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数年，清人又求得徐氏刻《仪礼郑氏注》。东吴徐氏于嘉靖朝翻刻宋本《三礼》。而以《仪礼》最精审，原书久佚，至此复出。因卷首有“佐文库”印，殆得自日本国。行格与严州本同。每卷末所记经注字数大多与严州本同，仅四卷略有出入。书末无经注总字数。全书敬字皆缺笔，但征、让等字不避，陈鳣疑其为“天圣以前“本”。天圣（1023-1031）为北宋仁宗年号，如是，是本之原尚在严州本之前，弥足珍贵。陈氏以此本与唐石经相勘，顾炎武所指监本之脱落者，“此本一一皆在，其注亦无不在焉”，“又注之可以订正今本者甚多”，又《仪礼识误》所引严州本十余条，验之徐氏本，“皆与之合”。陈氏举证明监本讹脱而徐氏本不误者，达百又十九例之多。叶德辉以徐氏本与严州本相校，严州本误而徐氏本不误者，又有六十五处之多。，间有众本皆非而徐氏本独是者，如《乡射礼》郑注“古文而后作后非也孝经说然后曰”十四字，各本皆缺，此本独全，，凡注疏缺者，此本俱有”。足见徐氏本又有胜于严州本者。
上揭单疏、单注本虽皆善本，然清人亦再精校熟雠，使臻完美。若严州本，未末、凡几互讹，袒或讹租或讹祖，又如西为酉、夫为大、冢为家之类，亦时有所见。黄丕烈遂以陆氏《经典释文》、贾疏、张氏《仪礼识误》、李氏《仪礼集释》四家之书校订之，而后刊行。张敦仁字古馀’萃刻《仪礼注疏》，合严州本与景德官疏本为一书，亦先后邀高手精校，故顾千里称其为善本。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多以宋十行本为底本，《仪礼》则另用士礼居所校严州本及景德官疏本为底本。十行本多元明补版，非善刻，故《仪礼注疏》优于群经。胡培翚撰《仪礼正义》，又得见徐氏本，故其校弥精，校勘精则注释、考辨益密。清人之《仪礼》校勘，使落叶尽扫，善本之功居其首矣。
善本之功用之一，在回校传本之错误。《仪礼》之善本晚至嘉庆初方渐次而出，故此前之校勘无善本可据，其困难可想而知。然清人以其学识，依然多有建树，所校讹误，往往与后出之善本暗合，令人称奇。如《士冠礼》“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乡大夫之乡字，石经及各本含严州本’均同。然刘台拱以乡为卿之误，其一，《礼记)冠义》孔疏引此语作卿大夫，是其所见《礼记》本作卿大夫。其二，据此注贾疏文义，知贾氏所见《仪礼》本亦作卿大夫。其三，《释文》乡字无音，而于《冠义》乡大夫、乡先生并音香，故各本皆改卿为乡。其四，，见于卿大夫”与《国语》“赵文子冠，遍见六卿”相合。王引之《经义述闻》亦同刘说，且又补数证：宋明道本《国语》韦注引《礼》亦作卿大夫，足证陆氏《经典释文》之误；《初学记》礼部下引《仪礼》此语，亦作卿大夫，则唐时不独孔、贾如此。卢文弨、附录一《论清人仪礼程瑶田等均断作卿。后徐氏本出，果然作卿，刘说已成定谳。又如《既夕》“御者四人，皆坐持体”下，监、毛本及《三礼通释》、《仪礼图》等皆有“男女改服”四大字及注“为宾客来问病亦朝服主人深衣”十三字。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云，“男子改服”及注，本为《礼记·丧大记》文，因《仪礼经传通解》集附于《士丧礼》下，遂误入《仪礼》。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亦以此文为羼入，当尽删之。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及戴震《仪礼集释》校语，皆辨其误。检之严州本、徐氏本，均无此十七字，诸家所论至确。限于篇幅，此处恕不备举其例，读者可参阅本文第四节。
三，对《释文》之研究及利用
《释文》即《经典释文》，陆德明撰，成书于隋灭陈年（589年）前后。此书“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之外，惟赖此书之存”，人称，六朝以前经文之渊海”。全书共三十卷，其中《仪礼音义》一卷，所注释词目约三百条，由此可以考见唐以前《仪礼》部分文字之字形及音义。
最早将《释文》用于《仪礼》校勘者为南宋张淳。张氏将《仪礼音义》诸条一一验之于《仪礼》，多有不合。如《士昏礼》“受笲腶脩升”，腶《释文》做段，是陆氏所见《仪礼》做段，腶又做之本，当以段字为正。今验之石经，亦做段，朱梁重刻讹做。张氏订做段，至确。再如《士丧礼》郑注，将县重者也”。《释文》释重字云：“于重同。”是陆氏所据之本重字前有于字。案诸文义，有于字为安。张氏遂据补“于”字。又如《仪礼》习见之庙字，诸本或作5，或作庙，一书之内，杂然纷陈，令人莫知所从。依《释文》，则从苗者为古庙字。张氏据此而知经不当复有从朝之庙字。又，《少牢馈食礼》郑注引《春秋》“禘于大庙”，庙字亦从苗，可知注亦不当做庙。张氏所据《仪礼》，《士冠礼》经注皆从苗，《士昏礼》以下始有从朝者，愈后则从朝者愈多，张氏所见湖北漕司刻本，全书皆从朝，不审之尤。张氏遂从《释文》庙字悉改庙从苗，极是。诸如此类，张氏收获甚多。
张淳以《释文》校《仪礼》之成绩，清人极为重视，校勘者无不引及之。然张淳引《释文》，乃一切以《释文》为准，尽归其说。清人之于《释文》，如同唐石经，先求诸《释文》本身，考校研究之，以求认识之坚实，至《释文》与《仪礼》之异同，则平心审断，唯从其是。《释文》之宋刻，清人无从得见，行世者为明末叶林宗抄本，叶抄本乃据钱谦益绛云楼藏宋本写，然多有脱误。清初徐乾学曾将叶抄本校订后刊印，即通志堂本。乾隆末年，卢文手校重刻叶抄本，是为抱经堂本。其间，惠栋、段玉裁、臧镛堂、顾广圻、孙星衍、钮树玉袁廷梼、陈奂、王筠等，或据叶抄细为校雠，或案宋刻经传再加刊正，力图恢复其旧貌。由此，清人对《释文》之理解，远较张淳深刻。
其一，《释文》经宋人臆改，已失真面。《释文》与诸经注疏原本别行，各自为书，宋人为省两读，乃取《释文》附于注疏之下。然《释文》与经注文字时有不合。古来所传经典，皆非一本，若《仪礼》于汉有大戴、小戴、刘向、庆普四种传本，文字不能尽归于一。故陆德明所见《仪礼》之本，与贾公彦所见不能尽同，各据所见而释，宋人不察，遂妄加窜易，“非强彼以就此，即强此以就彼，欲省两读，翻致两伤”。又，六朝音切，舌上与舌头、轻唇与重唇不分，《释文》音释亦多如此，宋人则疑其不谐，私为更改，致失原书之真。清人有识于此，故极审慎，不以《释文》为准绳。
其二，《释文》多俗字。六朝人好用俗字。如饭，古音反读如变，与卞音近，故俗作。后人不知，或以俗字为正字，，六朝俗师妄生分别，而元朗亦从而和之，颠倒甚矣”。如《聘礼》郑注：“纺，纺丝为之，今之人縳也。”又，《丧服》郑注引《礼记·内则》文“孺子”，又《燕礼》“袒朱襦”，縳、孺、襦三字，《释文》均从，而不从专、需。稽之《说文》，可知《释文》所作均为俗字。陆德明不能辨，张淳则袭其误，处处以《释文》俗字转改经注正字。又如，《士冠礼》“彻筮席”，郑注：“彻，去也。”彻，《释文》作撤。案《说文》有彻无撤，彻去之彻，古皆作彻，不从手，撤亦后起俗字。张淳疏于字学，以俗易正。凡此种种，清人皆逐一审夺，还归于正。
其三，《释文》时有误字。隋唐时，《说文》之学尚不发达，故学者于字形异同多不深究，亦不知取正于《说文》，陆德明亦不免于此。若《聘礼》经注，字凡六见，《释文》均作。二字虽同音刑，然绝非一字。据《说文》云，前者为祭器名，后者乃乐器名，不得相淆。《礼记》间有二字混用者，乃同音假借，本字仍当做。又如《聘礼》之字，《释文》作赍。张淳以为二者非一字，前者训持遗，后者训资；《聘礼》之皆当训资，故从《释文》改作赍。然《说文》字与资字本通，不需横生分别，且《聘礼》此字为正，《释文》所作乃俗字，并非二字。
清人与宋人同以《释文》校《仪礼》，然水准悬殊，不可同日而语。宋人疏于六书，于文字学鲜有所见，遇有歧异，多不能指其沿革，断其是非，“往往以习俗相沿之字转改六书正体”。而清人治学，无不以小学为根基，故多能识疑断误，取正于《说文》。是清人识见高于宋人处。此其一。宋人据《释文》校改经注文字，大多不记考辨根据，而以，《释文》作某，从《释文》”一语结之。清人则不然，凡《释文》与《仪礼》不合处，必考竟源流，坐实其义，是非皆有出处。是清人学力深于宋人处。此其二。宋人首创以《释文》校《仪礼》，是知《释文》者，其功不可没。然信之过甚，而至“株守《释文》”，，则又入误区。清人重视《释文》而不盲目遵从，于《仪礼》之流传端绪、字体正俗、刻本异同等，无不着力研究，是深知《释文》者。是清人之成就高宋人一筹也。此其三。
四，长于理校之法
校勘之法，杂然纷陈，众说不一，陈垣先生归四端，曰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对校者，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互校。本校者，以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校其谬误。他校者，以引用本书文句之古本与今本对勘。理校者，从本书之训诂、义理或文势等发疑，校定是非。四法之中，理校最难，非常人所能为，唯有通识者能为之。不得其法者，徒逞臆想，治丝而益棼。精于其法者，善于发疑决疑，而使经义犁然贯通，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仪礼》一书，仪节烦琐，行文多有简省，不易通读，加之文字讹舛远甚于他经，殊难理董。因其学不显，引之者甚稀，故他校一法，颇难施展。对校之法，亦有限度，版本文字之异同易见，而是非不易遽断。故校勘者多用本校、理校之法，而以理校之用最为精彩。每遇词句不伦，而无古本可正之时；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际；或诸本尽同，众口一词，而义有难安之处，每每出以理校之法，而屡收奇效。兹以其入手途径为端，略作阐述。
其一，由注疏而正经注之误。《仪礼》经文，时有郑注窜入，但不与文义乖违，读之不易察觉，且每每各本皆同，前人鲜有置喙者。顾文圻曰：“《仪礼》一经，文字特多讹舛，深于此学者，每读注而得经之误，又读疏而得注之误。”(清人多深于此学者，故以此法校经者时有所见。如《士虞礼》：“尸左执爵，右取肝，擩盐，振祭。初读之，文义并无扞格之处，且石经及各本皆如是，似无可置疑。然王引之读此语之郑注：“取肝，右手也。”细味之，则经文当本无“右”字，倘有之，郑氏何须加注1故断言：“右字，后人所加。”其后，胡培翚申述王说：“注云取肝右手者也，以尸左手执爵，则取肝为右手可知。”，足见经文右字，乃因郑注而窜入者，当删，其说至坚。再如，《士冠礼》“赞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文从字顺，石经及各本皆如此，前人均不疑。然贾疏曰：“盥于洗西无正文。”郑注曰：“盥于水西，由宾阶升也。”揆诸文义，原经当做“赞者盥、升，立于房中”，，于洗西”三字为衍文。浦镗曰：“若经有此三字，便是正文，（贾疏）何云无也？”朱大韶赞同浦说，认为郑氏之注，意在补明经义，，以经但云盥，故云盥于水西。经但云升，故云由宾阶升”。颇中郑注肯綮。“于洗西”三字亦由郑注而讹入经文者。程瑶田、戴震、胡培翚均同此说，学者至今无异辞。由上举二例可知，清人校勘《仪礼》，尤其留意于注疏与经注之验合，务求经注字字落实，因而善于发现龃龉之处，校出衍文，其读书之精细，令人钦佩。
其二，由名物制度而考见经注之误。《士丧礼》“死于适室”，郑注：“疾时处北墉下。”墉，各本同，唯毛本作牖。孰是孰非1若以毛本非善本而斥其非，未免草率，清人不为也。胡培翚读下文之记，《有，寝东首于北墉下”语，与此相合，似可断毛本为误。然若室中》有墉复有牖，则毛本仍可通。为校定此字之是非，胡氏从考证宫室之制入手，考订颇详。《诗经·豳风·七月》“塞向墐户”，毛传：“向，北出牖也。”据此，似室之北有牖，可为毛本佐证。然《诗经》所云者，为庶人之室，容有北出之牖，士之燕寝私室’亦有之，而《士丧礼》所记为宗庙正寝之室，其亦有诸1胡氏引《礼经释例》所述宫室之制，皆前堂后室，室之南有牖，北唯墙，士大夫以上皆如此。《礼记·郊特牲》云：“薄社北牖，使阴明也。”薄社，亳社也，在殷之旧都，为亡国之社。“北牖”者，“塞其三面，惟开北牖，使其阴方偏明，所以为通其阴而绝其阳也。阳主生而阴主杀，亡国之社如此”。足见唯亡国之社有北牖。《礼记·丧大记》云：“寝东首于北牖下。”似又为北有牖之证，然郑注云：“或为墉下。”又《释文》：“牖，旧音容。”是牖为误字，殆因形近而改，当从或本作墉为是。故《丧大记》之语，仍不足为北牖之证。胡氏又遍举文献之语，证明室无北牖：若《论语》“伯牛有疾，自牖执其手”。皇侃疏：“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寐于北壁下，东首。今师来，故迁出南窗下。”皇侃疏言北壁、南窗，可知北墉即北壁。《礼记》之《檀弓》、《坊记》诸篇，均有“饭于牖下”之文，胡氏推断曰：，惟室南有牖，北无牖。室内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即知其处，不必分别南北。”，反之，室之北方有墉无牖，如《士昏礼》
“妇庙见席于北方”，郑注：“北方，墉下。”文献绝无北方有牖之例。至此，胡氏断言，毛本作牖为非。牖、墉之辨，涉于古代贵族宫室之制，其制至清多已湮没，复之无由，文献记载，往往牖墉互误，考证至为不易。胡培翚细为爬梳，使是非隐现，实属难能。此外，尚有以礼器、乐器、服饰之制用于校勘之例，均极成功，此不备举。
其三，以全书通例校定经文。《仪礼》中又有注疏亦无从发疑决疑者，清人则求诸通例。若《特牲馈食礼》：“肝从，左执爵，取肝擩于盐，坐振祭，哜之。”句中坐字，宋李如圭疑为衍字，元敖继公、吴澄均从其说。吴澄曰：“上文云‘坐捝手’，至此尚未兴，不当复言坐。”此说似极有理。然清人不随声附和，必独立思考。褚寅亮见《有司彻》于，宾羞燔”之后亦有“坐振祭”之文，而疑“岂两处皆衍乎”，又见《礼记·少仪》曰：“其有折俎者，取祭肺，反之，不坐，燔亦如之。”乃恍然而知，古礼就俎取祭品必兴；祭毕，将所祭之物返于俎亦必兴，唯祭时坐。故此文，取肝擩于盐”，必已兴起，，经言坐祭，正见其兴而起也”’。盛世佐曰：，凡振祭皆坐，特于此见之耳。”(可见，坐字不衍，李如圭、吴澄之说失之。清人校勘，善于贯通全书，把握义例，从大体着眼，绝不就字论字，故虽无古本可参，所校仍坚不可移，远较宋元诸儒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精深。
其四，由文例、辞气校经之误。《丧服》大功章曰：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公母：姑：姊妹，传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下言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
“传曰”以下五十六字，唐石经及各本皆如此。然细审其文义，实有费解者，若传曰，下言”云云，与经文无可系属，显有错乱。贾公彦作疏于此，即生疑窦，以为“下言”二字及，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九字共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旧读者自安，是谁置之也？今以义，必是郑君置之”。贾氏以“传曰”最末二十一字分为两段，以“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仍为经之传文，而以其前后十一字为郑玄所加。宋元诸儒均不能移易其说。
