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问题是现代语境中产生的中国学术核心问题。学者从不同层面涉及“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问题，提出“西方当代批评中国化”论题，“就是将西方当代批评置于中国的文化语境来加以检验，其与中国的文学经验有共同性者则肯定之，吸收之；与我们的经验相悖而明显片面、谬误者则质疑之，扬弃之；对我国的文艺现象不能解释，陷于盲视者则补充之，发展之。通过这样的消化吸收、扬弃增殖的过程，将西方当代批评重构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试论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中国化：泥泞的坦途——试论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等论文，显示了“西方文论中国化”论题的逐渐成型。2004年，曹顺庆教授在《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主持“西方文论中国化笔谈”，在《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主持“西方文论如何实现‘中国化’”的专题讨论，明确提出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论题；并在随后一系列文章中深入系统地谈论“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
包括《“误读”与文论的“他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新视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等等在内的系列论文，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学理依据、实现途径等等作了系统深入的论说。西方文论中国化是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目标上，以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为支撑，应对当代学术文化发展现状而确立的学术主题。
我十年前提出“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着重在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今天，我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第二步，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期从“杂语共生”中实现以我们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在强调知识创新的立场上，论者提出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展示了汉语知识生成的现代目标。“所谓的西方文论中国化，即是将西方文论新知的有关理论与中国文论传统以及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将西方文艺理论置于中国文艺实践的现实土壤中，在实践中运用、检验，以确证其有效性的途径和方法，也是将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艺实践的现实语境中进行改造、加工，以产生新的文艺理论的策略！是实现西方文论中国转换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在此，我们主张将转换理解为通过比较研究和分解诠释，使潜藏在不同文论思想里的因子互相转化，同时，我们还主张将转换同时理解为发展、改造、翻新。当然，发展并不只限于在既定的框架里扩充和延伸，改造和翻新也不同于另起炉灶而是让其生长出一个新的理论新知。”
“西方文论中国化”论说强调的是从知识的发生学原理来看，任何一种知识的产生都不可能是凭空幻想出来的。它必然也必须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激发产生。知识领域之间是一种互动同时又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任何一种理论或知识，要想完全截断与相关知识或理论的这种血缘关系，成为一种纯粹的个人创见，理论上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这种意义而言，每一个理论家都是站在前人或他人肩膀上而成就自己的。而新的知识、理论之所以能够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旧有知识、理论的全面准确地把握，再在这个基础上发现相关知识或理论的不足，从而改进之、完善之。一句话，相关知识理论的裂隙处，即新的知识的孕育点。
汉语知识生成的中国化目标是以西方知识成为普世知识的现代背景中提出的。在面对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和西方话语系统资源的情况下，“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关键是怎样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即如何看待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种种现状，如何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方各种主义与各种流派，如何才能既合理吸收西方文论，同时又不至失语。因此，要以中国文论的学术规则来将西方文论中国化，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西方文论化中国的状况。
今天，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丰富、更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并将“新话语”切实作用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践中，以推动中国文论话语的发展，真正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代重建。
现代语境中实现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现代知识生成有效途径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关键问题是对西方文论的吸收必须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学术规则是指在特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心理下所形成的思辨、阐述和表达等方面的基本法则，它直接作用于理论的运思方式和意义生成，并集中鲜明地体现在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等话语规则和言说方式上。不同文明中的民族有着自己的学术规则，学术规则的差异从根本上规定了不同文化之间文本、理论、范畴的异质性，并影响和制约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表达、交流和解读。中国学术规则与西方学术规则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承和文明特点，它们在文化机制、知识质态、谱系构成、思维空间和话语方式等方面有着根本上的差异。两种不同学术规则决定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之间的异质性。“必须确认中国诗学是另一种知识，必须以中国智慧的特质与西方对话，而不是以划归的方式向西学认同。”
二、诠释学的现代格局与中国化目标
理解现象是随着文本存在、自我意识生成等因素的确立而存在于各个文化时期。在经典型文化体系中，理解作为方法问题形成了作为经典注释理论的诠释学。“按照当时的理解，圣经作为上帝的书，本身具有一个超出其具体内容的真理要求，而这种要求必须阐明出来，因此圣经诠释学在当时就是圣经学（Sakralsphare），即上帝的话的诠释学（Exegese）。这种情形就像我们中国的‘经学’，当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并删订诗书为五经时，就基本规定了我国以后发展的哲学只是对经典著作的注释。”
“进入现时代以后，圣经被看作纯文学本文，人们像对待其他任何文本一样对它做注释。新的焦点在圣经世俗化后得以建立，人们的学术关注从解释问题转向了理解行为。从此，作为‘理解的艺术’的解释学，像施莱尔马赫所指出的那样，不得不与本文的所有方面相关联，而不再仅仅是与其中的晦涩片断相关。”由于这种范围的扩大，诠释学失去了它原先强调的理解文本就是阐明和传达真理的使命。文本被认为是作者的思想、生活和历史的表现，而理解和解释只不过是重新体验和再认识文本所自产生的意识、生活和历史。因此，诠释学不再是使我们接近上帝的或神圣的真理，而是应发展一种有助于我们避免理解文本、他人讲话或历史事件的方法。
“显然，现代解释学同古代或中世纪的注释活动（这时候的学者试图‘理解’或‘解释’一个本文）有着巨大的差异。现代解释学产生于步入现时代时出现的危机意识。”正是可归因于社会与政治的急剧变化、神性的丧失以及与他种文化的遭遇等等因素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即人们痛苦的意识到理解不再被看作是上帝的赠予。于是，理解行为本身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理解问题作为方法问题并转向认识论问题、本体论问题，并凭借方法之路与存在之路形成方法论诠释学、本体论诠释学的西方现代诠释学格局。“似乎只有经过十九世纪的哲学危机，单纯作为一门解释规则技艺学的诠释学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门预示哲学新趋向的哲学诠释学或诠释学哲学。真正成为哲学诠释学或诠释学哲学先驱的经典作家是狄尔泰。狄尔泰所面临的哲学危机，一是由于自然科学占统治地位，哲学失去了科学的地盘，二是由于历史主义的发展，历史意识消融了众所周知的哲学概念。”狄尔泰为人文科学奠定认识论基础，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就被规定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他强调“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心灵”，提出体验和再体验概念，理解就是重新体验过去的精神和生命。海德格尔完成了诠释学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伽达默尔实现了关于人的历史性学说的诠释学哲学，强调“理解文本和解释文本不仅是科学深为关切的事情，而且也显然属于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试图把它描述为我们自我理解的一种界限经验，描述为效果历史意识，而这种效果意识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倒不如说是一种存在。……哲学必然要求科学和方法认识到它们在人类存在及其理性的整体中的微不足道。”
理解作为现代问题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形成的解决方案，就是从事实和真理转向语言和解释。在海德格尔把艺术和语言当作真理之显现、存在之家园和人类本质的住所的思想影响下，伽达默尔更进一步提出语言本体论，即一种以语言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最根本形态的学说。他认为理解和解释并不是从方法角度训练的与文本的关系，而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进行方式。人类社会生活最根本形态是语言共同体，任何东西都不能离开这种共同体。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展开了世界和自我的先行关系，并使二者相互和谐。世界不再是事物的存在，而是特定的存在境遇，我们可以经由语言的理解而参与世界的进程。
诠释学是现代思想的产物，是西方学术发展的必然。其以方法把握真理的视野中生成了方法论、存在论、批判论诠释学的历史形式与逻辑格局。“在没有通盘考虑解释学历史以前，谈论中国解释学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考察欧洲有关理解的历史之后，我们才能接着寻找中国解释学。”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既是寻求理解中国的合理方法，又是建构汉语现代知识。因此，中国诠释学的建构一方面需要对古典诠释传统的总结，另一方面需要对现代问题的领受。
近年来，由于受到西方当代诠释学（Hermeneutics）的影响，一批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学者也开始思考、研究中国古代经典中存在的诠释学现象，并力图通过此种研究来构建一种有别于西方诠释学的中国经典诠释学。这种努力既可看作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以回应西方诠释学提出的各种问题，并进而展开中、西文化的一种对话，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对西方诠释学的借鉴运用，尝试从诠释学的视角切入庞大的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体系，以此在当代实现今人与古人的对话。
中西对话、古今对话的汉语知识生成，成为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基本途径。一方面在现代语境中获取问题，以诠释学的视野切入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立场上建构诠释法则，以汉语诠释学限定西方诠释学的边界。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既以诠释学的视野审视中国文化传统，整理诠释以意逆志命题的历史进程与逻辑形式；又以汉语知识生成的视点寻求汉语诠释学话语，建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汉语经验与现代意义。
三、以意逆志诠释学与汉语意义的现代拓展
整体上看，贯穿传统与现代学术历史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呈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学术思想是传统转化的经典建构、体认的为己之学、伦理对话的人格诠释。这种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建构的现代诠释学，具有汉语文化特色的学术思想可以称为以意逆志诠释学。
所谓以意逆志诠释学既是指以意逆志为特色的汉语诠释传统，又是以意逆志诠释史形成的诠释学传统。而这两个层面的内涵有机统一在一起，正是以意逆志诠释学的特色之一。这里的诠释学是指广义的理解的学问，是包含着中西文化形成的学术传统的一种宽泛理解。因此，以意逆志诠释学一方面是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的历史经验显示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它是现代语境中关于理解问题的中国化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