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成见、权威、传统和理解循环的本体论解释在效果历史范畴中被具体化。“理解的循环不是一种‘方法论的’循环，而是描述理解的本体论的结构要素。”哲学诠释学的理解循环是从本体论上把它看作是活的传统与其解释者之间的一种开放性的动态关系。“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
各种诠释形式与诠释经验来源于理解本体特质，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中的理解成为超越诠释者的本体过程。这种特性正是伽达默尔所论说“我的探究目的绝不是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理论和一种关于解释方法的独特学说，有如E·贝蒂卓越地做过的那样，而是要探寻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性，并要表明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
加达默尔强调了理解的非主观特性。他的解释学不是提供一般理论以及一种关于解释方法的独特学说，而是寻求一切解释方式的共同之处。理解从来不是一种对于给定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从属于“效果历史”。就是说，理解是从属于被理解的东西的存在。作为理解活动背景的历史是人参与其中的历史，因而理解对象就是历史的产物。人的解释活动受历史的限制，也就是人的解释活动受过去的限制。加达默尔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折是把历史上的效果意识看作一种本体论过程，而非主观性过程。从本体论角度论述了历史、语言和意义的本质问题，进而强调解释的非客观性，因此他认为历史作为“此在”的“动中之在”的历史，是主体与客体相互融通的关系。历史既非客观的也非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与主体历史意识的融合，从而理解每一次现实化都可看作是被理解的一种历史可能性。历史总是人的一部分，人不能在历史之外或历史之上，而是必须在历史内部来认识历史。历史总是先于人的反思，先于人的认识，它预先决定了反思的对象和方向。伽达默尔把这种涵盖了主客观关系的历史叫做“效果历史”。人不能脱离历史，我们永远处在历史之中。我们的意识由历史的演变所决定，以致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面对历史。历史的现实性是历史本身和对历史的理解这两方面的结合体。历史是现实的、被理解了的历史。历史是效果的产物，并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效果；效果历史也就是历史的效果性，即历史的现实性和现实化。
赵岐、朱熹、徐复观、黄俊杰等诠释者对于以意逆志命题的理解，是超越诠释者主观行为的。其不同诠释不是一种对于给定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从属于以意逆志命题的效果历史。作为理解活动背景的历史是人参与其中的历史，因而理解对象就是历史的产物。其解释活动受历史的限制，也就是受过去的限制。解释者不能无视其自身的存在以及他所处的特殊的解释学处境，而处境的概念可以理解为视域可能性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处境概念的基本部分就是视域概念。人类的历史运动就在于它决不会固定在一个立足点上，视域总是变化的。对过去的理解需要一种历史的视域，但是我们不能回归历史。处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时代的产物，人始终存在于处境之中，并且在处境中理解，但却不能站在处境之外对它进行完全地把握。人理解范围的界限就是视域。视域不是固定的区域，而是理解在其中悠游移动的生成变化过程。现在的视域与过去的相接触，并且向未来的视域开放，不断扩大、拓宽。伽达默尔把视域的生成流动称为“视域融合”。处境与边界不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处境是由环境与过去的理解共同造成的，而视域的融合又造成处境面向未来的变化。处境是效果历史的产物，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静止性。视域则是效果历史的过程，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它是属于效果历史的事件，又是效果历史变动的动力。置入处境意味着获得一种更高的普遍性而克服自己的特殊性，意味着理解的人获得一种更为宽广的视域。理解就是在不同的心理距离之间构筑桥梁，历史与现代永远不断地在理解中被沟通联结起来。沟通的具体方式就是“视域融合”。理解的对象或者内容，无论是艺术还是哲学，都是有意图的人创造的，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视界。当我们带着自己由历史给予的视界去理解它们时，就会出现两个不同的视界。我们不可能摆脱自身的历史塑造的前见，又不能以自己的前见去任意曲解对象。对象有其特定的内容，限制了我们的前见，我们只接受它可能接纳的理解。其结果是，只有当这两个历史背景，即解释者的偏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能出现真正的理解。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显示的历史过程，正是伽达默尔强调的“解释学过程的真正实现依我看来不仅包含了被解释的对象，而且包含了解释者的再度自我理解”。
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是效果历史，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显示理解存在本体性。“效果历史或效果历史意识标志着伽达默尔关于人文科学基础的反思所达到的顶峰。这一范畴并不属于方法论和历史研究，而是属于对这种方法论的反思意识。它是历史意识范畴。……一般说来，它可以刻画为受历史影响和受历史效果影响的意识，其意义是这种对于我们的行为不能被客观化（对象化），因为效果诸如历史现象一样乃属于行动的真正意义。”因此，可以说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的效果历史是有距离的效果，不可整体把握的效果；其是视野融合的效果，也是向他人开放的效果。
四、诠释之弧
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从现实来看，是传统权威作用的历史；从方法论角度看，是关于作者意图有效性理解的历史；从本体论上看，是视域融合的效果历史。而从文本的角度看，以意逆志诠释史中的作者意图、有效性原则与理解存在性等层面的特质是建立在文本基础之上的，它是一个文本意义生成的历史。
首先，以意逆志命题的语言形式决定着诠释者获取的方法论意义，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中多种理解观念与诠释思想的凸现来源于“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语言形式。正如利科尔所强调：“普遍‘语言性’的意思是，我对一种或多种传统的参与关系发生于对记号、作品和‘本文’的解释中的，文化遗产即铭存于它们之中以待人们去译解。……我们所说的事物对对话者的支配，在声音语言变为书写语言性时，或者换言之，当通过语言媒介变为通过‘本文’媒介时，就会更为明显了。于是使我们进行超距交流的东西就成为‘本文’的‘效果’，这种效果即不再属于作者也不再属于读者了。”
以意逆志命题形式具有利科所论“象征”这样一种意义结构：就是其直接的、字面的意义总是蕴涵着字面之外的间接的、形象的意义，而且后者只有通过前者才能得以理解。以意逆志诠释就是从显义之中将隐意捕捉出来的一种思想的工作。历代诠释者都关注文本，文本成为不可超越的历史基础。叶维廉以意逆志诠释强调保留“逆”字作为汉语形式特有语义空间，显示了文本的不可转译。这个历史的内在机制正是利科所论的在文本与隐喻之间建立某种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诠释之弧。
文本在以意逆志诠释史的作用是隔离产生对话。“通过文本的文字化，文本的意义变成了独立于作者的主观意图的自治因素。解释文本的目的也因此不再是单纯地恢复作者的最初意向，而是展示文本所开辟和包含的世界。”正如“利科坚持认为主体对于自身的理解，必须通过符号（语言）、信号或象征（一种文化、一种创作或一个作品）以及文本作为中介性场所。这样一来，理解将以其同应用于这些中介因素的解释相符合而告终。在上述中介物中，‘文本’是最根本性的”。
以意逆志诠释史获得的是汉语意义拓展而形成的多重意义交织的语义场。在以意逆志命题形式背后建构隐喻世界，具有摆脱权威建构内在意义空间作用。以意逆志命题的内在意义空间，依靠“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语言形式文本。以意逆志命题形式是人们相互理解并共同完成对于一般人类经验的场所。历代诠释者通过诠释以意逆志命题解决其自身问题，实现对自我的理解。恰如“利科曾经强调，‘文本’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一种特殊场所，而且，更重要的是相互交往中间隔化的‘范例’或‘格式’。‘文本’所揭示的，乃是人类经验历史性的基本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本是在间隔中，并通过隔离本身完成的一种交往和沟通”。
文本是在隔离中并通过隔离本身完成的一种交往和沟通，诠释之弧就是从隐喻到文本与从文本走向隐喻的辩证过程。在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中，赵岐己意以求的以意逆志解《孟》之法，朱熹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读书之法呈现的解释，“这个过程可以称为异在向自身的回归。换句话说，通过解释所表达的意义，实际上是把那个异在历史远处的意义，变成解释者自身所理解的意义。从另一角度来看，这就是解释者‘他自身’的自我理解的扩大过程，同他对于‘他者’的理解过程始终相伴随着，相互促进和相互交错在一起。利科因此得出结论说：一切解释都是以清晰的或不清晰的方式，通过对于他者的理解的曲折道路而完成的对于自身的理解”。
诠释者通过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建构了自身理解观念，以意逆志方法不仅作为经学诠释方法论的重要材料，也是现代审美视野建构的传统资源。以意逆志命题形式中的意义正如“在利科看来，语言符号中的‘意义’乃是指引我们朝向与意义相关的参照系统的一个通道罢了。所以，‘理解’一个由语言符号组成的陈述命题，把握其中的含义，便是朝着通向真理的通道；而在这个通道中，主体的反思、主体间的交往、历史经验的借鉴作用以及主体行为之符合人类共同体道德标准之程度等等，又同语言本身之中介作用之功效相互渗透，决定着走向真理目标之方向及程度”。
整体来看，以意逆志诠释史显示了语义拓展、边界限定、逻辑建构等诠释经验，这种经验在西方诠释学视野中是借助权威、追求现实有效性、在视域融合中建造诠释之弧的诠释学特征。以意逆志诠释史是传统与权威作用的历史，是命题有效性建构的历史，是命题效果历史，是理解者、作者、诠释者等要素建构文本诠释之弧内在机制的历史。
$小结
现代语境中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以逻辑建构为特色，其思想史方法建构以意逆志命题的儒家精神成为其现代诠释的主题。这个主题落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与中国阐释学研究两个课题中，并涉及儒家文学批评方法、一般文学批评方法与儒家诠释方法、一般阐释方法的不同层面论题。其体系建构与特色阐释两种方向共同指向中国现代知识建构的目标。这种论说题目、论说方向与论说目标是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中的中西比较论域的产物。在中西比较视野中参照西方学术规则展开传统命题的思想诠释，这是在遭遇西学的文化转型背景中中国学术现代性建构的起点。
从文学思想史角度看，以意逆志逻辑建构的现代诠释确立了现代审美思想；从文论学术角度看，现代语境中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建构了中西比较对话的学术论题与论域视野。因此，以意逆志命题包含的中国文化经验获得了现代转化的可能性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