女人，母亲自有其脆弱的一面，并不能撑起全部江山。女儿对母亲的依赖，不能不带着悲辛的成分，甚至，对于母亲的悲悯，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自我悲悯。这就是她的忧郁得滴水的少女时代。这种易感的青春期的残缺，是以后任何一个生命阶段都永难弥补的，其阴影像病毒一样，感染到生命的内里。陈染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一位男同事在闲谈的时候说到自己每晚都要给上中学的女儿按摩放松，因为她上学太辛苦了。于是，她背过身去流泪，说，你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她说，这样的男人，再怎么普通平凡，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读到此处，我又一次鼻酸泪下。它让我想起王朔在《致女儿书》中所写的：小时候缺少母亲的爱抚而导致的皮肤饥渴症，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整个生命，因此，他发誓，宁愿女儿一生平庸一事无成，也绝不能让她如自己一样患上皮肤饥渴症。对于“父亲”，陈染内心有两个相悖的情结并存：憎恶并惧怕父权面孔的父亲，同时又对父爱有着深深的渴望。但是，她把自己的恋父情结保护性地掩蔽了，因为她没有安全感和信任感，害怕得不到反而受伤。
对于女儿来说，即便母亲把全部的爱都给了自己，依然无法成为爱的全部。对于母亲来说，则是不能不把所有的爱都留给女儿，因为她太脆弱太多愁善感了，她不是一般的女孩，任何爱的疏忽与分流，都可能使她折断。在《与往事干杯》中，陈染写到了女孩的母亲一度与一个男外交家交往时，女孩的忧郁自虐乃至自我放逐。对于爱的莫名渴求，被抛弃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不知道会使女孩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来，这当然会令一个母亲极度恐慌不安，以至于不敢有半点分心。
无数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比如耶利内克、张洁等已经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那样不同寻常的生命经历，如果没有那种抑郁愤懑的内驱力，她们怎么会去写作？又怎么会写得那么惊魂夺魄！艺术是苦闷的象征，生活平顺的人是不会去写作的，至少不会这样写。我留意了一下陈染公开发表的照片，没有一张是笑的。
从某些方面来看，陈染就是来到了现实世界的黛玉，如同被宝玉衔在口中降临人间的那块玉。她的敏感纤细与忧郁执拗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自小母亲过多的疼爱呵护，以及后来父母离异，父爱缺失所导致？她有没有可能不这样？或者说，她有没有可能被改变？假如她生活在革命年代，或者青春期恰逢“文革”而不是80年代，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这种假设徒令人走火入魔，得不出任何答案。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都是有其理由的，所有的假设均无效。
陈染是很难比拟的，她是尤瑟纳尔、萨冈、张爱玲、杜拉斯等人的混合体，但你很难说她究竟像谁，许多的影子在她身上碰撞。她很感性，但也会喜欢尤瑟纳尔这样的知识型的女作家。有一次我说到，不喜欢强行灌注好多思想的小说。她说，可是，我是可以喜欢克尔凯格尔、维特根斯坦那一类感性的思想的，没有思想的小说觉得欠缺。我说，是的，你喜欢思考型的，我喜欢感受型的。必须首先从感性上打动我，才有可能喜欢，我不喜欢尤瑟纳尔。她说，不同没关系，我们有共同的基本的底线——喜欢诚恳。评论似乎比创作更需要思想，但是，一个乐于感受的人却做了评论，而一个乐于思想的人做了作家，这似乎有点吊诡。正如她喜欢尤瑟纳尔，可尤瑟纳尔的人生似乎就是一场长假，而她却活得这么不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