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蒙古国的草原营地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蒙古乞颜部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草原各部,号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怯绿连、斡难、土兀剌三河源头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周围)为统治中心,后人称为元太祖。元太祖五年(1210年),蒙古与金朝的关系破裂,双方都准备以战争消灭对方。徒单镒曾向金朝皇帝建议改变分兵守边的办法,集中力量守卫边防大城,还特别指出“昌、桓、抚三州素号富实,人皆勇健,可以内徙,益我兵势。人畜货财,不至亡失”,但未被采纳。①(参见《金史》卷一三,《卫绍王纪》:卷九九,《徒单镒传》)次年(1211年),蒙古军大举南下,在野狐岭、会河川大败金军,破居庸关,直抵中都城下,不久退回。当年冬季,蒙古军在契丹人耶律秃花等人的导引下突袭桓州附近的群牧监,“得其监马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军势大振”,乘势夺占了桓、抚、昌三州。②(参见《元史》卷一,《太祖纪》:卷一二二,《槊直腯鲁华传》: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此后,成吉思汗连年派军深入金朝腹地扫掠,金朝皇帝不得不将都城迁到南京(今河南开封),以避蒙古军锋。
习惯于游牧生活的蒙古人,不耐暑热,到夏季时大多罢战,返回草原避暑。成吉思汗南下攻金,夏季并不返回遥远的漠北,而是在原金朝边境选择避暑地屯驻。元太祖七、八两年(1212—1213),均在抚州驻夏③(参见《圣武亲征录》,贾敬颜校注本,166页:[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229~230页):九年(1214年)六月,避暑于鱼儿泺(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十年(1215年)夏季,“避暑桓州凉陉”④(《元史》卷一,《太祖纪》)。当时金景明宫是否还存在,已无从可考。成吉思汗也只是临时在此地驻夏,与他以后西征时在也儿的石河、塔里寒寨、八鲁弯川驻夏,攻西夏时于浑垂山、六盘山避暑一样,都是临时性的措施。
成吉思汗在漠北三河源头附近建有四个“宫帐”(大斡耳朵,亦称行宫),分别供春夏秋冬四季移住。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帖生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个儿子。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承汗位(元太宗,1229—1241)。赤早夭,其子拔都向西开拓,建立了横跨欧亚的钦察汗国。察合台在中亚立足,建立了察合台汗国。这两个汗国都是大蒙古国的宗藩国。太宗七年(1235年),在鄂尔浑河岸建哈剌和林城,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在城的周围选定了春夏秋冬四个营地,并建立了行宫,大致情况如下:
春营地揭揭察哈之泽(意为明亮白色的湖),建有扫邻城(意为座位)迦坚茶寒殿,距和林北七十余里,在现在鄂尔浑河支流吉尔马台河下流汇聚成的察罕泊南。蒙古大汗每年在这里观看放鹰,猎取水禽,饮宴欢乐四十天。
夏营地月儿灭怯土,建有昔剌斡耳朵,地处今吉尔马台河源头附近。有冷泉和良好的草场,是理想的避暑地。
秋营地阔克(颗颗)脑儿(意为青湖),距和林城一日路程,具体地点待考。
冬营地汪吉河(今翁金河)上游的讹铁钴胡兰山(异译月帖古忽兰,意为老野马),建有行宫:在附近的野马川上,建有狩猎的围场,蒙古大汗冬季在这里围猎和避寒。①(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4(9))窝阔台和以后的贵由(窝阔台子,元定宗,1246—1248)、蒙哥(拖雷子,元宪宗,1251—1260)三个蒙古大汗,不出征时大多数时间在上述四个营地游徙。蒙古大军远出征伐,则仍然按照成吉思汗的做法,择取方便地点避暑度夏。窝阔台在攻金前后,曾于九十九泉和官山避暑。②(参见《元史》卷二,《太宗纪》:卷一一五,《睿宗传》)这两处地方都靠近居庸关北口,官山在今延庆县永宁城西北十五里处,原名牧牛山,今名“独山”,山下有牧牛泉,可能就是九十九泉。③(详见《圣武亲征录》,贾敬颜校注本,277~229页)拖雷率军攻金,在三峰山大败金军,班师后则“回驻金莲川”④(《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驻夏。出使蒙古的北宋人彭大雅了解到蒙古人避暑的特点,留下了“近而居庸关北如官山、金莲川等处,虽六月亦雪”⑤(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的记载。这些地方虽然比较重要,但在大蒙古国统治重心远在漠北草原的时候,只能充当临时的避暑地点。
成吉思汗从金朝手里夺取中都以北地区后,分封给了札剌儿、忙兀、兀鲁兀、亦乞列思、弘吉剌五部领主作为封地(蒙古语“农土”,汉译“经界”、“营盘”,即驻牧地),元朝时称这五部为“五投下”。元朝人记载桓、抚、昌三州之地,“元初为札剌儿部、兀鲁郡王营幕地”。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札剌儿部领主木华黎的孙子速浑察袭爵为国王,“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①(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卷一一九,《木华黎传》)“阿儿查秃”,意为“有柏树”,地点应当在桓州界内。木华黎家族的基地,就在兴和(今河北张北县)。元宪宗蒙哥时调整封地,札剌儿部和兀鲁兀部封地东移到了辽阳西部地区。②(参见姚大力:《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4(8))
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中原全真道真人丘处机曾经路过桓州去参见成吉思汗,他的弟子李志常记下了这一段行程和感怀诗,生动地反映了这里的风貌:
北过抚州,十五日,东北过盖里泊,尽邱垤咸卤地,始见人烟二十余家,南有盐池,池迤逦东北去。自此无河,多凿沙井以汲,南北数千里,亦无大山。马行五日,出明昌界(即金章宗明昌年间所筑界堡———引者)。以诗纪实云:
坡陀折叠路弯环,到处盐场死水湾。
尽日不逢人过往,经年惟有马回还。
地无木植惟荒草,天产邱陵没大山。
五谷不成资乳酪,皮裘毡帐亦开颜。③(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元定宗二年(1247年),冀宁交城人张德辉受忽必烈召北上和林,也记下了行程所见:“驿出得胜口,抵扼胡岭,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名名之。由岭而上,则东北行,始见毳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寻过抚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中有廨舍,乃国王所建也。亦有仓廪,隶州之盐司。州之东有盐池,周广可百里,土人谓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连亘山谷。垒南有小废城,问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筑保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①(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〇,张德辉《纪行》)由此再往北行,经鱼儿泊直抵胪驹河。张德辉与丘处机北上的路线完全一样。桓、抚、昌三州虽然人口凋零,失去了金朝时的繁荣景象,但在整个大蒙古国时期是沟通中原与漠北最重要的交通孔道。正是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地区的重新兴旺已经为时不远了。
四、金莲川幕府
蒙古人盛行以幼子(斡惕赤斤)继承财产的制度。成吉思汗在位二十二年,临终前遗命窝阔台继承汗位,原来大汗的领地、宫帐以及十余万蒙古主力军,都交给幼子拖雷管辖。拖雷有子十一人,正妻唆鲁和帖尼生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子。元太宗四年(1232年),拖雷病死,唆鲁和帖尼掌管拖雷家族的领地、财产和属部。元太宗八年(1236年),窝阔台汗将中原民户分封给蒙古宗王和功臣作“汤沐邑”(封地),唆鲁和帖尼得到真定八万民户。②(参见《元史》卷九五,《食货志三·岁赐》)通过对真定封地的经营,拖雷家族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始人,生于元太祖十年八月乙卯(1215年9月23日)。他与许多蒙古王子有着明显不同的政治抱负,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广泛延揽人才,为未来的统治大业作准备。忽必烈在元定宗即位前(1242年),将中原佛教领袖海云请到漠北,“问佛法大意”。海云南还时,将徒弟刘秉忠(僧子聪)留在了忽必烈身边。刘秉忠是儒释道皆通的人物,他不但自己不倦地向忽必烈讲述治理天下的道理,还将张文谦、李德辉、马亨等中原儒者推荐至忽必烈帐下。真定封地的所谓“藩府旧臣”燕真、贾居贞、孟速思、董文炳、董文用等人,也先后受召投身于忽必烈帐下。金朝的状元王鹗,名士元好问、张德辉等,也陆续北上会见忽必烈。在上述种种人物的影响下,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较深的认识。
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即大汗位的当年(1251年),命令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承命后由漠北南下,驻帐于桓州、抚州之间的金莲川,“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得开府,专封拜”,建立了蒙元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
被召入金莲川幕府的各界人士,可以考见的有六十余名。除上述在漠北已延揽的人物外,有刘秉忠推荐的刘肃、李简、张耕、王恂、刘秉恕:正统儒学的代表赵复、许衡、姚枢、窦默、杨惟中:吐蕃佛教萨斯迦派领袖八思巴:原“汉地”世侯的幕僚杨果、郝经、杨奂、宋子贞、商挺、李昶、徐世隆:畏吾儿人廉希宪、阿里海牙、叶仙鼐,大食人也黑迭儿,回回人札马剌丁、阿合马,以及许国桢、赵炳、高觿、贾昔剌、潭澄、张惠、贺仁杰等等。这些通过各种途径聚集在忽必烈周围的人既有满腹经纶的学者,也有精通治道的谋士,有的人独具一技之长,有的人是战功卓著的勇将,已然成为一个文武兼备的政治集团。①(参见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见《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在他们的支持下,忽必烈对邢州、河南、关中等地进行综合治理,改变大蒙古国传统的统治方式,采用中原地区历代王朝沿承下来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即所谓“汉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时“汉地”的知识分子普遍对忽必烈寄予很大希望,把他看做“中国之主”,愿意为之效力。
忽必烈的所作所为,违背蒙古传统的统治方式,触犯了保守的蒙古贵族集团的利益,引起大汗蒙哥的猜忌。元宪宗六年(1256年),有人告发忽必烈及其幕府人员偷用大汗国库钱财和擅收税赋。次年(1257年),蒙哥解除了忽必烈的军权,派遣阿蓝答儿、刘太平等人到陕西、河南等地大规模钩考钱谷,罗织罪名,打击忽必烈幕府人员。忽必烈当时的地位和力量都不足以和大汗进行直接较量,不得不妥协让步。他先把妻女送到蒙哥处做人质,继而亲自觐见蒙解释,交出了河南、陕西、邢州全部权力,撤回幕府人员,蒙哥才宣布停止钩考。①(参见陈得芝、王颋:《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见《元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在这一事件中,金莲川幕府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未因此解体,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反而更进一步地团结与发展起来了。忽必烈即位之后,左右大臣大多出自金莲川幕府,元朝建国的各项制度也多由他们谋划和制定。没有金莲川幕府数年的准备,忽必烈的统治不会很快稳固下来。正因为如此,原幕府人士以后被忽必烈称为“潜邸旧臣”,享受着特殊的待遇。
除了自己的幕府外,忽必烈还利用治理中原的机会,联系了史天泽、严忠济、张柔、张荣、解诚等中原汉军万户和阿、阿剌罕等一批镇守中原要地的蒙古探马赤军将领。忽必烈驻帐金莲川后,蒙哥将五投下的封地东移。元宪宗二年(1252年),忽必烈受命远征大理,五投下部分军队从行。元宪宗教八年(1258年),蒙哥命令忽必烈代替塔察儿统率东路军征南宋,五投下和东道蒙古诸王的军队是组成东路军的主要部分。木华黎的后人乃燕、霸突鲁,忙兀部的忙哥等人也与忽必烈结成了密切的关系。中原庞大的汉军组织、探马赤军以及五投下的军队,不久后就构成了忽必烈政权的基本军事力量。
五、开平城的兴建
忽必烈由漠北南下总理“汉地”军务,不出征时夏季都驻帐于金莲川:冬天则临时寻找避寒的地方居住,或在旧桓州,蒙古语称为“合剌八剌合孙之地”②(《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即“黑城”,或在离燕京不远的奉圣州之北。蒙、金交战以来,桓州、抚州、昌州都已被破坏,只有昌州还居住着百余户人家。金莲川幕府的大多数人习惯于城居,难以适应“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的草原生活方式。为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先于元宪宗四年(1254年)八月“复立抚州”,以惠州滦阳人赵炳为抚州长官,“城邑规制,为之一新”①(《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一六三,《赵炳传》),充做幕府人员的暂时住所,随后即着手在驻帐处营建城舍,做长期经营的打算。
元宪宗六年(1256年)三月,忽必烈命刘秉忠选择合适的地点兴筑新城。刘秉忠相中了桓州之东、滦水北岸的龙冈为建城地点。②(《藏春集》附录,张文谦《故光禄大夫太保刘公行状》)龙冈北依南屏山,南临金莲川,东、西都是广阔的草原,地势比较平坦,宜于建城。新城被命名为开平府。
开平城的建造用了三年时间。第一年“始营宫室”,第二年“复修宫城”。董领工程的是真定藁城人董文炳③(参见嘉靖《藁城县志》卷八,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真定获鹿人贾居贞④(参见姚燧:《牧庵集》卷一九,《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和丰州丰县人谢仲温。忽必烈特别授权谢仲温:“汝但执梃,虽百千人,宁不惧汝耶!”⑤(《元史》卷一六九,《谢仲温传》)建城所用工匠来自何方,建筑材料如木料、砖瓦、石块等是就地解决,还是从中原运来,现在我们已无法详知。
开平城的兴建,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在民间留下了忽必烈向龙借地建城的传说:“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成基。”⑥(孔齐:《至正直记》卷一,《上都避暑》)“圣祖初临建国城,风飞雷动蛰龙惊。月生沧海千山白,日出扶桑万国明”,就是以这一传说为题材作出的诗篇,诗人自注说:“上京大山,旧传有龙居之。”⑦(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龙的神话当然不足凭信,但从传说中可以看出一个事实,开平城修建时,排干积水是一项较艰巨的工程。以后修建大安阁时,也是先要排掉湖水,堵塞水源。在设计者和工匠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一座新的草原城市终于出现在滦河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