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为学，赵岐提出孟子为学以《诗》《书》“述仲尼之意”，所以赵岐肯定孟子的亚圣地位，其注释孟子的形式与理解孟子方法、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是同构的。也就是说，“人情不远，以学者之意逆《诗》人之志”既是赵岐认同的孟子说《诗》方法，也是其感受的孟子“述仲尼意”方式，还是他自觉运用的解《孟》方法。同样，朱熹等传统学者也主张注释的为学方法，建构其儒者身份。现代学术语境中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显示了文化自觉意识中的传统建构。徐复观、黄俊杰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诠释显示的为学方式与其新儒家立场的学术观念有关。
其次，以意逆志命题的内涵与诠释者对为学途径的理解有关。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就是其求放心为学观念的延伸。赵岐关注以学者之意逆《诗》人之志的以意逆志方法不但施于说《诗》，其强调学习《孟子》“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朱熹提出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诠释，认同以意逆志读书的圣贤之学方法与修身成圣途径。现代语境中徐复观提出的以意逆志追体验方法，实现读者境界的提升正是他强调的“所谓‘为己之学’，是追求知识的目的，乃在自我的发现、开辟升进，以求自我的完成。……我与人和物的关系，不仅是以我去认识肯定在我之外的人和物的关系，而且是随着自我发现的升进，将生理的我转化为道德理性之我，使原来在我之外的人和物，与自我融合为一”。并强调“以‘为己之学’，贯通孔、孟、程、朱、陆、王学脉，老庄对知识与人生态度与儒学异，但其学问方面亦与此相通”的传统学术特质。
整体来看，命题诠释的学术形式与多重内涵的以意逆志方法显示的为学观念是为己之学。所谓为己之学是孔子提出的为学方向。孔子在《论语·宪问》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分与选择，一方面显示了传统学术在己与人之间展开的基本视域，另一方面呈现了儒学传统为己之学的内在理路。
孔子提出的为己之学的纲领，历代学者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为己之学。孔子述而不作，孟子提出求其放心，荀子确定了经学的思想结构，汉代完成了经学学制建构。在经学视野中原道、徵圣、宗经是基本途径，因此，面对圣人文本的命题诠释是经学时代历史形成为己之学形式。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为己之学表现出“为学性质上的学做人与为学内容的道德性；为学动机的为己性与为学目的的成己性；为学过程的涉己性与为学效果的己为性”。因此，在知识谱系构型上呈现“经验聚集的混整性”特征，“古人知识概念的定位原本是一种领会性确认，不管是借用、比附、通用，还是比喻、象征、形象性描绘，只要能在感受、领会性状态中‘拈出’而具有对精神实质的穿透性表达，就可以论述成言”。
进一步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出来的以心求心、己意以求、平心以待、视野融合等理解观念正是立足于自我提升的为己之学方法观念。
二、为己之学的现代处境
开始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呈现了文化之整体知识系统和知识质态的全面切换。“由于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切换，本世纪传统知识的研究主要是在西学之分科切域的目光下的肢解性研究，重心是用西学的逻辑视域、知识点和分析方法对传统知识作分析、甄别、确认、评价，实质是将传统知识‘翻译’为分析质态的西学知识内涵。”
心的未分化状态是形成中国传统知识独特质态的直接原因，传统知识中的心之系列又是这种知识在品质上最显著的标本。就知识质态而言，“心”的知识的奠基作用在于它确定了整个知识建构的取舍和探究路向。中国传统的“心”的知识由于无此分析性奠基，一直走在经验性累积的路上。同时，它确定了中西知识体系产生的逻辑前提，即一种知识凭借何种概念系统能得以产生的可能性。中国传统知识无法开启一条分析性或实证性追求知识的路。
“中国学术从总体上说没有确立起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而是确立了人作为德性主体、审美主体的地位，在道德和艺术追求中满足人生的需要。换言之，在人与自然之间，主要不是建立起‘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是理解为‘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亲近的关系；不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存在与所以存在的关系。一句话，不是外在的关系，而是内在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现代语境中、在新的科学视野中展开，为学的基本问题不在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视野中提出，而是从真理与方法的角度提出。顾颉刚提出的“我们对国故的态度是‘研究’而不是‘实行’……在胡适先生倡导的新的解释目的论里，就融贯了一种求真的精神，一种科学的精神”。现代学术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石上，其解构天人合一的视野，瓦解了传统学术建立的经学精神。为己之学在科学视野中成为道德实践问题，在主客分离的立场上强调的是外在道德规范约束与内化，而忽视从内向外的为学方向。
为己之学的危机表现在文论话语上就是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在近代被迫从直观体验式的‘感悟型知识质态’被整体切换为逻辑分析性的‘理念知识形态’后，文艺理论界根本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因此，‘失语症’具有双重内涵：第一，它是中国自身传统话语的失落，文化身份的失落；第二，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当汉语走向逻辑分析和认知理性时，作为原初语言的‘母语’——汉语失去了对存在真相的揭示和内在诗性的通达，我们的‘母语’——汉语在当代无法言说我们的生存样式和诗性意义。”
三、命题诠释史与汉语知识生成内在理路
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所显示中国文化特色的学术理路是为己之学的知识生成。
怎样生成知识？“求知起步的方法，是通过耳目的闻见去认识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再加以思考的整理，由此所得的知识，是客观性的知识。”客观的方法获得客观知识，这是人类求知的共同方法。中国文化传统中提出“所谓‘为己之学’，是追求知识的目的，乃在自我的发现、开辟升进，以求自我的完成”。在这过程中“我与人和物的关系，不仅是以我去认识肯定在我之外的人和物的关系，而且是随着自我发现的升进，将生理的我转化为道德理性之我，使原来在我之外的人和物，与自我融合为一”。因此，知识生成不是认识外在的人与物，而是“把外在所认识的东西、所求得的知识，回转向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生命中加以照察，把自己所知的，由客观位置转移到主体上来，而直接承担其责任，此时的知识，经照察提炼后，便内在化而成为自己的‘德’”。
首先，以意逆志命题的提出是孟子求其放心的为学之路的产物。作为方法知识的孟子以意逆志说《诗》命题，是孟子建构自身孔圣身份的表现，是孟子由自我的发现而自我的升进、完成的为己之学的重要组成。
不仅在为己之学的立场上生成以意逆志命题，而且后世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本身也就是为己之学特质的体认方式。命题诠释不仅仅是诠释者认识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形成客观外在的知识观念，而且是诠释者寻求本义实现孔孟身份的自我提升途径。无论是赵岐己意以求的解文之法，朱熹平心以待的读书之法，还是徐复观追体验的文学批评与思想史研究的人文学方法，叶维廉以意逆志对话的传释学方法，诠释以意逆志命题的所得认识，不是作为外在的客观知识，而是作为诠释者自我认识的中介；诠释完成的是诠释者的自我提升与自我完成。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不是把以意逆志命题作为一个与己无关的外在对象，而是论者自身生命体验与文化经验的有效表现。
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的赵岐、朱熹、顾镇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认同孟子圣人身份的自我提升；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徐复观、黄俊杰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其传统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身份的不同，自我提升途径的不同，因此，以意逆志诠释史显示了语义拓展、边界限定、逻辑建构等不同诠释方法，生成己意以求、平心以待与视野融合三种不同理解观念。
面临不同历史语境生成说《诗》、解《孟》、读书、释诗、经典诠释等不同论题，诠释者都以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方式实现自身方法建构。朱熹以意逆志读书法是其成圣的途径，徐复观追体验方式是儒家文化认同的方法。所处不同时代知识背景，选择语义拓展、边界限定、逻辑建构的不同诠释方法，都是诠释者认同以意逆志有效性的方式，并以传统命题的有效性认同展现诠释者身份观念。理解有效性涉及汉代诠释体现的读者与圣人关系，在宋代内转为主体的意志关系，而在清代外转为人世关系，在现代显示为逻辑形式。其对理解有效性的关注建立在自我提升目标上，显示为己之学特质。
进一步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生成了己意以求、平心以待与视野融合的理解观念，其显示的都是追求有效理解他人、提升自我的理解观念。来源于不同的知识观念的己意以求、平心以待与视野融合三种不同理解观念，都是成圣得道与境界提升的途径寻求。朱熹平心以待读书的修身成圣，徐复观追体验的境界提升，叶维廉以意逆志的平等对话，正是为学性质上的学做人与为学内容的道德性；为学动机的为己性与为学目的的成己性；为学过程的涉己性与为学效果的己为性等为己之学特质的呈现。
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出现了边界限定视野中的主观臆测批判，也有逻辑建构方式下的视野融合阐释。为己之学的关键在于身份认同的自觉、体证的方法选择与自我成长的目标确立。“儒学经典的诠释传统深深印证了理解最终是‘自我理解’这一西方诠释学的一个基本洞见。程颐有一句很有影响的话头可以说明这一点：‘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来又是这个人。便不曾读也。’这句话头后来被朱熹拾起，朱子说，一个人读了《孟子》之后，和以前没有任何改变，便不曾读懂《孟子》。经典解读成了‘自我-转化’、‘自我-更生’的一个途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在诠释者的文化身份自觉意识中展开，呈现为己之学特质。
诠释以意逆志命题的所得认识，不是作为外在的客观知识，而是作为诠释者自我认识的中介；诠释完成的是诠释者的自我提升与自我完成。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实现为己之学的文化前提是以心为本体基础，积累用心的方法与艺术，并在诠释实践中遵循伦理规范。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是传统语境中以这种观念为前提所呈现的为己之学，也是现代学术背景中建构这种观念的重要组成。
首先，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显示了以意逆志命题是关于心的知识，是心本体的确立。“中国传统知识对‘心’的态度是含混的……‘心’的知识不来自对‘心’作为客观对象的分析、解剖与扫描，而是来自对于自我之‘心’的启发、领会与内省。中国‘心学’的知识论假设是，对心必须用心才能领会。因此，中国心学从不关心外在僵死的心理学知识的发现、探究和积累，而是关心如何‘用心’；中国的心的知识，主要部分是所谓的心术，而不是心理学和认识论。”
无论是人情不远、以学者之意逆诗人之志，还是意私志公、以读者之意迎取圣人之志，不同内涵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显示了确定圣人话语的知识生成不是靠人心以外的逻辑工具，而是凭借内在之心。一方面，诠释以意逆志命题的内涵显示了“中国知识的合法性所从出不是绝对理念域或真确知识在‘心外’的逻辑实证，而是知识人个体的‘体证’。确证‘知’的方式、途径是在‘心’之全体、身心一体的在世状态的领会、践行中朗示、自明。”另一方面，以意逆志命题的诠释实现了文本理解的体证之路。朱熹对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诠释与其寻求圣人之学相关。“许多儒者透过注经以表述企慕圣贤境界之心路历程，如朱子集注‘四书’以建立一己之哲学，解释《孟子》‘知言养气’说以表诠个人对生命的体认”，而朱熹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诠释正是其出佛辟老而建大人之学的体证之路。
以意逆志命题提出以心求心的理解路向，“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传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寻求心本体的方法建构。因此，在汉代解决读者与圣人关系，在宋代内转为意志关系，在清代外转为人世关系，在现代解决逻辑问题。同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的己意以求、平心以待、视野融合不仅是理解方法，也是不同文化背景中人际交往的伦理规范。在经学文化背景中是圣与人的伦理关系规范，在现代文化背景中是读者与经典作者的伦理关系规范。
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呈现的本体、方法与伦理的统一，也是在理解问题上为己之学论域的开拓。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不仅是己意以求、平心以待的理解方法建构，视野融合的理解本体认同，其所开拓的是心本体、理解方法与诠释伦理相统一的为己之学论域空间。在为己之学的心本体、理解技术与伦理规范统一的观念中，理解问题既是心本体问题，也是方法问题，还是伦理问题。
综上所述，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所显示的汉语知识生成理路是为己之学。不仅以意逆志命题的提出是孟子求其放心的为学之路的产物，而且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也是为己之学特质的体认方式。不仅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凸现的理解观念展现为己之学特质，而且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呈现的本体、方法与伦理相统一的诠释学论域正是为己之学的意义空间。
$第三节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以意逆志诠释学
从汉语知识生成的现代目标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显示的中国诠释思想是伦理对话的人格诠释学。
知识生成在传统语境中以为己之学、大人之学、圣人之学为目标，形成经学、理学等等不同形态。在现代语境中，“中国化”成为汉语知识生成的目标。所谓的中国化，就是既是一个政治化的概念，也是一个学理概念。从文化政治角度看，中国化的提出显示了文化话语权力的追求。而从知识学理的角度看，中国化的提出是中国学术现代建构的内在需要。突破文化政治动机掩盖的中国化的内在学理，必须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创新与特色显示。
就汉语知识生成的现代目标而言，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论题中展开。
一、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