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命题被作为成语、熟语来使用，甚至成为陈词滥调。如《苏黄诗经集解》中凭借以意逆志命题显示其《诗经》诠释的合理性、有效性，其中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是作为一种权威符号存在，通过修辞效果满足论者的现实需求。
伽达默尔为权威和传统正名，他强调权威是理性的选择，传统是历史的选择。
权威首先是人才有权威。但是，人的权威最终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可的行动——即承认和认可他人在判断和见解方面超出自己，因而他的判断领先，即他的判断对于我们自己的判断具有优先性。与此相关的是，权威不是现成被给予的，而是要我们去争取和必须争取的，如果我们想要求权威的话。权威依赖于承认，因而依赖于一种理性本身的行动，理性知觉到它自己的局限性，因而承认他人具有更好的见解。权威的这种正确被理解的意义与盲目的服从命令毫无关联。而且权威根本就与服从毫无直接关系，而是与认可有关系。
权威之确立总是与知识有关，这意味着权威在判断和见识上比他人更具优先性。所以，权威并非他人赠与，而是自己赢得。在理性上承认见识不如人，故转而信任他人的高明识见，这种行为并不等于盲目服从。理解的行为本身是由传统造就的，它的目的不在于自身，而在于传递并延续传统。从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看，以意逆志命题传统权威特质是后世诠释者感受现实问题而作理性承认；其传统权威作用依赖接受者的主动认可。以意逆志命题史显示了语言的权威作用，还呈现出以语义拓展、边界限定、逻辑建构的方式完成、重塑、充实权威的中国文化特色。
以意逆志诠释史具有传统权威与理性自由两极冲突中展开的向度，其传统生成与权威建构指向的是文化共同体。在传统权威与个人认同之间形成以意逆志命题的意义空间。作为传统权威，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使诠释者失去创造性，获得传统认同性。作为个人认同，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使以意逆志命题失去作者意图的历史性，获得现实的有效性。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呈现出从外在权威转换成为内在权威的内在张力。可以说，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是传统生成与权威建构的文化共同体创建的历史。
二、有效诠释
因其传统与权威特质而诠释，孟子本义作为意义的历史起源成为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目标。以孟子命题传统权威性为基础的以意逆志诠释史，也就是追寻孟子本义的有效性理解之历史。
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以字词训诂、思想阐释、历史研究、现实运用等诠释形式，呈现出语义拓展、边界限定、逻辑建构等诠释经验。整体上，历代论者在批驳与超越他人解释中确立自己解释的有效性、正确性；以寻求命题的有效诠释为动力形成了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
以意逆志诠释史是追寻作者意图的有效性理解的历史，从历时角度看，产生诠释的历史起源在于作者的存在。在线性历史观的支配下，寻求作者本意成为诠释目标，恰恰是不在场的作者被视为以意逆志命题形式的意义来源。虽然“作者”在不同论者中有不同的设定，《诗》人、圣人、诗人、作家等不同时代生成的观念所指统一在现代语境“作者”概念之中。重返意义的历史源头成为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核心欲望，这既是经学视野中成圣意志的表现，也是启蒙主义否定权威与偏见而确立内在标准的现代愿望。
历代论者确立自己的解释准确性、驳斥他人解释的有效性，都是从字词的语义训诂入手的；尤其是现代论者常罗列已有种种解释，然后确立自己的理解。有效性的理解离不开以意逆志命题形式的字词语义的理解。
富有意义的形式必须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并且按照它们自身的发展逻辑，它们所具有的联系，并在它们的必然性、融贯性和结论性里被理解；它们应当相对于原来意向里所具有的标准被判断：这里原来的意向就是被创造的形式应当符合的意向即从作者的观点和他在创造过程中的构造冲动来看的意向。由此推知，它们一定不能根据它们迎合于似乎与解释者相关的任何其他外在目的来被判断。
富有意义的以意逆志命题形式，需要从作者的观点和他在创造过程中的构造冲动来看，寻找其语义背景、意义整体的意向。比较赖力行与周光庆对以意逆志命题的字意解释，赖力行转译“以意逆志”形式为：读者和批评家通过对作品中描写的艺术意象的玩味体悟来获取诗人的创作旨趣，而周光庆保留“以意逆志”的术语形式，追求语义注释与思想解释相统一。
由此可以认定，“以意逆志”说，是孟子为纠正流行的“断章取义”、“以辞害志”等等错误解《诗》方法而创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心理解释方法。这种心理解释方法，以“同类相似”、“人性皆善”因而应该“强恕而行”的人学理论为依据，以“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语言解释方法为前导，激励解释者怀着自己先在的认识图式、期待视野等等“意”，以“以心揆心”的方式，以追溯推求的姿态，超越“距离”，设身处地，去探求和体验创作者隐寓在诗歌文本中的思想情感，尤其是他对社会生活、政教风俗的见解，在融合同化的过程中生发出新的意义。
“正是元素之间的这种元素关系以及元素与其共同整体的关系才允许了富有意义形式在整体与其个别或个别与其整体的关系里得以相互阐明和解释。……部分与整体相互阐明的原则可以进一步发展，以致每一个讲话和每一写下的作品都是能同样被认为是一链条中的一环，而这链条只能通过它在更大意义语境中的位置才能被完全理解。部分要被综合进的包罗万象的整体，如果我们跟随施莱尔马赫，可以设想为个人的整体生命。……就客观方面而言，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可以被设想为一个所要解释的作品所隶属的文化体系，因为该作品构成在具有相关意义内容和表达冲动的作品之间存在的意义连续之链中的一环。由此推知，在更高层次上，理解一开始保持它的暂时试探性质，并且只有在进一层解释程序过程中被确证和拓宽。”周光庆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注重命题形式本身特质，从方法部分与思想整体的关系中理解；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成为孟子命题思想的有效阐释。
命题的字词语义解释与观念逻辑梳理两个层面循环在思想阐释中呈现，所以张伯伟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并运用以意逆志命题形式命名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突出以意逆志命题形式的不可转译。
自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为说诗的方法之后，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意逆志”遂成为一种运用范围最广、运用时间最久的文学批评方法，从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显示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意逆志”法产生的基础是“心”与“心”的相同，而在运用中达到的目的是“心”与“心”的相通……
其二，“以意逆志”的“志”，在孟子是有严格规定的，就是“仁义”……
其三，“以意逆志”法要求于读者的，是以追求诗人之“志”为指归……
这三个方面，就是“以意逆志”法在传统文学中产生的意义。实际上，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这些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学，实可旁通于艺术，更能上推至文化。
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出的诠释者理解不仅仅是对创造过程的回溯，而且还通过对创造过程的重构使历史与现实相交接，使过去的精神被整合到我们自己经验框架内的理智视域中。因此，解释者的主观性并不是应该被舍弃的东西。“解释者的任务是回溯创造过程，在自身之内重构创造过程，重新转换外来的他人思想，过去的一部分、一个记忆的事件于我们自己生活的现实存在之中；这就是说，通过一种转换调整和综合它们于我们自己经验框架内的理智视域里，这种转换是基于一种有如我们能重新认识和重新构造那个思想的同样的综合。”
整体上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中字词训诂、思想阐释、历史研究、现实运用等诠释形式都是现实需求。可以说，方法论诠释学提出诠释有效性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是确定各种原则来保证作者的权利。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的诠释形式与诠释经验显示了有效性理解的特征，但其历史经验显示出不仅遵循了有效性原则，而且呈现了语义拓展、边界限定、逻辑建构的实现有效性诠释的方法。朱熹、黄俊杰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就是与字词训诂、思想阐释、历史研究、现实运用等诠释形式相结合，以语义拓展、边界限定、逻辑建构的统一保障诠释的有效性。
以意逆志诠释史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诠释最基本的形式是字词训诂。从赵岐《孟子注疏》“以学者之意逆《诗》人之志”直到当代黄俊杰《孟子运用经典的脉络及其解经方法》“以（读者之）意逆（经典作者之）志”，注释方式一直保持。命题诠释保持着命题形式，使其在不同汉语背景中扩展意义空间。汉语多义性、灵活性、连贯性等特征使得命题诠释成为一种独特的诠释方式与诠释经验，命题诠释在字词训诂、思想阐释、历史研究、现实运用统一中实现语义拓展、边界限定与逻辑建构。黄俊杰“以读者之意逆经典作者之志”的诠释，建立了以意逆志命题经典诠释方法的思想边界与现代语义。
可以说，以意逆志诠释史显示出确立对象自主性，把诠释者自主性置于永不在场的作者主体性中，实现圣人崇拜的传统文化需求与主体性建构的现代文化需要。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显示了诠释的一般原则，但同时具有汉语命题诠释有效性问题及其解决路向的独特文化经验。与真理与方法视野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相似一面的同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显示了中国文化传统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在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中，诠释者对传统命题诠释关注的不仅是理解命题形式的作为客观对象的事实真相，更是面对命题形式激发自我而生的意义空间。
三、效果历史
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不同诠释形式与不同诠释经验显示了只要理解就是不同理解这一现代诠释学思想。赵岐与朱熹运用同样的以意逆志语言形式，追求的却是不同的语义内涵。赵岐与焦循同样的语义注释，实质是不同以意逆志方法的认同与接受。历代论者关注同样语言形式的命题，而这个命题以回归作者原意为目标，但实际上却是不同的以意逆志命题内涵呈现在诠释者的理解之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中为何呈现各种不同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中的解释的创造性、差异性、时代性来源于理解的历史性与本体性。不同诠释形式与诠释经验是多样的，而作为理解本身是一致的。各种不同理解方式的共同性在于理解成为本体。
理解就是不同的理解，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所显示的这种不同从诠释者的角度看是其创造的产物，是成见的产物，是理解循环的过程。
每个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因为这本文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时代则是对于这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当某个本文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本文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决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是，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我们只消说，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